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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３日，对当时山西省军区独立师（内卫４５４０部队）的全体官兵来说是令人难忘和极为悲痛的一天，我们的贺华胜政委不幸被胃癌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享年５２岁。噩耗传来，全师官兵无不失声痛哭。贺政委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关爱部下的一言一行，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思念和永远的回忆。
贺华胜同志于１９１６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龙安村的一个贫寒家庭，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加入共青团，１９３０年１月参加工农红军，１９３３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在井冈山时期，贺华胜同志是一名优秀的报务员，能双手同时发报。在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中电键被打坏，他急中生智，巧用夹电报的铁夹子接通了电路，保证了作战命令及时下达，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上级表彰。长征时贺华胜同志担任第一任电台台长，他使用过的发报电键现珍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他作战勇敢，奋不顾身，战斗中多次负伤，下颌部终身留有子弹碎片。历任班长、电台台长、分队长、政治指导员、特派员、电讯科长、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山西省公安总队政治委员等职。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逝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
所有和贺华胜同志相处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贺政委不愧是党多年培养教育的老红军、老革命，他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无限信仰，无论何时何地总是顾全大局，一切服从组织安排。１９５２年，包括贺政委在内的好多干部由正规的解放军部队调出充实公安部队，当时所有公安部队指战员的着装一律是左臂佩戴“公安”二字臂章，前胸仍为解放军胸章。如此着装走在大街上，引来各方非议，戏称“双挂号”。因此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波动。贺政委首先做连以上干部的工作：“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是革命军人的天职，不管野战军还是公安部队，都是人民的军队，党的军队，都是光荣的。”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１９５９年，部队实行转制，与上次不同，这次要转为受公安部队司令部和地方公安部门双重领导的武装警察部队。贺华胜同志当时是晋中军分区政治委员、大校军衔、正师级干部，是年轻有为的军官。可组织上认为他有做民警工作的经验，决定调他到山西省武装警察总队担任政治委员，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工作。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和榜样作用，他所在部队的转制任务完成得很顺利，部队建设未受到任何影响。在他的组织带领下，分布全省的武装警察部队迅速组建完毕，投入正常工作。
贺政委戎马一生，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传统作风、旺盛的革命斗志和火一样的工作热情，并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全体指战员。１９５２年夏季的一天，总队正在举行篮球比赛，地处赛马场的木材仓库突然起火，广播里传来紧急呼救声。贺政委闻讯立即决定停止比赛，前去救火。大家连运动衣都未换，跑步赶到仓库大门口，但门卫不允许入内。贺政委以省公安总队政委身份，果断命令我们的指战员撤换门卫，迅速进入火灾现场，及时扑灭了大火。事后有人议论，贺政委管闲事管到地方部门头上了。贺政委严肃地说：“这话不对，我们的部队叫‘公安’，公安就是保卫公共安全，凡是出现不安全的事，我们就有责任管。”１９５９年秋季雨水多，一天，东太堡的物资仓库因下大雨遭了水灾，听到消息后，贺政委不顾自己已患胃病，立即带领部队去救灾，在大雨中和大家一起干了十几个小时，将所有物资全部转移，未受任何损失。物资部门的领导敬献锦旗感谢部队时，特别敬佩贺政委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贺政委却说：“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主要靠全体指战员集体的力量。”
贺政委在工作中一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他在全师是有名的“大烟袋”，烟瘾非常大，用的是斯大林式的大烟斗，抽的是“小兰花”。但他规定开会、听报告一律不准吸烟，自己带头遵守，用顽强的毅力克制着烟瘾，始终保持了军人的良好形象，保证了会议的清新环境。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部队样样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经常得到上级嘉奖。
贺政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是他一贯的作风。雁北公安大队有一位副政委，在组织纪律性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受到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队副政委的指名批评，并建议严肃处理。在总队党委研究时，部分领导提议给予开除党籍、撤职处分。贺政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干部给出路的原则，统一了党委成员的认识，对其作出了恰当处理。在部队改编时，有两个老资格的连长想不通，发牢骚，散布了一些错误言论，不少党委成员都主张从严处理这两位连长。还是贺政委力排众议，提出对干部处理要按党的政策办，思想问题要从教育入手，讲清道理，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不要一棍子打死人。这件事的处理最终使大家和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有一位同志在反右倾时，因同意彭德怀的一些观点，对浮夸风不满，讲了几句真话，就受到批判，被撤了职，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已身患重病的贺政委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稍有好转回到太原后，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找这位同志谈话。他开门见山问：“你为什么要反党？共产党哪些地方对不住你？”这位同志向贺政委诉说了斗争中逼供信的情况。贺政委又问：“你有没有错？承认过反党没有？”这位同志如实回答：“承认过反党，也做过检查。可这都是被压出来的呀！说实话我没有错误。”贺政委严肃地说：“你有错，而且错误不小。你违心地做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检查，就是大错误！无论是谁，不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错误。”后来，贺政委给这位干部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反右倾中的偏差都尽可能予以了纠正。
由于贺政委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损害，胃疼得很厉害，可他即使在住院期间也未放弃工作。我们记忆最深的是，内卫４５４０部队召开党代表大会时，贺政委发高烧达３９度，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忍着病痛的折磨，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大家看到贺政委大汗淋漓，都劝他坐着讲话，但他为使会议开得庄严、圆满，硬是坚持站着把报告做完，给与会代表以极大震撼。
