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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8日，雾霾笼罩京城。北京市发布首个空气污染红色预警，紧接着北京市教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自8日7时到10日12时，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学生可通过网络、通讯等途径实现“停课不停学”。9日，全市到校学生与在家自主学习学生的比例约为1：15。按照“停课不停学”的原则，学校采取多种形式，通过网络、通讯等途径与家长和学生保持联系，提出可参考的合理化学习建议；教师按照教学进度，合理调整教学方式，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为学生灵活安排学习内容。北京数字学校网络平台及其数字化资源成为学生在家自主学习的主要平台。
据统计，停课三天时间，共有98万学生访问北京数字学校的课程资源，总访问量达400万次。其中，歌华有线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平台总访问量超过261万次、总开机数66万台，北京数字学校网络平台访问量139万次、访客32万人。中小学生通过电视课堂、网络课堂实现了“停课不停学，安心在家学”。此外，北京数字学校不仅有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学生访问，还有来自吉林省、重庆市、山东省等地的学生访问。
2015年入冬后，北京遭遇了数次极端天气。尤其是接连发生的雾霾，对学生的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在北京市教委发布“停课”的紧急通知后，为了让学生在家也能安心学习，以北京数字学校为主力的网络学习平台快速响应，为北京市学生提供持续的教学服务保障。“停课”期间，北京市中小学生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优质的教育服务。“停课不停学”的应急措施体现了教育管理的人性化，为给“停课不停学”提供高效的数字化支持，北京数字学校做了哪些应急部署与安排？在互联网与教育日益亲密接触的今天，北京数字学校又会给学校提供哪些新的服务？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数字学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詹伟华。
记 者：前段时间，北京遭遇严重雾霾和强降雪天气。北京市教委“停课不停学”的弹性安排以及为学生提供的数字化支持赢得了社会的赞誉。我们想知道针对这种突发情况，北京数字学校是如何筹备部署的？如何做到如此快速的反应？
詹伟华：确实，极端天气下的停课是突发情况，需要我们当机立断，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做出快速的反应。就拿前段时间大雪后第一次的“停课不停学”来说，我是前一天晚上8点半接到教委电话，要求北京数字学校必须为明天停课的部分区县做好保障。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把网站整体梳理一遍，想好我们能实现什么，能实现的就必须落实到位。所以放下电话，我马上调集各路人马，成立一个“停课不停学”的临时策划组，并且布置大家分头负责落实。因为学生上北京数字学校，不仅要看网上的直播课程、影片和故事，还要参加一些与学习有关的活动，比如我们新开辟的数字科学家、3D设计课程等活动。所以，直播课程由一个人负责，学习活动由一个人负责，每个人再对接支持的团队。那天晚上，我们基本上通宵没睡。大家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精神高度亢奋。第二天早晨8点多，所有的课程和活动全部上线并且对外全面开放。这样包括河北、天津等很多外地停课的学校也都能访问。
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完成速度，得益于北京数字学校之前就做过类似的应急演练，有一定的积累和储备。记得2012年下大雪的时候，我们就开放过北京数字学校。后来，我们对北京数字学校的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实现了1个小时之内调整账号机制，全部对外开放。2014年的这个时候，北京的雾霾就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策划过雾霾相关的专题活动。所以，市教委发布“停课”的紧急通知以后，我们能够一个晚上就把网站的专题全部实现出来并对外开放。另外，这次行动中，各个团队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很大。我觉得北京数字学校今后的发展会像是一个磁场，把更多的优质课程资源和人吸引过来，大家共同出谋划策，把北京数字学校做得更好。就像这几次“停课不停学”，我们整合了各类合作伙伴，建立起教育服务供给的统一战线，一起来为孩子第二天的学习提供服务。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后高质量地实现了“停课不停学”的数字化支持。经过大雪的这次应急演练，我们在两次雾霾停课时就已经轻车熟路，停课当天早上9点前，网站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就绪。
