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陷入了焦虑。这种焦虑既来自对反恐战争漫无尽头的不满，也来自对非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的担忧。去年美国信用评级下调，欧洲债务危机加剧，而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持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据高盛公司预测，202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尽管前者的人均收入仍低于后者。与美国以前的竞争对手相较，中国不同于属于西方阵营的德国，迥异于增长缓慢的苏联，也不像后劲乏力的日本。自从取得全球霸权，西方世界还是首次遭遇来自非西方文明的全面挑战。文明何来，众说纷纭西方人当前的危机感引发了一股“寻根”热潮。如果其他文明也能够成功现代化，甚至超越西方，那么西方保持优势的传家宝何在？换句话说，西方何以成为西方，又何以取得全球主导地位？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同样思考着这些问题。早在1713年，奥斯曼作家易卜拉欣即发问：“过去与穆斯林国家相比实力微不足道的基督教国家，为何在现代逐渐统治了如此广大的地域，甚至打败了曾经常胜的奥斯曼军队？”在中国，人们更熟悉这一问题的否定形式，即中国为何没有出现科学革命并走向工业社会，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既然受到赢家和输家共同关注，解答这一谜题的著作便成为出版界的好生意。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近期推出的《文明——西方世界与其他地区》即是其中之一。 开宗明义，弗格森书中的“文明”并非“温良恭俭让”之类的道德水准（civility），而是指人类社会的发达程度（civilization）。举例来说，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十足野蛮；然而就作战能力而言，日本仍然是比中国更“文明”的国家。当然，这两种文明概念也有紧密关系——我们常常认为西方人的行为举止也更绅士化。弗格森在书中提到，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搞不清西方怎么阔起来的，于是将西服、礼帽和帝国主义一古脑儿全搬了过来，被西方漫画家讽刺为沐猴而冠。 西方在最近五百年是如何兴起的？由于线索太多，各种学说并立，令人难辨真伪。这一研究领域的混乱局面可谓盲人摸象——有人专治经济史，则强调“资本主义”；有人注重军事史，则宣扬“尚武精神”；有人研究艺术史，则推崇“文艺复兴”；有人了解宗教史，则信奉“新教改革”；还有人醉心于政治史，自然高举《美国宪法》。在19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文化基因说”甚为流行。持此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即怀抱科学理性精神，虽经黑暗时代而不辍，终在近世结出启蒙运动之果云云。 这一论调至今仍然活跃，如专栏作家薛涌曾作《西方文明优越论》一文。他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语录分别摘出一句格言，说明孔子要人确信，苏氏要人怀疑，因此，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尊从，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反省。可在西方，比苏格拉底影响大得多的耶稣教主恰恰符合薛涌对孔子的描述：“有一点他与苏格拉底大为不同。他直接告诉你什么对，什么不对；他自信自己在这方面有充分的权威。他要求人们遵照他的话去做。”抛去西方文明中尊从的成分不论，这种“伟人决定论”也让我们捏把汗——如果上帝让孔子和苏格拉底对换地点出生，东西方文明的命运就会因此全然改变吧？种种原因，浮光掠影抱持单一因素学说的人们只摸到欧洲大象的一部分，弗格森则较为全面地列出了西方兴起的六项要素——竞争、科学、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并将其称为“杀手锏”（killer applications）。倘若弗氏读过金庸小说《天龙八部》，恐怕会用“六脉神剑”称呼它们。世界其他文明都没有掌握这门绝世武功，唯有欧洲在工业革命前打通了六道经脉。弗格森将西方世界的发展历程同其他社会一一作了对比：相对于中华帝国，欧洲拥有竞争性的国家体系；相对于奥斯曼帝国，新教国家提倡科技创新；相对于拉美殖民地，北美建立了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制社会；相对于非洲，欧洲拥有发达的现代医学；相对于苏联，西方的消费社会对大众更具魅力；最后自然不能忘记新教伦理——世俗化似乎部分解释了欧洲人眼下的懒散作风。套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言，我们正好可以总结《文明》一书：幸福的社会总是相同的，不幸的社会各有各的不幸。 弗格森号称“西方史学界的汤姆·克鲁斯”，《文明》是他最新上演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书带领读者在广阔的时空中来回穿越，甚至进入不曾发生的历史场景，这有助于廓清围绕西方兴起的某些迷雾。欧洲崛起在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你也许猜不透个中玄机，可你一定知道那是魔术师摆弄的花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欧洲崛起的奥妙，他们却相信这背后有股神奇的力量。长期以来，西方教科书从《大宪章》讲到《权利法案》，都强调英国的自由民主其来有自，一脉相承，似乎天命所归。弗格森则进行了有趣的“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他引用史学家艾略特的论述——如果美洲白银当年流入英国，而不是西班牙，保皇党就会占据这一财源，君主专制制度恐怕就会持续下去。