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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中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其中在解决贵州的少数民族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在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前提下，以合理的政策安排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动了长征的顺利进行，其留下的宝贵经验仍然对当下贵州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当地的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长征，贵州，少数民族，民族团结
一、长征时期贵州的社会民族情况
（一）民族种类繁多
贵州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共有包括18个世居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家调研统计，贵州省一共有48个少数民族。在分布于贵州的众多少数民族中，苗族（当时也称苗人）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苗族人民绝大部分知识水平低下，经济自给自足，与外界接触稀少。介于当时的地理环境，苗族自身内部也存在部落分支众多，如黑脚苗、拔榜苗、白狆家、犵獞、侗家苗、白苗、狗耳龙家、女官郎、锅圈仡佬、箐苗、白猓猡、打牙仡佬、郎慈苗、蔡家子、八番苗、红犵狫、尖顶苗、谷蔺苗、葫芦苗、短裙苗、六洞夷人、水家苗、爷头、洞崽苗、里民子、杨保苗、變苗、狇佬、土人等91种，素有“百苗”之说。民情、省情之复杂程度放眼整个世界也实属罕见。不同的民族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长征时期红军在此地行军、扩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难度。
（二）社会发展程度落后
当时的贵州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边緣地带，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腹地，长期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也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同感不强，致使地方民族主义氛围浓厚。并且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仍然还持有着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相对原始的部落观念，被动的接受部落首领对自身的盘剥。长期封闭的环境也使得这些少数民族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相对简陋。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使少数民族在绝度多数情况下靠天吃饭，无处可依。特殊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再加上远离政治中心使得这里的社会发展程度极为落后。辛亥革命之后长期的军阀统治，大小军阀们对人民横征暴敛以及军阀之间的连年战争等等，对贵州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使贵州的社会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三）民族关系紧张
历史上贵州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贵州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处于社会上层汉族统治者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不同程度的压迫，导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僵化。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维护其在贵州的统治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存在情况予以否认，将民族关系问题看作边缘性政治问题，再加上落后的生活生产条件，导致这里的物质生活资料也比较匮乏，再加上相对错综复杂的的民族分布情况，更是加剧了民族之间的对立状态。
二、具体措施
（一）深入了解贵州地区的民族生产生活状况
由于红军对贵州少数民族比较陌生，因此想要顺利在贵州进军，必须真正了解这些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以此宣传我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民族政策，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事业。在1934年11月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和1934年12月颁布的《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中，红军都强调了要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深入了解贵州民俗，诚恳听取群众意见，注意恰当而又得体的民族工作方法，确保民族工作的实际效果。1935年在《红星报》上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这些都表明我党不但希望在贵州地区顺利行军，而且希望通过在贵州的少数民族行军和宣传扩大革命的有生力量。
（二）张贴标语等形式积极宣传民族政策
标语这一形式在语义的表达方面具有准确、简洁的特点，对于一些政治方面的标语不但严谨，还有一定的鼓动性，如果运用得当既能保持人的理智，又能激发人的情感，对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的导向作用。在锦屏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苗人下山来与汉族人民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等宣传民族平等的主张。在赤水唐朝坝、习水土城有“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等弱小民族！”的反对国民党压迫的主张。在台江平兆场有“打倒压迫苗民的国民党军阀王家烈！苗民们不穿破衣服，到财主家穿新衣服去！”等反军阀和反封建的主张。在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有“红军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欢迎白军弟兄打土豪分田地;白军弟兄同红军联合起来，白军弟兄要求北上抗日去，打倒万恶的国民党”等主张。对于贵州当地文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这些标语通俗易通，简洁有力且数量巨大，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拉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距离，推动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支持，也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贵州地区的传播。
（二）通过发布系统性文件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
我党不仅通过标语宣传党民族问题的看法，也会发布一些系统性的文件向红军各级指战员和贵州群众传播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以1934年7月下旬在贵州东部召开的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上通过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例，这个决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我党民族政策的来源和为了苗疆少数民族的利益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以推动民族解放的态度，第二部分则是从8个维度论述了我党对于苗疆人民的政策。《决议》的颁布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民族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决议》颁布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苏区的根据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壮大。在党的领导下，当地许多部落和村庄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隶属川黔边独立团的田坝游击队就是在这期间成立并发展的，这支游击队的绝大多数队员都是当地的苗族革命群众，推动了当地革命力量的迅速扩张。