记 者：“停课不停学”凸显了“互联网 教育”的优势，也让整个社会有机会见识到互联网带来的效率和便利性。作为北京数字学校的负责人，您所处的位置一方面联系着体制内的学校，另一方面也便于观察体制外社会资本在“互联网 教育”上的动作。那么，您对目前“互联网 教育”的局势如何研判？您认为互联网将会给教育带来哪些影响？
詹伟华：在我看来，不管是“互联网 教育”还是“教育 互联网”，在某些时刻是互融互通的，并不是说一定以谁为主，而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教育人意识不强的时候，可能是互联网人来推动它。与此同时，教育人也在反思，也在觉醒，也在尝试做一些调整。所以，到一定程度，二者能够相互融通。
当前，资本市场对“互联网 教育”非常看好，而且在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领域已经找到盈利模式。尽管在K12领域目前做概念的比较多，基本没有盈利的企业，但在未来，K12领域应该是发展的趋势，我已经看到有部分企业在通过做平台、做内容和做服务布局。
我们教育系统内的人，特别是经济不很发达的地区，可能会觉得变革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如果你留意观察周边，就会感觉到变革的脚步很快。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家长对学校的期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家长给孩子未来设定的目标是出国，那么他就会让孩子去上国际学校，还有一部分家长虽然把孩子留在公立学校，但对当前传统的、标准化的教育并不太满意。当然很多学校在着手改变，但改变的速度与家长对学校期望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据我观察，资本正通过两种途径改变教育。一是通过渗透到学校来改变教育。他们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是做未来教育，做国际学校。江浙一带已经有很多学校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学校。这种趋势下，将来私立学校、国际学校会不会越来越多？当这类学校形成一定规模后，再降低成本，对公立学校必然会形成冲击。二是目前职业教育正在做的O2O模式。我去过培训机构的数字化学习中心参观，里面的体验很好。学员通过网络自学，再结合线下培训的方式来学习。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实话说，它的师资并不是很好，但它所有的课程资源都是国外原版的，而且拥有一套很好的培训模式。采用这套模式培训后，学生的英语水平确实能得到提高。如果将这种模式转化到基础教育中来，是可以被广泛复制的。比如国外优质的STEAM教育、创客教育等课程，哈佛和可汗学院的课程，完全有可能转化过来在国内的平台上开放，再与线下教学相结合。 另外，现在已经有学生主科在学校上，一到体育、艺术课时间，就跑到外面去学英语。他们觉得这些科目对自己不太重要，自己寻觅另外的学习途径和方式。这些教育现象，从单个点来看，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你把它们联系到一起，你会发现资本从各个角度在渗透。一旦链条形成，政策再宽松，产生的变革力量会很大。可能在突然之间，比如当一个很小的考试和升学政策出台，就会对现有的教育系统产生很大冲击。
记 者：以往我们探讨“互联网 教育”，主要从技术的维度展开得更多一些。这次，您为什么特别强调社会因素，尤其是升学考试政策的调整呢？
詹伟华：我们探讨“互联网 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的问题，都要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现在教育系统内运行的这套考试和升学制度，可以看作是校园围墙的那道铁栅栏。基础教育的学生需要通过考试的选拔进入好的大学，而学生考好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文凭然后就业。那如果将来的就业不需要文凭来认定，而更多地关注一个人的核心素养，教育系统运行的规则就会发生变化，或许大学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趋势。试想，如果某个时间点，升学这条路径变得更加多元，那么我们的学校会不会像现在的银行一样发生大的变化？
我去年到台湾参观，有一点让我印象颇深。我发现台湾很多大学采用的都是民间认定的方式，比如美国某一个协会的认定。他们还引入了第三方评价——成立一个民间的评价中心，评价专家团队则从各个大学抽调上来组建。这个评价中心主要负责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校务评价，二是对系所评价。其中，学生的直接获得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依据。他们会对一个学生跟踪6到8年，比如这个学生在学校表现如何，毕业3年或5年后去了什么地方工作、做了什么职务、具体取得哪些工作成就……都要反馈到评价指标中，来评价学校当时的教学。在这个评价流程中，信息化感觉似有似无，很日常、很平常，但学生日常的学习过程、学生所有的行为都在网上留痕，这就做得很深入。那如果将来，大陆的民办大学能得到国际上或者第三方的权威认定，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
记 者：我们知道，北京数字学校是2012年北京市教委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基于以上您对“互联网 教育”的认识与思考，您认为三年后的今天，北京数字学校的内涵又有哪些新的发展？2016年的工作重心将放在哪里？
