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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雄浑商人，他的财富挣得从容，也扔的洒脱。他心忧天下，对中国社会充满洞见。年近七旬，他还准备再进行一次创业——不为赚钱，而为一份沉沉的责任。
现年68岁的曹德旺，性格复杂，他有成吉思汗式的雄浑、俾斯麦式的铁血，还有林肯式的仁慈、陈嘉庚般的博爱。他在权贵面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疏离感，转过身来面对一位需要帮助的乞讨老人时，他又会心头发软，充满怜悯之意。
他的公众形象是倔强、脾气暴躁、不服输，但在关乎国家利益和大众福祉的事情上，他又会适时地妥协和收敛。他生性豪爽，未发迹时与朋友吃饭喝酒，总是抢着埋单；坐拥巨额财富后又非常“计较”，看不惯餐桌上的浪费现象。生意场上的他冷静异常，对后辈创业者又时时给予热情的指导和支持。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我行我素，但又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他一边拼命创造财富，一边又豪掷约50亿做慈善，“这些钱不是我的，扔掉算了”。很多人尊称他为“活菩萨”，也有人看他不顺眼，对他颇多微词。他自信，对自己充满肯定，“我从小就很聪明”；面对赞誉，他又说：“我只不过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政善才是最大的善”。
经商40余年，这么一个性格复杂、我行我素的人物，在波诡云谲、政商关系錯综复杂的中国商业环境中，何以成为商界不倒翁？
行善近30载，在以积累财富、挥霍金钱为极大推动力的社会氛围里，他又如何能够将善行持续坚持30年，并且还一次性地舍出近半家财，以强大决心破除重重制度阻力，打造一个前无古人的慈善机构？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慈善家》记者与曹德旺前后深谈十余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德旺，接受本刊记者三次约见。3月12日，北京雾霾弥漫，在东三环边上的昆仑饭店顶层旋转餐厅，曹德旺刚刚和合作伙伴谈完生意，然后又精神抖擞地坐在我们面前，花了两个多小时，与我们分享了他最近的商业计划和内心思考，还有关于河仁基金会的一些内部真实情况。
二次创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专注做了30年汽车玻璃后，近古稀之年的曹德旺，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他要进军豆浆产业。考虑到中国食品安全令人忧虑的现状，他决定放弃晚年休息的时间，为中国的儿童造一杯放心的豆浆。就像30年前，他决意“为中国人造一片自己的玻璃”。
在他的心里，早有了一本账。他打算用五年时间，来认真打造这个产业。他希望提供优质豆浆，改变中国儿童对牛奶的过分依赖。
他已经确定在湖北荆门建一个豆浆加工厂，他看重那里高品质的水源。豆浆原料则来自黑龙江，因为那里不但有高品质的水源，有未受污染的空气，还有可供轮作的大片土地。
最快的话，两年之后，曹德旺的豆浆就可以推向市场了。“这是个大工程。我们这次动员了很大的力量，真正做成这个事情需要花掉我们上百亿的资金。”曹德旺说。
“只有动机端正，才会有好的结果。”曹德旺说，“我们做这个生意，头两三年亏本都没有关系，我和合作伙伴达成了共识：品质高于一切，一丝不苟地做。”他斩钉截铁地补充道。
这是曹德旺的第二次创业。这是一个好生意吗？现在还很难说。但曹德旺显然将其中的责任看得无比之重。“时代和社会在呼唤一个有道德、有人品、有责任的企业家出来担当食品安全的责任。”他不加掩饰地表达着他的焦虑和决心。
1984年，曹德旺第一次创业不久，他去武夷山旅游，给腿脚不方便的母亲买了根拐杖。在坐汽车时挨了司机一句骂：“你的拐杖小心点，这几千块钱一块的玻璃碰坏了你赔得起吗？”做水表玻璃的曹德旺感到疑惑：难道中国人就造不出一片汽车玻璃吗？不久，不服输的曹德旺就决定进入汽车玻璃行业，立志“为中国人造一片自己的玻璃。”
1985年5月，曹德旺的汽车玻璃项目投产。中国人从此告别了不会制造汽车玻璃的历史。
凭借着灵敏的生意嗅觉和超强的前瞻眼光，用了20年不到的时间，曹德旺将福耀做成了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愤怒的商人