与此同时，苗族人民自己的革命政权也得到了迅速建立。在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中，以苗族、土家族为主体组成的乡苏维埃政府有66个，广大苗族实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决议》的指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适时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苗族人民得到期盼已久土地。这使得苗族人民更加爱戴和拥护苏区政府，根据地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决议》是我党历史处理少数民族政策的典范。在贵州长征途中，我党还发布了1934年11月29日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指示》和1934年12月24日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等文件，进一步说明了随着我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党对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且更加务实。 （三）坚持各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改善军民关系
1930年2月，由邓小平和张云逸在“百色起义”创建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在反广西军阀“围剿”中失利，4月初进入贵州南部地区的荔波板寨。为了增加革命有生力量，红七军在板寨召开了群众大会，李明瑞在会上向各族群众做了关于共产党的政策、红军的性质和革命目的等问题的讲话，积极号召板寨各族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革命。对于当地的宗教信仰予以充分的尊重，政教分离，减少对少数民族宗教情感的破坏。1934年底，红一方面军来到贵州后，于当年12月发布了《关于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规定“不打苗民土豪，不殺苗民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脱离群众行为”。途经贵州其他各路红军同样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努力缓和民族关系，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严格的纪律，不仅使贵州各少数民族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民族政策，而且亲眼目睹了大军过境秋毫无犯的景象，改变了旧军阀在少数民族中留下的关于汉人的恶劣形象，也促进了军民关系的改善。
作为长征前半部分的战略转移阵地，红军长征在贵州历经61个县，涉及全省9个市（州、地），是红军长征期间逗留时间最长的省份。在进入贵州之前，国民党和军阀对红军进行不同程度的反动宣传，意在丑化红军形象，认为制造民族矛盾，导致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产生一部分畏惧和敌对的心理。面对如此严峻的行军环境，中央红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前提下，从贵州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宣传革命斗争思想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积极引导广大少数民族进行革命斗争，缓和了民族关系，推动了长征和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王敏、汪勇.红色文化助推贵州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价值与路径[J].老区建设，2020（02）：8-15.
[2]《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资料史料选辑[M].贵阳：[出版者不详]1983.
[3]蒋成会.《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历史作用及其当代价值启示[J].凯里学院学报，2017，35（04）：9-11.
[4]徐焰、马祥林著《重解长征之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
[5]罗群《边疆与中国现代社会研究（下）》，人民出版社，第343页
[6]杨昌儒，陈卫平.贵州世居民族节日民俗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7]《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8]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遵义历史文化[J].遵义：2006（4）：8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8
关键词：长征，贵州，少数民族，民族团结
一、长征时期贵州的社会民族情况
（一）民族种类繁多
贵州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共有包括18个世居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家调研统计，贵州省一共有48个少数民族。在分布于贵州的众多少数民族中，苗族（当时也称苗人）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苗族人民绝大部分知识水平低下，经济自给自足，与外界接触稀少。介于当时的地理环境，苗族自身内部也存在部落分支众多，如黑脚苗、拔榜苗、白狆家、犵獞、侗家苗、白苗、狗耳龙家、女官郎、锅圈仡佬、箐苗、白猓猡、打牙仡佬、郎慈苗、蔡家子、八番苗、红犵狫、尖顶苗、谷蔺苗、葫芦苗、短裙苗、六洞夷人、水家苗、爷头、洞崽苗、里民子、杨保苗、變苗、狇佬、土人等91种，素有“百苗”之说。民情、省情之复杂程度放眼整个世界也实属罕见。不同的民族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也加剧了长征时期红军在此地行军、扩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难度。
（二）社会发展程度落后
当时的贵州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边緣地带，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腹地，长期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也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同感不强，致使地方民族主义氛围浓厚。并且贵州当地的少数民族仍然还持有着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相对原始的部落观念，被动的接受部落首领对自身的盘剥。长期封闭的环境也使得这些少数民族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相对简陋。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使少数民族在绝度多数情况下靠天吃饭，无处可依。特殊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再加上远离政治中心使得这里的社会发展程度极为落后。辛亥革命之后长期的军阀统治，大小军阀们对人民横征暴敛以及军阀之间的连年战争等等，对贵州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使贵州的社会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
（三）民族关系紧张
历史上贵州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贵州在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处于社会上层汉族统治者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不同程度的压迫，导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僵化。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维护其在贵州的统治地位，对少数民族的存在情况予以否认，将民族关系问题看作边缘性政治问题，再加上落后的生活生产条件，导致这里的物质生活资料也比较匮乏，再加上相对错综复杂的的民族分布情况，更是加剧了民族之间的对立状态。
二、具体措施
（一）深入了解贵州地区的民族生产生活状况
