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纵观西方翻译史，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身份的变化彰显了一个由“隐身”到“现身”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翻译家们对于译者的“隐身”和“现身”的讨论，从未停止。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西方翻译史中，数位翻译家们翻译理论的不同演变，以此分析译者身份的变化，从而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探讨。
关键词：译者；隐身；现身；主体性
引言：纵观西方翻译史，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身份与地位也经历了一个由“隐身”到“现身”的过程。劳伦斯·韦怒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译者“隐身”的结果是：译文通顺流畅，看不出译者的痕迹，即“不可见性”。“不可见性”即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在选词、句法、和风格上与目的语完全一致，给人一种透明的幻觉。译文越透明，就越看不见译者的存在，原文作者和意义就越被认为可见。而法国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巴特曾宣称“作者死了！”否认了文本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译者可以对文本作出各种。此时的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一方面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能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即为译者的“现身”。西方翻译史中，译者的身份并未从“隐身”转换到“现身”就结束。不同时期，不同翻译家们对于译者身份的探讨从未停止过。本文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西方翻译史中，一些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的不同，以此分析译者身份的变化。从而探讨在新时代下，是否要求译者要绝对的“现身”或者绝对的“隐身”。
一、西方翻译史中的译者
众所周知，中西方翻译活动的大规模展开都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宗教典籍的翻译。对西方而言就是圣经翻译。尽管中西方的历史典籍上能发现一些零零星星的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但那时人类还处于翻译的摸索阶段，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关于翻译的理论认识，至多也就是对翻译的一些朦胧认识而已。从圣经和佛经翻译起，中西方才开始出现了一批致力宗教典籍翻译的翻译家，并提出了一些列与宗教典籍相关的观点、主张、思想。从宽泛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人类最早的翻译理论。（谢天振，2014：32）
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大规模的《圣经》翻译。当时由于希腊语渐渐成为地中海地区主要的通行语言，犹太教会开始意识到将“上帝的律法”从希伯来文译为希腊文的必要。“巴勒斯坦七十二名高贵的犹太学者”（Preece，1960：581）被召集起来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开始翻译《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翻译过程中，这七十二名译者从早到晚被关在岛上，进行翻译。其结果是七十二本译无论是增词还是省略都相同。至此，整部希腊语《圣经》就此诞生了。
西方古典翻译的代表人物之一西塞罗（Cicero），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译者们的翻译观的思考，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哲罗姆（Jerome）的《致帕玛丘信》中提到西塞罗的观点。西塞罗创造性提出了“解说员”与“演讲者”式翻译，认为”为了符合自己讲话的方式，通过用希腊语中的比喻和习语改变作品的形式，以保持作品原意。”（maitaining the sense but altering the form by adapting both Greek metaphors and diction to suit our own manner of speaking， Douglas Robinson：25本文作者译）。他主张翻译《圣经》需凭借上帝的感召。
公元405年前后，哲罗姆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使拉丁语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一本。哲罗姆认为译者应当“靠征服把原文意思译成自己的语言”，译作必须与原作竞争。（谭载喜，2010：26-27）。这种《圣经》翻译理论突破了原作，译者开始发挥主体性作用，即译者的“现身”。由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因素，译者的主体性也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奥古斯丁，对于宗教翻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翻译观点。他坚定地认为，《圣经》翻译应该坚持“朴素”、“典雅”、“庄重”。（谢天振，2014：35）同时要把真理传达给听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帮助听众理解所传授的理念，并使其乐在其中，从而促使听众在实际生活中能够照着去做。于中世纪晚期起，欧洲各地大大小小的国家建立起来，民族疆域的明确划分逐渐影响到民族意识与民族语言的加强。虽然罗马教廷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坚持使用拉丁语的《圣经》，但欧洲各地开始用本族语言来翻译《圣经》。受到马丁·路德影响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被称为“英语圣经之父”，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大众英语出版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认为《圣经》应该成为所有基督教徒的信仰和教义，因此每个人能够用他本族的语言阅读它。（the Bible should be the source of all Chritian beliefs and practices， and that everyone should therefore be able to read it in his or her native language， Douglas Robinson：90，本文作者译）路德与廷代尔作为译者，没有因为宗教而限制自己翻译理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翻译的文本采用大众化的语言，在语言上进行调整，从译本中能够找寻到译者的“痕迹”，因此，可以称他们為翻译的“现身”。到了17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约翰·德莱顿（Jhon Dryden）堪称当时最伟大的翻译家，他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的。（谭载喜，1991：153）他将译者比作“奴隶”或“仆人”即译者要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所有的个人色彩和主观倾向，完全按照“主人”的指令行事。德莱顿的观点即韦怒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到的译者的“不可见性”，即译者应该“隐身”于原作之中，保持“透明而忠实的翻译”。
