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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和媒体都要冷静、负责
■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部分农民存在着认识误区，认为建设新农村，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应由国家承担。我对他们讲，不要走极端，全部生活由政府承担是不现实、不可行的。印度实行全免费的医疗制度，造成人民对医药产品的无限制需求，结果真正生病去医院却拿不到药，我国现在实行“新兴合作医疗”，给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这种制度可以起引路作用。从根本上说，解决医疗问题的途径应是个人参保，政府参与，由于保险是商业性的，还应以个人参保为主。
提高农民认识，还需要媒体与有关专家先取得共识。专家要冷静思考，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媒体也不能“忽悠”，要实事求是报道，不然会造成很多偏差。
新农村建设不能样板化。树立典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多样化，不能千篇一律。农村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背景、地形地貌及农业生产特点，新农村建设应当在尊重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如湖南农户是分散居住的，这与那里的地形特点有关，就没有必要将农户集中起来。丹麦有法律规定，农民必须住在农庄，农民居住在离农地最近的地方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开展。从这个原则来看，我国农村的农地情况千差万别，农民住所也就有分散有集中，不必强求一律。
还有，好的劳动力流向了城市，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精准农业，需要农业经营者具有较高的技能。将更多的农民培训成产业工人，农业从业者减少，农地可以流转开，农民收入随之增加，有利于好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发展规模经营。当然，农民流转需要发展城镇化，为产业工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新农村的新力量
■ 李昌平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作者、香港乐施会中国大陆项目顾问）
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引导,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促进力量。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新农村建设，精神上难以超越封建传统；没有企业家参与的新农村建设，经济上难以摆脱小农传统。乡村干部和回乡青年学生是主导力量。中国城市每年有1500万人就业，10个中有4个是大中专学生，而城市只能容纳1～2个。中国70万个自然村，每村每年至少要有1～2个大中专学生成为主导力量。引导大学生“上山下乡”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措施，而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引导大学生“上山下乡”应该成为主流方式。
新农村建设应避免出现几种偏差：
形式主义的农村建设，即模式化、标准化、一刀切的农村建设；唯私有化的农村建设，私有化不是万能的，打破小农劣势不仅仅只有私有化一条出路，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刘庄村、将军村等2000多个“明星村”都是依靠发展集体经济成功的；扶持性的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不是对农民的扶持，而是还权利于农民；救世主的农村建设，不要派大权在握的工作队，要充分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力量，做农民的协作者，突出农民新农村建设资源使用管理主体地位；要给足基层政府行政费，避免基层政府截留；要依法配置新农村建设资源，避免权力寻租；要改转向配置为主为一般性配置为主，避免几十个部门层层雁过拔毛。
从落实农民的平等权开始
■ 高一飞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与我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地位有关。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政府要承担起农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责任，首先要按照我国宪法，从落实农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实现农民的身份地位平等开始。
现行的农村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让农民在城市成了二等公民，不利于农民平等参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建设。现代化过程最主要的人口变量是使农民进城变成工人。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城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转移的过渡方式，每年带回农村上千亿元资金；其次，他们带回外部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发展的促进是财政转移支付所不能替代的。要开发农民的经济及政治参与能力，首先应废除现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实现统一户籍制度。农民在国内有权自由迁徙，有权享受与所在地居民相同的待遇，有权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有了平等发展机会，农村经济才能真正发展。
我国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市代表的原则分配，是一种身份歧视。农民的利益长期得不到维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缺少自己的代言人。缩小城市和农村每一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让农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是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理念的基本要求。
要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还要落实农民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上的平等权。我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批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确定的权利主要有：工作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休息权、同工同酬权、社会保障权、获得相当生活水准权、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受教育权、参加和享受科学技术文化生活权以及家庭、婚姻、妇女、儿童享受特殊保护权等。现在，农民在享受各种资源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平等：农村在失业救济、享受低保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空白，教育、医疗、科技文体权利与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异。
新农村也应是信用农村
■ 冯创志 （广东省恩平市外经贸局局长）
在一些农村，人们相互间的信用度正在下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近日在广东韶关农村调研时强调，防止五种错误倾向之一是“防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南方日报》2006年2月10日）。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问题也涉及信用问题。湖南省某县被媒体称为“全国假证之乡”, 有媒体一度称“茶都” 福建安溪县为“短信诈骗之乡”, 茂名化州三大庄园非法集资,茂名高州非法集资也见诸报端。在分析这四个“惊天骗局”中，尽管有当地相关官员的官僚主义、放任自流等原因，但信用严重缺失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信用缺失是引发许多问题的要害，也是许多问题不能开解的重要原因。班子成员之间缺乏信用，就无法形成合力；邻里之间缺乏信用，就难以和谐共处；干群之间缺乏信用，就难以做到心心相印，和衷共济。有句古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正说明信用在人际间的分量。建设新农村，使“乡风文明”，就要把信用建设摆到重要位置。
中国农民历来以朴实憨厚著称。时下，一些乡村出现信用缺失，尽管原因有多方面，而一些干部不讲信用的影响则是重要一条。建设“信用农村”，首先要农村官员讲信用，依法办事，正确执行国家政策。只要农村官员讲信用，给农民群众带好头，信用之风就会在农村劲吹。
