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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照曾经激进的革命，人们发现梁启超稳健社会主义理论弥足珍贵。该理论体系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主义本土论说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传承，过渡时代论分析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模式，开明专制论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体形态，新民教育论阐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前提。
【关键词】主义本土论 过渡时代论 开明专制论 新民教育论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42-0042-02
一、主义本土论
中国古代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率先发明者之一。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政治思想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主义三大特色。以后无论何时代、何派别，其理论出发点、立足点均源于此三种主义。
（一）中国思想基本特点[1]
中国传统文化以研究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各种问题为中心，即现实生活中的礼、理、法等问题。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的两大成果。梁启超认为，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的政治本质，中国文化早已有之、中国先民久已享用。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
（二）传统文化中强调分配的社会主义思想[1]
文化演进较深之国，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这是一般规律。中国思想家们自春秋战国后，即已聚焦于此，且其最大特色，常以分配论居首、生产论次之。源于此深厚思想，凡后世所称道之政治政策，大抵含有裁抑豪强兼并的社会分配之公平正义。
二、过渡时代论
梁启超曾撰《过渡时代论》（1901年6月）、《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1903年11月）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后进中国如何走向圆满社会主义的问题。
（一）经济渐进论：托拉斯是社会主义的阶梯[1]
梁启超系统、全面地比较分析了中国、欧洲之大不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昔日中国激进革命的不必行、不可行与不能行的理由。
彼時之欧洲，历经工业化洗礼三百年，使欧洲社会陷入极端两极分化。先有瓦特发明蒸汽机（1769年），极大提升劳动效率，为大资本扫荡市场提供了有形的工具;后有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为取消政府干涉、倡导自由竞争扫清了思想障碍，为大资本积累财富提供了理论的武器;“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搅海”，极端的贫富分化使社会如端坐随时喷发的火山口。
彼时之中国，中产之家多，豪富极少。一无贵族制度。欧洲各国，皆有贵族，且多有封地。中国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及至当时，“蓬毕寒酸，转瞬可登八座，堂皇阁老，归田即伍齐民。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二行诸子均分。欧洲各国旧俗，多长子继承。中国自汉以来，已行诸子均分，所以有“人无三代富”古训。三是赋税极轻。欧洲诸国、贵族、教会等一切负担，全出于百姓。中国既无贵族、又无教会，惟国家征税于民，历代帝王均奉行薄赋原则。清朝行一条鞭制，所取微薄;在厘金之前，无田者终身不交税，劳力所入全部归己，由此或勤奋劳作、或以俭辅勤，数年可成中产，反观欧洲十八世纪以前之社会，百姓一年收入大半交政府、贵族、教会，所剩无几。
由此，梁启超进一步认为，当时中国应当以发展生产为主，而适当注意分配，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应该是自由竞争——托拉斯——社会主义[1]。
（二）政体渐进论
梁启超的政治立场从表面上看，时有重大转变，但核心一直未变。即始终强调政治制度与民主宪政的演进规律，即国体、政体的关系认知：国体固然可以通过“革命”迅速发生变更，但政体却必须通过“进化”才能逐步完善，蒋广学称之“政体进化论”[2]。
梁启超始终强调在中国实现立宪政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在1901年就说，“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
中华民国建立后，梁启超顺应时代潮流，拥护民主共和。主张在既定国体之下，根据本国国情，以渐进改革方式，建立和完善立宪政体，以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彼时其宪政思想重点有三：“不争国体而争政体”、要有健全发达的政党、建立“强有力之中央政府”。
三、开明专制论
（一）何谓开明专制
1906年，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76期），其基本思想是在开明君主的统治下，通过实行带有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开明政策，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累积宪政基础。“普通国家，必先经过开明专制时代，而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
梁启超把专制政体分为野蛮、开明两种，“以所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并以那个时代两位名人名言予以诠释。放言“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野蛮专制的代表;豪言“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的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大帝，是开明专制的代表。
至于开明专制政体与非专制政体优劣比较。梁启超认为，合乎国情，虽劣亦优;不接地气，虽优亦劣;不能惟优是求，而应惟适是求。
（二）为什么必须开明专制
