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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凶杀案续集又上银幕
在刚过去的年末，12月17日，日本又曝街头持刀伤人案：27岁男子斋藤勇太在茨城县取手市火车站前的公交车站持刀行凶，致使1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正乘车上学的当地江户川学园的中学生。“他上车时没说话，拿刀就朝女学生的头或脸上砍”，公交车司机向媒体描述说，他先是听见女学生尖叫，接着便从后视镜中看见几个男学生正与一名持刀男子搏斗。
事发时，司机还从驾驶座旁拿起一把检修车辆用的锤子警告凶手，车内几个男学生与凶手进行肉搏，砍人之后，男子随后跳下这辆公交车，朝后面刚刚到站的另一辆公交车奔去，边走边向周围人群挥舞凶器。见此情景，七八名正在等待载客的出租车司机迅速按响喇叭震慑凶手。
随后男子从前门上了第二辆公交车，曾与司机对视数秒。司机眼明手快，一边打开车后门让乘客逃命，一边伸手去拿旁边的锤子，准备搏斗。不过，行凶者刚进入车内，便被两名上班族模样的白领综合运用柔道、空手道、相扑等日本功夫制服。
数分钟后，警察赶到。斋藤行凶过程中一言不发，被制伏时也没有反抗。“我不打算活了。”杀人未遂的斋藤如是说。
事发现场附近的路人纷纷在微博网站“推特”上进行“直播”，还有人第一时间将电视和报纸的报道转贴到网上。但是随后有人留言批评：“有发微博的时间，应该做其他事情！”
斋藤属无业游民，居无定所。他承认持刀行凶。不过，他自称无意置人于死地。“他很瘦，看上去无精打采，”一名现场司机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这样的事件看似不可理喻，但是在日本早已不算爆炸新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日本共发生74起公共场合杀人和杀人未遂事件，以持刀伤人为多。不包括这次，日本自去年以来已发生5起这类案件。去年6月22日，马自达汽车公司一名前员工不满遭解雇，驾车在厂区撞人，导致1死11伤。日本2008年这类案件发生最多，共14起，致死8人。当年3月，一名通缉犯在茨城县土浦市一家购物中心前刺死1人，刺伤7人。6月，最为惨烈的秋叶原变态佬杀人案爆发：25岁的加藤智大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在东京秋叶原撞伤数人，后下车用刀刺向路人，致使7死10伤。
日本“鬼子”为何喜欢砍人？
在目击者的恐惧和受难者亲友的悲伤中，惊魂未定之际，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去杀死这些无辜的人们，他们与他无仇无怨，仅仅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啊！
纵观这些持刀砍人案件，绝大多数犯罪者都和斋藤勇太有极其相似之处，就是没有职业，或没有全职职业，或职业不稳定，柴米油盐无法保证。这样的现象是日本的历史性转型期的产物。
自日本经济腾飞之后，日本的大多数大中企业实行“终身雇用制”的人事管理制度。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企业工会制度并称为日本经营的“三大法宝”。所谓“终身雇用制”，义如其表，是指一个人一旦进入公司，将在这家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而公司不能以非正当理由开除职工，比如犯罪、违纪等。
然而，好景不常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由此导致日本企业规模无法扩大，多数企业进行了裁员，因此社会就业压力增大，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渐对终身雇用制进行改革，提高雇用的标准，裁减综合素质相对较低的员工，使失业人员剧增，失业率不断攀升，由此导致“终身雇用制”成为一句空文。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日本大中企业又纷纷把企业重心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寻找更低产品材料和更廉人力资本，日本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大量产品返销日本国内后，对国内的中小企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导致日本国内企业只能用最低的成本雇用国内劳动力。而不拿福利奖金、不参加各类保险、完成额定任务就可以炒鱿鱼的临时工成本最低，这就使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式职工。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刚上任之时，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劳动力不足和社会高失业率问题，对日本实行多年的《派遣法》进行改革，打破了“高工资和高技术”的派遣条件，将“派遣社员”（非正式社员）扩大到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派遣社员”虽然名义上不是临时工，但是和临时工一样，工资低、饭碗不安定，深受雇用企业和派遣企业“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目前日本包括“派遣社员”在内的非正规职工超过2200万人，占全体劳动人口的1/3，年轻人有1/2是非正规职工，他们的工资只有正式职工的1/4，是日本社会的“三无旧人”：无福利、无奖金、无前途，有些人自己衣食住行都无法自理，更别说买房讨老婆。
孤独无助的日本“御宅族”
在日本国内，由于“终身雇用制”等因素，日本上班族以企业为家，企业对他们工作与生活的照顾面面俱到，只要岗位保住，生活即可衣食无忧。但是，现在大量出现的像斋藤勇太这样的无业或“派遣社员”，平时较少与外界联系，因而相当的孤独。
