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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殊（以下简称蒋）：朱老师好，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落下帷幕不久，这是您第几次担任鲁奖评委了？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我除了第一届和第三届因《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参评并获奖之外，這是第五次担任评委了，而且在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几个体裁中转了一圈。
蒋：鲁奖是我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在文学界引起热议又是意料之中的事，那就先说说这个奖吧。作为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委，您觉得这一次的获奖作品与往届有什么不同？或者说这一次评选更强调与注重作品的哪些方面？
朱：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的作品有近150部（篇），经过前4轮投票的结果是：《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王尧）、《文坛新观察》（白烨）、《必须保卫历史》（刘大先）、《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李云雷）、《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杨庆祥）、《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张学昕）、《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陈思和）、《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郜元宝）、《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黄发有）、《八九十年代“出走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双论》（程光炜）等10部（篇）作品获得提名;最终，经过第5轮投票，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白烨的《文坛新观察》5部（篇）作品获奖。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在文章开头罗列了本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的10个提名和5个获奖作品篇目，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个变化，即在这个篇目中，专著（包括文论集）与文章之比例，分别是4：6和2：3。也就是说，在历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提名和获奖的作品中，单篇文章的数量第一次胜过了专著和文论集的数量。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本届鲁奖组织者和评选者的一种“亮剑”姿态，借此传达出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应该以更大的力度表彰和鼓励在文学一线的现场发声，并以此和社科院与教育部诸方面的重学术规范、重研究系统的专题式、专著式、项目式的奖励导向拉开距离，逐渐找准鲁奖文学理论评论侧重，及时和深度介入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动态性、有效性和战斗性。
蒋：许多人想象中，评奖过程严肃而神圣。不过过程一定没那么顺利，肯定还有争执与争议，面对这些如何处理，最终达成一致？
朱：达成共识的主要方法就是讨论、辩论乃至争论，每个人的角度、切入点、关注重心、知识背景迥然有异，在讨论中它可能形成一种互补，相互启示，刚开始各执一端，最终也慢慢会走到一起。当然，这种讨论有会上的集体商榷，也有会下的个别交流，无论哪种方式，最后都要通过票决产生结果。
蒋：作为鲁奖评委，一定不可避免要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人情，这也是考验责任、担当与公平的时候，面对这种种压力，怎样应对？
朱：据我观察，经过多届评奖机制的不断完善和评委素质的不断提高，大家对所谓的人情和托请，都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即水平线以下的根本就不予考虑，滥竽充数的几率没有。倒是经常出现一种情况是外人不容易想到的。比如本届进前十的陈思和与郜元宝，文章都是百里挑一，尤其郜元宝参评三篇论文都很强，为了不分散票数，大家还预先统一意见确定他的《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最后突出重围，杀进前十，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到新的问题又来了——他遭遇了陈思和！两人都来自同一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而且还是一对师徒。怎么办？文章再好也不可能一齐上，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二吧？结果只能是在陈、郜之中二选一。这样公平吗？这时的参考元素可能主要不是文本了。但这也是一种必要的平衡考虑，不论是地域的、单位的，还是师生的，而且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并且接受的。就像《红楼梦》里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也是评奖中的“人情”——人之常情。
蒋：感谢评委的辛苦与努力，为读者与文坛推出这个阶段最优秀的文学理论评论作品，也给作家们写作与读书提供了风向标。但好作品总是不一定都能如愿入选，每一届应该都有遗憾。您心目中是不是也有未能入选的好评论？
