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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高利贷比作鼹鼠，那么，现在鼹鼠已经明目张胆地钻出地面，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肆虐。究其原因，近一年多来银行信贷不断收紧，中小企业的融资无门，民间借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借助民间借贷的渠道，无数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与此同时，旺盛的资金需求也催生了诸多民间高息借贷乱象，仅从借贷利息之高（个别地区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来看，不少民间借贷早已异化为典型的高利贷。
虽然，高利贷让金融市场秩序混乱，且容易催生民间金融风险，但如果只是靠政策打压，不仅高利贷形态不能完全解决，而且还会错伤那些需要资金救济的中小企业。因此，管理部门不如因势利导，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空间，使其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间借贷雨后春笋
时下，民间借贷已经由阴影中走到了阳光下。在互联网上、手机信息中经常可见民间借贷的广告，虽然这些信息鱼龙混杂，可信度很低。但不得不承认，民间借贷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活跃民间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民间借贷持否定态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现有金融体制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时，民间自发的金融创新便开始了，一个表现便是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兴起。
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借贷，其规模总量具体有多大，自然没法精确统计出来。但从银监会日前向银行业机构发布“人人贷”风险提示来看，说明民间借贷已呈“燎原之势”。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监测，当地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整个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千亿级的规模可不是小数字，温州各银行机构的信贷总规模目前也就在4000多亿元。
现在看来，全民放贷并非信口开河，民间借贷数据激增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资金饥渴症状如果处在一个经济平稳的环境下，似乎尚可忍受，但是现如今的社会经济现状却是通货膨胀不止、货币流动性过剩，央行不断的通过货币回收、信贷紧缩的方式控制宏观经济。此时，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已是难上加难，在生与死的选择下，不向民间借贷伸手，又该怎么办？
这也最终造成了，民间借贷利率的疯狂无度。
与其打压不如规范
民间借贷，在现行的制度下是不受法律保障的，不过纯粹打压，也不是办法。对民间借贷“一刀切”全盘否定，其结果只能是两种。
一是，高压之下，民间借贷被斩草除根了。只不过，当下的金融体制，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只能千军万马挤银行贷款这个独木桥。如果民间金融完全绝迹，当银行收缩信贷时，中小企业的窘境，可能真就像社会学家费孝通《江村经济》描述1936年的苏南农民所说的那样，“以前我们至少还有个地方借个钱度过危机，现在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了”。
还有一种后果是，高利贷盛行。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对民间借贷若一味的打倒或禁止，将会大大提高民间借贷的风险成本，从而促使借贷利息进一步高涨。现实的状况表明，正是政策多年来对民间借贷的否定，才结出了信贷紧缩之下高利贷盛行这个“果”。
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2008年在浙江东阳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就是吴英案。搞民间借贷，结果崩盘，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无意去为吴英鸣冤叫屈，只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放高利贷者固然是资本逐利使然，但借钱者难道都是傻子吗？非得往这个火坑里跳？
《江村经济》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同我调查的这个村庄有关系的一个高利贷者，姓施，叫剥皮。这一外号说明了公众的愤恨。可他又是农民急用款时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供借贷的款项极为有限，而需求又很迫切。”可见，对于目前这种民间借贷乱象，不是打压能够解决问题的，给中小企业迫切的融资需求一个合法的解决渠道，才是根本。
放贷人条例该出了
另外，监管层切不要对商业银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抱有太多幻想。
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喊了多少年了，结果如何？一味指责商业银行不讲政治大局也不妥当。既然是商业银行，在经营上追求安全性、盈利性无可厚非，贷款利率受到管制，银行抓“大”放“小”未必不是一种精明。
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根本途径还在民间融资。也只有一直身陷监管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前的借贷乱象也才有可能根除。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讲，出台放贷人条例，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早在三年前，央行官员就放出风来，说是允许个人从事放贷业务的放贷人条例已然拟订，并呈交国务院。但时至今日，这个从根本上对民间借贷起到规范的条例，却不见面世。
个中缘由，据接近决策层面的人士表示，是因为有几个核心条款相关部门争议很大，还牵涉到管辖权的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不管有什么样的部门利益纠缠其中，在当前高利贷日益盛行之际，出台放贷人条例都显得刻不容缓。只有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才能彻底铲除滋生高利贷的土壤；同时，打破目前信贷市场所有资源都被银行垄断的局面，才是真正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有效途径。