詹伟华：北京数字学校的定位究竟是什么，怎样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们在想，学校与学校的不同，无非就这么几个：一是人不同，也就是校长和教师不同。二是校园文化不同。校园文化可能是学校长期积淀下来的，也可能是一个校长来了以后重新树立的。文化是潜意识的，更主要的是，学校有没有校本课程承载校园文化，把校园文化固化下来。在这方面，台湾学校的课程执行得比较好。12年国民基本教育理念的目标很明确——成就每个孩子。针对不同的学校，会有五六个人组成的教育专家辅导团，帮助学校基于学校的愿景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这五六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有做教材的，有做课程的，还有搞教学研究的，做心理学测评的……一起帮助学校建立学校的整体规划，包括课程计划、课程实施等，做得很踏实。反观我们大陆，尽管校长们也在做，但是最苦恼的是没有专家来支持他，课程也做得不够专业，真正能够将凸显文化的校本课程梳理出来，并且做好的还不多。所以，我们也想了两条路径，来为学校提供更好的服务。
一是落实好市委、市政府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新课改后，有些学校开足、开齐国家课程基础上实现保质保量还有困难，也希望进行师资的培养和培训。今年，我们想先在农村地区找一些实验学校，组建各种专家团队，以“教育专家辅导团”的模式，帮助学校做些课题研究，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对于层次中等的郊区学校，我们主要从课程资源、教师培训服务着手，把我们平台上原有的课程以整体打包的形式为学校提供服务。这样，线上提供的是课程和资源，线下提供的是专家团队。我们会帮助学校找名家、名师，包括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案例。这样学校在应用的时候，有案例、有实践，应该会很受欢迎。这条线，我们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也就是利用北京数字学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建立北京数字学校的初衷。
二是做前瞻性研究和创新课程。既然北京数字学校的名字里有“北京”和“数字”，那就要做领头羊，要有前瞻意识，而且要有国际化视野，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和创新性的课程改革。所以，另一条线就是要跟央企、创业团队合作，借鉴国外好的模式开发创新课程。前瞻性研究包括未来设备的应用，做一些创新型教室、数字化学习中心。这是城里和郊区学校都关注且缺乏的，我们想做精，做得相对高端一些。
目前，第一条线的基础已经具备，只需要在郊区做一些推广，包括我们的微课、平台、教学平台、教学研究，我们打算通过研讨会来推动这件事。第二条线我们想组织国际和国内的研究，集中精力开发三门课程。小学一门，更多在全科教学上，类似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小学的模式，叫STEAM课程。初中和高中则会打通，我们将开发两门创新教育的课程，并且将在不断实施的过程中创生新的课程。
据统计，停课三天时间，共有98万学生访问北京数字学校的课程资源，总访问量达400万次。其中，歌华有线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平台总访问量超过261万次、总开机数66万台，北京数字学校网络平台访问量139万次、访客32万人。中小学生通过电视课堂、网络课堂实现了“停课不停学，安心在家学”。此外，北京数字学校不仅有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学生访问，还有来自吉林省、重庆市、山东省等地的学生访问。
2015年入冬后，北京遭遇了数次极端天气。尤其是接连发生的雾霾，对学生的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在北京市教委发布“停课”的紧急通知后，为了让学生在家也能安心学习，以北京数字学校为主力的网络学习平台快速响应，为北京市学生提供持续的教学服务保障。“停课”期间，北京市中小学生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优质的教育服务。“停课不停学”的应急措施体现了教育管理的人性化，为给“停课不停学”提供高效的数字化支持，北京数字学校做了哪些应急部署与安排？在互联网与教育日益亲密接触的今天，北京数字学校又会给学校提供哪些新的服务？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数字学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詹伟华。
记 者：前段时间，北京遭遇严重雾霾和强降雪天气。北京市教委“停课不停学”的弹性安排以及为学生提供的数字化支持赢得了社会的赞誉。我们想知道针对这种突发情况，北京数字学校是如何筹备部署的？如何做到如此快速的反应？
