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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英国前，总是听说英国人喜欢谈论天气，留学之后才明白为什么。即便是阳光明媚的大晴天，也总有阵阵妖风将你吹得东倒西歪，一分钟前还是万里无云的蓝天，买杯咖啡出来就有雨水从天而降。也难怪总有英国人和我说，若是适应了这里的天气，那么你就算是半个英国人了。我想，我现在应该可以算是四分之一个英国人了。
黑泽明式的入室抢劫
开学快两个月了，我渐渐地和同学们熟悉起来。来自台湾基隆的女生名叫Rosie，或许因为语言相通，比起其他同学，我俩更快地亲近起来。Rosie告诉我，她本科学的是心理学，学到一半退了学，到美国读设计。后来她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电影，于是又来了英国。第一次听说Rosie已经31岁了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喜欢穿小碎花衬衣，背一个大大的帆布背包，脸颊红扑扑的小女生竟然已过而立之年。
除了我和Rosie两个留学女生之外，班里还有3名全职的英国男生。来自曼彻斯特的William阳光帅气，喜欢喝酒和开派对，他在纽卡斯尔当地唯一的艺术电影院里打工。长得高高壮壮、性格开朗的小哥Ryan来自伯明翰，他是伯明翰足球俱乐部的铁杆球迷，尽管来到纽卡斯尔，仍然坚持穿伯明翰的球衣，据说为此他没少和疯狂的纽卡球迷发生冲突。最有趣的是生性羞涩的Lewis，和女生讲话不超过三句就会脸红，但你若是和他聊起好莱坞老电影，他却能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在“银幕美学”这门课上，我们被布置的第一个任务是挑选一位喜欢的导演。我们猜测这大约是要深入研究某个指定导演的美学风格，于是纷纷挑选了极具风格化的艺术片导演，为的就是在写论文时能多些写作素材。在几番犹豫之后，William选择了《生命之树》的导演泰伦斯·马力克，Ryan选择了《穆赫兰道》的导演大卫·林奇，而我最终选择了《罗生门》的导演黑泽明。看着我们报上去的导演名单，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这才布置作业：让我们以这位选定的导演的风格来创作一个故事，而故事的大框架已经定好了——甲乙二人秘密闯入一处住宅，他们在寻找一个多方抢夺的移动硬盘，如果任务失败，移动硬盘的主人就会被国外派来的情报组织杀害。
看着这个故事大纲，班里沉寂了大约30秒，然后传出了如潮水一般的抗议声。William说：“老师，我选的是泰伦斯·马力克啊！你能想象他的电影里出现国外情报组织吗？”话音未落，Ryan又接过去说：“老师，我还是换一个导演吧，如果我的女朋友知道我要用大卫·林奇的风格写这么一个故事，可能会和我分手的，她可是大卫·林奇的死忠粉丝。”我也感到很崩溃：“黑泽明拍摄电影的那个年代里，还没有移动硬盘呢。”等到所有的声音都平息了，老师才给了我们这样两条指示：第一，移动硬盘和国外情报组织可以根据创作的年代做出相应调整。第二，除此之外的故事框架不可以改变，更不可以换导演。
此后的时间就变成了观影和写作的炼狱，为了充分地了解黑泽明的导演风格，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他的影集开始一部部地拉片子，却发现单是一部《七武士》就有将近4个小时。那段时间，我连做梦都是电影的剧情，而且还是连续的。到了写剧本的时候，我又遇到了许多语言上的困难，幸好班上的英国同学特别友善，每每遇到瓶颈写不下去了，发邮件打扰他们，他们都会耐心地回复，并且力所能及地纠正我在语言上的错误。两周之后，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英文剧本诞生了。在把移动硬盘换成了宝剑，杀手组织换成了幕府武士之后，这个入室抢劫的故事放在黑泽明的电影里，似乎也不是那么蹩脚了。
快乐的剧本创作之后，开启了“电影史”这门课中最痛苦的一个单元——超现实主义。痛点有两个：其一是超现实主义本身，其二是主讲超现实主义单元的教授Guy。Guy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要知道在英国的所有口音中，最难以理解的就是苏格兰口音。开学第一周，Guy老师一番简单的致辞让我怀疑自己到底懂不懂英语，后来得知他成了我的辅导员后，我一直拖延着不敢去见他。然而现在，到英国以后我最恐惧的两个名字——Guy和超现实主义，竟然一起来了。
按照惯例，我们课前聚在一起，看了超现实主义单元的第一部电影《一条安达鲁狗》，比起那些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的长片，这部全长16分钟的电影短得有些出乎意料。早有耳闻超现实主义晦涩难懂，但是区区16分钟总不至于太难熬吧！然而很快用事实证明，我们毕竟还是太天真了。