由于红军对贵州少数民族比较陌生，因此想要顺利在贵州进军，必须真正了解这些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以此宣传我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民族政策，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事业。在1934年11月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和1934年12月颁布的《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中，红军都强调了要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深入了解贵州民俗，诚恳听取群众意见，注意恰当而又得体的民族工作方法，确保民族工作的实际效果。1935年在《红星报》上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这些都表明我党不但希望在贵州地区顺利行军，而且希望通过在贵州的少数民族行军和宣传扩大革命的有生力量。
（二）张贴标语等形式积极宣传民族政策
标语这一形式在语义的表达方面具有准确、简洁的特点，对于一些政治方面的标语不但严谨，还有一定的鼓动性，如果运用得当既能保持人的理智，又能激发人的情感，对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的导向作用。在锦屏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苗人下山来与汉族人民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等宣传民族平等的主张。在赤水唐朝坝、习水土城有“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等弱小民族！”的反对国民党压迫的主张。在台江平兆场有“打倒压迫苗民的国民党军阀王家烈！苗民们不穿破衣服，到财主家穿新衣服去！”等反军阀和反封建的主张。在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有“红军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欢迎白军弟兄打土豪分田地;白军弟兄同红军联合起来，白军弟兄要求北上抗日去，打倒万恶的国民党”等主张。对于贵州当地文化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这些标语通俗易通，简洁有力且数量巨大，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拉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距离，推动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支持，也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贵州地区的传播。
（二）通过发布系统性文件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
我党不仅通过标语宣传党民族问题的看法，也会发布一些系统性的文件向红军各级指战员和贵州群众传播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以1934年7月下旬在贵州东部召开的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上通过的《关于苗族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为例，这个决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我党民族政策的来源和为了苗疆少数民族的利益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以推动民族解放的态度，第二部分则是从8个维度论述了我党对于苗疆人民的政策。《决议》的颁布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民族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决议》颁布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苏区的根据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壮大。在党的领导下，当地许多部落和村庄也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隶属川黔边独立团的田坝游击队就是在这期间成立并发展的，这支游击队的绝大多数队员都是当地的苗族革命群众，推动了当地革命力量的迅速扩张。与此同时，苗族人民自己的革命政权也得到了迅速建立。在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中，以苗族、土家族为主体组成的乡苏维埃政府有66个，广大苗族实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决议》的指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适时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苗族人民得到期盼已久土地。这使得苗族人民更加爱戴和拥护苏区政府，根据地也进一步得到巩固。《决议》是我党历史处理少数民族政策的典范。在贵州长征途中，我党还发布了1934年11月29日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指示》和1934年12月24日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等文件，进一步说明了随着我党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党对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且更加务实。 （三）坚持各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改善军民关系
1930年2月，由邓小平和张云逸在“百色起义”创建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在反广西军阀“围剿”中失利，4月初进入贵州南部地区的荔波板寨。为了增加革命有生力量，红七军在板寨召开了群众大会，李明瑞在会上向各族群众做了关于共产党的政策、红军的性质和革命目的等问题的讲话，积极号召板寨各族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革命。对于当地的宗教信仰予以充分的尊重，政教分离，减少对少数民族宗教情感的破坏。1934年底，红一方面军来到贵州后，于当年12月发布了《关于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规定“不打苗民土豪，不殺苗民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犯、脱离群众行为”。途经贵州其他各路红军同样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努力缓和民族关系，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严格的纪律，不仅使贵州各少数民族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民族政策，而且亲眼目睹了大军过境秋毫无犯的景象，改变了旧军阀在少数民族中留下的关于汉人的恶劣形象，也促进了军民关系的改善。
作为长征前半部分的战略转移阵地，红军长征在贵州历经61个县，涉及全省9个市（州、地），是红军长征期间逗留时间最长的省份。在进入贵州之前，国民党和军阀对红军进行不同程度的反动宣传，意在丑化红军形象，认为制造民族矛盾，导致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产生一部分畏惧和敌对的心理。面对如此严峻的行军环境，中央红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前提下，从贵州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宣传革命斗争思想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积极引导广大少数民族进行革命斗争，缓和了民族关系，推动了长征和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王敏、汪勇.红色文化助推贵州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价值与路径[J].老区建设，2020（02）：8-15.
[2]《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资料史料选辑[M].贵阳：[出版者不详]1983.
[3]蒋成会.《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的历史作用及其当代价值启示[J].凯里学院学报，2017，35（04）：9-11.
[4]徐焰、马祥林著《重解长征之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6页
[5]罗群《边疆与中国现代社会研究（下）》，人民出版社，第343页
[6]杨昌儒，陈卫平.贵州世居民族节日民俗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7]《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8]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遵义历史文化[J].遵义：2006（4）：8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济南 250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