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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本文分析了外商在华研发中心的特点和研发中心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同时对此现象进行了分析。同时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将湖北省邻近的省份和有代表性的其他省份进行对比研究。对湖北省引进外资“研发中心”的优势和不利条件进行探讨。
［关键词］研发中心国际直接投资区位优势
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在北京投资设立的合资研发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讯电信发展研究中心，这是跨国公司在华首家研发机构。此后，研发机构逐渐增多。设立研发中心已经成为现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研发投资往往是相辅相成的：2006年非金融领域设立的外资企业41478家，实际使用外资额630.21亿元，增长4.47％。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约750余家。随着经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国际化和研发国际化已经是一个趋势，研发中心的投资是外商投资中的重要部分。但我国研发中心的分布地区差异大，表现出非均衡的发展的特点。
一、 总体上外商直接和间接投资量的不均衡
外商在中国投资地域发展不均衡和地域经济基础的不同以及改革开放的战略以设立沿海特区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此带动内地经济的有一定关联。
参照200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在2001年和2002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各省分布不均。外商投资在湖北，2001年实际投资额总计164，535.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有142，665.00亿元，外商其他投资达21870亿元；2002年外商投资总计179，658.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达156，886.00亿元，外商其他投资22，772.00亿元。直接投资额增长率为9.97%，其他投资增长率为4.12％。而东部区域的上海，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427，229.00亿元，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又增加到546，849.00元，直接投资增长率为28%。同时期华南的广东，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1，133，400.00，外商其他投资达197732.00，总计1，331，132.00，2002年直接额782，294，间接额227，041.00，总计1，009，335.00亿元,总额增长率为－24.18％，直接投资增长率为-30.98%。东北的辽宁，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41，168.00亿元，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82，410.00亿元，增长率为－17.22％。只从投资量可以显示反映外资投资在各省的活动。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是稳步上升的，2001年湖北得到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12.59%。反映出外商在中国各省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量的不均衡。
从这些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湖北外商投资与其他各省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和广东、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相比。这与湖北以往的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外商投资数额、外商企业数目、投资总额等等数据看，湖北也落后辽宁一大步。而其他省份包括湖北都没有分到一杯羹，这就需要分析对导致这种非均衡的原因，进一步才能对外商投资以及设立研发中心的动因进行探悉，分析外商投资差异的原因。
二、 分析研发中心区域分布的不均衡的原因
外商投资量与外商研发中心的设立应该是息息相关的，目前跨国公司在华40家较大规模R&D机构中,北京有20家,上海有14家,广东占了6家,分别占总数的50%,35%,15%。从供求角度分析：
1.市场的需求是主导因素
研发中心的设立由诸多因素促成，其中有重要作用是市场和研发的互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活动体现在外商在本地的投资活动、当地居民消费倾向和地域性特点；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往往会推陈出新推动企业、产业和产业链的升级，促进当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因为一些研发中心是从原来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经过多年的自主创新，逐渐发展形成现有的研发中心，如武汉长飞公司是和荷兰菲利普公司在1988年底共同创建、现与荷兰德拉克控股公司共同经营的一家生产和销售通信用光纤光缆德高科技合资企，近年来独立发展一个研发中心。所以研发中心的设立有一部分是通过外商投资设厂然后自然发展形成。
2.研发供给上的条件因素
研发供给上的因素可以国内影响研发力量的分布。
这些年外商在全国范围内加大了投资力度，但研发投资的条件也会对外商产生影响。考虑科技机构的整合等情况，虽然科技机构数不能完全反映供给条件，但机构的总量和结构还是影响研发供给。从科技机构人员（全市各类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与人文科学人员）总数看，1999年湖北科技人员2973人；上海科技人员3742人；广东科技人员12883人；辽宁3785人。到2004年，湖北4005人；上海6627人；广东37001人；辽宁3395人。科技活动人员方面湖北处于劣势，而广东处优势。但是人员的自由流动会对分析结果有一定影响。不过这个因素也会对外商研发中心的设立产生相当的影响。
因此，不同地区的研发供给能力有很大差异。
三、用直接投资理论揭示来外商研发中心区位分布的不均衡性
从理论角度看，直接投资理论是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思想渊源。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学者邓宁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其后又进行了进步的补充和完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specific Advantages) III区位优势(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而后，巴特利特和戈夏尔将产品周期理论进行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本土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与弗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論中的技术优势、区位优势相符，只是将技术优势、区位优势中的成本因素独立出来。新的三位一体的跨国公司模式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动的因素结合起来也弥补了弗农理论的缺陷。