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故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换言之，开明专制论是一种民主渐进的思想，当时的中国必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创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四、新民教育论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给梁启超极大触动。他认为，现实中国与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1902—1903年间，相继发表《新民议》、《论中国国民品格》和《新民说》，系统阐述了他的思想。
（一）超越时人的两大内涵[3]
新民德超越开民智。19世纪末的维新派就曾提出“新民”主张，但其核心是开民智。要求改造传统思想、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的新民德呼声尚未引起社会关注。梁启超敏锐看到，彼时的中国社会已经不仅仅是往何处去的应急选择，更可能是新旧道德更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学习西方物质文明需从精神层面入手，“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开民智、新民德尽管均为“新民”应有之义，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新民德涉及对深层次传统文化的改造，形成对习惯势力的挑战与对民族传统的自我否定。
启蒙对象由官绅转向百姓。维新派在提出自上而下的改良时，所谓新民，主要指官绅、士大夫;因此，所谓开民智，只是“开绅智”、“开官智”。《新民说》则将对象转向广大国民，“国也者，积民而成”，顯然，这时的梁启超已将民主制度的确立、国家的富强更多寄托在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觉悟的提升上。
（二）对承传儒学的两大启示
在工业化摧枯拉朽的冲击下、在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源于农耕文明的儒学是寿终正寝？还是适当改造并重焕青春？《新民说》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两大启示。
儒学必须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放系统。尽管儒学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宋明理学就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但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商品倾销、军事侵略同步展开，问题变得相当复杂。《新民说》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如“新民”一词，本来源自儒学经典《大学》，但梁启超却借助西方文化赋予其新时代的新内涵。
儒学必须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中寻找支撑点。儒学孕育、产生、发展并成熟于农耕文明以及分封制、郡县制的中华母体中。对儒学必须扬弃以重构支撑点。梁启超找到的支撑点就是民德， 也就是民族的精神、品质和风气，这决非西方文化所能替代。《新民说》的国家思想、群治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文化，但其在伦理道德观却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因为梁启超认识到，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除开黄皮肤、黑眼睛、会说中国话等外在表现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人格精神和气质。
参考文献：
[1]董方奎.梁启超论稳健社会主义[M].北京：线装书局，2013.
[2]蒋广学.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2）：79-84.
[3]崔志海.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J].近代史研究，1989，（8）：84—95.
作者简介：
梁小青（1968-），男，汉族，湖北武汉人，研究生，教授，主要从事梁启超稳健社会主义、流域治理与生态文明研究。
【关键词】主义本土论 过渡时代论 开明专制论 新民教育论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42-0042-02
一、主义本土论
中国古代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率先发明者之一。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政治思想有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主义三大特色。以后无论何时代、何派别，其理论出发点、立足点均源于此三种主义。
（一）中国思想基本特点[1]
中国传统文化以研究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各种问题为中心，即现实生活中的礼、理、法等问题。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的两大成果。梁启超认为，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的政治本质，中国文化早已有之、中国先民久已享用。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
（二）传统文化中强调分配的社会主义思想[1]
文化演进较深之国，政治问题必以国民生计为中心，这是一般规律。中国思想家们自春秋战国后，即已聚焦于此，且其最大特色，常以分配论居首、生产论次之。源于此深厚思想，凡后世所称道之政治政策，大抵含有裁抑豪强兼并的社会分配之公平正义。
二、过渡时代论
梁启超曾撰《过渡时代论》（1901年6月）、《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1903年11月）等著作，系统阐述了后进中国如何走向圆满社会主义的问题。
（一）经济渐进论：托拉斯是社会主义的阶梯[1]
梁启超系统、全面地比较分析了中国、欧洲之大不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昔日中国激进革命的不必行、不可行与不能行的理由。
彼時之欧洲，历经工业化洗礼三百年，使欧洲社会陷入极端两极分化。先有瓦特发明蒸汽机（1769年），极大提升劳动效率，为大资本扫荡市场提供了有形的工具;后有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为取消政府干涉、倡导自由竞争扫清了思想障碍，为大资本积累财富提供了理论的武器;“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搅海”，极端的贫富分化使社会如端坐随时喷发的火山口。
彼时之中国，中产之家多，豪富极少。一无贵族制度。欧洲各国，皆有贵族，且多有封地。中国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及至当时，“蓬毕寒酸，转瞬可登八座，堂皇阁老，归田即伍齐民。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二行诸子均分。欧洲各国旧俗，多长子继承。中国自汉以来，已行诸子均分，所以有“人无三代富”古训。三是赋税极轻。欧洲诸国、贵族、教会等一切负担，全出于百姓。中国既无贵族、又无教会，惟国家征税于民，历代帝王均奉行薄赋原则。清朝行一条鞭制，所取微薄;在厘金之前，无田者终身不交税，劳力所入全部归己，由此或勤奋劳作、或以俭辅勤，数年可成中产，反观欧洲十八世纪以前之社会，百姓一年收入大半交政府、贵族、教会，所剩无几。