原来超现实主义不是晦涩难懂，而是根本就无法看懂。影片里，男人看了云朵遮月的画面，就回到屋里切开了女人的眼睛，而下一个镜头里，女人又完好无损地坐在椅子上看书。男人和女人对峙，男人被一根绳子绊倒，从绳子的那一端，他拖出了两架三角钢琴、两头腐烂的骡子和两个神学院的学生。两个男人举枪对峙的时刻，突然显示故事将回到“16年前”，而出现的依然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对峙的男人。伴随着探戈舞曲，男人和女人在沙滩上散步，不料镜头一转，他们被埋在了沙土里，最后银幕上出现“春天来了”的字样。
电影结束后，我们沉默了大约5分钟才开始交流，“这是一部从头到尾一点儿都看不懂的电影”，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
然而更痛苦的还在后边。才一上课，Guy就毫不留情地给我们播放了第二部超现实主义电影《贝壳与僧侣》。这部片子的放映期间，班上有一半的人开始打瞌睡，另外一半靠着喝咖啡和吃巧克力来抵挡睡意。电影放完，Guy拍拍手唤醒了睡得正酣的那一半人，看着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无可恋的神态，他哈哈大笑，接着说了一句我完全没听懂的苏格兰英语。
接下来的课我是在正襟危坐地聆听、猜测与联想中度过的，尽管大脑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但我还是勉强地概括出了这堂课的中心思想：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宗旨就是让观众看不懂。不仅仅是观众，就连那些专家学者也一样看不懂，因为超现实主义的电影根本没有逻辑可言。虽然也有很多评论家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来解析超现实主义电影，但在Guy看来，那些都是多此一举，毕竟超现实主义的理念就是要挑战理性和常规，若是生搬硬套地解读，未免辜负了导演们的一片苦心。
下课后Ryan问我：“能听懂Guy讲话吗？”见我摇头，他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别担心，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我也听不懂。”回头瞥了一眼正在收拾教案準备出门的Guy，他压低了声音：“我在家看苏格兰的电视节目都必须看字幕才能看懂。”当天晚上，我意外地收到了Guy老师的邮件，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为我的口音道歉”。
Guy解释说，今年夏天他才从苏格兰的最北部迁移到了纽卡斯尔，因此目前他的“普通话”还很糟糕，但是正在努力地“training”。他随信附上了当天的课堂讲义和推荐的书单、观影目录。Guy说，虽然充斥着各种混乱与暴力，无法被解读的剧情与画面，但超现实主义依然是他最喜欢的电影类型之一，因为它打开了一扇门，而门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对此我深有同感，来到英国后，每一天都有新奇的体验，我仿佛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黑泽明式的入室抢劫
开学快两个月了，我渐渐地和同学们熟悉起来。来自台湾基隆的女生名叫Rosie，或许因为语言相通，比起其他同学，我俩更快地亲近起来。Rosie告诉我，她本科学的是心理学，学到一半退了学，到美国读设计。后来她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电影，于是又来了英国。第一次听说Rosie已经31岁了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喜欢穿小碎花衬衣，背一个大大的帆布背包，脸颊红扑扑的小女生竟然已过而立之年。
除了我和Rosie两个留学女生之外，班里还有3名全职的英国男生。来自曼彻斯特的William阳光帅气，喜欢喝酒和开派对，他在纽卡斯尔当地唯一的艺术电影院里打工。长得高高壮壮、性格开朗的小哥Ryan来自伯明翰，他是伯明翰足球俱乐部的铁杆球迷，尽管来到纽卡斯尔，仍然坚持穿伯明翰的球衣，据说为此他没少和疯狂的纽卡球迷发生冲突。最有趣的是生性羞涩的Lewis，和女生讲话不超过三句就会脸红，但你若是和他聊起好莱坞老电影，他却能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在“银幕美学”这门课上，我们被布置的第一个任务是挑选一位喜欢的导演。我们猜测这大约是要深入研究某个指定导演的美学风格，于是纷纷挑选了极具风格化的艺术片导演，为的就是在写论文时能多些写作素材。在几番犹豫之后，William选择了《生命之树》的导演泰伦斯·马力克，Ryan选择了《穆赫兰道》的导演大卫·林奇，而我最终选择了《罗生门》的导演黑泽明。看着我们报上去的导演名单，老师满意地点点头，这才布置作业：让我们以这位选定的导演的风格来创作一个故事，而故事的大框架已经定好了——甲乙二人秘密闯入一处住宅，他们在寻找一个多方抢夺的移动硬盘，如果任务失败，移动硬盘的主人就会被国外派来的情报组织杀害。
