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大思想家提出了以铸造新型国民人格为宗旨的近代美育学说。梁启超提出的情感教育、趣味教育是其美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情感教育就是要陶养人们美的、善的情感，进一步生成一种与天下万物共命运的普遍情感，这种情感中亦包含着宇宙责任意识；趣味教育则是以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做事，体会生命活动的价值。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普遍人格的实现，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最高人生境界是责任与趣味的完满统一。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国势危亡，救亡图存成为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救国途径的探索上，除了主张政治改良，推翻专制外，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的总体素质，唤醒人民麻木的心灵，振奋国民精神也成为当时重要呼声。梁启超认为，中国所以积弱积贫，受外国列强的欺负，除了统治者的昏庸腐败之外，还在于中国人的素质太差，因此在经历改良运动的失败教训后，梁启超认为要救国复兴需要从精神入手，进行思想上的启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接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把美育与智育、德育并列起来作为疗救国民性、提升国民人格的重要手段。王国维与蔡元培先后提出美育的宗旨是为培养完全之人格。吸纳中国传统“乐教”与“诗教”思想，融会西方美育观点，以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为宗旨，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时期的美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梁启超美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情感教育与趣味教育。
　　
　　一、情感教育
　　
　　梁启超之所以要提出情感教育，有着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梁启超认为情感的力量是巨大的，真正引导并推动人去做事的是情感。“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创作的原动力。”其二，在梁启超看来，情感的作用虽然是巨大的，但情感有好坏之分，有美的好的一面，同样也有很丑很恶的一面，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重情感的陶养。而情感教育，就是将情感中善的美的方面发挥出来，淘汰涤荡那些丑的恶的方面，使人们在善的美的情感激发下，从事有益社会的活动，实现人格的完满。其三，当时社会，私利盛行，人人关注于私欲的满足，情感冷漠，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责任意识淡化。针对这种情况，实施情感教育，改造国民性亦成为必要。
　　如何来实施情感的陶养呢？中国传统的诗教、乐教思想就是以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来陶冶人的感情，进而完善人格。孔子认为诗有兴、观、群、怨的作用，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观点。荀子也讲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的三种方式：其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面对着“水流花放”“云卷月明”，我们会感到“赏心乐事”“妙趣无穷”。指对自然景观的玩味。其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快乐的时候要尽情品味，快乐会更加持久纯粹；而遇着苦痛时则要倾筐倒箧地吐露出来，这样苦痛就会大大减少。不仅如此，看出或说出别人的快乐，也可增加自己的快乐；替别人看出或说出苦痛，也能减少自己的苦痛。这类趣味是指心理的宣泄。其三，“他界之冥构与蓦进”。是指人通过想象与虚构，创造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忽然间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去，便是那人的自由天地”［14］，获得无穷的趣味。
　　梁启超所讲的趣味是高尚健康的趣味，代表的是一种积极健康，精神纯洁的生活态度。“凡一件事作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成为趣味的主体。”他认为赌博、喝酒刚开始觉得很有趣，但是结果赌钱输了，喝酒伤了身子就都不再有趣。这样的趣味，都不算是真正的趣味，因为它最终带给人的是痛苦和烦恼。或者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基础上的，这也不是真正的趣味。
　　作为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推崇个性的趣味主义也同样承担了启发民智、拯救人心的社会责任。通过“趣味教育”造就具有生活趣味的人，是包含于建构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之中的。他将趣味与整个民族的素质联系起来，“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就成了没趣的民族”。梁启超一生风云际会，迭经磨难，却从来不曾颓废消沉，“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是对他提倡趣味生活的最好的例证。
　　
　　梁启超美育思想的最终目的——塑造完全人格
　　
　　梁启超讲情感教育，讲趣味教育，其宗旨都是为了改造国民素质，塑造完善的人格。梁启超把情感的培养，仁的实现作为人格完善的核心。情感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涵养一种大的同情心，是一种与天下万物共命运的普遍情感，是由个人的丰富情感扩充到对亲人，朋友，国民，甚至天下人的同情心上，这种大同情心的生成必然产生大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梁启超讲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对屈原和杜甫的人格大为赞赏，无不因为他们有一种强烈情感激发而成的责任感。趣味教育主张“无所为而为”，不把做事当成获取另一目的的手段，不以物喜不以物悲，自由快乐的做事，这是一种排除成败、得失观念困扰的做事态度。梁启超将人的活动动力内化到生命活动本身中。当人的活动为外力所驱动时，外力停止，活动亦停止，而生命活动是时刻运动的，生命不停止，活动便继续。在这里梁启超的趣味并不单纯是生命的生物性活动，而是在活动中体会到实现自身生命价值的乐趣，区别于由个人私欲的满足所获得的快感，
　　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情感与趣味，他的人格自然趋于完善，在梁启超心目中完善的人格是“仁”，即“普遍之人格”的实现。普遍人格是将宇宙与人生统一起来，“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区别。”［18］梁启超把此称为是一种“仁者无忧”的境界。一般人之所以会忧愁，不外乎是为成败与得失而忧惧。当你体悟到宇宙本身是一个生生不息，无限进化的过程，是“未济”的。我们做事，只是促进宇宙进化，顺应大化潮流而已，是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一个过程，做成功了，其进步相对于宇宙进化轨迹来说是不值一提的，而因惧怕失败而不敢做事，才是真的失败。得着这样的道理，我们做任何事能够化解成败忧虑的困扰，自由为之。普遍人格把人生与宇宙统一起来，我的每一部分都是属于宇宙的，从根本的意义上看，没有绝对的自我，把个人提升到与宇宙同等的地位，这里同样寓意着我的精神与宇宙的精神相通，我的生命同宇宙万物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思想。因此，人生中没有了成败与得失的顾虑，在为仁的过程中反观和体验自我心灵境界的无私与无限，而获得至高的审美境界。
　　
　　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是由中国古典美育思想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他将中国传统的美育思想与西方美育观点结合起来，对小说艺术魅力的分析，对中国古典诗歌当中浪漫派与写实派的分析，对趣味的全新解释，都是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他所主张的用文艺与美育手段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与中国传统美育的宗旨是一致的，仍然带有传统美育经世致用的功利性色彩，而不同于西方自古以来所强调的美与美育相对超功利的精神实质。总的来说，梁启超的美育思想是中国近现代特定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下的历史产物，他所提出的用情感教育、趣味教育来完善国民人格，提升国民素质的美育思想，对当代美育思想的构建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