借助民间借贷的渠道，无数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与此同时，旺盛的资金需求也催生了诸多民间高息借贷乱象，仅从借贷利息之高（个别地区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来看，不少民间借贷早已异化为典型的高利贷。
虽然，高利贷让金融市场秩序混乱，且容易催生民间金融风险，但如果只是靠政策打压，不仅高利贷形态不能完全解决，而且还会错伤那些需要资金救济的中小企业。因此，管理部门不如因势利导，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空间，使其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间借贷雨后春笋
时下，民间借贷已经由阴影中走到了阳光下。在互联网上、手机信息中经常可见民间借贷的广告，虽然这些信息鱼龙混杂，可信度很低。但不得不承认，民间借贷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活跃民间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民间借贷持否定态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现有金融体制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时，民间自发的金融创新便开始了，一个表现便是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兴起。
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借贷，其规模总量具体有多大，自然没法精确统计出来。但从银监会日前向银行业机构发布“人人贷”风险提示来看，说明民间借贷已呈“燎原之势”。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调查监测，当地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整个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千亿级的规模可不是小数字，温州各银行机构的信贷总规模目前也就在4000多亿元。
现在看来，全民放贷并非信口开河，民间借贷数据激增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资金饥渴症状如果处在一个经济平稳的环境下，似乎尚可忍受，但是现如今的社会经济现状却是通货膨胀不止、货币流动性过剩，央行不断的通过货币回收、信贷紧缩的方式控制宏观经济。此时，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已是难上加难，在生与死的选择下，不向民间借贷伸手，又该怎么办？
这也最终造成了，民间借贷利率的疯狂无度。
与其打压不如规范
民间借贷，在现行的制度下是不受法律保障的，不过纯粹打压，也不是办法。对民间借贷“一刀切”全盘否定，其结果只能是两种。
一是，高压之下，民间借贷被斩草除根了。只不过，当下的金融体制，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只能千军万马挤银行贷款这个独木桥。如果民间金融完全绝迹，当银行收缩信贷时，中小企业的窘境，可能真就像社会学家费孝通《江村经济》描述1936年的苏南农民所说的那样，“以前我们至少还有个地方借个钱度过危机，现在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了”。
还有一种后果是，高利贷盛行。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对民间借贷若一味的打倒或禁止，将会大大提高民间借贷的风险成本，从而促使借贷利息进一步高涨。现实的状况表明，正是政策多年来对民间借贷的否定，才结出了信贷紧缩之下高利贷盛行这个“果”。
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2008年在浙江东阳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就是吴英案。搞民间借贷，结果崩盘，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无意去为吴英鸣冤叫屈，只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放高利贷者固然是资本逐利使然，但借钱者难道都是傻子吗？非得往这个火坑里跳？
《江村经济》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同我调查的这个村庄有关系的一个高利贷者，姓施，叫剥皮。这一外号说明了公众的愤恨。可他又是农民急用款时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供借贷的款项极为有限，而需求又很迫切。”可见，对于目前这种民间借贷乱象，不是打压能够解决问题的，给中小企业迫切的融资需求一个合法的解决渠道，才是根本。
放贷人条例该出了
另外，监管层切不要对商业银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抱有太多幻想。
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喊了多少年了，结果如何？一味指责商业银行不讲政治大局也不妥当。既然是商业银行，在经营上追求安全性、盈利性无可厚非，贷款利率受到管制，银行抓“大”放“小”未必不是一种精明。
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根本途径还在民间融资。也只有一直身陷监管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前的借贷乱象也才有可能根除。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讲，出台放贷人条例，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早在三年前，央行官员就放出风来，说是允许个人从事放贷业务的放贷人条例已然拟订，并呈交国务院。但时至今日，这个从根本上对民间借贷起到规范的条例，却不见面世。
个中缘由，据接近决策层面的人士表示，是因为有几个核心条款相关部门争议很大，还牵涉到管辖权的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不管有什么样的部门利益纠缠其中，在当前高利贷日益盛行之际，出台放贷人条例都显得刻不容缓。只有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才能彻底铲除滋生高利贷的土壤；同时，打破目前信贷市场所有资源都被银行垄断的局面，才是真正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