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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企业在生产产品或者服务的过程中，资本、劳动是投入的主要生产要素，在这两个要素中，资本和劳动的稀缺性与丰富程度则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却相对过剩，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根据国家农调队的农村劳动力专项年度调查显示，1997年至2000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数由8315万人增长到11340万人，年均增长率达10.9%，总体上转移速度较快，2002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超过9400万人，比2001年增加约470万人，到2003年末，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达16950万，比上年增加490万人，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34.9%。但是从2004年起至今，我国却多次发生了大范围的“民工荒”现象。
“农民工”，顾名思义就是一群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劳动工人，他们基本上都来自落后的农村，文化低下，技能贫乏。这些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打工的动机在个体层面上尽管有些差异，但总体层面却是一致的，即为了摆脱农村贫苦潦倒的生活困境，希望在城市中找到一条更好的生存发展之路。但在某些地区，农民工们发现他们的期望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离职，从而导致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的发生。
一、农民工的分类
农民工流动是特定社会阶段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劳动力存量在经济转型期中一个特殊的表现。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赶超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强制性的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就造成了农业的落后，城乡的反差，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巨大的经济落差，从而促进了农民工大量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这些农民工大军中，可以大致将他们分为以下三代：上世纪60年代出生、现年36岁以上、80年代外出打工的为第一代农民工；70年代出生、现年26-36岁、90年代外出打工的为第二代农民工；80年代出生、现年26岁以下、近几年外出打工的为第三代农民工。在这之中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以小学程度为主体），职业竞争力低下，所以期望层次较低，要求比较务实，只要有份差不多能够接受的稳定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得到合理的稳定的报酬就可以了。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两代之间，一方面有一定工作年限和资历，经验丰富，文化程度比第一代高（以初中程度为主体）；另一方面年龄不大，精力充沛，但这一年龄段处于婚龄或育龄期，生活负担和经济压力大，所以他们一方面像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比较务实，注重收入和工作稳定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新生代农民工的部分特征，具有较高的期望层次，鉴于以上这些特点，所以他们要求在工作收入稳定的基础之上，更加希望工作环境相对优越一些。第三代农民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代表，其优势比较明显：年轻、学历较高、工作选择面大、基本上没有负担、生活压力小，所以第三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对工作的种类和性质有了一定的要求，同时他们的工作期望较多的是面向未来，希望现在的工作或者将来的工作除了有发展前景外，也应该得到一些应有的效用和尊重。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群体，在这一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分化：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迫于生计，在自己有限的能力基础之上尽可能地赚些收入补贴家庭开支，可以吃苦耐劳不挑岗位不分节假日地工作着，从事的绝大多数是肮脏、危险、强度大以及临时性的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岗位。第二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似，但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有了一定的要求，工作的舒适度大小在整个效用中所占的权重逐步升高。而第三代农民工不论是在进城打工的动机上还是在工作的选择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处，他们打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收入的增加，而且希望能够更多地分享城市的文明和繁荣，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更加注重较高收入、报酬、福利待遇，对安全、尊重、人际关系、自我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
二、“民工荒”现象的成因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农民工的知识结构在不断优化，文化程度和素质都在不断提升。在这种形势下，相对应的是他们期望值也会不断提高，生存压力已不再是外出打工的主要动因了。以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三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们外出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而其目的是趋于多元化，例如渴望有优越的工作环境，渴望有认同感和成就感等等。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中国制造”主要停留在贴牌等简单的加工层面，经济增长方式迟迟不能实现根本性转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等，从而导致中国被固化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在此基础上，很多企业在没有技术优势的情形下，为了使自己在价格上有竞争力，只能极大可能地剥削工人的劳动报酬和福利来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调查：最近12年来，珠三角农民工每月的名义工资较同期仅仅增长了68 元，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的干扰，实际上实际工资却有所下降。更有甚者，农民工一年来辛苦挣的血汗钱却得不到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屡见不鲜，农民工集体讨要工资现象常见报端。所以就是这种“乏安全感”的外界推力，推动了大量民工纷纷离开工厂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造就“民工荒”原因之一。其次，随着民工整体素质层次的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在整体的效用层次中非经济指标占据比重的增强，农民工们尤其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们更加追求工作环境的优越性和更好的技能发展机会以及更加注重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可是部分企业领导在运营企业时注重的是以企业为本，而并不看重以人为本，导致农民工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恶劣，生活条件不理想，而且农民工在工作期间有时就连最基本的正当权利也得不到保护，就业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例如很多企业随意的没收工人证件限制人生自由，更有甚者出现了对农民工搜身和体罚等人身侮辱和人格攻击现象等。