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师范简介

　　长治师范是一所百年老校。原名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男子师范）。创立于1913年。校址在潞安府文庙（今长治一中所在地），为全省早期十四所中等学校之一，设有附属小学一所。其办学宗旨是“造就小学教员”。开设课程为：修身、教育、国文、史地、数学、理化、博物、手工、图画、乐歌、体操、教育心理、乡村教育等。
　　从1913年办学至今，长治师范共培养出约25000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统计至2014年）。还培养出人民作家赵树理、曾任山西省委秘书长的党的理论家之一的史纪言和曾任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等优秀人才。

　　长治师范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长师就曾联合长治各兄弟学校的进步学生举行罢课及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货”等口号，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长治省立第四师范秘密党支部。1928年省立第四师范更名为长治师范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长师联合长治各中等学校爱国学生成立了“实验救国团”，积极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生不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动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爱国学生积极参加“长治学生自卫队”“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抗日武装。语文教师赵树理编导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剧目组织学生在街头演出。
　　1941年日寇占领长治，师范仍存在。1945年日寇投降。
　　1946年2月太行行署任命张新铭同志为长治师范学校校长。校址改在原长治府君庙（今長治市东大街187号）。此时全国还未完全解放，局势尚不稳定，条件非常艰苦。学生用的是学校自编自印的教材，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出门带着锄头和枪。大家一边建校、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支前、一边参加群众运动。同学们编了“学校开作坊，种地又开荒，纺纱打毛衣，学习生产忙。”的打油诗来形容当时沸腾的学习和生活。
　　1949年全国各地纷纷解放，长治师范迎来了复校后的发展高峰。1953年—1954年，长师征购土地扩大规模;新建教室、工字型理化实验室、东西大饭厅、小灶饭厅及师生宿舍;开辟了25亩地的大操场;建成长师附属小学和教工家属院。1954年学校占地近百亩，在校学生达1675人。学校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1961年校务委员会通过了《长治师范校歌》。
　　从1961年校务会通过的《长治师范校歌》就可看出建国以来长治师范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健康发展。长治师范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有优良的校风。

办厂纪实

　　1973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揭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和回潮。大学开始“开门办学”。1973年秋至1974年夏，长治师范曾附设英语班1个，化学班一个，体育班3个，由我校进行生活管理，由山西大学和北京体育学院的师生到我校授课。
　　我校从1974年起开始采取选送、推荐、社来社去等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这样招收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学员不达高小程度，个别学员连乘法口诀都不会。不得已，杨克虹校长从长治师范附属小学调郎文华老师（教小学语文）、栗丰收老师（教小学数学）来师范给学员补小学课程。大概国家教育部也知道这样的学生不好教，因而取消了中师化学、物理、生物三门课，换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可是在黑板上种庄稼，在黑板上开机器也不是办法，于是要求学校办校办工厂和农场，以便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
　　我校的校办工厂应运而生。
　　校办工厂筹备组有5人，由杨拴锁同志负责。工作人员有史效鱼、李素荣、任国璋和我。任国璋和我都是化学教师。我想可能学校领导听说我爱人在国营惠丰机械厂电镀车间搞技术，因此决定办个电镀厂，这样就不用聘用技术人员了。
　　在学校对面有两个家属院，西家属院全部住着家属。东家属院占地约有十余亩。不知什么时候曾筹备办厂。在院子的正面建有一座高大的厂房，占地至少有1000平米。东西厢房是库房。条件真的不错。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硕大的厂房分隔成三间。一间放置电镀槽，一问放酸洗槽和水洗槽，一间安装磨光机和抛光机。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句响亮的话叫“白手起家”。后勤上将这个院子交给我们后，既不提投资也不给派工。也许他们希望我们像许多社队企业汇报的那样白手起家建工厂。这还真难不倒我们。我们五个人决定用建校时剩下的砖自己垒墙。史效鱼是当然的“大工”。史老师原是太行中学的电工，外号“七十三行”。因为他除会电工外，还会焊工、泥瓦工、烧锅炉……至于修个收音机、自行车什么的是手到擒来。史老师领着我们量好尺寸，又将两块砖拴在白线绳的两头，制成一个“标准”，我们把它戏称为“绳之以法”。说干就干，只见他卷起袖子、拿起瓦刀，娴熟地砌起砖来。剩下我们四人虽然也都是“有文化的劳动者”，但还真没干过泥瓦工，只能当个搬砖和泥的“小工”。这样一来造成一人干，四人看，很不成体统。我想，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虽没吃过猪肉，却还见过猪跑。于是建议分成两组。大家正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之中，当然同意。我学着史老师的样，拉了准绳，拿起瓦刀当了“大工”。每砌几块砖，我就眯缝着眼，瞧瞧砖是否偏离了准绳。这样做虽然慢了点，但是墙还垒的比较整齐，得到了大家的称赞。没几天，我们就垒好了墙。但学校还没有人主动谈投资的事。