詹伟华：确实，极端天气下的停课是突发情况，需要我们当机立断，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做出快速的反应。就拿前段时间大雪后第一次的“停课不停学”来说，我是前一天晚上8点半接到教委电话，要求北京数字学校必须为明天停课的部分区县做好保障。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把网站整体梳理一遍，想好我们能实现什么，能实现的就必须落实到位。所以放下电话，我马上调集各路人马，成立一个“停课不停学”的临时策划组，并且布置大家分头负责落实。因为学生上北京数字学校，不仅要看网上的直播课程、影片和故事，还要参加一些与学习有关的活动，比如我们新开辟的数字科学家、3D设计课程等活动。所以，直播课程由一个人负责，学习活动由一个人负责，每个人再对接支持的团队。那天晚上，我们基本上通宵没睡。大家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精神高度亢奋。第二天早晨8点多，所有的课程和活动全部上线并且对外全面开放。这样包括河北、天津等很多外地停课的学校也都能访问。
之所以有这么快的完成速度，得益于北京数字学校之前就做过类似的应急演练，有一定的积累和储备。记得2012年下大雪的时候，我们就开放过北京数字学校。后来，我们对北京数字学校的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实现了1个小时之内调整账号机制，全部对外开放。2014年的这个时候，北京的雾霾就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策划过雾霾相关的专题活动。所以，市教委发布“停课”的紧急通知以后，我们能够一个晚上就把网站的专题全部实现出来并对外开放。另外，这次行动中，各个团队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很大。我觉得北京数字学校今后的发展会像是一个磁场，把更多的优质课程资源和人吸引过来，大家共同出谋划策，把北京数字学校做得更好。就像这几次“停课不停学”，我们整合了各类合作伙伴，建立起教育服务供给的统一战线，一起来为孩子第二天的学习提供服务。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后高质量地实现了“停课不停学”的数字化支持。经过大雪的这次应急演练，我们在两次雾霾停课时就已经轻车熟路，停课当天早上9点前，网站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就绪。
记 者：“停课不停学”凸显了“互联网 教育”的优势，也让整个社会有机会见识到互联网带来的效率和便利性。作为北京数字学校的负责人，您所处的位置一方面联系着体制内的学校，另一方面也便于观察体制外社会资本在“互联网 教育”上的动作。那么，您对目前“互联网 教育”的局势如何研判？您认为互联网将会给教育带来哪些影响？
詹伟华：在我看来，不管是“互联网 教育”还是“教育 互联网”，在某些时刻是互融互通的，并不是说一定以谁为主，而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教育人意识不强的时候，可能是互联网人来推动它。与此同时，教育人也在反思，也在觉醒，也在尝试做一些调整。所以，到一定程度，二者能够相互融通。
当前，资本市场对“互联网 教育”非常看好，而且在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领域已经找到盈利模式。尽管在K12领域目前做概念的比较多，基本没有盈利的企业，但在未来，K12领域应该是发展的趋势，我已经看到有部分企业在通过做平台、做内容和做服务布局。
我们教育系统内的人，特别是经济不很发达的地区，可能会觉得变革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如果你留意观察周边，就会感觉到变革的脚步很快。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家长对学校的期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家长给孩子未来设定的目标是出国，那么他就会让孩子去上国际学校，还有一部分家长虽然把孩子留在公立学校，但对当前传统的、标准化的教育并不太满意。当然很多学校在着手改变，但改变的速度与家长对学校期望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据我观察，资本正通过两种途径改变教育。一是通过渗透到学校来改变教育。他们一个重要的投资方向是做未来教育，做国际学校。江浙一带已经有很多学校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学校。这种趋势下，将来私立学校、国际学校会不会越来越多？当这类学校形成一定规模后，再降低成本，对公立学校必然会形成冲击。二是目前职业教育正在做的O2O模式。我去过培训机构的数字化学习中心参观，里面的体验很好。学员通过网络自学，再结合线下培训的方式来学习。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实话说，它的师资并不是很好，但它所有的课程资源都是国外原版的，而且拥有一套很好的培训模式。采用这套模式培训后，学生的英语水平确实能得到提高。如果将这种模式转化到基础教育中来，是可以被广泛复制的。比如国外优质的STEAM教育、创客教育等课程，哈佛和可汗学院的课程，完全有可能转化过来在国内的平台上开放，再与线下教学相结合。 另外，现在已经有学生主科在学校上，一到体育、艺术课时间，就跑到外面去学英语。他们觉得这些科目对自己不太重要，自己寻觅另外的学习途径和方式。这些教育现象，从单个点来看，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你把它们联系到一起，你会发现资本从各个角度在渗透。一旦链条形成，政策再宽松，产生的变革力量会很大。可能在突然之间，比如当一个很小的考试和升学政策出台，就会对现有的教育系统产生很大冲击。
记 者：以往我们探讨“互联网 教育”，主要从技术的维度展开得更多一些。这次，您为什么特别强调社会因素，尤其是升学考试政策的调整呢？