可是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也是极其丰富的，他们在付出大量的血汗后，却得到的是与自己预期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用脚投票”，导致了“民工荒”现象的发生。再次，随着时代的变迁，二元城乡结构的出现不断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矛盾，例如财富分布不均，城乡差距拉大，导致歧视现象随处可见。一方面农民工输入地地方政府本位主义严重，对农民工实施歧视性就业政策，限制着农民工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险的工作，同时在辛勤的付出之后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感；另一方面二元城乡结构导致户籍制度宛如横亘在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正是由于这条界线迫使农民工长期被压抑于城市社区的底层，导致就业没有保障，生活没有保障，子女受教育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使其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而这些人格、尊严的不平等更易使农民工产生了不满甚至仇恨心理，这些与农民工之间的情感和心理上的隔膜促使了农民工大量从输入地迁出，促进了“民工荒”现象的发生。
三、破解“民工荒”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作为人力资源重要组成的一部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经济的繁荣都离不开这支不能被任何资源取代的“主力军”，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正处于经济飞跃发展的中国却在逐渐地流失这种宝贵的资源。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促使中国经济健康繁荣发展。笔者通过研究将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对策归纳为以下二点：
（一）积极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组织气候，努力构建“权利平等”的权益保障制度
企业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这种利润最大化不应在牺牲员工利益的基础上来获取，任何一个员工作为企业的一员，不论是正式的还是临时的，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和权益保障，农民工也是如此。虽然农民工一直工作于企业的最基层，但是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并且随着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这支生力军。鉴于以上分析，企业要想在同行业中取得竞争力除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制度，还需要在企业中塑造“以人为本”的组织气候，除了增加货币工资外，也要使非货币效用提高起来，例如改善工作和居住环境以及提高生活伙食标准等，还有要在企业创造一种良好氛围，突出每个人都是企业重要的一员，让农民工切身感受到一种成就感和尊重感。另外在使农民工整体效用得到提升的同时，也要在企业构建“权利平等”的权益保障制度，实实在在落实农民工各方面的权益保障问题，让每个民工都能充分享受到人身自由权利、就业权利、生活权利和子女受教育权利，在这些基础上企业不仅能够得到充足的人力资源，而且还能提高生产率，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
（二）加强政府行政职能，创造和谐社会氛围
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首先，农民工从输出地区流入到输入地区，政府要发挥好交通红绿灯似的引导作用，设法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加快劳动力需求信息的传递速度，减少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的盲目性；同时要打破传统的政府本位主义，消除制度性的就业歧视，创造出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让每一位劳动力在工作选择面前人人平等，都能通过公平手段来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限制民工的择业范围，应把他们从社会的最底层中彻底解放出来。其次在民工投入到工作的过程中，政府要监督企业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另外政府要大力清除社会歧视现象，构造人人平等的气氛，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逐步转换农民工身份，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心理成本，减轻其心理负担，将精力全力以赴于工作中。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农民工”，顾名思义就是一群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劳动工人，他们基本上都来自落后的农村，文化低下，技能贫乏。这些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打工的动机在个体层面上尽管有些差异，但总体层面却是一致的，即为了摆脱农村贫苦潦倒的生活困境，希望在城市中找到一条更好的生存发展之路。但在某些地区，农民工们发现他们的期望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离职，从而导致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的发生。
一、农民工的分类
农民工流动是特定社会阶段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劳动力存量在经济转型期中一个特殊的表现。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赶超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强制性的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就造成了农业的落后，城乡的反差，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巨大的经济落差，从而促进了农民工大量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这些农民工大军中，可以大致将他们分为以下三代：上世纪60年代出生、现年36岁以上、80年代外出打工的为第一代农民工；70年代出生、现年26-36岁、90年代外出打工的为第二代农民工；80年代出生、现年26岁以下、近几年外出打工的为第三代农民工。在这之中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以小学程度为主体），职业竞争力低下，所以期望层次较低，要求比较务实，只要有份差不多能够接受的稳定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能够得到合理的稳定的报酬就可以了。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两代之间，一方面有一定工作年限和资历，经验丰富，文化程度比第一代高（以初中程度为主体）；另一方面年龄不大，精力充沛，但这一年龄段处于婚龄或育龄期，生活负担和经济压力大，所以他们一方面像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比较务实，注重收入和工作稳定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新生代农民工的部分特征，具有较高的期望层次，鉴于以上这些特点，所以他们要求在工作收入稳定的基础之上，更加希望工作环境相对优越一些。第三代农民工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代表，其优势比较明显：年轻、学历较高、工作选择面大、基本上没有负担、生活压力小，所以第三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对工作的种类和性质有了一定的要求，同时他们的工作期望较多的是面向未来，希望现在的工作或者将来的工作除了有发展前景外，也应该得到一些应有的效用和尊重。实际上，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群体，在这一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分化：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迫于生计，在自己有限的能力基础之上尽可能地赚些收入补贴家庭开支，可以吃苦耐劳不挑岗位不分节假日地工作着，从事的绝大多数是肮脏、危险、强度大以及临时性的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岗位。第二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似，但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有了一定的要求，工作的舒适度大小在整个效用中所占的权重逐步升高。而第三代农民工不论是在进城打工的动机上还是在工作的选择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处，他们打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收入的增加，而且希望能够更多地分享城市的文明和繁荣，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更加注重较高收入、报酬、福利待遇，对安全、尊重、人际关系、自我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