朱：遗珠之憾当然有，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一种常态。就譬如我们刚才说的郜元宝，他此次以《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古船〉重读》《重读张承志》三篇力作参评，给评委留下深刻印象。两篇作品均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一说作注，虽然有点语出惊人，但也确实有所发现，不仅能自圆其说，还据此得出《白鹿原》的人物塑造除田小娥立体、丰满、复杂之外，其他人物多少都有意念牵引或局囿人物之嫌的结论，对重估《白鹿原》的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不过，就我个人兴味而言，更喜欢他的《重读张承志》，他对张承志的评价可谓卓见迭出，特别能从文章中读出一气呵成的充沛饱满的激情，和光昌流利的珠圆玉润的文采，充分展现了郜元宝的江南才子风度。此文在我心目中，虽未获奖，胜似获奖。
还有段崇轩6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前十都没进，我就觉得太可惜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认为段的著作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本当代短篇小说史。而且可以说他为此花费了大半辈子功夫——20世纪80年代写了10年短篇小说，90年代编了10年短篇小说，进入本世纪，研究了10年短篇小说，到2013年才完成这样一本大书。在普遍浮躁的学术环境中，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壮举。功夫也是真正下到了家，有史有论，有感悟、有经验、有归纳、有提炼，分析到位，论述分明，逻辑严谨，文字朴实而又灵动，具有一般史论著作不具备的可读性。出版后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而且，段先生去年66岁了，本届评不上可能就此与鲁奖终生别过了……我反复陈辞也没能说服大家，部分评委还是觉得他的方法过于传统，新意无多……也不无道理吧。结果出来了，我表示尊重，但真是为段先生深感惋惜。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与段崇轩素未谋面，只认文章。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本没有提名的好玩的书——毕飞宇的《小说课》。这是作者在大学讲座稿的一个结集，已陆续在《钟山》刊出，好评甚多。此次参评，也引起了部分评委尤其是我个人的较大兴趣。虽然全书风格恰如开篇题目所示：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有点夸大其辞、阐释过度的电视演讲风，但是作者的锦心绣口——深厚的学术修养，强大的逻辑推演能力，以己推人，将心比心的对名家名作的敬畏、热爱之忱，特别是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基础作出这般体贴、知音式的细读与解读，是使其聚人气、结人缘的根本原因。它与传统的评论套路也许并不十分吻合，但若以此带动影响一种新型的作家式评论，岂不是文坛幸事？
蒋：四年一届，竞争激烈。作家们要获得鲁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作家很优秀，有的作品很优秀，却可能一生无缘鲁奖。作为评委，对这样的作家与作品，您想说点什么？
朱：我覺得情况不像你说的那么悲观，至少在评论界，我看那些优秀的评论家获奖是早晚的事。除了上面说的段崇轩年龄偏大，其他的如郜元宝、程光炜、张学昕，特别是80后的李云雷、杨庆祥，也包括这次没有提名的张清华、谢有顺等等，都在评委的视野中，更是在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心中。评论界就那么一些人，文章好坏、眼光如何、学问深浅，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口碑。其实，这些东西比获奖还重要，这是要靠大量的文章和批评实践去积累的，而获奖不过是通过这么一种形式来认可而已。这个认可当然也需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要等到那个对的时机，在那个对的时间段里拿出对的作品，一旦对上了，想不获奖都难。当然，如果你曾经写得很多、很好，但昙花一现，再没有了，或者水平下滑了，那就不好说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写作不仅比作坐冷板凳，还是一场马拉松赛跑，坚持才能胜利。评论如此，其他体裁也大体差不多吧。
蒋：您担任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委，同时又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对中国的文学评论创作应该很有发言权。能简单对今天的文学评论做个评价吗？以及对评论家们创作的建议。
朱：屈指算来，鲁奖已评至第七届，20多年来的文学理论评论奖也颁出去好几十个了。但要说对理论评论的总体评价，我却是不大满意。理由如下：
首先，近40年来，我们引进西方百年的各种文艺理论，少数人消化得还好，多数人消化不良。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另一种“失语”——即我们始终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甚至是批评话语，用的是外国人的理论方法、观点，甚至带有浓厚翻译色彩的欧式句子。其次，西方文艺理论是一种高度自洽的理论，强调的是与创作保持距离，追求一种自圆自洽的自足性，它不用去指导创作，而是把理论本身变成一种创作，这是西方理论的一个特色。所以，西方文艺理论与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很隔，与中国的文学创作更有百里之遥了。我们又怎么能拿他们的理论来指导、评论甚至规训我们的创作呢？东西方之间巨大的国情之别、文化传统之别，使得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好西方文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最后，在尚未建构起中国文论体系和话语的前提下，对讲述中国故事的当代文学的阐释与引导就明显乏力。那么，能否先努力把评论写得生动、犀利、好看、可读？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风格卓绝而锐利明快的评论就颇受欢迎，并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再如鲁迅所作评论虽然不多，但正如茅盾所说，让人读了“就像吃了辣椒一样的痛快”。因此，深入文学现场，加强一线观察，及时写出一批有分量、有见解的，能与作家“打个平手”甚至高于作家的作家论、作品论就不失为一途。