上述几点思考都归结于这几个理论，对“研发中心”的这种直接投资的新动向被囊括在其中了。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能细分市场，采用东道国人力资源、降低产品成本。外商在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能够提高外商投资质量。我国的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进行面向全球的基础研究和面向中国市场的应用技术研究，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参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加深与国内企业的多层次合作，对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投资理论中区位优势和巴特立特和戈夏尔的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研发中心分布不均衡的现象。
四、地区引资中的非均衡发展的弱势省份——湖北的条件分析
用供求关系和直接投资理论来解释研发中心分布的非均衡现象，能指导地区科技政策制定和促进引资的高级化。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龙头省份，处于长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之一核心省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经济发展，自然少不了鼓励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这个有力措施。同时，外商作为理性人，在设立研发中心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得失，也就是湖北与其他省份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在湖北设立研发中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湖北的区位优势：对于全国其他各省市而言，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全国中部地区，实际是东部和西部的一个“分水岭”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承东启西、接南连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地理优势，武汉市是全国少有的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政、电信于一体的重要交通、通讯枢纽。便于将湖北及周边省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二，武汉市科技教育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仅次于北京、上海，这是中部地区任何一个城市也无法比拟的。武汉市拥有48所高等院校，736个科研设计单位，10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5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50万在校大学生，人才济济，劳动力素质较高。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近十几年来，武汉市高科技突飞猛进，武汉东湖地区是仅次于北京东关村的，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在通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等五大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第三，湖北的商务成本较低：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房产价格低。武汉的普通住宅价格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这为从事商业活动降低了成本;二是劳动力价格低。武汉市劳动力成本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比广东沿海也要低。湖北省人均可耕地面积偏少，不愁没有劳动力资源。由于具备了独特的地理交通便利条件，武汉市不仅可以消化湖北省自身的劳动力，而且能够吸收中部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三是生活消费水平与服务价格低。第四，研发成本也较低，研发能力较强。与低商务成本形成对比的是，武汉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术的水平较高。在不同国家从事R&D活动的成本存在着较大差异，而研发投资往往指向需巨额成本的高新技术产业，节约研发成本就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R&D投资的重要因素。综合这几个方面，再加上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沌口开发区这样国家级的高技术开发区。这样的条件为武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智力和科研优势，使得武汉的研发能力相对较高，与这样的研发能力相对比的是武汉的低研发成本。
当然，武汉之所以没有和上海、北京、广州一样成为外商设立研发的聚集地，必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第一，产业的发展状况：武汉是中国老工业基地，是内地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现己形成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状况却没有发挥其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武汉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上海市对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较大，三次产业比例相对协调；而武汉市的步伐却相对缓慢，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没有达到最佳。这就大大影响了武汉的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 第二，消费能力：由于R& D的职责通常是非结构化的，需要研发人员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之间不断通过大而频繁的面对面沟通协商，集体解决研发中的问题。因此，决定R&D区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未来的消费者就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全体，消费者就意味着市场。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每年10827元但仍然与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有很大的差距。这里的消费者对价格较敏感，那些在他们承受能力内的商品销售要比奢侈品牌好。第三，金融服务业发展不完善。武汉市金融业总体规模小，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金融业总体水平偏低。銀行在金融业中占主导地位，而证券、保险占金融业比重偏低。外资银行引入较少，外资融资能力较弱，而武汉市仅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2户，外资银行代表处4户，金融业总体水平,融资的便利程度,资金的运作的速度等等都会成为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一个考虑因素，因此武汉在金融业上的劣势也将影响大大武汉吸引外商设立研发中心。
参考文献:
[1]中国外资网:http://www.chianfiw.com，2007.01