在现代社会，城市里的人们往往住在互相隔绝的空间——楼房，特别是在日本，十分重视私人空间，并将把自己隔绝起来的空间命名为“隐私空间”，不容任何人窥视。如果观察一下在国外生活、学习或工作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便能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韩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居住，而日本人则是喜欢“独守空房”。人们为克服孤独殚思竭虑，但是难以找到克服孤独的办法。这也是将自己封闭在“孤独的兴趣”中的“御宅族”产生的一个最大原因。
日本“御宅族”们也曾看到过一点“星星之火”，那就是小泉上台后，打破各种限制，鼓励年轻人创业，鼓励优胜劣汰。他造成了日本社会贫富差别、首都与地方差别扩大，也造就了一批一攫千金、一夜暴富的人物和企业。“活力门”的总裁堀江贵文就是一个典型。堀江贵文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发迹的，他和另一个同样在虚拟世界成长起来的“股神”村上世彰联袂演出了收买富士电视台的母公司日本放送股票的大戏，震动了日本，极大地鼓舞了许多在孤独中徘徊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包括“御宅族”在内，似乎找到了通往罗马的大道，他们把堀江贵文当做“圣人”来对待，也有许多年轻人仿效堀江贵文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但是这点“星星之火”却没能在社会就业环境中有效地“燎原”，因为堀江贵文的做法，不符合日本的集团原则，日本是一种“纵式社会”，有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社会与集团内，必须从最低层次“从头做起”，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日本有一句成语叫“器用贫乏”，意思是喜好耍小聪明的人一般都是贫穷的，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日本人大多数也认为只有靠不断的积累，长年奋斗得来的财富才是正道，把凭聪明点子和投机取巧而一夜暴富视为歪门邪道，终究会崩溃。
这样一来，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终身雇用制”这贴“护身符”，稳定的人生蓝图宣告破产，同时社会的旧风习又阻碍他们放飞自己的梦想，他们在孤独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绝望，其中少数意志非常薄弱的人，就会萌生一种复仇的冲动：社会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别人好过！
可是，造成他们这种变态心理的并不是某个人或某段家庭教育背景，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转型，因此他们找不到可以发泄仇恨的具体对象，这时他们的复仇对象就指向了整个社会，将刀砍上了手无寸铁的无辜弱者。斋藤勇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了犯罪。
在刚过去的年末，12月17日，日本又曝街头持刀伤人案：27岁男子斋藤勇太在茨城县取手市火车站前的公交车站持刀行凶，致使1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正乘车上学的当地江户川学园的中学生。“他上车时没说话，拿刀就朝女学生的头或脸上砍”，公交车司机向媒体描述说，他先是听见女学生尖叫，接着便从后视镜中看见几个男学生正与一名持刀男子搏斗。
事发时，司机还从驾驶座旁拿起一把检修车辆用的锤子警告凶手，车内几个男学生与凶手进行肉搏，砍人之后，男子随后跳下这辆公交车，朝后面刚刚到站的另一辆公交车奔去，边走边向周围人群挥舞凶器。见此情景，七八名正在等待载客的出租车司机迅速按响喇叭震慑凶手。
随后男子从前门上了第二辆公交车，曾与司机对视数秒。司机眼明手快，一边打开车后门让乘客逃命，一边伸手去拿旁边的锤子，准备搏斗。不过，行凶者刚进入车内，便被两名上班族模样的白领综合运用柔道、空手道、相扑等日本功夫制服。
数分钟后，警察赶到。斋藤行凶过程中一言不发，被制伏时也没有反抗。“我不打算活了。”杀人未遂的斋藤如是说。
事发现场附近的路人纷纷在微博网站“推特”上进行“直播”，还有人第一时间将电视和报纸的报道转贴到网上。但是随后有人留言批评：“有发微博的时间，应该做其他事情！”
斋藤属无业游民，居无定所。他承认持刀行凶。不过，他自称无意置人于死地。“他很瘦，看上去无精打采，”一名现场司机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这样的事件看似不可理喻，但是在日本早已不算爆炸新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日本共发生74起公共场合杀人和杀人未遂事件，以持刀伤人为多。不包括这次，日本自去年以来已发生5起这类案件。去年6月22日，马自达汽车公司一名前员工不满遭解雇，驾车在厂区撞人，导致1死11伤。日本2008年这类案件发生最多，共14起，致死8人。当年3月，一名通缉犯在茨城县土浦市一家购物中心前刺死1人，刺伤7人。6月，最为惨烈的秋叶原变态佬杀人案爆发：25岁的加藤智大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在东京秋叶原撞伤数人，后下车用刀刺向路人，致使7死10伤。
日本“鬼子”为何喜欢砍人？
在目击者的恐惧和受难者亲友的悲伤中，惊魂未定之际，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去杀死这些无辜的人们，他们与他无仇无怨，仅仅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啊！
纵观这些持刀砍人案件，绝大多数犯罪者都和斋藤勇太有极其相似之处，就是没有职业，或没有全职职业，或职业不稳定，柴米油盐无法保证。这样的现象是日本的历史性转型期的产物。
自日本经济腾飞之后，日本的大多数大中企业实行“终身雇用制”的人事管理制度。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企业工会制度并称为日本经营的“三大法宝”。所谓“终身雇用制”，义如其表，是指一个人一旦进入公司，将在这家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而公司不能以非正当理由开除职工，比如犯罪、违纪等。