总之，我对当下活跃的批评家特别是青年批评家们持有审慎的乐观。他们普遍起点高，学养深，富有才情。他们需要也完全可以做到的是：第一，敢于亮剑，不管对文艺思潮现象也罢，对作家作品也罢，要旗帜鲜明地说出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第二，要更有耐心和定力地对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重要新人新作进行深度跟踪关注，及时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家论、作品论，让作家服气，读者受益，社会认可;第三，与此同时，在文学边缘化、评论小众化的资本时代，应拿出“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努力完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转换和古典文论的现代化转换。
由此说到西方文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我想举一个例子。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大家孙绍振先生已年过八旬，在同代教授或文学理论评论家中堪称学贯中西的凤毛麟角。他的基本看法是西方文论解释不了、更解决不了中国的文学问题。所以，21世纪以来他花费了相当多的心力，“中体西用”，在传统文论和评点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方法，来对唐诗、宋词、四大名著进行文本细读和文本还原，已出版了若干部“孙氏解读文本”，广受大、中学生欢迎，在海峡两岸教育界都引起了高度重视与热捧热议，但在文学界的受关注度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孙氏解读”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具有针对性和示范性。这一点，我希望引起青年批评家们的关注，多向老一辈理论批评家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完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转换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换，为建构具有时代特色、民族风格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和话语，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同频共振的当代文学提供广博深厚的理论支撑与引导。
蒋：鲁奖是文学界的大奖，每届不仅评出好作品，同时推出好作家，许多作家因一次获奖而成名。您认为，作家们获奖之后，应该注意哪些，或者说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大的转折？
朱：这还是涉及一个名和利的问题。虽然今天远不是一朝获奖天下皆知的文学黄金时代，但在圈子里还是认可鲁奖的，鲁奖得主的出镜率，特别是被约稿率肯定要高出不少。这就带来了一个时间的科学分配问题。简单说，你是从此一门心思应付约稿、讲座、采风等各种邀请，还是保持定力，在密切关注历史潮流，感应时代脉动的同时，仍然维系学习力不减，保证阅读好两本书——一本是生活的大书，一本是经典的大书。如果科学把握了这三者的平衡关系，那你就可能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蒋：担任本届鲁奖评委，除了您自身的创作实力，还因为平时积累了大量的阅读，也因为一直在不断阅读。请问您一年的阅读量是多少？您是如何界定阅读范围的？
朱：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行的阅读是被动性阅读，强制性阅读，也就是说，经常读的书是自己并不怎么愿意读的书。原因很简单，工作需要，评论需要，评獎需要。记得好像是林语堂说过，要读就读50年以前的书。因为那个靠谱，至少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检验。而我们今天读的书，常常是新鲜出炉的，刚刚才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评论家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告诫别人读经典，自己也许常常读垃圾。这也是一个悖论。
蒋：如此大的阅读量，您如何安排时间？
朱：阅读量说不清楚。方法是有时间就读，但很多书是粗读。
蒋：再回归到您自身的创作吧，您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还发表过大量的诗歌、散文与小说。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写于哪一年？是什么题材？是什么时候基于什么原因走上创作这条路的？
朱：我本来是个创作男，1974年9月初在《福建日报》发表了一首散文诗。10年时间，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一直是一个作家梦的追梦者，有两次与梦想擦肩而过——1982年第10期《小说选刊》转载的短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来信》（与我爱人张聚宁合作），1987年第4期《小说选刊》转载的短篇小说《地牯的屋·树·河》，都进入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最后一轮，只要有一篇得了奖，我可能就不会搞评论了。走上评论这条羊肠小道，纯粹是在军艺文学系被莫言同学天才式的才华碾压或者碰撞出来的，一直走到今天。这也是一种宿命吧。
蒋：最后想问一下，您最近在看什么作品，有没有特别向读者推荐的？
朱：近来，我一直在主编一套大书《中国军旅文学经典文库》，从建军至今将近百年，各种文学体裁无所不包，全书共80卷，约3500万字，徐怀中先生出任名誉主编，我只有认真执行。另外，我自己主编了《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也近100万字，都是向建国70周年的重点献礼书。还真无暇他顾，闲书读得不多。要推荐就推荐这套大书的压卷之作吧——长篇小说《牵风记》，徐怀中老爷子去年以90耄耋之年“尽最大努力完成的最精彩一击”。要说理由只有两个字：奇书。这真是一本奇书。究竟有多奇，谁看谁知道。