看着这个故事大纲，班里沉寂了大约30秒，然后传出了如潮水一般的抗议声。William说：“老师，我选的是泰伦斯·马力克啊！你能想象他的电影里出现国外情报组织吗？”话音未落，Ryan又接过去说：“老师，我还是换一个导演吧，如果我的女朋友知道我要用大卫·林奇的风格写这么一个故事，可能会和我分手的，她可是大卫·林奇的死忠粉丝。”我也感到很崩溃：“黑泽明拍摄电影的那个年代里，还没有移动硬盘呢。”等到所有的声音都平息了，老师才给了我们这样两条指示：第一，移动硬盘和国外情报组织可以根据创作的年代做出相应调整。第二，除此之外的故事框架不可以改变，更不可以换导演。
此后的时间就变成了观影和写作的炼狱，为了充分地了解黑泽明的导演风格，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他的影集开始一部部地拉片子，却发现单是一部《七武士》就有将近4个小时。那段时间，我连做梦都是电影的剧情，而且还是连续的。到了写剧本的时候，我又遇到了许多语言上的困难，幸好班上的英国同学特别友善，每每遇到瓶颈写不下去了，发邮件打扰他们，他们都会耐心地回复，并且力所能及地纠正我在语言上的错误。两周之后，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英文剧本诞生了。在把移动硬盘换成了宝剑，杀手组织换成了幕府武士之后，这个入室抢劫的故事放在黑泽明的电影里，似乎也不是那么蹩脚了。
快乐的剧本创作之后，开启了“电影史”这门课中最痛苦的一个单元——超现实主义。痛点有两个：其一是超现实主义本身，其二是主讲超现实主义单元的教授Guy。Guy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要知道在英国的所有口音中，最难以理解的就是苏格兰口音。开学第一周，Guy老师一番简单的致辞让我怀疑自己到底懂不懂英语，后来得知他成了我的辅导员后，我一直拖延着不敢去见他。然而现在，到英国以后我最恐惧的两个名字——Guy和超现实主义，竟然一起来了。
按照惯例，我们课前聚在一起，看了超现实主义单元的第一部电影《一条安达鲁狗》，比起那些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的长片，这部全长16分钟的电影短得有些出乎意料。早有耳闻超现实主义晦涩难懂，但是区区16分钟总不至于太难熬吧！然而很快用事实证明，我们毕竟还是太天真了。
原来超现实主义不是晦涩难懂，而是根本就无法看懂。影片里，男人看了云朵遮月的画面，就回到屋里切开了女人的眼睛，而下一个镜头里，女人又完好无损地坐在椅子上看书。男人和女人对峙，男人被一根绳子绊倒，从绳子的那一端，他拖出了两架三角钢琴、两头腐烂的骡子和两个神学院的学生。两个男人举枪对峙的时刻，突然显示故事将回到“16年前”，而出现的依然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对峙的男人。伴随着探戈舞曲，男人和女人在沙滩上散步，不料镜头一转，他们被埋在了沙土里，最后银幕上出现“春天来了”的字样。
电影结束后，我们沉默了大约5分钟才开始交流，“这是一部从头到尾一点儿都看不懂的电影”，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
然而更痛苦的还在后边。才一上课，Guy就毫不留情地给我们播放了第二部超现实主义电影《贝壳与僧侣》。这部片子的放映期间，班上有一半的人开始打瞌睡，另外一半靠着喝咖啡和吃巧克力来抵挡睡意。电影放完，Guy拍拍手唤醒了睡得正酣的那一半人，看着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无可恋的神态，他哈哈大笑，接着说了一句我完全没听懂的苏格兰英语。
接下来的课我是在正襟危坐地聆听、猜测与联想中度过的，尽管大脑已经疲惫到了极点，但我还是勉强地概括出了这堂课的中心思想：超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宗旨就是让观众看不懂。不仅仅是观众，就连那些专家学者也一样看不懂，因为超现实主义的电影根本没有逻辑可言。虽然也有很多评论家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来解析超现实主义电影，但在Guy看来，那些都是多此一举，毕竟超现实主义的理念就是要挑战理性和常规，若是生搬硬套地解读，未免辜负了导演们的一片苦心。
下课后Ryan问我：“能听懂Guy讲话吗？”见我摇头，他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别担心，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我也听不懂。”回头瞥了一眼正在收拾教案準备出门的Guy，他压低了声音：“我在家看苏格兰的电视节目都必须看字幕才能看懂。”当天晚上，我意外地收到了Guy老师的邮件，开篇第一句就是“我为我的口音道歉”。
Guy解释说，今年夏天他才从苏格兰的最北部迁移到了纽卡斯尔，因此目前他的“普通话”还很糟糕，但是正在努力地“training”。他随信附上了当天的课堂讲义和推荐的书单、观影目录。Guy说，虽然充斥着各种混乱与暴力，无法被解读的剧情与画面，但超现实主义依然是他最喜欢的电影类型之一，因为它打开了一扇门，而门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对此我深有同感，来到英国后，每一天都有新奇的体验，我仿佛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