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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吕梁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吕梁山养兵十万，牺牲一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吕梁英雄传》的壮歌。这里曾生长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
然而，从1996年开始，这里滋生出一群黑“燕子”，他们在那里为非作歹，为害一方。吕梁山的天空从此暗淡下来。
但是，邪不压正。2004年6月初，山西省警方公布，公安机关破获了吕梁山上中阳县里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燕子帮”。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警方发现，这一组织里竟有15名黑帮成员进入警校学习，有的已经进入公检法部门工作，与黑社会组织互相配合。
黑帮成员何以“卧底”警校？山西省公安机关在破获“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同时，深挖出了隐藏在公安机关内部的“燕子帮”的保护伞，那就是吕梁地区中阳县公安局长刘植生、公安局纪委书记李保全及其一批公安干警。目前，为“燕子帮”黑社会充当保护伞的有关人员已被逮捕或刑拘。
据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介绍，“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其形成过程中的特点之一，就是积极进行政治渗透，与政法机关内部腐败分子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
“燕子帮”成立后，主要采用两种手段进行政治渗透。一是鼓励其帮内成员报考警校，将来到公检法工作，为其组织提供庇护。在帮主冯晓春鼓励下，“燕子帮”成员及其外围边缘人物，先后有雷艳星、宋旭中、李鹏（中阳县公安局纪检书记李保全之子）等15人考取了警校。另外，帮员杨军、高文智也混入公安机关做临时工。冯晓春要求李鹏在警校毕业后，利用其本人和其父亲李保全的特殊身份、地位及社会关系，设法将考上警校的其他帮员也分配到公检法工作。二是寻求保护。2003年5月18日晚，冯晓春、李鹏、刘刚、宋吉峰等人聚众打砸中阳“聚朋饭店”（简称“5·18”案件）后，吕梁地区公安处派人同中阳县公安局一道查处此案，抓捕案犯。冯晓春为摆平此案，逃避打击，遂率领其骨干成员正式投靠郝兵锁。双方一拍即合，郝兵锁凭借在中阳“黑白”两道的影响，为“燕子帮”极力周旋，了难除害，确立了自己“黑老大”的名位。
据山西省公安机关提供的资料表明，“燕子帮”之所以能从一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流氓恶势力团伙，演变为一个组织严密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并在当地横行不法多年，多次顺利逃避打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公安机关有自己的“内线”和保护伞为其通风报信和提供庇护。该组织考入警校的15名成员，在县公安局工作期间，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和帮助其成员脱逃。另有公安局长刘植生、公安局纪委书记李保全两位实力人物提供庇护。
2001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掀起，中阳县公安局对当时已臭名昭著的“燕子帮”，未采取有效得力措施将其摧毁。2002年，吕梁地区公安处明察暗访到“燕子帮”，并有明确的反馈意见，而中阳县公安局却充耳不闻，未作进一步调查并及时打掉“燕子帮”。现已查明，当时中阳县公安局已掌握的与“燕子帮”有关的案件12起，其中4起作了降格处理，8起作了调查未予处理。
“5·18”案件后，吕梁地区公安处经过调查，对处理“燕子帮”提出了明确的书面意见，中阳县公安局既未对受害人尽快作出伤情鉴定，又未布置追逃。对李鹏、李保大（中阳县公安局纪检书记李保全之兄）等重要犯罪嫌疑人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反而拟作调解处理，致使案件久拖不决，导致矛盾恶化升级。“518”案件发生后，郝兵锁曾多次为冯晓春向中阳县公安局局长刘植生说情。刘植生答应“关照”冯晓春，表示拟作调解处理：“没有燕子（冯晓春）的事”。
