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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凶杀案续集又上银幕
在刚过去的年末,12月17日,日本又曝街头持刀伤人案:27岁男子斋藤勇太在茨城县取手市火车站前的公交车站持刀行凶,致使1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正乘车上学的当地江户川学园的中学生。“他上车时没说话,拿刀就朝女学生的头或脸上砍”,公交车司机向媒体描述说,他先是听见女学生尖叫,接着便从后视镜中看见几个男学生正与一名持刀男子搏斗。
事发时,司机还从驾驶座旁拿起一把检修车辆用的锤子警告凶手,车内几个男学生与凶手进行肉搏,砍人之后,男子随后跳下这辆公交车,朝后面刚刚到站的另一辆公交车奔去,边走边向周围人群挥舞凶器。见此情景,七八名正在等待载客的出租车司机迅速按响喇叭震慑凶手。
随后男子从前门上了第二辆公交车,曾与司机对视数秒。司机眼明手快,一边打开车后门让乘客逃命,一边伸手去拿旁边的锤子,准备搏斗。不过,行凶者刚进入车内,便被两名上班族模样的白领综合运用柔道、空手道、相扑等日本功夫制服。
数分钟后,警察赶到。斋藤行凶过程中一言不发,被制伏时也没有反抗。“我不打算活了。”杀人未遂的斋藤如是说。
事发现场附近的路人纷纷在微博网站“推特”上进行“直播”,还有人第一时间将电视和报纸的报道转贴到网上。但是随后有人留言批评:“有发微博的时间,应该做其他事情!”
斋藤属无业游民,居无定所。他承认持刀行凶。不过,他自称无意置人于死地。“他很瘦,看上去无精打采,”一名现场司机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这样的事件看似不可理喻,但是在日本早已不算爆炸新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日本共发生74起公共场合杀人和杀人未遂事件,以持刀伤人为多。不包括这次,日本自去年以来已发生5起这类案件。去年6月22日,马自达汽车公司一名前员工不满遭解雇,驾车在厂区撞人,导致1死11伤。日本2008年这类案件发生最多,共14起,致死8人。当年3月,一名通缉犯在茨城县土浦市一家购物中心前刺死1人,刺伤7人。6月,最为惨烈的秋叶原变态佬杀人案爆发:25岁的加藤智大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在东京秋叶原撞伤数人,后下车用刀刺向路人,致使7死10伤。
日本“鬼子”为何喜欢砍人?
在目击者的恐惧和受难者亲友的悲伤中,惊魂未定之际,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去杀死这些无辜的人们,他们与他无仇无怨,仅仅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啊!
纵观这些持刀砍人案件,绝大多数犯罪者都和斋藤勇太有极其相似之处,就是没有职业,或没有全职职业,或职业不稳定,柴米油盐无法保证。这样的现象是日本的历史性转型期的产物。
自日本经济腾飞之后,日本的大多数大中企业实行“终身雇用制”的人事管理制度。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企业工会制度并称为日本经营的“三大法宝”。所谓“终身雇用制”,义如其表,是指一个人一旦进入公司,将在这家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而公司不能以非正当理由开除职工,比如犯罪、违纪等。
然而,好景不常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由此导致日本企业规模无法扩大,多数企业进行了裁员,因此社会就业压力增大,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渐对终身雇用制进行改革,提高雇用的标准,裁减综合素质相对较低的员工,使失业人员剧增,失业率不断攀升,由此导致“终身雇用制”成为一句空文。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日本大中企业又纷纷把企业重心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寻找更低产品材料和更廉人力资本,日本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大量产品返销日本国内后,对国内的中小企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导致日本国内企业只能用最低的成本雇用国内劳动力。而不拿福利奖金、不参加各类保险、完成额定任务就可以炒鱿鱼的临时工成本最低,这就使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式职工。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刚上任之时,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劳动力不足和社会高失业率问题,对日本实行多年的《派遣法》进行改革,打破了“高工资和高技术”的派遣条件,将“派遣社员”(非正式社员)扩大到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派遣社员”虽然名义上不是临时工,但是和临时工一样,工资低、饭碗不安定,深受雇用企业和派遣企业“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目前日本包括“派遣社员”在内的非正规职工超过2200万人,占全体劳动人口的1/3,年轻人有1/2是非正规职工,他们的工资只有正式职工的1/4,是日本社会的“三无旧人”:无福利、无奖金、无前途,有些人自己衣食住行都无法自理,更别说买房讨老婆。
孤独无助的日本“御宅族”