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曹德旺很多时候体现为“不圆滑”，这有时这将他置于危险境地。但他又能一次次化险为夷。究其根源，乃在于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始终坚持走“正道”，令一些官员对他可以恨得牙痒痒，却抓不住治罪的把柄。
1986年，曹德旺开除了玻璃厂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工人，恰好这几个工人是当地官员的子女。曹德旺很快被人戴上了“贪污犯”的高帽子。豪爽大气的曹德旺也有谨小慎微的一面，1986年7月23日，他带着保管好的各种票据，在高山县政府与官员们激辩四小时，最终还自己清白。
1987年，曹德旺把玻璃厂搬到了福清县城旁的宏路镇，他看重那里便捷的交通。一名副县长硬是要求让自己的外甥来承包新工厂厂房的建设工程，曹德旺多次推辞，未果，只好无奈答应。工程验收阶段，曹德旺执意要挖一堵墙，看工程所用的材料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副县长的外甥眼看就要露陷，威胁曹德旺：“你这不是在拆我舅舅的台吗？”曹德旺平静地答道：“完全没有，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只是对公司负责。”副县长听说后，骂了一句：“曹德旺欺人太甚。”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副县长的外甥只好按照曹德旺的要求重新建造厂房。
工厂建好后，在招考工人的时候，曹德旺又碰上了棘手之事。为了避免弄虚作假，考试一结束，曹德旺就把试卷上的名字和考号封上拿到福州，请了几名没有利益关系的教师帮忙批改。改好的考卷拿回来了，办公室主任告诉曹德旺：“很多领导写信过来，要求录取他们的亲朋好友，就连副县长也指明准考证号为1至10号的，都是他想安排进来的，不管考多少分都要录取。”他命令办公室主任给每一封信都编上号，他自己也给所有的试卷编了号。两相对比，凡对上是“关系考生”的，考卷一律作废，立马刷掉100多人。这下，曹德旺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福清官员。有领导找上门质问曹德旺，曹德旺毫不留情地回应道，“今天我如果听从了你的意见，把那批人招进来。明天他们偷我厂里的玻璃，后天他们迟到早退，我还不能处理。这样的话，工厂还办个屁！两天就没有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一次福建国际龙舟赛上，主办方违反协议，没把冠名权授予交了赞助费的“福耀”，曹德旺当着外国运动员和多名官员的面，把奖杯扔进了水库里，愤然离去。被得罪的当地一位体育部门官员，也就是收了曹德旺赞助费却违反协议没给福耀冠名权的人，怒火中烧，坚决要告倒曹德旺。最终闹得中纪委派调查组到福州调查。调查结果：曹德旺无事。
“全得罪等于谁都没有得罪。”曹德旺得意地说道。这是他处理政商关系时的独家智慧。
因为从来不和官员勾搭，曹德旺得罪了不少人。曹德旺对此看得很开，“虽然说他们是当官的，但有的不能够代表政府，很大的官我都得罪了，无所谓。反正我办我的事情，只要不犯法，你也没有办法，说我做假，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政府的贴心人
他也不总是扮演跟政府“对着干”的角色。 他从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来领导中国，才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才是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也经常急政府官员之所急。
1988年，县政府看到灵石寺年久失修，找到曹德旺帮忙。曹德旺一口应承下来。20多年来，曹德旺先后投入2000万元扩建灵石寺。即便是在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时，他仍然通过借款資助灵石寺。
2001年，福清市当初为了修建水库发行的国债到期了，市政府无力偿还。曹德旺为解政府燃眉之急，以8000万的价格买下了福清一条高速路的收费权。刚开始，经常有官员或官员亲戚的车子不交费闯关，曹德旺下令加强安保，授意保安把闯关的汽车拦截下来，开到自己的办公室外面。“过路费是小事，但这有损福清人的形象。”曹德旺对官员们解释道。一年半后，曹德旺不但收回了成本，还赚了5000万。他下令拆除收费站，并用那5000万给高山镇修了两条公路，还修建了五马山福耀公园，以及福清一所中学的科技楼。“我从不赚福清人的钱。”曹德旺说。