由此，梁启超进一步认为，当时中国应当以发展生产为主，而适当注意分配，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应该是自由竞争——托拉斯——社会主义[1]。
（二）政体渐进论
梁启超的政治立场从表面上看，时有重大转变，但核心一直未变。即始终强调政治制度与民主宪政的演进规律，即国体、政体的关系认知：国体固然可以通过“革命”迅速发生变更，但政体却必须通过“进化”才能逐步完善，蒋广学称之“政体进化论”[2]。
梁启超始终强调在中国实现立宪政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在1901年就说，“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
中华民国建立后，梁启超顺应时代潮流，拥护民主共和。主张在既定国体之下，根据本国国情，以渐进改革方式，建立和完善立宪政体，以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彼时其宪政思想重点有三：“不争国体而争政体”、要有健全发达的政党、建立“强有力之中央政府”。
三、开明专制论
（一）何谓开明专制
1906年，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76期），其基本思想是在开明君主的统治下，通过实行带有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开明政策，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累积宪政基础。“普通国家，必先经过开明专制时代，而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
梁启超把专制政体分为野蛮、开明两种，“以所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并以那个时代两位名人名言予以诠释。放言“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野蛮专制的代表;豪言“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的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大帝，是开明专制的代表。
至于开明专制政体与非专制政体优劣比较。梁启超认为，合乎国情，虽劣亦优;不接地气，虽优亦劣;不能惟优是求，而应惟适是求。
（二）为什么必须开明专制
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故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换言之，开明专制论是一种民主渐进的思想，当时的中国必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创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四、新民教育论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给梁启超极大触动。他认为，现实中国与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1902—1903年间，相继发表《新民议》、《论中国国民品格》和《新民说》，系统阐述了他的思想。
（一）超越时人的两大内涵[3]
新民德超越开民智。19世纪末的维新派就曾提出“新民”主张，但其核心是开民智。要求改造传统思想、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的新民德呼声尚未引起社会关注。梁启超敏锐看到，彼时的中国社会已经不仅仅是往何处去的应急选择，更可能是新旧道德更替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学习西方物质文明需从精神层面入手，“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开民智、新民德尽管均为“新民”应有之义，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新民德涉及对深层次传统文化的改造，形成对习惯势力的挑战与对民族传统的自我否定。
启蒙对象由官绅转向百姓。维新派在提出自上而下的改良时，所谓新民，主要指官绅、士大夫;因此，所谓开民智，只是“开绅智”、“开官智”。《新民说》则将对象转向广大国民，“国也者，积民而成”，顯然，这时的梁启超已将民主制度的确立、国家的富强更多寄托在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觉悟的提升上。
（二）对承传儒学的两大启示
在工业化摧枯拉朽的冲击下、在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源于农耕文明的儒学是寿终正寝？还是适当改造并重焕青春？《新民说》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两大启示。
儒学必须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放系统。尽管儒学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宋明理学就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但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商品倾销、军事侵略同步展开，问题变得相当复杂。《新民说》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如“新民”一词，本来源自儒学经典《大学》，但梁启超却借助西方文化赋予其新时代的新内涵。
儒学必须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中寻找支撑点。儒学孕育、产生、发展并成熟于农耕文明以及分封制、郡县制的中华母体中。对儒学必须扬弃以重构支撑点。梁启超找到的支撑点就是民德， 也就是民族的精神、品质和风气，这决非西方文化所能替代。《新民说》的国家思想、群治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文化，但其在伦理道德观却保留了相当多的儒学传统。因为梁启超认识到，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除开黄皮肤、黑眼睛、会说中国话等外在表现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人格精神和气质。
参考文献：
[1]董方奎.梁启超论稳健社会主义[M].北京：线装书局，2013.
[2]蒋广学.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2）：79-84.
[3]崔志海.梁启超《新民说》的再认识[J].近代史研究，1989，（8）：84—95.
作者简介：
梁小青（1968-），男，汉族，湖北武汉人，研究生，教授，主要从事梁启超稳健社会主义、流域治理与生态文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