[2]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4年
[3]杨大凯,:国际投资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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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发中心国际直接投资区位优势
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在北京投资设立的合资研发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讯电信发展研究中心，这是跨国公司在华首家研发机构。此后，研发机构逐渐增多。设立研发中心已经成为现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研发投资往往是相辅相成的：2006年非金融领域设立的外资企业41478家，实际使用外资额630.21亿元，增长4.47％。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约750余家。随着经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国际化和研发国际化已经是一个趋势，研发中心的投资是外商投资中的重要部分。但我国研发中心的分布地区差异大，表现出非均衡的发展的特点。
一、 总体上外商直接和间接投资量的不均衡
外商在中国投资地域发展不均衡和地域经济基础的不同以及改革开放的战略以设立沿海特区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此带动内地经济的有一定关联。
参照200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在2001年和2002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各省分布不均。外商投资在湖北，2001年实际投资额总计164，535.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有142，665.00亿元，外商其他投资达21870亿元；2002年外商投资总计179，658.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达156，886.00亿元，外商其他投资22，772.00亿元。直接投资额增长率为9.97%，其他投资增长率为4.12％。而东部区域的上海，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427，229.00亿元，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又增加到546，849.00元，直接投资增长率为28%。同时期华南的广东，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1，133，400.00，外商其他投资达197732.00，总计1，331，132.00，2002年直接额782，294，间接额227，041.00，总计1，009，335.00亿元,总额增长率为－24.18％，直接投资增长率为-30.98%。东北的辽宁，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41，168.00亿元，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82，410.00亿元，增长率为－17.22％。只从投资量可以显示反映外资投资在各省的活动。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是稳步上升的，2001年湖北得到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12.59%。反映出外商在中国各省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量的不均衡。
从这些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湖北外商投资与其他各省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和广东、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相比。这与湖北以往的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外商投资数额、外商企业数目、投资总额等等数据看，湖北也落后辽宁一大步。而其他省份包括湖北都没有分到一杯羹，这就需要分析对导致这种非均衡的原因，进一步才能对外商投资以及设立研发中心的动因进行探悉，分析外商投资差异的原因。
二、 分析研发中心区域分布的不均衡的原因
外商投资量与外商研发中心的设立应该是息息相关的，目前跨国公司在华40家较大规模R&D机构中,北京有20家,上海有14家,广东占了6家,分别占总数的50%,35%,15%。从供求角度分析：
1.市场的需求是主导因素
研发中心的设立由诸多因素促成，其中有重要作用是市场和研发的互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活动体现在外商在本地的投资活动、当地居民消费倾向和地域性特点；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往往会推陈出新推动企业、产业和产业链的升级，促进当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因为一些研发中心是从原来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经过多年的自主创新，逐渐发展形成现有的研发中心，如武汉长飞公司是和荷兰菲利普公司在1988年底共同创建、现与荷兰德拉克控股公司共同经营的一家生产和销售通信用光纤光缆德高科技合资企，近年来独立发展一个研发中心。所以研发中心的设立有一部分是通过外商投资设厂然后自然发展形成。
2.研发供给上的条件因素
研发供给上的因素可以国内影响研发力量的分布。
这些年外商在全国范围内加大了投资力度，但研发投资的条件也会对外商产生影响。考虑科技机构的整合等情况，虽然科技机构数不能完全反映供给条件，但机构的总量和结构还是影响研发供给。从科技机构人员（全市各类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与人文科学人员）总数看，1999年湖北科技人员2973人；上海科技人员3742人；广东科技人员12883人；辽宁3785人。到2004年，湖北4005人；上海6627人；广东37001人；辽宁3395人。科技活动人员方面湖北处于劣势，而广东处优势。但是人员的自由流动会对分析结果有一定影响。不过这个因素也会对外商研发中心的设立产生相当的影响。
因此，不同地区的研发供给能力有很大差异。
三、用直接投资理论揭示来外商研发中心区位分布的不均衡性
从理论角度看，直接投资理论是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思想渊源。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学者邓宁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其后又进行了进步的补充和完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specific Advantages) III区位优势(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而后，巴特利特和戈夏尔将产品周期理论进行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本土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与弗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論中的技术优势、区位优势相符，只是将技术优势、区位优势中的成本因素独立出来。新的三位一体的跨国公司模式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动的因素结合起来也弥补了弗农理论的缺陷。