在日本国内,由于“终身雇用制”等因素,日本上班族以企业为家,企业对他们工作与生活的照顾面面俱到,只要岗位保住,生活即可衣食无忧。但是,现在大量出现的像斋藤勇太这样的无业或“派遣社员”,平时较少与外界联系,因而相当的孤独。
在现代社会,城市里的人们往往住在互相隔绝的空间——楼房,特别是在日本,十分重视私人空间,并将把自己隔绝起来的空间命名为“隐私空间”,不容任何人窥视。如果观察一下在国外生活、学习或工作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便能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韩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居住,而日本人则是喜欢“独守空房”。人们为克服孤独殚思竭虑,但是难以找到克服孤独的办法。这也是将自己封闭在“孤独的兴趣”中的“御宅族”产生的一个最大原因。
日本“御宅族”们也曾看到过一点“星星之火”,那就是小泉上台后,打破各种限制,鼓励年轻人创业,鼓励优胜劣汰。他造成了日本社会贫富差别、首都与地方差别扩大,也造就了一批一攫千金、一夜暴富的人物和企业。“活力门”的总裁堀江贵文就是一个典型。堀江贵文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发迹的,他和另一个同样在虚拟世界成长起来的“股神”村上世彰联袂演出了收买富士电视台的母公司日本放送股票的大戏,震动了日本,极大地鼓舞了许多在孤独中徘徊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包括“御宅族”在内,似乎找到了通往罗马的大道,他们把堀江贵文当做“圣人”来对待,也有许多年轻人仿效堀江贵文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但是这点“星星之火”却没能在社会就业环境中有效地“燎原”,因为堀江贵文的做法,不符合日本的集团原则,日本是一种“纵式社会”,有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社会与集团内,必须从最低层次“从头做起”,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日本有一句成语叫“器用贫乏”,意思是喜好耍小聪明的人一般都是贫穷的,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日本人大多数也认为只有靠不断的积累,长年奋斗得来的财富才是正道,把凭聪明点子和投机取巧而一夜暴富视为歪门邪道,终究会崩溃。
这样一来,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终身雇用制”这贴“护身符”,稳定的人生蓝图宣告破产,同时社会的旧风习又阻碍他们放飞自己的梦想,他们在孤独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绝望,其中少数意志非常薄弱的人,就会萌生一种复仇的冲动:社会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别人好过!
可是,造成他们这种变态心理的并不是某个人或某段家庭教育背景,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转型,因此他们找不到可以发泄仇恨的具体对象,这时他们的复仇对象就指向了整个社会,将刀砍上了手无寸铁的无辜弱者。斋藤勇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了犯罪。
在刚过去的年末,12月17日,日本又曝街头持刀伤人案:27岁男子斋藤勇太在茨城县取手市火车站前的公交车站持刀行凶,致使1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正乘车上学的当地江户川学园的中学生。“他上车时没说话,拿刀就朝女学生的头或脸上砍”,公交车司机向媒体描述说,他先是听见女学生尖叫,接着便从后视镜中看见几个男学生正与一名持刀男子搏斗。
事发时,司机还从驾驶座旁拿起一把检修车辆用的锤子警告凶手,车内几个男学生与凶手进行肉搏,砍人之后,男子随后跳下这辆公交车,朝后面刚刚到站的另一辆公交车奔去,边走边向周围人群挥舞凶器。见此情景,七八名正在等待载客的出租车司机迅速按响喇叭震慑凶手。
随后男子从前门上了第二辆公交车,曾与司机对视数秒。司机眼明手快,一边打开车后门让乘客逃命,一边伸手去拿旁边的锤子,准备搏斗。不过,行凶者刚进入车内,便被两名上班族模样的白领综合运用柔道、空手道、相扑等日本功夫制服。
数分钟后,警察赶到。斋藤行凶过程中一言不发,被制伏时也没有反抗。“我不打算活了。”杀人未遂的斋藤如是说。
事发现场附近的路人纷纷在微博网站“推特”上进行“直播”,还有人第一时间将电视和报纸的报道转贴到网上。但是随后有人留言批评:“有发微博的时间,应该做其他事情!”
斋藤属无业游民,居无定所。他承认持刀行凶。不过,他自称无意置人于死地。“他很瘦,看上去无精打采,”一名现场司机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这样的事件看似不可理喻,但是在日本早已不算爆炸新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日本共发生74起公共场合杀人和杀人未遂事件,以持刀伤人为多。不包括这次,日本自去年以来已发生5起这类案件。去年6月22日,马自达汽车公司一名前员工不满遭解雇,驾车在厂区撞人,导致1死11伤。日本2008年这类案件发生最多,共14起,致死8人。当年3月,一名通缉犯在茨城县土浦市一家购物中心前刺死1人,刺伤7人。6月,最为惨烈的秋叶原变态佬杀人案爆发:25岁的加藤智大驾驶一辆租来的卡车,在东京秋叶原撞伤数人,后下车用刀刺向路人,致使7死10伤。
日本“鬼子”为何喜欢砍人?
在目击者的恐惧和受难者亲友的悲伤中,惊魂未定之际,人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去杀死这些无辜的人们,他们与他无仇无怨,仅仅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啊!