二、“民工荒”现象的成因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农民工的知识结构在不断优化，文化程度和素质都在不断提升。在这种形势下，相对应的是他们期望值也会不断提高，生存压力已不再是外出打工的主要动因了。以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三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民工们外出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而其目的是趋于多元化，例如渴望有优越的工作环境，渴望有认同感和成就感等等。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中国制造”主要停留在贴牌等简单的加工层面，经济增长方式迟迟不能实现根本性转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能力等，从而导致中国被固化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在此基础上，很多企业在没有技术优势的情形下，为了使自己在价格上有竞争力，只能极大可能地剥削工人的劳动报酬和福利来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调查：最近12年来，珠三角农民工每月的名义工资较同期仅仅增长了68 元，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的干扰，实际上实际工资却有所下降。更有甚者，农民工一年来辛苦挣的血汗钱却得不到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屡见不鲜，农民工集体讨要工资现象常见报端。所以就是这种“乏安全感”的外界推力，推动了大量民工纷纷离开工厂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造就“民工荒”原因之一。其次，随着民工整体素质层次的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在整体的效用层次中非经济指标占据比重的增强，农民工们尤其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们更加追求工作环境的优越性和更好的技能发展机会以及更加注重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可是部分企业领导在运营企业时注重的是以企业为本，而并不看重以人为本，导致农民工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恶劣，生活条件不理想，而且农民工在工作期间有时就连最基本的正当权利也得不到保护，就业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例如很多企业随意的没收工人证件限制人生自由，更有甚者出现了对农民工搜身和体罚等人身侮辱和人格攻击现象等。可是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也是极其丰富的，他们在付出大量的血汗后，却得到的是与自己预期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用脚投票”，导致了“民工荒”现象的发生。再次，随着时代的变迁，二元城乡结构的出现不断凸显出一些深层次矛盾，例如财富分布不均，城乡差距拉大，导致歧视现象随处可见。一方面农民工输入地地方政府本位主义严重，对农民工实施歧视性就业政策，限制着农民工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脏、累、险的工作，同时在辛勤的付出之后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感；另一方面二元城乡结构导致户籍制度宛如横亘在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一条难以逾越的界线，正是由于这条界线迫使农民工长期被压抑于城市社区的底层，导致就业没有保障，生活没有保障，子女受教育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使其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而这些人格、尊严的不平等更易使农民工产生了不满甚至仇恨心理，这些与农民工之间的情感和心理上的隔膜促使了农民工大量从输入地迁出，促进了“民工荒”现象的发生。
三、破解“民工荒”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作为人力资源重要组成的一部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经济的繁荣都离不开这支不能被任何资源取代的“主力军”，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正处于经济飞跃发展的中国却在逐渐地流失这种宝贵的资源。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促使中国经济健康繁荣发展。笔者通过研究将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对策归纳为以下二点：
（一）积极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组织气候，努力构建“权利平等”的权益保障制度
企业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这种利润最大化不应在牺牲员工利益的基础上来获取，任何一个员工作为企业的一员，不论是正式的还是临时的，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和权益保障，农民工也是如此。虽然农民工一直工作于企业的最基层，但是他们对企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并且随着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企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这支生力军。鉴于以上分析，企业要想在同行业中取得竞争力除了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制度，还需要在企业中塑造“以人为本”的组织气候，除了增加货币工资外，也要使非货币效用提高起来，例如改善工作和居住环境以及提高生活伙食标准等，还有要在企业创造一种良好氛围，突出每个人都是企业重要的一员，让农民工切身感受到一种成就感和尊重感。另外在使农民工整体效用得到提升的同时，也要在企业构建“权利平等”的权益保障制度，实实在在落实农民工各方面的权益保障问题，让每个民工都能充分享受到人身自由权利、就业权利、生活权利和子女受教育权利，在这些基础上企业不仅能够得到充足的人力资源，而且还能提高生产率，不断增强企业竞争力。
（二）加强政府行政职能，创造和谐社会氛围
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首先，农民工从输出地区流入到输入地区，政府要发挥好交通红绿灯似的引导作用，设法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加快劳动力需求信息的传递速度，减少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的盲目性；同时要打破传统的政府本位主义，消除制度性的就业歧视，创造出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让每一位劳动力在工作选择面前人人平等，都能通过公平手段来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限制民工的择业范围，应把他们从社会的最底层中彻底解放出来。其次在民工投入到工作的过程中，政府要监督企业提高《劳动法》执法力度，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另外政府要大力清除社会歧视现象，构造人人平等的气氛，给予农民工“市民待遇”，逐步转换农民工身份，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困难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心理成本，减轻其心理负担，将精力全力以赴于工作中。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