蒋：感谢推荐，很期待！
责任编辑 夏 群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我除了第一届和第三届因《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参评并获奖之外，這是第五次担任评委了，而且在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几个体裁中转了一圈。
蒋：鲁奖是我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在文学界引起热议又是意料之中的事，那就先说说这个奖吧。作为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委，您觉得这一次的获奖作品与往届有什么不同？或者说这一次评选更强调与注重作品的哪些方面？
朱：参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的作品有近150部（篇），经过前4轮投票的结果是：《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王尧）、《文坛新观察》（白烨）、《必须保卫历史》（刘大先）、《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李云雷）、《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从1980年代到当下》（杨庆祥）、《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张学昕）、《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陈思和）、《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郜元宝）、《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黄发有）、《八九十年代“出走记”——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和〈北去来辞〉双论》（程光炜）等10部（篇）作品获得提名;最终，经过第5轮投票，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白烨的《文坛新观察》5部（篇）作品获奖。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在文章开头罗列了本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的10个提名和5个获奖作品篇目，是想提醒大家关注一个变化，即在这个篇目中，专著（包括文论集）与文章之比例，分别是4：6和2：3。也就是说，在历届鲁奖文学理论评论提名和获奖的作品中，单篇文章的数量第一次胜过了专著和文论集的数量。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就是本届鲁奖组织者和评选者的一种“亮剑”姿态，借此传达出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应该以更大的力度表彰和鼓励在文学一线的现场发声，并以此和社科院与教育部诸方面的重学术规范、重研究系统的专题式、专著式、项目式的奖励导向拉开距离，逐渐找准鲁奖文学理论评论侧重，及时和深度介入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动态性、有效性和战斗性。
蒋：许多人想象中，评奖过程严肃而神圣。不过过程一定没那么顺利，肯定还有争执与争议，面对这些如何处理，最终达成一致？
朱：达成共识的主要方法就是讨论、辩论乃至争论，每个人的角度、切入点、关注重心、知识背景迥然有异，在讨论中它可能形成一种互补，相互启示，刚开始各执一端，最终也慢慢会走到一起。当然，这种讨论有会上的集体商榷，也有会下的个别交流，无论哪种方式，最后都要通过票决产生结果。
蒋：作为鲁奖评委，一定不可避免要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人情，这也是考验责任、担当与公平的时候，面对这种种压力，怎样应对？
朱：据我观察，经过多届评奖机制的不断完善和评委素质的不断提高，大家对所谓的人情和托请，都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即水平线以下的根本就不予考虑，滥竽充数的几率没有。倒是经常出现一种情况是外人不容易想到的。比如本届进前十的陈思和与郜元宝，文章都是百里挑一，尤其郜元宝参评三篇论文都很强，为了不分散票数，大家还预先统一意见确定他的《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最后突出重围，杀进前十，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到新的问题又来了——他遭遇了陈思和！两人都来自同一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而且还是一对师徒。怎么办？文章再好也不可能一齐上，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二吧？结果只能是在陈、郜之中二选一。这样公平吗？这时的参考元素可能主要不是文本了。但这也是一种必要的平衡考虑，不论是地域的、单位的，还是师生的，而且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并且接受的。就像《红楼梦》里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也是评奖中的“人情”——人之常情。
蒋：感谢评委的辛苦与努力，为读者与文坛推出这个阶段最优秀的文学理论评论作品，也给作家们写作与读书提供了风向标。但好作品总是不一定都能如愿入选，每一届应该都有遗憾。您心目中是不是也有未能入选的好评论？