2003年6月25日晚，郝兵锁带领“燕子帮”部分成员将曾经多次找麻烦的张海明约出，故意用车碾死。该案发生前，郝兵锁曾告知刘植生，“回中阳后要出点事，出事后请多关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刘植生依然未引起警觉。案发当晚，刑警队长钟连山返回县公安局报告郝兵锁开枪挑衅一事后，中阳县公安局在长达约一小时的时间里未出警处置，致使郝兵锁从容作案，导致了“6·25”凶杀案件的发生。当晚郝兵锁被拘押后，办案民警建议对其家进行搜查，未获刘植生批准，19小时后获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6·25”案发后，郝兵锁拒不交代作案枪支的去向。此后，刘植生在中阳县看守所单独会见郝兵锁，并将自己的手机借给郝兵锁，让其对外联系，找回枪支。之后刘植生又授意帮助寻找枪支的“燕子帮”成员张小军，将枪扔在公安民警未搜查过的环行路上，后来民警郝士斌因怕被人捡走，又将枪扔在了已搜查过的第三作案现场，告知刘植生，刘植生派人将枪提取。刘植生对寻枪过程欺上瞒下，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吕梁地区公安处负责人指出，身为老公安和中阳县公安局纪检书记的李保全，其子李鹏数年来作恶多端，身犯数罪，恶名昭著，李保全却置若罔闻，甚至为其开脱，致使其聚众斗殴、聚众淫乱、寻衅滋事、包庇、妨碍公务，共计作案13起，却仅作治安处罚1次。
“5·18”案件发生后，李保全多次阻挠威胁坚持抓捕案犯的民警，并伙同其妻、儿窝藏主要涉案成员刘刚、宋吉峰于其家中两天。之后，由其妻提供1000元现金供二人潜逃，并授意万一被抓后，将李鹏持刀行凶伤人的事情推到其伯父李保大身上。刘、宋二人在李家藏匿期间，公安民警前去抓捕未获。民警走后，李保全大为不满，吆喝其五哥：“老五，准备家伙。”
据公安机关调查了解的情况，“6·25”案发前，郝兵锁曾电话告知李保全，“回中阳要出点事，并请其关照”；李、郝勾结多次观察张海明的动向；郝将张海明轧死后，在移尸途中再次告知了李保全结果，李授意：“是交通事故吧，是交通事故就好处理。”致使郝在拘押受审时，一直企图以交通肇事蒙混过关。
去年7月26日晚，公安民警前往李保全家抓捕其子李鹏时，李保全公然教唆其子拒绝回答侦查员的审讯，并随手递给其五哥一把刀，教唆其去把栾家人（“5·18”案件受害方）都捅了。
据悉，为“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充当“保护伞”的吕梁地区中阳县公安局长刘植生、公安局纪委书记李保全及一批公安干警，目前已由公安机关交检察院审理，此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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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帮”的形成过程及特点
经公安部门侦查查明：自2000年以来，以冯晓春(又名冯小春、冯水春，乳名“燕子”)为首的非法组织“燕子帮”(正名“天阳社”)，经过先后投靠、依附中阳城内的李赧儿、任永峰、刘贵才、张海明、郝兵锁等人，横行乡里，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暴力胁迫，非法聚敛钱财，拉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保护，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由一个流氓恶势力团伙逐步演变成为结构严密、分工明确、人数众多、组织有序、管理严格、纲领反动、政治渗透性强、具有反政府倾向、危害一方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特别是后期投靠郝兵锁以来，该组织犯罪活动日趋升级，呈疯狂化状态。事实上，郝兵锁已成为“燕子帮”末期的实际领导者、“黑老大”。作为一个黑社会组织，燕子帮有以下四个明显的特点：
