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曲子词自发现以来 ,学术界多注意它与西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而且从方音、方言的角度去证实它为西北本土作品 ,较为忽略其中保存的中原作品 ,也忽略了它与中原文化的复杂关系。今存敦煌曲子词写本中既有唐昭宗李晔与李嗣周、韩建君臣的唱和之作 ,还有花间词人温庭筠和欧阳炯的作品。《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所反映的内容、描述的情境和刻画的形象都可说明它们是中原文人的词作。敦煌曲子词所用词调四十五个 ,其中三十八个即为盛唐京都教坊习用的曲名。敦煌曲子词很大部分的词调来自中原的事实 ,更有力的说明了这唐五代早期的新体音乐文学形式———曲子词绝非敦煌的特产。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 ,使中原的新体文学形式即词调在此与河西本土、西域、中亚、印度音乐文化的结合 ,创造了新的文化因子。此种文化现象表明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河西地区燕乐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敦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陲的神奇沃土 ,它不仅始终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 ,也保持了与中原文化的同步发展。敦煌曲子词中的中原作品 ,不仅是以罕见的写本出现 ,而且绝大部分是现中原不存有的早期词作 ,因此可谓弥足珍贵 ,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