　　没有资金！
　　我到学校转了一圈，看到大礼堂的门前有两头漂亮的石狮子。它们通体绿色。雄狮手抓绣球，阳刚而帅气;母狮腹偎小崽，慈眉善目。这一定是唐代府君庙的镇庙之宝，是难得的珍贵文物啊！我心里想，“哎，亲爱的狮子，你们是不是挪个地方，为咱建校办工厂作点贡献？”经校领导同意，我和杨拴锁同志到长治西郊公园洽谈卖狮之事。他们倒有诚意，随我俩到学校看了实物。经过讨价还价，他们只肯出500元。那时候的500元不是个小数目，是一个大学毕业生10个月的工资。但这是办厂啊！500元不过杯水车薪，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我们打了退堂鼓，不卖了。唉，我想也许是这对狮子已在长治东街住了1000多年，故土难离，不愿搬迁呢。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对“白手起家”的话提出了质疑，白手真能起家吗？古代倒是有“鸡蛋变牛”的故事，但鸡蛋变成牛那得多长时间啊！更何况买鸡蛋也得花钱。我们正视此事了。大家坐到一起商量，一致认为，不管怎么样学校必须设法筹资，并讨论了一个尽量少花钱、多办事，花小钱、办大事的方案，交给了学校党委。学校请示了上级领导得到拨款的承诺后很快通知了我们。得到校党委的支持，大家欢欣鼓舞，建厂再掀高潮。
　　杨拴锁同志是个老革命，曾当过晋东南地区幼儿园的园长，晋东南地区招待所的所长。他神通广大，风趣幽默。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说长治钢铁厂有一小锅炉，因吨位小被撤换下来，就带我和李素荣去长钢洽谈，长钢废品库的负责同志听说我们是学校办厂，资金短缺，二话没说就将锅炉以废铁的价格卖给了我们。事情没费周折就办成了，我们很快返程。上世纪七十年代和现在不同。现在的公交车是几分钟一趟，而那时候长治到长钢的车或许一天往返只有一、两次。在等车的当儿，杨拴锁给我们讲起了故事。他说，他当幼儿园园长的时候，碰上了“打老虎”。不知为什么群众认为他可能是只老虎，便对他进行批斗。幼儿园除他是男同志外，绝大多数都是妇女。这一群妇女围成一圈把他置于当中。左边的妇女推他一把，他就趔趄着跌到右边的妇女身上，前面的妇女搡他一下，他就歪斜着撞到后边的妇女身上。这种批斗方法叫“炒豆儿”。杨拴锁眼睛闪着狡黠的光接着说：“当时我想，平时我想挨挨你们，一万个不敢，今天有机会了，丑媳妇我能碰碰，漂亮女孩也能挨挨。”听到这里，我已笑疼了肚子。李素荣是北京女知青，才二十多岁，还有点腼腆，笑得捂住了眼睛。此时，我回头一瞥，坏了！公交车已飞驰而过，我们只好住招待所了。
　　我们多方打听，四处奔波，又从惠丰机械厂废品库以废铁、废铜的价格买回了镀铜槽、旧挂架和电解铜板;去壶关清流瓷厂买回大缸做酸洗槽和水洗槽;买了白色搪瓷桶做镀铬槽的代用品。但抛磨光机找不到处理品，只得买新的，它们是设备中唯一的正品。
　　十月份安装设备，经调试一切正常。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恰在此时，长治友谊学校校办工厂的同志闻讯赶来与我们洽谈电镀订书机零件和办公桌扣手事宜。当得到我们保证质量的承诺后，留下零件让我们试镀。在我爱人的帮助和指导下，配槽首试一次成功。友谊学校同志看到试镀件几近完美，当即拍板与我们签订了合同。只干了一个多月，我们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1974年2月，国营清华机械厂赵、张、梁三位工人师傅组成的工宣队进驻我校。工宣队派梁德有师傅到校办工厂与我们同劳动。当梁师傅看到我们的设备竟如此简陋，立刻回厂请求领导资助。由于国营清华机械厂是工宣队的派出单位，所以无偿给我们提供了规范的镀镍槽（钢材槽，内衬塑料板）和镀镍槽（钢材槽，内衬铅板）。我们校办工厂鸟枪换炮、质量上乘，因而声名鹊起。箱包厂送来了小镀件，长治缝纫机厂送来了太行牌缝纫机所需全部零件。至此，我们的校办工厂初具规模。镀镍除可挂镀外，又上了滚筒镀。所以只要镀铜、镍、铬不管大件、小件、各种形状复杂的零件都能拿得下，更兼货源充足，校办工厂已能批量生产，成了我校的重要学工基地。
　　我校并未聘用专业工人，所有工作均由我们5人承担。杨拴锁总负责兼联系洽谈业务。史效鱼负责指导烧锅炉、抛磨光、焊挂架。李素荣协助史效鱼工作。任国璋和我任电镀技术指导，我还兼任会计和保管。
　　学生则轮班上岗，每班学工一个月。每半月学生轮换工种。
　　这不是做实验，所镀零件都是商品，都要保质保量按期交货。所以我们除讲解电镀工艺、手把手教学生技术外，还每天带班生产，来不得半点疏忽。当学生们干到第四周，我们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又换一班学生。
　　工作是繁重的，但心情是愉快的。当我们看着由我们亲手镀出的光亮如镜的订书机、扣手等零件以及花纹美丽、泛着银光的缝纫机面板和后盖等零件时无不心花怒放。
　　1976年春，晋东南地区校办工厂现场会在我校召开。晋东南地区教育局局长带领各校校办工厂负责人，参观我校校办工厂的生产过程并听我讲解电镀工艺。我校校办工厂工作井然有序，工作效率高，镀件质量好，受到与会同志的交口称赞。但领导也谈到氰化物有剧毒，残液经下水流入水库会污染水源，希望我们能上无氰镀铜。
　　遵照领导指示，我们查阅并消化了大量有关无氰镀铜的资料，在两个月内配了无氰镀铜槽，试镀成功，并向晋东南全区推广。我撰写的《无氰镀铜》一文在晋东南地区电镀专刊上发表。
　　校办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1978年停办。（由史效鱼和黄怀亮等人处理善后事宜）
　　我从1973年秋至1978年春在校办工厂搞电镀，期间负责人换了三任，他们是杨拴锁、程启江、原良珠。李素荣调回北京。任国璋半途退出。他俩的工作由留校生黄怀亮等人接替。史效鱼和我是坚持始终的两个办厂“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