■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部分农民存在着认识误区，认为建设新农村，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都应由国家承担。我对他们讲，不要走极端，全部生活由政府承担是不现实、不可行的。印度实行全免费的医疗制度，造成人民对医药产品的无限制需求，结果真正生病去医院却拿不到药，我国现在实行“新兴合作医疗”，给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这种制度可以起引路作用。从根本上说，解决医疗问题的途径应是个人参保，政府参与，由于保险是商业性的，还应以个人参保为主。
提高农民认识，还需要媒体与有关专家先取得共识。专家要冷静思考，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媒体也不能“忽悠”，要实事求是报道，不然会造成很多偏差。
新农村建设不能样板化。树立典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多样化，不能千篇一律。农村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背景、地形地貌及农业生产特点，新农村建设应当在尊重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如湖南农户是分散居住的，这与那里的地形特点有关，就没有必要将农户集中起来。丹麦有法律规定，农民必须住在农庄，农民居住在离农地最近的地方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开展。从这个原则来看，我国农村的农地情况千差万别，农民住所也就有分散有集中，不必强求一律。
还有，好的劳动力流向了城市，农村只剩下“386199”部队。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精准农业，需要农业经营者具有较高的技能。将更多的农民培训成产业工人，农业从业者减少，农地可以流转开，农民收入随之增加，有利于好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发展规模经营。当然，农民流转需要发展城镇化，为产业工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新农村的新力量
■ 李昌平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作者、香港乐施会中国大陆项目顾问）
新农村建设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引导,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促进力量。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新农村建设，精神上难以超越封建传统；没有企业家参与的新农村建设，经济上难以摆脱小农传统。乡村干部和回乡青年学生是主导力量。中国城市每年有1500万人就业，10个中有4个是大中专学生，而城市只能容纳1～2个。中国70万个自然村，每村每年至少要有1～2个大中专学生成为主导力量。引导大学生“上山下乡”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措施，而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引导大学生“上山下乡”应该成为主流方式。
新农村建设应避免出现几种偏差：
形式主义的农村建设，即模式化、标准化、一刀切的农村建设；唯私有化的农村建设，私有化不是万能的，打破小农劣势不仅仅只有私有化一条出路，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刘庄村、将军村等2000多个“明星村”都是依靠发展集体经济成功的；扶持性的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不是对农民的扶持，而是还权利于农民；救世主的农村建设，不要派大权在握的工作队，要充分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力量，做农民的协作者，突出农民新农村建设资源使用管理主体地位；要给足基层政府行政费，避免基层政府截留；要依法配置新农村建设资源，避免权力寻租；要改转向配置为主为一般性配置为主，避免几十个部门层层雁过拔毛。
从落实农民的平等权开始
■ 高一飞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农民和农村的现状与我国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地位有关。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政府要承担起农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责任，首先要按照我国宪法，从落实农民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实现农民的身份地位平等开始。
现行的农村户籍制度和暂住证制度让农民在城市成了二等公民，不利于农民平等参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建设。现代化过程最主要的人口变量是使农民进城变成工人。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城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口转移的过渡方式，每年带回农村上千亿元资金；其次，他们带回外部的文化信息和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发展的促进是财政转移支付所不能替代的。要开发农民的经济及政治参与能力，首先应废除现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实现统一户籍制度。农民在国内有权自由迁徙，有权享受与所在地居民相同的待遇，有权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有了平等发展机会，农村经济才能真正发展。
我国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市代表的原则分配，是一种身份歧视。农民的利益长期得不到维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缺少自己的代言人。缩小城市和农村每一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让农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是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理念的基本要求。
要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还要落实农民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上的平等权。我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批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确定的权利主要有：工作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休息权、同工同酬权、社会保障权、获得相当生活水准权、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受教育权、参加和享受科学技术文化生活权以及家庭、婚姻、妇女、儿童享受特殊保护权等。现在，农民在享受各种资源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平等：农村在失业救济、享受低保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空白，教育、医疗、科技文体权利与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异。
新农村也应是信用农村
■ 冯创志 （广东省恩平市外经贸局局长）
在一些农村，人们相互间的信用度正在下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近日在广东韶关农村调研时强调，防止五种错误倾向之一是“防止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南方日报》2006年2月10日）。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问题也涉及信用问题。湖南省某县被媒体称为“全国假证之乡”, 有媒体一度称“茶都” 福建安溪县为“短信诈骗之乡”, 茂名化州三大庄园非法集资,茂名高州非法集资也见诸报端。在分析这四个“惊天骗局”中，尽管有当地相关官员的官僚主义、放任自流等原因，但信用严重缺失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信用缺失是引发许多问题的要害，也是许多问题不能开解的重要原因。班子成员之间缺乏信用，就无法形成合力；邻里之间缺乏信用，就难以和谐共处；干群之间缺乏信用，就难以做到心心相印，和衷共济。有句古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正说明信用在人际间的分量。建设新农村，使“乡风文明”，就要把信用建设摆到重要位置。
中国农民历来以朴实憨厚著称。时下，一些乡村出现信用缺失，尽管原因有多方面，而一些干部不讲信用的影响则是重要一条。建设“信用农村”，首先要农村官员讲信用，依法办事，正确执行国家政策。只要农村官员讲信用，给农民群众带好头，信用之风就会在农村劲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