●依靠暴力手段，扩大影响，壮大声威，纠集力量。自1996年以来，冯晓春纠集高文智、刘小辉、宋旭中、雷艳星、高小军，杨光亮等人，称兄道弟、为非作歹。特别是1997年夏天至2000年6月间，冯为显示实力，制造影响，闯出名气，在中阳县先后组织了三次少则数十名、多则百余人的械斗事件，即所谓的“三大战役”。通过这“三大战役”，该组织在当地打出了声威，扩大了影响。
●秘密结社，制定组织纲领，完善帮规戒律，严密组织结构。随着“队伍”的日益壮大，冯晓春等主要成员受香港电视片《古惑仔》的启发，成立了“天阳社”。2000年至2001年间，“天阳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明确了领导分工，制订了16条封建色彩浓厚的帮规戒律，提出了“依靠暴力，称霸中阳，依靠‘燕子帮’的‘品牌’效应设法赚钱”等组织纲领及相应的实施办法。
●强化内部控制，严格组织管理，形成等级分明、帮规森严的组织体系。该组织形成了金字塔形体系，组长以上的“干部”为核心。组长手下有骨干，骨干手下又有手下，逐级下推。冯晓春多次在其家中召集中坚骨干开会，安排布置任务，会后逐级传达帮主指示。“燕子帮”成立之初，规定成员每人每月上交会费20元，过年时另交20元，并要向帮主及其战斗组长拜年问好，层层递进、等级分明，不够级别者不得面拜帮主。
●多种手段并用，疯狂聚敛钱财，积累组织资金。“燕子帮”成立后，围绕其组织纲领中“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主要的手段有：投靠有“社会声威”、有经济实力的社会人士获得钱物资助；替人讨债，从中抽头；替人打架出气，挣取佣金；强迫妇女卖淫，从中抽头；向中、小学生收取保护费等。
“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犯罪事实
据山西省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自2000年至2003年6月间，该组织成员共计作案80余起，其中故意杀人1起，轮奸1起，强奸3起，盗窃2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1起，故意损坏公私财物2起，聚众淫乱罪5起，非法携带枪支弹药6起，聚众斗殴5起，寻衅滋事案60余起，共造成1人死亡、3人重伤、1人轻伤、60余人轻微伤，直接经济损失10余万元，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此外，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03年间，“燕子帮”成员共计向中、小学生收取保护费千余次，每次10～200元不等，收取保护费金额约10万余元。
然而，从1996年开始，这里滋生出一群黑“燕子”，他们在那里为非作歹，为害一方。吕梁山的天空从此暗淡下来。
但是，邪不压正。2004年6月初，山西省警方公布，公安机关破获了吕梁山上中阳县里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燕子帮”。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警方发现，这一组织里竟有15名黑帮成员进入警校学习，有的已经进入公检法部门工作，与黑社会组织互相配合。
黑帮成员何以“卧底”警校？山西省公安机关在破获“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同时，深挖出了隐藏在公安机关内部的“燕子帮”的保护伞，那就是吕梁地区中阳县公安局长刘植生、公安局纪委书记李保全及其一批公安干警。目前，为“燕子帮”黑社会充当保护伞的有关人员已被逮捕或刑拘。
据山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权志高介绍，“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其形成过程中的特点之一，就是积极进行政治渗透，与政法机关内部腐败分子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
“燕子帮”成立后，主要采用两种手段进行政治渗透。一是鼓励其帮内成员报考警校，将来到公检法工作，为其组织提供庇护。在帮主冯晓春鼓励下，“燕子帮”成员及其外围边缘人物，先后有雷艳星、宋旭中、李鹏（中阳县公安局纪检书记李保全之子）等15人考取了警校。另外，帮员杨军、高文智也混入公安机关做临时工。冯晓春要求李鹏在警校毕业后，利用其本人和其父亲李保全的特殊身份、地位及社会关系，设法将考上警校的其他帮员也分配到公检法工作。二是寻求保护。2003年5月18日晚，冯晓春、李鹏、刘刚、宋吉峰等人聚众打砸中阳“聚朋饭店”（简称“5·18”案件）后，吕梁地区公安处派人同中阳县公安局一道查处此案，抓捕案犯。冯晓春为摆平此案，逃避打击，遂率领其骨干成员正式投靠郝兵锁。双方一拍即合，郝兵锁凭借在中阳“黑白”两道的影响，为“燕子帮”极力周旋，了难除害，确立了自己“黑老大”的名位。