纵观这些持刀砍人案件,绝大多数犯罪者都和斋藤勇太有极其相似之处,就是没有职业,或没有全职职业,或职业不稳定,柴米油盐无法保证。这样的现象是日本的历史性转型期的产物。
自日本经济腾飞之后,日本的大多数大中企业实行“终身雇用制”的人事管理制度。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企业工会制度并称为日本经营的“三大法宝”。所谓“终身雇用制”,义如其表,是指一个人一旦进入公司,将在这家公司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而公司不能以非正当理由开除职工,比如犯罪、违纪等。
然而,好景不常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由此导致日本企业规模无法扩大,多数企业进行了裁员,因此社会就业压力增大,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逐渐对终身雇用制进行改革,提高雇用的标准,裁减综合素质相对较低的员工,使失业人员剧增,失业率不断攀升,由此导致“终身雇用制”成为一句空文。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日本大中企业又纷纷把企业重心向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寻找更低产品材料和更廉人力资本,日本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大量产品返销日本国内后,对国内的中小企业形成巨大的冲击,导致日本国内企业只能用最低的成本雇用国内劳动力。而不拿福利奖金、不参加各类保险、完成额定任务就可以炒鱿鱼的临时工成本最低,这就使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式职工。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刚上任之时,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劳动力不足和社会高失业率问题,对日本实行多年的《派遣法》进行改革,打破了“高工资和高技术”的派遣条件,将“派遣社员”(非正式社员)扩大到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派遣社员”虽然名义上不是临时工,但是和临时工一样,工资低、饭碗不安定,深受雇用企业和派遣企业“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目前日本包括“派遣社员”在内的非正规职工超过2200万人,占全体劳动人口的1/3,年轻人有1/2是非正规职工,他们的工资只有正式职工的1/4,是日本社会的“三无旧人”:无福利、无奖金、无前途,有些人自己衣食住行都无法自理,更别说买房讨老婆。
孤独无助的日本“御宅族”
在日本国内,由于“终身雇用制”等因素,日本上班族以企业为家,企业对他们工作与生活的照顾面面俱到,只要岗位保住,生活即可衣食无忧。但是,现在大量出现的像斋藤勇太这样的无业或“派遣社员”,平时较少与外界联系,因而相当的孤独。
在现代社会,城市里的人们往往住在互相隔绝的空间——楼房,特别是在日本,十分重视私人空间,并将把自己隔绝起来的空间命名为“隐私空间”,不容任何人窥视。如果观察一下在国外生活、学习或工作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便能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韩国人喜欢聚在一起居住,而日本人则是喜欢“独守空房”。人们为克服孤独殚思竭虑,但是难以找到克服孤独的办法。这也是将自己封闭在“孤独的兴趣”中的“御宅族”产生的一个最大原因。
日本“御宅族”们也曾看到过一点“星星之火”,那就是小泉上台后,打破各种限制,鼓励年轻人创业,鼓励优胜劣汰。他造成了日本社会贫富差别、首都与地方差别扩大,也造就了一批一攫千金、一夜暴富的人物和企业。“活力门”的总裁堀江贵文就是一个典型。堀江贵文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发迹的,他和另一个同样在虚拟世界成长起来的“股神”村上世彰联袂演出了收买富士电视台的母公司日本放送股票的大戏,震动了日本,极大地鼓舞了许多在孤独中徘徊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包括“御宅族”在内,似乎找到了通往罗马的大道,他们把堀江贵文当做“圣人”来对待,也有许多年轻人仿效堀江贵文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但是这点“星星之火”却没能在社会就业环境中有效地“燎原”,因为堀江贵文的做法,不符合日本的集团原则,日本是一种“纵式社会”,有严格的上下主从关系,这种上下主从关系多层次地重叠而成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在传统的日本集团结构中,一个人进入社会与集团内,必须从最低层次“从头做起”,不允许年轻人“横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会与经济的风土与习惯。日本有一句成语叫“器用贫乏”,意思是喜好耍小聪明的人一般都是贫穷的,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日本人大多数也认为只有靠不断的积累,长年奋斗得来的财富才是正道,把凭聪明点子和投机取巧而一夜暴富视为歪门邪道,终究会崩溃。
这样一来,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终身雇用制”这贴“护身符”,稳定的人生蓝图宣告破产,同时社会的旧风习又阻碍他们放飞自己的梦想,他们在孤独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绝望,其中少数意志非常薄弱的人,就会萌生一种复仇的冲动:社会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别人好过!
可是,造成他们这种变态心理的并不是某个人或某段家庭教育背景,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造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转型,因此他们找不到可以发泄仇恨的具体对象,这时他们的复仇对象就指向了整个社会,将刀砍上了手无寸铁的无辜弱者。斋藤勇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了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