上述几点思考都归结于这几个理论，对“研发中心”的这种直接投资的新动向被囊括在其中了。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能细分市场，采用东道国人力资源、降低产品成本。外商在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能够提高外商投资质量。我国的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进行面向全球的基础研究和面向中国市场的应用技术研究，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参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加深与国内企业的多层次合作，对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投资理论中区位优势和巴特立特和戈夏尔的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研发中心分布不均衡的现象。
四、地区引资中的非均衡发展的弱势省份——湖北的条件分析
用供求关系和直接投资理论来解释研发中心分布的非均衡现象，能指导地区科技政策制定和促进引资的高级化。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龙头省份，处于长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之一核心省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经济发展，自然少不了鼓励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这个有力措施。同时，外商作为理性人，在设立研发中心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得失，也就是湖北与其他省份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在湖北设立研发中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湖北的区位优势：对于全国其他各省市而言，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全国中部地区，实际是东部和西部的一个“分水岭”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承东启西、接南连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地理优势，武汉市是全国少有的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政、电信于一体的重要交通、通讯枢纽。便于将湖北及周边省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二，武汉市科技教育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仅次于北京、上海，这是中部地区任何一个城市也无法比拟的。武汉市拥有48所高等院校，736个科研设计单位，10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5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50万在校大学生，人才济济，劳动力素质较高。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近十几年来，武汉市高科技突飞猛进，武汉东湖地区是仅次于北京东关村的，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在通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等五大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第三，湖北的商务成本较低：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房产价格低。武汉的普通住宅价格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这为从事商业活动降低了成本;二是劳动力价格低。武汉市劳动力成本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比广东沿海也要低。湖北省人均可耕地面积偏少，不愁没有劳动力资源。由于具备了独特的地理交通便利条件，武汉市不仅可以消化湖北省自身的劳动力，而且能够吸收中部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三是生活消费水平与服务价格低。第四，研发成本也较低，研发能力较强。与低商务成本形成对比的是，武汉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术的水平较高。在不同国家从事R&D活动的成本存在着较大差异，而研发投资往往指向需巨额成本的高新技术产业，节约研发成本就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R&D投资的重要因素。综合这几个方面，再加上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沌口开发区这样国家级的高技术开发区。这样的条件为武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智力和科研优势，使得武汉的研发能力相对较高，与这样的研发能力相对比的是武汉的低研发成本。
当然，武汉之所以没有和上海、北京、广州一样成为外商设立研发的聚集地，必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第一，产业的发展状况：武汉是中国老工业基地，是内地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现己形成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状况却没有发挥其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武汉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上海市对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较大，三次产业比例相对协调；而武汉市的步伐却相对缓慢，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没有达到最佳。这就大大影响了武汉的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 第二，消费能力：由于R& D的职责通常是非结构化的，需要研发人员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之间不断通过大而频繁的面对面沟通协商，集体解决研发中的问题。因此，决定R&D区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未来的消费者就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全体，消费者就意味着市场。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每年10827元但仍然与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有很大的差距。这里的消费者对价格较敏感，那些在他们承受能力内的商品销售要比奢侈品牌好。第三，金融服务业发展不完善。武汉市金融业总体规模小，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金融业总体水平偏低。銀行在金融业中占主导地位，而证券、保险占金融业比重偏低。外资银行引入较少，外资融资能力较弱，而武汉市仅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2户，外资银行代表处4户，金融业总体水平,融资的便利程度,资金的运作的速度等等都会成为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一个考虑因素，因此武汉在金融业上的劣势也将影响大大武汉吸引外商设立研发中心。
参考文献:
[1]中国外资网:http://www.chianfiw.com，2007.01
[2]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4年
[3]杨大凯,:国际投资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