据山西省公安机关提供的资料表明，“燕子帮”之所以能从一个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流氓恶势力团伙，演变为一个组织严密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并在当地横行不法多年，多次顺利逃避打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公安机关有自己的“内线”和保护伞为其通风报信和提供庇护。该组织考入警校的15名成员，在县公安局工作期间，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和帮助其成员脱逃。另有公安局长刘植生、公安局纪委书记李保全两位实力人物提供庇护。
2001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掀起，中阳县公安局对当时已臭名昭著的“燕子帮”，未采取有效得力措施将其摧毁。2002年，吕梁地区公安处明察暗访到“燕子帮”，并有明确的反馈意见，而中阳县公安局却充耳不闻，未作进一步调查并及时打掉“燕子帮”。现已查明，当时中阳县公安局已掌握的与“燕子帮”有关的案件12起，其中4起作了降格处理，8起作了调查未予处理。
“5·18”案件后，吕梁地区公安处经过调查，对处理“燕子帮”提出了明确的书面意见，中阳县公安局既未对受害人尽快作出伤情鉴定，又未布置追逃。对李鹏、李保大（中阳县公安局纪检书记李保全之兄）等重要犯罪嫌疑人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反而拟作调解处理，致使案件久拖不决，导致矛盾恶化升级。“518”案件发生后，郝兵锁曾多次为冯晓春向中阳县公安局局长刘植生说情。刘植生答应“关照”冯晓春，表示拟作调解处理：“没有燕子（冯晓春）的事”。
2003年6月25日晚，郝兵锁带领“燕子帮”部分成员将曾经多次找麻烦的张海明约出，故意用车碾死。该案发生前，郝兵锁曾告知刘植生，“回中阳后要出点事，出事后请多关照”。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刘植生依然未引起警觉。案发当晚，刑警队长钟连山返回县公安局报告郝兵锁开枪挑衅一事后，中阳县公安局在长达约一小时的时间里未出警处置，致使郝兵锁从容作案，导致了“6·25”凶杀案件的发生。当晚郝兵锁被拘押后，办案民警建议对其家进行搜查，未获刘植生批准，19小时后获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6·25”案发后，郝兵锁拒不交代作案枪支的去向。此后，刘植生在中阳县看守所单独会见郝兵锁，并将自己的手机借给郝兵锁，让其对外联系，找回枪支。之后刘植生又授意帮助寻找枪支的“燕子帮”成员张小军，将枪扔在公安民警未搜查过的环行路上，后来民警郝士斌因怕被人捡走，又将枪扔在了已搜查过的第三作案现场，告知刘植生，刘植生派人将枪提取。刘植生对寻枪过程欺上瞒下，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吕梁地区公安处负责人指出，身为老公安和中阳县公安局纪检书记的李保全，其子李鹏数年来作恶多端，身犯数罪，恶名昭著，李保全却置若罔闻，甚至为其开脱，致使其聚众斗殴、聚众淫乱、寻衅滋事、包庇、妨碍公务，共计作案13起，却仅作治安处罚1次。
“5·18”案件发生后，李保全多次阻挠威胁坚持抓捕案犯的民警，并伙同其妻、儿窝藏主要涉案成员刘刚、宋吉峰于其家中两天。之后，由其妻提供1000元现金供二人潜逃，并授意万一被抓后，将李鹏持刀行凶伤人的事情推到其伯父李保大身上。刘、宋二人在李家藏匿期间，公安民警前去抓捕未获。民警走后，李保全大为不满，吆喝其五哥：“老五，准备家伙。”
据公安机关调查了解的情况，“6·25”案发前，郝兵锁曾电话告知李保全，“回中阳要出点事，并请其关照”；李、郝勾结多次观察张海明的动向；郝将张海明轧死后，在移尸途中再次告知了李保全结果，李授意：“是交通事故吧，是交通事故就好处理。”致使郝在拘押受审时，一直企图以交通肇事蒙混过关。
去年7月26日晚，公安民警前往李保全家抓捕其子李鹏时，李保全公然教唆其子拒绝回答侦查员的审讯，并随手递给其五哥一把刀，教唆其去把栾家人（“5·18”案件受害方）都捅了。