“文革”开始后，军内地方工作十分紧张繁忙，贺华胜同志的胃病也开始恶化，经北京军区总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即使在病危期间，他仍想着部队工作。他是因为过度劳累，心力交瘁，才罹病不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走完了他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岁月流逝，贺政委已离开我们３０多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可贵人品，他的亲切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回忆者：郑玉生姚文锦张绍武武希忠武子雷李春荣李守珍张清云韩富宏）
贺华胜同志于１９１６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龙安村的一个贫寒家庭，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加入共青团，１９３０年１月参加工农红军，１９３３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在井冈山时期，贺华胜同志是一名优秀的报务员，能双手同时发报。在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中电键被打坏，他急中生智，巧用夹电报的铁夹子接通了电路，保证了作战命令及时下达，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上级表彰。长征时贺华胜同志担任第一任电台台长，他使用过的发报电键现珍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他作战勇敢，奋不顾身，战斗中多次负伤，下颌部终身留有子弹碎片。历任班长、电台台长、分队长、政治指导员、特派员、电讯科长、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山西省公安总队政治委员等职。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逝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
所有和贺华胜同志相处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贺政委不愧是党多年培养教育的老红军、老革命，他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无限信仰，无论何时何地总是顾全大局，一切服从组织安排。１９５２年，包括贺政委在内的好多干部由正规的解放军部队调出充实公安部队，当时所有公安部队指战员的着装一律是左臂佩戴“公安”二字臂章，前胸仍为解放军胸章。如此着装走在大街上，引来各方非议，戏称“双挂号”。因此大家的情绪都有点波动。贺政委首先做连以上干部的工作：“服从党的绝对领导是革命军人的天职，不管野战军还是公安部队，都是人民的军队，党的军队，都是光荣的。”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１９５９年，部队实行转制，与上次不同，这次要转为受公安部队司令部和地方公安部门双重领导的武装警察部队。贺华胜同志当时是晋中军分区政治委员、大校军衔、正师级干部，是年轻有为的军官。可组织上认为他有做民警工作的经验，决定调他到山西省武装警察总队担任政治委员，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工作。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和榜样作用，他所在部队的转制任务完成得很顺利，部队建设未受到任何影响。在他的组织带领下，分布全省的武装警察部队迅速组建完毕，投入正常工作。
贺政委戎马一生，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传统作风、旺盛的革命斗志和火一样的工作热情，并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全体指战员。１９５２年夏季的一天，总队正在举行篮球比赛，地处赛马场的木材仓库突然起火，广播里传来紧急呼救声。贺政委闻讯立即决定停止比赛，前去救火。大家连运动衣都未换，跑步赶到仓库大门口，但门卫不允许入内。贺政委以省公安总队政委身份，果断命令我们的指战员撤换门卫，迅速进入火灾现场，及时扑灭了大火。事后有人议论，贺政委管闲事管到地方部门头上了。贺政委严肃地说：“这话不对，我们的部队叫‘公安’，公安就是保卫公共安全，凡是出现不安全的事，我们就有责任管。”１９５９年秋季雨水多，一天，东太堡的物资仓库因下大雨遭了水灾，听到消息后，贺政委不顾自己已患胃病，立即带领部队去救灾，在大雨中和大家一起干了十几个小时，将所有物资全部转移，未受任何损失。物资部门的领导敬献锦旗感谢部队时，特别敬佩贺政委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贺政委却说：“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主要靠全体指战员集体的力量。”
贺政委在工作中一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他在全师是有名的“大烟袋”，烟瘾非常大，用的是斯大林式的大烟斗，抽的是“小兰花”。但他规定开会、听报告一律不准吸烟，自己带头遵守，用顽强的毅力克制着烟瘾，始终保持了军人的良好形象，保证了会议的清新环境。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部队样样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经常得到上级嘉奖。
贺政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是他一贯的作风。雁北公安大队有一位副政委，在组织纪律性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受到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队副政委的指名批评，并建议严肃处理。在总队党委研究时，部分领导提议给予开除党籍、撤职处分。贺政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干部给出路的原则，统一了党委成员的认识，对其作出了恰当处理。在部队改编时，有两个老资格的连长想不通，发牢骚，散布了一些错误言论，不少党委成员都主张从严处理这两位连长。还是贺政委力排众议，提出对干部处理要按党的政策办，思想问题要从教育入手，讲清道理，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不要一棍子打死人。这件事的处理最终使大家和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有一位同志在反右倾时，因同意彭德怀的一些观点，对浮夸风不满，讲了几句真话，就受到批判，被撤了职，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已身患重病的贺政委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稍有好转回到太原后，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找这位同志谈话。他开门见山问：“你为什么要反党？共产党哪些地方对不住你？”这位同志向贺政委诉说了斗争中逼供信的情况。贺政委又问：“你有没有错？承认过反党没有？”这位同志如实回答：“承认过反党，也做过检查。可这都是被压出来的呀！说实话我没有错误。”贺政委严肃地说：“你有错，而且错误不小。你违心地做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检查，就是大错误！无论是谁，不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错误。”后来，贺政委给这位干部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反右倾中的偏差都尽可能予以了纠正。
由于贺政委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损害，胃疼得很厉害，可他即使在住院期间也未放弃工作。我们记忆最深的是，内卫４５４０部队召开党代表大会时，贺政委发高烧达３９度，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忍着病痛的折磨，向大会做工作报告。大家看到贺政委大汗淋漓，都劝他坐着讲话，但他为使会议开得庄严、圆满，硬是坚持站着把报告做完，给与会代表以极大震撼。
“文革”开始后，军内地方工作十分紧张繁忙，贺华胜同志的胃病也开始恶化，经北京军区总医院确诊为胃癌晚期。即使在病危期间，他仍想着部队工作。他是因为过度劳累，心力交瘁，才罹病不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走完了他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岁月流逝，贺政委已离开我们３０多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可贵人品，他的亲切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回忆者：郑玉生姚文锦张绍武武希忠武子雷李春荣李守珍张清云韩富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