在采访中，曹德旺多次地对记者说一句话，“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他认为，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应该主动担当责任。曹德旺对当下中国房地产的狂热局面颇为担忧。他犀利地指出：几十年来我们都没有自己真正的“产品”，硬要说有，那只能是房地产。房地产只能卖给中国人，不能包装起来出口到美国。“我希望国人能够多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事情。”
他公开坦率地指出政府的错误，并给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在曹德旺看来，这是对政府和国家负责信任的表现。
“国五条”出来后，很多人对政府的这项调控举措大为不满。曹德旺认为这些不满者很不懂事。“所得税所得税，所得就应该交税。”同时，他也对政府的优柔寡断断甚为不解，“不是调节不调节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下定决心调。谁有房子谁交税，很公平。 应该开征房产保有税，且要比出售所得税重得多得多。这才叫到位。”
扔掉财富
2011年5月5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面对众多官员和媒体记者，曹德旺高调宣布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至此，他为之奔走呼吁了四年的中国首例股权捐赠，终于尘埃落定。曹德旺捐出了自己家族持有的3亿股福耀股票，按照当日市值计算，总价值约为35亿元人民币。
根据2011年4月的胡润中国慈善榜，曹德旺以44亿的捐赠高居榜首。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的第一笔捐款开始，曹德旺总共向社会捐出了50亿元，其中有18亿是现金捐赠。
“我当初捐是为了促进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去引导企业家们把财富捐出来，学会感恩中国政府。”回忆当初股捐动机，曹德旺如此告诉《中国慈善家》。当然，他也承认，他一直在熟读的《金刚经》对他“扔掉财富”的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有几个人对曹德旺后来的德行善举影响甚大。一是他的父母，教给他善良、正直的品格。二是陈嘉庚，这位南洋橡胶大王，以一己之力，捐建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在他的生意陷入困境之际，他坚持“宁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曹德旺的慈善之路，从1983年时他捐赠给小学母校的2000元起步。之后，他陆续进行捐赠。数额越来越大。1997年的一次甘肃考察，让曹德旺发了慈善大愿：要为这个时代做点事情，要为这个时代留下一点东西。“我因我的成功而感激我们国家的政府。”曹德旺说。
那次在甘肃，曹德旺参观莫高窟时了解到，“丝绸之路”并不经过敦煌，但是驼队在出塞之前，都会拐进敦煌许愿。平安回来的商人会到莫高窟完成心愿，开窟造佛。日积月累，成就了莫高窟上万个洞窟。一条凶险的“丝绸之路”，记载了1000多年来商人的痛苦。
曹德旺醒悟过来：历代的中国文明，寺庙文明，是商人做的。除了皇家寺庙，普通人谁有钱盖寺庙。“我是这一代的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在历史上会有争议。这一代的政权，在历史上也会有争议。那我应该怎么来帮它？替这个时代留下一点东西。”曹德旺顿悟。
十年前发愿，十年后还愿。2007年，曹德旺去安徽办事，办完事后到九华山玩。路遇一位老和尚，为修建一座佛塔化缘，化了很久才化到两三万。曹德旺当即对老和尚说，我帮你盖塔。光九华山一座佛塔，就花了2000万元。
2011年5月10日，曹德旺修建在普陀山捐建的万佛铜塔开光，造价7000多万。
下一步，曹德旺将要出资修潭柘寺。“我是发宏愿修寺庙的。前天晚上和门头沟区区委领导谈判，就是为修潭柘寺的事。”曹德旺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谈到佛和寺庙，曹德旺顿时兴趣高涨。
曹德旺的慈善义举，和他豁达的财富观以及社会化的财富视野不无关系。“谁有水平，钱就留在身边多玩几天，没有，就少玩几天，反正钱是不会永远留在你身边的。”
曹德旺是这个浮躁慌乱年代里，一块巨大的正能量磁场。
坐在北京昆仑饭店的顶层，68岁的曹德旺并不忌讳谈论自己的年龄。当《中国慈善家》记者问他有没有追求一些延年益寿之道时，他轻松地答道：“我现在68岁，活到90岁只有20几年了，活到100岁只有30几年了。就算再给我30年又怎样？”
