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回首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取得了哪些成果？中国人用何种“扶贫方法论”摆脱贫困？“后2020”的扶贫事业会有怎样的转变？
　　10月22日，南风窗就以上问题专访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

“一个人都不能少”

　　南风窗：对抗贫困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设置2020年这一“脱贫节点”，对于我国的脱贫工作有怎样的意义？
　　汪三贵：贫困的类型有很多，比如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主观贫困、能力贫困等，我们讲今年“消除贫困”，消除的是绝对贫困。绝对贫困的定义，是“人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最基本的吃、穿、住这类的生活需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的需求。解决了这些基本的需求，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两不愁、三保障”得到解决就意味着消除绝对贫困。
　　但我们不是要在今年消除掉所有类型的贫困。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后面还有更高标准的“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定义是，跟全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比较，如果低到一定程度就是相对贫困人口。比较典型的是一些欧盟国家，它的标准就是所有居民的“中值收入”，如果没能达到中值的60%，即视为相对贫困人口。
　　所以“消除贫困”，是分阶段来解决的。不同阶段解决的贫困任务不同。之所以设置2020年这个节点，是跟我们党提出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到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密切相关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使所有的绝对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的话，就不能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全面小康”，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高标准水平之下，而是要有一个最低底线，满足基本需求。所以2020年这个节点，通过打脱贫攻坚战的方式，我们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是阶段性的胜利。
　　另外一个意义是，从国际上看，联合国有“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使贫困人口的比例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一半；联合国可持续议程又提出进一步的目标：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所以，无论是我们党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这个节点，还是国际上的分阶段目标，提出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南风窗：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反贫困实践，经历了哪些重要的成就节点？
　　汪三贵：首先是解放初期、建国后的前30年，解决了当时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生产资料分配严重不公的问题。通过土地改革、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解决了导致贫困的制度性问题。此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也是在试图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把土地归集体所有，个人没办法进行买卖，防止两极分化。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消除贫困最大的制度变化，就是土地改革，从制度上消除了两极分化的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但是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虽然在同一个地方、通过平均分配消除了两极分化，即使都很穷也不会饿死人，但过于“一大二公”，积极性低。于是就需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这个节点，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体制和市场改革、通过把生产资料使用权—特别是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每一家每一户，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市场开放以后，能充分调动每个人的能力，比如能够做生意，人的积极性提起来和创收渠道多了以后，就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提高，从而带动减贫，是另一个重要的节点。

如果我们不能使所有的绝对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的话，就不能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全面小康”，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高标准水平之下，而是要有一个最低底线，满足基本需求。

　　第三个节点，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有针对性地扶贫。中国各地差异很大，有些地方发展快，有些地方发展慢，国家有针对性地选一部分区域做扶贫开发，让落后地区既靠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的推动，也有扶贫开发的加速度，由此带动更多人脱贫。
　　最后一个重大节点就是精准扶贫。通过精准扶贫的方式，把贫困户一户户找出来帮扶，而不是原来只帮扶地区。恰恰是精准扶贫的实施，我们今年才能做到一个地方都不落下、一个人都不能少，完全消除绝对贫困。
　　南风窗：2020年，我们如何理解中国扶贫目前的成绩？
　　汪三贵：中国的扶贫成绩总体是很好的。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减了近7.7亿农村贫困人口。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是97.5%，到去年年底贫困人口只剩下551万，贫困发生率0.6%，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站在国际角度看，我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在70%以上。如果没有中国的大规模减贫，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也不可能顺利完成。2020年，我国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并且完成标准比联合国的標准更高：联合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贫困发生率低于3%就算完成，而我国是一个都不能少；我国还有“两不愁三保障”，对生活标准的要求也更高。
　　南风窗：你觉得这种大规模减贫的实现，它主要的推力是什么？
　　汪三贵：首先，建国后的前30年打下了一个消除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而且在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进步很大。在教育方面，刚刚建国的时候，能够上小学的人口不足1/3，到改革开放的时候，2/3的人能够初中毕业，人的文化程度提高了，为改革开放积累了人力资本；在健康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公共卫生运动，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建国前，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是68岁。教育和健康的进步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大量健康状况更好、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力，在体制机制完善之后，能够很快发挥出积极性来，这是实现大规模减贫的基础之一。

大规模减贫的核心推动力，是改革开放以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水涨船高”，尽管贫困人口比非贫困人口的增长要慢一些，但他们也受益了。经济增长是最根本的动力。