洛克等人政治思想的确重要，却也可能遭遇“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尽管克服了单一因素论的偏狭，弗格森却没有深入探讨欧洲获得每一要素的背景，或者没有揭示原因之上的原因。他在第一章《竞争》中写道：“与欧洲那张修修补补，五颜六色的‘被子’相比，从政治上看，东亚至少是一张单色的巨大‘毯子’。”从保罗·肯尼迪到扎卡里亚，西方学者已经多次强调政治分裂对欧洲崛起的重大意义，弗格森只是老调重弹，从中欧地理上略作解释。可中国在秦朝前后地理格局未变，为何之前出现长达三百年的分裂，之后又天下统一？欧洲在封建时代政权更为分裂，为何那时竞争没有推动文明进步？罗马帝国和唐帝国高度统一，又为何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弗格森涉猎颇广，却未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使读者有浮光掠影之感。 弗氏也意识到竞争尚非充分条件，在第一章后又列举了五项要素。然而，这五项并不应与竞争并列——它们多是列强竞逐的结果。要问大象为何不像老虎，见过这两类动物的人都会指出大象鼻子更长，耳朵更大，四肢更粗。可这些特征并非两者长相有异的原因，而是需要解释的结果。唯有研究哺乳动物的进化史，才能获得真正的答案。与此类似，弗格森主要指出了西方领先其他地区的优势所在，而没有细致思考这些优势的历史成因。他列出的单子还可以开得更长，再加入民主、军事和殖民地，却无助于我们解开西方兴起的谜团。原因种种，尚待求索 为了破解欧洲崛起的奇迹，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西方维持其主导地位的条件，还需要探讨这些条件最初产生的原因，这两者往往并不一致。今天，科学在西方已经牢固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但在17世纪末欧洲出现科学革命之时，它还必须以宗教教义为依托，才能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碰巧在当时的英国，一些学者相信研究自然界有助于增显上帝的荣耀，科学研究活动因而获得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科学的应用成果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逐渐显示出强大威力，欧洲各国继而纷纷成立专门的学术机构。西方人当然从希腊哲学中深受教益，我们却很难说希腊哲学直接促成了科学革命。相反，亚里士多德体系在长时间内阻碍着西方科学的前进。欧洲人在享用了有些意外的文明成果后，多少忘掉了自身的发家史，以为人种或文明的优越性才使他们成就了一番霸业。 此外，我们不仅需要熟悉近因，还需要探究远因。一次交通事故由很多偶然因素造成，而在统计意义上，一座城市的事故率却可以由其基础设施或交通政策得到科学解释。弗格森在书中比较了开明的腓特烈大帝和腐化的奥斯曼三世，两人的领袖才能自然部分决定了西方和伊斯兰的文明差异。可贤明的君主不见得一定会出生在欧洲，我们要小心陷入另一种“伟人决定论”。聪慧的头脑在各个文明体中不断涌现，问题在于谁更能够利用它们。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火器技术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不同命运。火药传入欧洲后，人类由冷兵器作战转入热兵器作战，开启了军事史上划时代的新篇章。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告诉人们，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而欧洲人更懂得如何利用它。在金庸小说《碧血剑》中，作者借书中人物程青竹评论道：“火药本是中国物事。咱们用来打猎做鞭炮，西洋人学到之后却拿来杀人。” 弗格森在这一点上为中国人说了句公道话。早在14世纪，中国即有《火龙经》一书问世，书中提到火箭和空心大炮等先进武器，可见老祖宗并不缺乏军事头脑。然而，早期火器的杀伤力不如弓箭，在同传统武器共存了一个多世纪后，火器才在欧洲占据了兵器谱上的领先地位。考虑到如此漫长的研发过程，只有战争频繁的时代才可能不断刺激火器的工艺改进。而中国自元朝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四分五裂的战国局面，也就没有进行相关变革的动力和压力。因此，近现代史上的欧洲的确比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武器系统。 去年西方学术界还推出了两部相关主题的著作，一部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另一部是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相较而言，弗格森既比不上福山的洞见，也不及莫里斯的渊博，但他的确拥有判断时局的嗅觉。在过去五年，弗氏曾五次游历中国，到访过从延安到重庆的许多城市。在中国的见闻再一次肯定了他的观点——西方文明五百年的统治地位即将结束。弗格森撰写《文明》一书，用意正在提醒西方精英保持其优良传统，甚至不惜以有些耸人听闻的警语示人。至于如何保持传统，他在结束篇章中寄望于对下一代的历史教育。此论虽不同于西方学界对理工科教育的强调，却难免带有历史学家的自卖自夸之嫌。 很难说西方在弗格森列举的六大指标上正在衰退；相反，西方整体在过去三十年变得更繁荣富强，可全球化以更迅猛的速度推动了东方复兴。从长程历史来看，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东西方文明仍在继续竞争，如果“向天再借五百年”，我们还很难预测谁主沉浮。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未来的选择是像日本人那样照单全收，还是有针对性地采取赶超战略？这是我们需要针对自身文明回答的重大问题。（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