“人家说‘仁者寿’，何谓‘寿’？虽死犹生，就是说人不要在乎你一定要活多少年，而是要看你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活的。”
现年68岁的曹德旺，性格复杂，他有成吉思汗式的雄浑、俾斯麦式的铁血，还有林肯式的仁慈、陈嘉庚般的博爱。他在权贵面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疏离感，转过身来面对一位需要帮助的乞讨老人时，他又会心头发软，充满怜悯之意。
他的公众形象是倔强、脾气暴躁、不服输，但在关乎国家利益和大众福祉的事情上，他又会适时地妥协和收敛。他生性豪爽，未发迹时与朋友吃饭喝酒，总是抢着埋单；坐拥巨额财富后又非常“计较”，看不惯餐桌上的浪费现象。生意场上的他冷静异常，对后辈创业者又时时给予热情的指导和支持。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我行我素，但又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他一边拼命创造财富，一边又豪掷约50亿做慈善，“这些钱不是我的，扔掉算了”。很多人尊称他为“活菩萨”，也有人看他不顺眼，对他颇多微词。他自信，对自己充满肯定，“我从小就很聪明”；面对赞誉，他又说：“我只不过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政善才是最大的善”。
经商40余年，这么一个性格复杂、我行我素的人物，在波诡云谲、政商关系錯综复杂的中国商业环境中，何以成为商界不倒翁？
行善近30载，在以积累财富、挥霍金钱为极大推动力的社会氛围里，他又如何能够将善行持续坚持30年，并且还一次性地舍出近半家财，以强大决心破除重重制度阻力，打造一个前无古人的慈善机构？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慈善家》记者与曹德旺前后深谈十余次。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德旺，接受本刊记者三次约见。3月12日，北京雾霾弥漫，在东三环边上的昆仑饭店顶层旋转餐厅，曹德旺刚刚和合作伙伴谈完生意，然后又精神抖擞地坐在我们面前，花了两个多小时，与我们分享了他最近的商业计划和内心思考，还有关于河仁基金会的一些内部真实情况。
二次创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专注做了30年汽车玻璃后，近古稀之年的曹德旺，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他要进军豆浆产业。考虑到中国食品安全令人忧虑的现状，他决定放弃晚年休息的时间，为中国的儿童造一杯放心的豆浆。就像30年前，他决意“为中国人造一片自己的玻璃”。
在他的心里，早有了一本账。他打算用五年时间，来认真打造这个产业。他希望提供优质豆浆，改变中国儿童对牛奶的过分依赖。
他已经确定在湖北荆门建一个豆浆加工厂，他看重那里高品质的水源。豆浆原料则来自黑龙江，因为那里不但有高品质的水源，有未受污染的空气，还有可供轮作的大片土地。
最快的话，两年之后，曹德旺的豆浆就可以推向市场了。“这是个大工程。我们这次动员了很大的力量，真正做成这个事情需要花掉我们上百亿的资金。”曹德旺说。
“只有动机端正，才会有好的结果。”曹德旺说，“我们做这个生意，头两三年亏本都没有关系，我和合作伙伴达成了共识：品质高于一切，一丝不苟地做。”他斩钉截铁地补充道。
这是曹德旺的第二次创业。这是一个好生意吗？现在还很难说。但曹德旺显然将其中的责任看得无比之重。“时代和社会在呼唤一个有道德、有人品、有责任的企业家出来担当食品安全的责任。”他不加掩饰地表达着他的焦虑和决心。
1984年，曹德旺第一次创业不久，他去武夷山旅游，给腿脚不方便的母亲买了根拐杖。在坐汽车时挨了司机一句骂：“你的拐杖小心点，这几千块钱一块的玻璃碰坏了你赔得起吗？”做水表玻璃的曹德旺感到疑惑：难道中国人就造不出一片汽车玻璃吗？不久，不服输的曹德旺就决定进入汽车玻璃行业，立志“为中国人造一片自己的玻璃。”
1985年5月，曹德旺的汽车玻璃项目投产。中国人从此告别了不会制造汽车玻璃的历史。
凭借着灵敏的生意嗅觉和超强的前瞻眼光，用了20年不到的时间，曹德旺将福耀做成了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愤怒的商人
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曹德旺很多时候体现为“不圆滑”，这有时这将他置于危险境地。但他又能一次次化险为夷。究其根源，乃在于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始终坚持走“正道”，令一些官员对他可以恨得牙痒痒，却抓不住治罪的把柄。