朱：遗珠之憾当然有，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一种常态。就譬如我们刚才说的郜元宝，他此次以《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古船〉重读》《重读张承志》三篇力作参评，给评委留下深刻印象。两篇作品均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一说作注，虽然有点语出惊人，但也确实有所发现，不仅能自圆其说，还据此得出《白鹿原》的人物塑造除田小娥立体、丰满、复杂之外，其他人物多少都有意念牵引或局囿人物之嫌的结论，对重估《白鹿原》的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不过，就我个人兴味而言，更喜欢他的《重读张承志》，他对张承志的评价可谓卓见迭出，特别能从文章中读出一气呵成的充沛饱满的激情，和光昌流利的珠圆玉润的文采，充分展现了郜元宝的江南才子风度。此文在我心目中，虽未获奖，胜似获奖。
还有段崇轩6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前十都没进，我就觉得太可惜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认为段的著作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本当代短篇小说史。而且可以说他为此花费了大半辈子功夫——20世纪80年代写了10年短篇小说，90年代编了10年短篇小说，进入本世纪，研究了10年短篇小说，到2013年才完成这样一本大书。在普遍浮躁的学术环境中，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壮举。功夫也是真正下到了家，有史有论，有感悟、有经验、有归纳、有提炼，分析到位，论述分明，逻辑严谨，文字朴实而又灵动，具有一般史论著作不具备的可读性。出版后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而且，段先生去年66岁了，本届评不上可能就此与鲁奖终生别过了……我反复陈辞也没能说服大家，部分评委还是觉得他的方法过于传统，新意无多……也不无道理吧。结果出来了，我表示尊重，但真是为段先生深感惋惜。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与段崇轩素未谋面，只认文章。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一本没有提名的好玩的书——毕飞宇的《小说课》。这是作者在大学讲座稿的一个结集，已陆续在《钟山》刊出，好评甚多。此次参评，也引起了部分评委尤其是我个人的较大兴趣。虽然全书风格恰如开篇题目所示：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有点夸大其辞、阐释过度的电视演讲风，但是作者的锦心绣口——深厚的学术修养，强大的逻辑推演能力，以己推人，将心比心的对名家名作的敬畏、热爱之忱，特别是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为基础作出这般体贴、知音式的细读与解读，是使其聚人气、结人缘的根本原因。它与传统的评论套路也许并不十分吻合，但若以此带动影响一种新型的作家式评论，岂不是文坛幸事？
蒋：四年一届，竞争激烈。作家们要获得鲁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作家很优秀，有的作品很优秀，却可能一生无缘鲁奖。作为评委，对这样的作家与作品，您想说点什么？
朱：我覺得情况不像你说的那么悲观，至少在评论界，我看那些优秀的评论家获奖是早晚的事。除了上面说的段崇轩年龄偏大，其他的如郜元宝、程光炜、张学昕，特别是80后的李云雷、杨庆祥，也包括这次没有提名的张清华、谢有顺等等，都在评委的视野中，更是在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心中。评论界就那么一些人，文章好坏、眼光如何、学问深浅，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口碑。其实，这些东西比获奖还重要，这是要靠大量的文章和批评实践去积累的，而获奖不过是通过这么一种形式来认可而已。这个认可当然也需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要等到那个对的时机，在那个对的时间段里拿出对的作品，一旦对上了，想不获奖都难。当然，如果你曾经写得很多、很好，但昙花一现，再没有了，或者水平下滑了，那就不好说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写作不仅比作坐冷板凳，还是一场马拉松赛跑，坚持才能胜利。评论如此，其他体裁也大体差不多吧。
蒋：您担任文学理论评论奖评委，同时又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对中国的文学评论创作应该很有发言权。能简单对今天的文学评论做个评价吗？以及对评论家们创作的建议。
朱：屈指算来，鲁奖已评至第七届，20多年来的文学理论评论奖也颁出去好几十个了。但要说对理论评论的总体评价，我却是不大满意。理由如下：
首先，近40年来，我们引进西方百年的各种文艺理论，少数人消化得还好，多数人消化不良。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另一种“失语”——即我们始终没有建构起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甚至是批评话语，用的是外国人的理论方法、观点，甚至带有浓厚翻译色彩的欧式句子。其次，西方文艺理论是一种高度自洽的理论，强调的是与创作保持距离，追求一种自圆自洽的自足性，它不用去指导创作，而是把理论本身变成一种创作，这是西方理论的一个特色。所以，西方文艺理论与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很隔，与中国的文学创作更有百里之遥了。我们又怎么能拿他们的理论来指导、评论甚至规训我们的创作呢？东西方之间巨大的国情之别、文化传统之别，使得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好西方文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最后，在尚未建构起中国文论体系和话语的前提下，对讲述中国故事的当代文学的阐释与引导就明显乏力。那么，能否先努力把评论写得生动、犀利、好看、可读？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风格卓绝而锐利明快的评论就颇受欢迎，并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再如鲁迅所作评论虽然不多，但正如茅盾所说，让人读了“就像吃了辣椒一样的痛快”。因此，深入文学现场，加强一线观察，及时写出一批有分量、有见解的，能与作家“打个平手”甚至高于作家的作家论、作品论就不失为一途。