随着时代发展，翻译家们不停地在译者的“隐身”与“现身”上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引发了他们的反思。到了20世纪，这个被称为“翻译的时代”（Newmark，1981：3）翻译理论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翻译学的研究方向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其中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奈达（Nida）提出了如何对待译语的观点：⑴语言各有所长；⑵翻译必须尊重语言各自的特征；⑶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⑷保存原作内容，必须改变形式。（谭载喜，1984：2-4）也就是说，对待译语，允许语言的句法、文体、语序的不同，为了达到原作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语言形式上调整是可以的。而根据奈达的观点，能够在译作当中，看到译者的“痕迹”，可以说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须得“现身”，才能使译文充满展现原文的内容。英国的卡特福德（J.C.Catford）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模式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篇章等值的概念。他说：“翻译可作如下定义：一种语言（原语）的篇章材料用与其等值的另一种语言（译语）的篇章材料来替换”（Catford，1965：20）。他对形式对应和篇章等值做了区别，并指出“翻译实践的重心任务就是寻找等值的译语，而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则是界定翻译等值的性质和条件”卡氏认为原语和译语之间的等值关系基本上是可以量化的，翻译就是在所有潜在的等值译语中为原语寻找最合适的等值语的过程（屠国元、廖晶，2001：41）。
到了80年代，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前者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后者则注重再现原文的要旨和接受者的理解，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使译文地道、流畅。前者更像是译者在译文时要保持一定的“隐身”；后者则要求译者为了再现原文，在译文时需要“现身”。
二、对译者主体性的探讨
纵观西方翻译史，我们发现除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译者逐步从幕后推到了幕前，“现身”作品之中。传统翻译思想认为译者必须遵循“忠实性原则”，对待译本，也只有唯一正确的翻译。在这种思想下，译者们开始成为了“隐形人“，人们忽略了译者也是社会生活中独立存在的个体，和每个人都一样，具有其对世界的不同认识。翻译活动是一项主体性活动，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在对跨文化交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翻译研究中应考虑到译者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中译辩证[J].中国翻译，2013（3）.
[2]屠国元、廖晶.翻译等值概念述评[J].中国科技翻译，2001（2）.
[3]谭载喜.奈达论翻译[M].上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关键词：译者；隐身；现身；主体性
引言：纵观西方翻译史，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身份与地位也经历了一个由“隐身”到“现身”的过程。劳伦斯·韦怒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译者“隐身”的结果是：译文通顺流畅，看不出译者的痕迹，即“不可见性”。“不可见性”即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在选词、句法、和风格上与目的语完全一致，给人一种透明的幻觉。译文越透明，就越看不见译者的存在，原文作者和意义就越被认为可见。而法国解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巴特曾宣称“作者死了！”否认了文本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译者可以对文本作出各种。此时的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参与者，一方面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能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即为译者的“现身”。西方翻译史中，译者的身份并未从“隐身”转换到“现身”就结束。不同时期，不同翻译家们对于译者身份的探讨从未停止过。本文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西方翻译史中，一些著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的不同，以此分析译者身份的变化。从而探讨在新时代下，是否要求译者要绝对的“现身”或者绝对的“隐身”。
一、西方翻译史中的译者
众所周知，中西方翻译活动的大规模展开都与一件事有关，那就是宗教典籍的翻译。对西方而言就是圣经翻译。尽管中西方的历史典籍上能发现一些零零星星的关于翻译活动的记载，但那时人类还处于翻译的摸索阶段，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关于翻译的理论认识，至多也就是对翻译的一些朦胧认识而已。从圣经和佛经翻译起，中西方才开始出现了一批致力宗教典籍翻译的翻译家，并提出了一些列与宗教典籍相关的观点、主张、思想。从宽泛意义上而言，这也是人类最早的翻译理论。（谢天振，2014：32）
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大规模的《圣经》翻译。当时由于希腊语渐渐成为地中海地区主要的通行语言，犹太教会开始意识到将“上帝的律法”从希伯来文译为希腊文的必要。“巴勒斯坦七十二名高贵的犹太学者”（Preece，1960：581）被召集起来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开始翻译《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翻译过程中，这七十二名译者从早到晚被关在岛上，进行翻译。其结果是七十二本译无论是增词还是省略都相同。至此，整部希腊语《圣经》就此诞生了。