1986年，曹德旺开除了玻璃厂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工人，恰好这几个工人是当地官员的子女。曹德旺很快被人戴上了“贪污犯”的高帽子。豪爽大气的曹德旺也有谨小慎微的一面，1986年7月23日，他带着保管好的各种票据，在高山县政府与官员们激辩四小时，最终还自己清白。
1987年，曹德旺把玻璃厂搬到了福清县城旁的宏路镇，他看重那里便捷的交通。一名副县长硬是要求让自己的外甥来承包新工厂厂房的建设工程，曹德旺多次推辞，未果，只好无奈答应。工程验收阶段，曹德旺执意要挖一堵墙，看工程所用的材料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副县长的外甥眼看就要露陷，威胁曹德旺：“你这不是在拆我舅舅的台吗？”曹德旺平静地答道：“完全没有，我是公司的总经理，我只是对公司负责。”副县长听说后，骂了一句：“曹德旺欺人太甚。”却也无可奈何。最后，副县长的外甥只好按照曹德旺的要求重新建造厂房。
工厂建好后，在招考工人的时候，曹德旺又碰上了棘手之事。为了避免弄虚作假，考试一结束，曹德旺就把试卷上的名字和考号封上拿到福州，请了几名没有利益关系的教师帮忙批改。改好的考卷拿回来了，办公室主任告诉曹德旺：“很多领导写信过来，要求录取他们的亲朋好友，就连副县长也指明准考证号为1至10号的，都是他想安排进来的，不管考多少分都要录取。”他命令办公室主任给每一封信都编上号，他自己也给所有的试卷编了号。两相对比，凡对上是“关系考生”的，考卷一律作废，立马刷掉100多人。这下，曹德旺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福清官员。有领导找上门质问曹德旺，曹德旺毫不留情地回应道，“今天我如果听从了你的意见，把那批人招进来。明天他们偷我厂里的玻璃，后天他们迟到早退，我还不能处理。这样的话，工厂还办个屁！两天就没有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一次福建国际龙舟赛上，主办方违反协议，没把冠名权授予交了赞助费的“福耀”，曹德旺当着外国运动员和多名官员的面，把奖杯扔进了水库里，愤然离去。被得罪的当地一位体育部门官员，也就是收了曹德旺赞助费却违反协议没给福耀冠名权的人，怒火中烧，坚决要告倒曹德旺。最终闹得中纪委派调查组到福州调查。调查结果：曹德旺无事。
“全得罪等于谁都没有得罪。”曹德旺得意地说道。这是他处理政商关系时的独家智慧。
因为从来不和官员勾搭，曹德旺得罪了不少人。曹德旺对此看得很开，“虽然说他们是当官的，但有的不能够代表政府，很大的官我都得罪了，无所谓。反正我办我的事情，只要不犯法，你也没有办法，说我做假，那你把证据拿出来。”
政府的贴心人
他也不总是扮演跟政府“对着干”的角色。 他从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来领导中国，才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才是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在。”因此，他也经常急政府官员之所急。
1988年，县政府看到灵石寺年久失修，找到曹德旺帮忙。曹德旺一口应承下来。20多年来，曹德旺先后投入2000万元扩建灵石寺。即便是在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时，他仍然通过借款資助灵石寺。
2001年，福清市当初为了修建水库发行的国债到期了，市政府无力偿还。曹德旺为解政府燃眉之急，以8000万的价格买下了福清一条高速路的收费权。刚开始，经常有官员或官员亲戚的车子不交费闯关，曹德旺下令加强安保，授意保安把闯关的汽车拦截下来，开到自己的办公室外面。“过路费是小事，但这有损福清人的形象。”曹德旺对官员们解释道。一年半后，曹德旺不但收回了成本，还赚了5000万。他下令拆除收费站，并用那5000万给高山镇修了两条公路，还修建了五马山福耀公园，以及福清一所中学的科技楼。“我从不赚福清人的钱。”曹德旺说。
在采访中，曹德旺多次地对记者说一句话，“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他认为，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有识之士，应该主动担当责任。曹德旺对当下中国房地产的狂热局面颇为担忧。他犀利地指出：几十年来我们都没有自己真正的“产品”，硬要说有，那只能是房地产。房地产只能卖给中国人，不能包装起来出口到美国。“我希望国人能够多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事情。”