然而，好景不常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由此导致日本企业规模无法扩大，多数企业进行了裁员，因此社会就业压力增大，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渐对终身雇用制进行改革，提高雇用的标准，裁减综合素质相对较低的员工，使失业人员剧增，失业率不断攀升，由此导致“终身雇用制”成为一句空文。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日本大中企业又纷纷把企业重心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寻找更低产品材料和更廉人力资本，日本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大量产品返销日本国内后，对国内的中小企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导致日本国内企业只能用最低的成本雇用国内劳动力。而不拿福利奖金、不参加各类保险、完成额定任务就可以炒鱿鱼的临时工成本最低，这就使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式职工。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刚上任之时，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劳动力不足和社会高失业率问题，对日本实行多年的《派遣法》进行改革，打破了“高工资和高技术”的派遣条件，将“派遣社员”（非正式社员）扩大到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派遣社员”虽然名义上不是临时工，但是和临时工一样，工资低、饭碗不安定，深受雇用企业和派遣企业“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目前日本包括“派遣社员”在内的非正规职工超过2200万人，占全体劳动人口的1/3，年轻人有1/2是非正规职工，他们的工资只有正式职工的1/4，是日本社会的“三无旧人”：无福利、无奖金、无前途，有些人自己衣食住行都无法自理，更别说买房讨老婆。
孤独无助的日本“御宅族”
在日本国内，由于“终身雇用制”等因素，日本上班族以企业为家，企业对他们工作与生活的照顾面面俱到，只要岗位保住，生活即可衣食无忧。但是，现在大量出现的像斋藤勇太这样的无业或“派遣社员”，平时较少与外界联系，因而相当的孤独。
在现代社会，城市里的人们往往住在互相隔绝的空间——楼房，特别是在日本，十分重视私人空间，并将把自己隔绝起来的空间命名为“隐私空间”，不容任何人窥视。如果观察一下在国外生活、学习或工作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便能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韩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居住，而日本人则是喜欢“独守空房”。人们为克服孤独殚思竭虑，但是难以找到克服孤独的办法。这也是将自己封闭在“孤独的兴趣”中的“御宅族”产生的一个最大原因。
日本“御宅族”们也曾看到过一点“星星之火”，那就是小泉上台后，打破各种限制，鼓励年轻人创业，鼓励优胜劣汰。他造成了日本社会贫富差别、首都与地方差别扩大，也造就了一批一攫千金、一夜暴富的人物和企业。“活力门”的总裁堀江贵文就是一个典型。堀江贵文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发迹的，他和另一个同样在虚拟世界成长起来的“股神”村上世彰联袂演出了收买富士电视台的母公司日本放送股票的大戏，震动了日本，极大地鼓舞了许多在孤独中徘徊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包括“御宅族”在内，似乎找到了通往罗马的大道，他们把堀江贵文当做“圣人”来对待，也有许多年轻人仿效堀江贵文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但是这点“星星之火”却没能在社会就业环境中有效地“燎原”，因为堀江贵文的做法，不符合日本的集团原则，日本是一种“纵式社会”，有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社会与集团内，必须从最低层次“从头做起”，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日本有一句成语叫“器用贫乏”，意思是喜好耍小聪明的人一般都是贫穷的，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日本人大多数也认为只有靠不断的积累，长年奋斗得来的财富才是正道，把凭聪明点子和投机取巧而一夜暴富视为歪门邪道，终究会崩溃。
这样一来，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终身雇用制”这贴“护身符”，稳定的人生蓝图宣告破产，同时社会的旧风习又阻碍他们放飞自己的梦想，他们在孤独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绝望，其中少数意志非常薄弱的人，就会萌生一种复仇的冲动：社会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别人好过！
可是，造成他们这种变态心理的并不是某个人或某段家庭教育背景，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转型，因此他们找不到可以发泄仇恨的具体对象，这时他们的复仇对象就指向了整个社会，将刀砍上了手无寸铁的无辜弱者。斋藤勇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了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