西方古典翻译的代表人物之一西塞罗（Cicero），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译者们的翻译观的思考，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哲罗姆（Jerome）的《致帕玛丘信》中提到西塞罗的观点。西塞罗创造性提出了“解说员”与“演讲者”式翻译，认为”为了符合自己讲话的方式，通过用希腊语中的比喻和习语改变作品的形式，以保持作品原意。”（maitaining the sense but altering the form by adapting both Greek metaphors and diction to suit our own manner of speaking， Douglas Robinson：25本文作者译）。他主张翻译《圣经》需凭借上帝的感召。
公元405年前后，哲罗姆译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使拉丁语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一本。哲罗姆认为译者应当“靠征服把原文意思译成自己的语言”，译作必须与原作竞争。（谭载喜，2010：26-27）。这种《圣经》翻译理论突破了原作，译者开始发挥主体性作用，即译者的“现身”。由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因素，译者的主体性也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奥古斯丁，对于宗教翻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翻译观点。他坚定地认为，《圣经》翻译应该坚持“朴素”、“典雅”、“庄重”。（谢天振，2014：35）同时要把真理传达给听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帮助听众理解所传授的理念，并使其乐在其中，从而促使听众在实际生活中能够照着去做。于中世纪晚期起，欧洲各地大大小小的国家建立起来，民族疆域的明确划分逐渐影响到民族意识与民族语言的加强。虽然罗马教廷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坚持使用拉丁语的《圣经》，但欧洲各地开始用本族语言来翻译《圣经》。受到马丁·路德影响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被称为“英语圣经之父”，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大众英语出版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认为《圣经》应该成为所有基督教徒的信仰和教义，因此每个人能够用他本族的语言阅读它。（the Bible should be the source of all Chritian beliefs and practices， and that everyone should therefore be able to read it in his or her native language， Douglas Robinson：90，本文作者译）路德与廷代尔作为译者，没有因为宗教而限制自己翻译理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翻译的文本采用大众化的语言，在语言上进行调整，从译本中能够找寻到译者的“痕迹”，因此，可以称他们為翻译的“现身”。到了17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约翰·德莱顿（Jhon Dryden）堪称当时最伟大的翻译家，他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的。（谭载喜，1991：153）他将译者比作“奴隶”或“仆人”即译者要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所有的个人色彩和主观倾向，完全按照“主人”的指令行事。德莱顿的观点即韦怒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到的译者的“不可见性”，即译者应该“隐身”于原作之中，保持“透明而忠实的翻译”。
随着时代发展，翻译家们不停地在译者的“隐身”与“现身”上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引发了他们的反思。到了20世纪，这个被称为“翻译的时代”（Newmark，1981：3）翻译理论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翻译学的研究方向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其中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奈达（Nida）提出了如何对待译语的观点：⑴语言各有所长；⑵翻译必须尊重语言各自的特征；⑶各种语言具有同等表达力；⑷保存原作内容，必须改变形式。（谭载喜，1984：2-4）也就是说，对待译语，允许语言的句法、文体、语序的不同，为了达到原作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语言形式上调整是可以的。而根据奈达的观点，能够在译作当中，看到译者的“痕迹”，可以说译者在翻译活动中须得“现身”，才能使译文充满展现原文的内容。英国的卡特福德（J.C.Catford）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模式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篇章等值的概念。他说：“翻译可作如下定义：一种语言（原语）的篇章材料用与其等值的另一种语言（译语）的篇章材料来替换”（Catford，1965：20）。他对形式对应和篇章等值做了区别，并指出“翻译实践的重心任务就是寻找等值的译语，而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则是界定翻译等值的性质和条件”卡氏认为原语和译语之间的等值关系基本上是可以量化的，翻译就是在所有潜在的等值译语中为原语寻找最合适的等值语的过程（屠国元、廖晶，2001：41）。
到了80年代，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前者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后者则注重再现原文的要旨和接受者的理解，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使译文地道、流畅。前者更像是译者在译文时要保持一定的“隐身”；后者则要求译者为了再现原文，在译文时需要“现身”。
二、对译者主体性的探讨
纵观西方翻译史，我们发现除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译者逐步从幕后推到了幕前，“现身”作品之中。传统翻译思想认为译者必须遵循“忠实性原则”，对待译本，也只有唯一正确的翻译。在这种思想下，译者们开始成为了“隐形人“，人们忽略了译者也是社会生活中独立存在的个体，和每个人都一样，具有其对世界的不同认识。翻译活动是一项主体性活动，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在对跨文化交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翻译研究中应考虑到译者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中译辩证[J].中国翻译，2013（3）.
[2]屠国元、廖晶.翻译等值概念述评[J].中国科技翻译，2001（2）.
[3]谭载喜.奈达论翻译[M].上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