他公开坦率地指出政府的错误，并给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在曹德旺看来，这是对政府和国家负责信任的表现。
“国五条”出来后，很多人对政府的这项调控举措大为不满。曹德旺认为这些不满者很不懂事。“所得税所得税，所得就应该交税。”同时，他也对政府的优柔寡断断甚为不解，“不是调节不调节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下定决心调。谁有房子谁交税，很公平。 应该开征房产保有税，且要比出售所得税重得多得多。这才叫到位。”
扔掉财富
2011年5月5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面对众多官员和媒体记者，曹德旺高调宣布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至此，他为之奔走呼吁了四年的中国首例股权捐赠，终于尘埃落定。曹德旺捐出了自己家族持有的3亿股福耀股票，按照当日市值计算，总价值约为35亿元人民币。
根据2011年4月的胡润中国慈善榜，曹德旺以44亿的捐赠高居榜首。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的第一笔捐款开始，曹德旺总共向社会捐出了50亿元，其中有18亿是现金捐赠。
“我当初捐是为了促进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去引导企业家们把财富捐出来，学会感恩中国政府。”回忆当初股捐动机，曹德旺如此告诉《中国慈善家》。当然，他也承认，他一直在熟读的《金刚经》对他“扔掉财富”的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有几个人对曹德旺后来的德行善举影响甚大。一是他的父母，教给他善良、正直的品格。二是陈嘉庚，这位南洋橡胶大王，以一己之力，捐建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在他的生意陷入困境之际，他坚持“宁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曹德旺的慈善之路，从1983年时他捐赠给小学母校的2000元起步。之后，他陆续进行捐赠。数额越来越大。1997年的一次甘肃考察，让曹德旺发了慈善大愿：要为这个时代做点事情，要为这个时代留下一点东西。“我因我的成功而感激我们国家的政府。”曹德旺说。
那次在甘肃，曹德旺参观莫高窟时了解到，“丝绸之路”并不经过敦煌，但是驼队在出塞之前，都会拐进敦煌许愿。平安回来的商人会到莫高窟完成心愿，开窟造佛。日积月累，成就了莫高窟上万个洞窟。一条凶险的“丝绸之路”，记载了1000多年来商人的痛苦。
曹德旺醒悟过来：历代的中国文明，寺庙文明，是商人做的。除了皇家寺庙，普通人谁有钱盖寺庙。“我是这一代的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在历史上会有争议。这一代的政权，在历史上也会有争议。那我应该怎么来帮它？替这个时代留下一点东西。”曹德旺顿悟。
十年前发愿，十年后还愿。2007年，曹德旺去安徽办事，办完事后到九华山玩。路遇一位老和尚，为修建一座佛塔化缘，化了很久才化到两三万。曹德旺当即对老和尚说，我帮你盖塔。光九华山一座佛塔，就花了2000万元。
2011年5月10日，曹德旺修建在普陀山捐建的万佛铜塔开光，造价7000多万。
下一步，曹德旺将要出资修潭柘寺。“我是发宏愿修寺庙的。前天晚上和门头沟区区委领导谈判，就是为修潭柘寺的事。”曹德旺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谈到佛和寺庙，曹德旺顿时兴趣高涨。
曹德旺的慈善义举，和他豁达的财富观以及社会化的财富视野不无关系。“谁有水平，钱就留在身边多玩几天，没有，就少玩几天，反正钱是不会永远留在你身边的。”
曹德旺是这个浮躁慌乱年代里，一块巨大的正能量磁场。
坐在北京昆仑饭店的顶层，68岁的曹德旺并不忌讳谈论自己的年龄。当《中国慈善家》记者问他有没有追求一些延年益寿之道时，他轻松地答道：“我现在68岁，活到90岁只有20几年了，活到100岁只有30几年了。就算再给我30年又怎样？”
“人家说‘仁者寿’，何谓‘寿’？虽死犹生，就是说人不要在乎你一定要活多少年，而是要看你活着的时候，是怎么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