总之，我对当下活跃的批评家特别是青年批评家们持有审慎的乐观。他们普遍起点高，学养深，富有才情。他们需要也完全可以做到的是：第一，敢于亮剑，不管对文艺思潮现象也罢，对作家作品也罢，要旗帜鲜明地说出真话，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第二，要更有耐心和定力地对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的重要新人新作进行深度跟踪关注，及时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家论、作品论，让作家服气，读者受益，社会认可;第三，与此同时，在文学边缘化、评论小众化的资本时代，应拿出“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努力完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转换和古典文论的现代化转换。
由此说到西方文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我想举一个例子。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大家孙绍振先生已年过八旬，在同代教授或文学理论评论家中堪称学贯中西的凤毛麟角。他的基本看法是西方文论解释不了、更解决不了中国的文学问题。所以，21世纪以来他花费了相当多的心力，“中体西用”，在传统文论和评点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方法，来对唐诗、宋词、四大名著进行文本细读和文本还原，已出版了若干部“孙氏解读文本”，广受大、中学生欢迎，在海峡两岸教育界都引起了高度重视与热捧热议，但在文学界的受关注度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孙氏解读”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具有针对性和示范性。这一点，我希望引起青年批评家们的关注，多向老一辈理论批评家学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完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转换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换，为建构具有时代特色、民族风格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和话语，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同频共振的当代文学提供广博深厚的理论支撑与引导。
蒋：鲁奖是文学界的大奖，每届不仅评出好作品，同时推出好作家，许多作家因一次获奖而成名。您认为，作家们获奖之后，应该注意哪些，或者说应该如何处理好这个大的转折？
朱：这还是涉及一个名和利的问题。虽然今天远不是一朝获奖天下皆知的文学黄金时代，但在圈子里还是认可鲁奖的，鲁奖得主的出镜率，特别是被约稿率肯定要高出不少。这就带来了一个时间的科学分配问题。简单说，你是从此一门心思应付约稿、讲座、采风等各种邀请，还是保持定力，在密切关注历史潮流，感应时代脉动的同时，仍然维系学习力不减，保证阅读好两本书——一本是生活的大书，一本是经典的大书。如果科学把握了这三者的平衡关系，那你就可能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蒋：担任本届鲁奖评委，除了您自身的创作实力，还因为平时积累了大量的阅读，也因为一直在不断阅读。请问您一年的阅读量是多少？您是如何界定阅读范围的？
朱：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行的阅读是被动性阅读，强制性阅读，也就是说，经常读的书是自己并不怎么愿意读的书。原因很简单，工作需要，评论需要，评獎需要。记得好像是林语堂说过，要读就读50年以前的书。因为那个靠谱，至少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检验。而我们今天读的书，常常是新鲜出炉的，刚刚才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评论家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告诫别人读经典，自己也许常常读垃圾。这也是一个悖论。
蒋：如此大的阅读量，您如何安排时间？
朱：阅读量说不清楚。方法是有时间就读，但很多书是粗读。
蒋：再回归到您自身的创作吧，您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还发表过大量的诗歌、散文与小说。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写于哪一年？是什么题材？是什么时候基于什么原因走上创作这条路的？
朱：我本来是个创作男，1974年9月初在《福建日报》发表了一首散文诗。10年时间，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一直是一个作家梦的追梦者，有两次与梦想擦肩而过——1982年第10期《小说选刊》转载的短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来信》（与我爱人张聚宁合作），1987年第4期《小说选刊》转载的短篇小说《地牯的屋·树·河》，都进入了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最后一轮，只要有一篇得了奖，我可能就不会搞评论了。走上评论这条羊肠小道，纯粹是在军艺文学系被莫言同学天才式的才华碾压或者碰撞出来的，一直走到今天。这也是一种宿命吧。
蒋：最后想问一下，您最近在看什么作品，有没有特别向读者推荐的？
朱：近来，我一直在主编一套大书《中国军旅文学经典文库》，从建军至今将近百年，各种文学体裁无所不包，全书共80卷，约3500万字，徐怀中先生出任名誉主编，我只有认真执行。另外，我自己主编了《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也近100万字，都是向建国70周年的重点献礼书。还真无暇他顾，闲书读得不多。要推荐就推荐这套大书的压卷之作吧——长篇小说《牵风记》，徐怀中老爷子去年以90耄耋之年“尽最大努力完成的最精彩一击”。要说理由只有两个字：奇书。这真是一本奇书。究竟有多奇，谁看谁知道。
蒋：感谢推荐，很期待！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