詹伟华：我们探讨“互联网 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的问题，都要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现在教育系统内运行的这套考试和升学制度，可以看作是校园围墙的那道铁栅栏。基础教育的学生需要通过考试的选拔进入好的大学，而学生考好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好的文凭然后就业。那如果将来的就业不需要文凭来认定，而更多地关注一个人的核心素养，教育系统运行的规则就会发生变化，或许大学会变成另外一种形态。这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一个趋势。试想，如果某个时间点，升学这条路径变得更加多元，那么我们的学校会不会像现在的银行一样发生大的变化？
我去年到台湾参观，有一点让我印象颇深。我发现台湾很多大学采用的都是民间认定的方式，比如美国某一个协会的认定。他们还引入了第三方评价——成立一个民间的评价中心，评价专家团队则从各个大学抽调上来组建。这个评价中心主要负责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校务评价，二是对系所评价。其中，学生的直接获得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依据。他们会对一个学生跟踪6到8年，比如这个学生在学校表现如何，毕业3年或5年后去了什么地方工作、做了什么职务、具体取得哪些工作成就……都要反馈到评价指标中，来评价学校当时的教学。在这个评价流程中，信息化感觉似有似无，很日常、很平常，但学生日常的学习过程、学生所有的行为都在网上留痕，这就做得很深入。那如果将来，大陆的民办大学能得到国际上或者第三方的权威认定，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
记 者：我们知道，北京数字学校是2012年北京市教委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基于以上您对“互联网 教育”的认识与思考，您认为三年后的今天，北京数字学校的内涵又有哪些新的发展？2016年的工作重心将放在哪里？
詹伟华：北京数字学校的定位究竟是什么，怎样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们在想，学校与学校的不同，无非就这么几个：一是人不同，也就是校长和教师不同。二是校园文化不同。校园文化可能是学校长期积淀下来的，也可能是一个校长来了以后重新树立的。文化是潜意识的，更主要的是，学校有没有校本课程承载校园文化，把校园文化固化下来。在这方面，台湾学校的课程执行得比较好。12年国民基本教育理念的目标很明确——成就每个孩子。针对不同的学校，会有五六个人组成的教育专家辅导团，帮助学校基于学校的愿景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这五六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有做教材的，有做课程的，还有搞教学研究的，做心理学测评的……一起帮助学校建立学校的整体规划，包括课程计划、课程实施等，做得很踏实。反观我们大陆，尽管校长们也在做，但是最苦恼的是没有专家来支持他，课程也做得不够专业，真正能够将凸显文化的校本课程梳理出来，并且做好的还不多。所以，我们也想了两条路径，来为学校提供更好的服务。
一是落实好市委、市政府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新课改后，有些学校开足、开齐国家课程基础上实现保质保量还有困难，也希望进行师资的培养和培训。今年，我们想先在农村地区找一些实验学校，组建各种专家团队，以“教育专家辅导团”的模式，帮助学校做些课题研究，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对于层次中等的郊区学校，我们主要从课程资源、教师培训服务着手，把我们平台上原有的课程以整体打包的形式为学校提供服务。这样，线上提供的是课程和资源，线下提供的是专家团队。我们会帮助学校找名家、名师，包括他们的实践经验和案例。这样学校在应用的时候，有案例、有实践，应该会很受欢迎。这条线，我们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也就是利用北京数字学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建立北京数字学校的初衷。
二是做前瞻性研究和创新课程。既然北京数字学校的名字里有“北京”和“数字”，那就要做领头羊，要有前瞻意识，而且要有国际化视野，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和创新性的课程改革。所以，另一条线就是要跟央企、创业团队合作，借鉴国外好的模式开发创新课程。前瞻性研究包括未来设备的应用，做一些创新型教室、数字化学习中心。这是城里和郊区学校都关注且缺乏的，我们想做精，做得相对高端一些。
目前，第一条线的基础已经具备，只需要在郊区做一些推广，包括我们的微课、平台、教学平台、教学研究，我们打算通过研讨会来推动这件事。第二条线我们想组织国际和国内的研究，集中精力开发三门课程。小学一门，更多在全科教学上，类似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小学的模式，叫STEAM课程。初中和高中则会打通，我们将开发两门创新教育的课程，并且将在不断实施的过程中创生新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