据悉，为“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充当“保护伞”的吕梁地区中阳县公安局长刘植生、公安局纪委书记李保全及一批公安干警，目前已由公安机关交检察院审理，此案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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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帮”的形成过程及特点
经公安部门侦查查明：自2000年以来，以冯晓春(又名冯小春、冯水春，乳名“燕子”)为首的非法组织“燕子帮”(正名“天阳社”)，经过先后投靠、依附中阳城内的李赧儿、任永峰、刘贵才、张海明、郝兵锁等人，横行乡里，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暴力胁迫，非法聚敛钱财，拉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保护，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由一个流氓恶势力团伙逐步演变成为结构严密、分工明确、人数众多、组织有序、管理严格、纲领反动、政治渗透性强、具有反政府倾向、危害一方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特别是后期投靠郝兵锁以来，该组织犯罪活动日趋升级，呈疯狂化状态。事实上，郝兵锁已成为“燕子帮”末期的实际领导者、“黑老大”。作为一个黑社会组织，燕子帮有以下四个明显的特点：
●依靠暴力手段，扩大影响，壮大声威，纠集力量。自1996年以来，冯晓春纠集高文智、刘小辉、宋旭中、雷艳星、高小军，杨光亮等人，称兄道弟、为非作歹。特别是1997年夏天至2000年6月间，冯为显示实力，制造影响，闯出名气，在中阳县先后组织了三次少则数十名、多则百余人的械斗事件，即所谓的“三大战役”。通过这“三大战役”，该组织在当地打出了声威，扩大了影响。
●秘密结社，制定组织纲领，完善帮规戒律，严密组织结构。随着“队伍”的日益壮大，冯晓春等主要成员受香港电视片《古惑仔》的启发，成立了“天阳社”。2000年至2001年间，“天阳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明确了领导分工，制订了16条封建色彩浓厚的帮规戒律，提出了“依靠暴力，称霸中阳，依靠‘燕子帮’的‘品牌’效应设法赚钱”等组织纲领及相应的实施办法。
●强化内部控制，严格组织管理，形成等级分明、帮规森严的组织体系。该组织形成了金字塔形体系，组长以上的“干部”为核心。组长手下有骨干，骨干手下又有手下，逐级下推。冯晓春多次在其家中召集中坚骨干开会，安排布置任务，会后逐级传达帮主指示。“燕子帮”成立之初，规定成员每人每月上交会费20元，过年时另交20元，并要向帮主及其战斗组长拜年问好，层层递进、等级分明，不够级别者不得面拜帮主。
●多种手段并用，疯狂聚敛钱财，积累组织资金。“燕子帮”成立后，围绕其组织纲领中“发展经济、共同致富”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主要的手段有：投靠有“社会声威”、有经济实力的社会人士获得钱物资助；替人讨债，从中抽头；替人打架出气，挣取佣金；强迫妇女卖淫，从中抽头；向中、小学生收取保护费等。
“燕子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犯罪事实
据山西省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自2000年至2003年6月间，该组织成员共计作案80余起，其中故意杀人1起，轮奸1起，强奸3起，盗窃2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1起，故意损坏公私财物2起，聚众淫乱罪5起，非法携带枪支弹药6起，聚众斗殴5起，寻衅滋事案60余起，共造成1人死亡、3人重伤、1人轻伤、60余人轻微伤，直接经济损失10余万元，间接经济损失100余万元。此外，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03年间，“燕子帮”成员共计向中、小学生收取保护费千余次，每次10～200元不等，收取保护费金额约10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