　　南风窗：中国的扶贫“方法论”与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相应的财政减贫政策存在怎样的区别？
　　汪三贵：任何国家，都没有像我们国家这么大规模、动员这么多机构与力量参与扶贫。我们的扶贫方法是多元的，并且尤其强调开发式扶贫，最终目的是要帮助贫困地区综合性、可持续地发展起来，在道路、生产生活条件、公共服务体系等公共资源方面改善和提升。
　　现在到了精准扶贫也是一样，是综合性的帮扶，而不是简单的财政扶持。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社会保障直接给补贴，但这个方法没有中国的综合性扶贫开发策略有效，因为如果不能把贫困人口、贫困地区自身的能力培养起来，让他们有能力去创收，是不行的。
　　当然在印度及一些国家也有公共工程计划，类似于我们的“以工代赈”，政府出钱搞公共工程，给穷人创造就业机会，也有小额信贷一类的计划。但它们都没有中国这种综合性全面干预、全面帮助的，所以他们的扶贫成效远远不如中国。
　　南风窗：中国扶贫成果的显著，能够为世界上其它深受贫困困扰的国家提供怎样的借鉴？
　　汪三贵：理念上的借鉴可能更大一点。
　　中国扶贫的成果说明两点，一是，如果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合适的方法，是可以解决贫困问题的—至少在绝对贫困范畴是可以做到大规模减贫的；二是，如果要大规模减贫，需要采取中国这种更精准、大规模综合性的办法去帮扶，而不能仅仅是小规模、一个项目、某个方面的投资。
　　比如只是提供贷款并不能根本性地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综合性帮扶、需要像中国一样把贫困户一户户找出来，有针对性地帮扶。目前在国际上很少有国家这么做。所以，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种理念上的借鉴还是需要的。
　　但是真正方法上的借鉴还是挺难的。因为社会制度和文化不同，很难有国家有这么强大的组织力、动员这么多人去搞扶贫，更不可能把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结对帮扶。所以真正能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的国家不多，只能说我们的探索和成果证明中国的扶贫方法是有效的、能够成功的。
　　这就跟这次疫情防控是一样的。我们最先暴发、没有经验，目前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基本控制住疫情的，但有几个国家能照搬我们的方法？一样的道理。

为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南风窗：对于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你觉得应该如何巩固成果，防止脱贫人口因“灾害毁所有，大病困全家”而返贫，防止边缘人口致贫？
　　汪三贵：现在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地设置了过渡期，“十四五”期间应该都是过渡期。
　　我们很多政策还要继续跟上。当然，政策不可能完全不变，会密切跟踪和监督。监督中如果哪些方面出现问题，就会调整政策来解决。比如某家的劳动力因疾病丧失，不能说今年脱贫攻坚过去了，这些脱贫户得病就没人管了，肯定还要有根据新情况调整的医疗帮扶政策，比如家庭因病丧失劳动力，社会保障的兜底政策就要跟上。所以在過渡期，很多政策在那等着，确保脱贫户不返贫。
　　此外，这次脱贫的大部分人仍是相对贫困人口。尽管“两不愁三保障”解决了，但相对来说还是贫穷的。所以到了过渡期，我们会把解决绝对贫困的这些政策措施转变成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延续政策体系。我们不仅要求不返贫，还要在缓解相对贫困、乡村振兴阶段帮助贫困户继续发展，要越来越富裕，不能就停在这里—这样越往未来发展，越不能再次陷入绝对贫困。
　　南风窗：接下来，扶贫工作要开始转向乡村振兴，你觉得在这个转向节点，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应该做些什么？
　　汪三贵：现在中央强调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要有机衔接。脱贫攻坚是为了完成党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全面小康；乡村振兴是为了完成党的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到本世纪中叶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而农村是其中的短板。
　　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消除了绝对贫困，并且在此过程中，农村的产业、环境、居住、生态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乡村治理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培养了一批能够深入基层实干的干部队伍。
　　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实际上是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继续往更高水平去做，很多政策也具有连续性。
　　比如拿教育来举例，脱贫攻坚时期的“两不愁三保障”其中一条是要保障义务教育，通过脱贫攻坚，解决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哪怕是深度贫困地区，孩子必须上学。2012年年底，我在凉山的一个县普查了两个村，有2/3的孩子辍学；前年，我们再去凉山的另外一个县的村，已经基本没有孩子辍学了。这是脱贫攻坚打下的基础。

还有一点是其它国家做不到的：东部地区还在支持西部地区，东西协作。

　　但是光有义务教育还不行，到了乡村振兴，我们就有了更高的目标，比如学前教育—城里孩子早上幼儿园了，贫困地区孩子也需要上幼儿园。所以下一阶段，可能教育就要向前扩展到学前教育，向上扩展到高等教育，要让更多人、上更多年的学。
　　光上学还不行，还要注重质量。这个问题在贫困地区很普遍，因为缺少合格的优秀教师，教学质量差，有些人小学毕业还只是达到二年级的水平。所以下一步乡村振兴还要解决质量问题—跟“让人都去上学”相比，提高教学质量难度更大。怎么培养好的教师？怎么留住他们？留不住的话远程教育行不行？
　　我只是举了教育一个层面，乡村振兴的时间很长，还有30年，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现在要做的就是衔接好。开始的几年把体制机制建立起来，战略、政策、制度体系搭建好，然后再分阶段推进。
　　这对政府的考验很大。因为乡村振兴比脱贫攻坚覆盖的范围更宽，脱贫攻坚只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而乡村振兴是面向所有农村人口和农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20字方针涉及的也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既然是“方方面面”，显然也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政府会把大量的资源投向农村，市场主体的参与也至关重要。未来，农村现代化的产业肯定要向规模化、品牌化的高效生产方式转变，这就要依靠现代经营主体（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导，同时带动相对贫困户发展。
　　所以乡村振兴的目标更大、范围更广、任务更重，但同样是政府主导、统筹部署，也同样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