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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园书写是流散文学创作亘古不变的主题。作为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加勒比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因此，其文学中的家园书写在全球化流散背景下极具前瞻性意义。加勒比文学中的家园书写形成过程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变迁，时间跨度约四百年，前后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真实的家园再现为特点的殖民书写、以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为特点的后殖民书写和以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为特点的流散写作等。
关键词：加勒比；流散文学；家园书写；真实；镜像；想象
中图分类号：1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4-0092-06
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这是位来自加勒比向风群岛中面积仅为616平方公里的小岛国圣卢西亚黑人诗人。在十年后的2001年，出生于加勒比特立尼达岛的V.S.奈保尔（V.S.Naipaul）再次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世界文坛而言，这都是划时代的事件，意味着加勒比文学终于被世界关注，也逐渐进入主流文学研究者的视线。而在过去，学界常常把加勒比文学归类于非洲文学，这是一种基于生理因素的划分，非洲的确有许多名扬天下的作家，如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eopoldS6dar Senghor）、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和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等。但随着加勒比文学的蓬勃发展和研究深入，学界意识到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加勒比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差异，因为它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新大陆和旧大陆）、四个大洲（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和四个殖民地（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激烈碰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在这个空间里，混种（creolisations）、同化（assimilations）和合一（syn-cretisms）同时并存，这些因素都让加勒比文学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并逐渐从非洲文学中独立出来。但因其前期历史中的人口大批来自于非洲的奴隶，故与非洲文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加上其殖民统治者始终是欧美国家，因此又与西方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勒比文学并不只是存在于加勒比本土，它丰富多样，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都可以见到，总用一种固定的方式去阅读是不可能的。这种多元混杂背景之下的加勒比文学在流散文学中极具研究意义，正如沃尔科特所言：“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在我国，随着一些国内的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译介这两位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加勒比文学研究也随之兴起。但即使如此，加勒比依然是现代世界，尤其是中国学界了解不多的地方。到目前为止，系列介绍加勒比文学的只有张德明教授的《流散群族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一书，这对于有着丰富艺术文化传统的加勒比而言，实为憾事。
一般来讲，当代加勒比作家往往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活跃在加勒比本土的作家，较知名的有尼可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等；另一类是活跃在欧美的加勒比裔作家，如用法语创作的艾米·塞沙勒（Aime Cesaire）和爱多尔德·格列森特（EdouardGlissant）等，而英语世界的加勒比作家则相对较多，知名的有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V.S.奈保尔、威尔逊·哈里斯（Wilson Harris）、简·里斯（Jean Rhys）、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爱德华·卡莫·布莱斯维特（Edward KamauBrathwait）、弗莱德·达圭尔（Fred D’Aguiar）、大卫·达比狄恩（David Dabydeen）、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和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Kincaid）等，其中新晋作家有奥利弗·斯尼尔（Ol—ive Senior）、宝林·梅尔维勒（Pauline Melville）和玛琳娜·诺贝斯·菲利普（Marlene Nourbese Phil—ip）等。活跃在欧美的这些加勒比作家因为身份的关系，经常穿梭往来于加勒比、英国和美国，甚至加拿大等地，他们被当代加勒比文学研究专家阿里森·多奈尔（Alison Donnell）称之为“这个世界上最具有世界性的公民”。无论是哪一类加勒比作家，他们的作品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对加勒比家园的追忆、描写和展望，对待家园的态度也折射了他们不同的流散态度。对于许多仍活跃在欧美当地的加勒比作家而言，家园在离开的那一刻就注定无法回归，而移出国又因为自身有太多的加勒比烙印而无法被完全同化，同时又得益于这种旅行背景，他们拥有着更加丰富的阅历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因此对于家园，他们不再渴望回归，也不再期望完全被移入国所同化或认同，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移入国的各项社会活动之中，与移入国的社会各阶层展开广泛的交流；与此同时，又能与加勒比进行更为开放式的接触和交流，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和传统价值观。在加勒比移出国、自身和移入国三者问构成了一种互不可分的全新关系，而这些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混杂流散的趋势又不谋而合。
纵观加勒比文学发展之路，可知欧美文坛的加勒比作家对于家园的态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行进过程。这一近四百年的时间跨度，可以分为以真实的家园再现为特点的殖民书写、以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为特点的后殖民书写、以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为特点的流散书写等三个阶段。
一、殖民书写：真实性家园再现
在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之后，甘蔗种植业很快成为加勒比的主要生活和文化，但逐渐减少的本土加勒比人无法满足种植园经济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殖民者于是将目光转向了非洲，此后大量的非洲黑人涌入加勒比，因此也有了“奴隶制度定型了加勒比”的说法。如果要研究流散视阈中加勒比文学的价值，首先应始于对加勒比奴隶文学的研究，因为“现代性始于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相遇”，而这里正是现代性相遇的十字路口，经过这场相遇，加勒比原来的本土居民几乎被灭绝殆尽。在一定意义上讲，随着哥伦布的到来和其后续利益追随者的前往，作为整体的加勒比地区从1600年起就成为传统伦理和族群文化的空白地带，之后由于疾病和苦役，本土人口锐减，造成的结果是当今的许多加勒比人都来自外地，有自发的移民，也有合同和契约劳工，而西方社会也从这里得到资本的原始积累。 但是，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近四百年来，加勒比各个岛屿一直在为挣脱奴隶制度而斗争。那些逃亡的奴隶被称作是“马龙斯”（maroons）。根据迈克·科瑞盾（Michael Craton）的记录，尤其是1638年到1857年问，加勒比奴隶的抵抗运动非常密集.且有持续件。在普罗维臀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格林纳达不断地发生暴乱，同时发生黑人暴乱的还有托托拉岛、圭亚那、巴哈马、伯利兹、多巴哥岛、多米尼亚岛和特立尼达岛等。尤其在巴巴多斯和阿根廷，奴隶暴乱贯穿了整个17到19世纪。这些暴乱直接导致了英国1834年彻底废除加勒比的奴隶制度，但这一政策直到1939年才真正生效，加勒比奴隶制度也才被真正废除。从最初的奴隶涌入加勒比地区到奴隶制度被废除的四百年间的加勒比文学特点是殖民书写。虽然在加勒比殖民时期出版了一些关于奴隶制的书籍，但奴隶叙事总体上仍处于缺失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黑人在等级森严的殖民社会中没有言说自身经历的机会；二是在“这被严格划分成奴隶和农场主的社会中，甚至于白人作家也没有热情创作讨论奴隶制”。
虽然如此，这些殖民时期的奴隶书写还是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它们多以自己的真实经历为创作基础，同时作者大多经历丰富，在多种文化之间辗转。比如弗朗西斯·威廉斯（Francis Williams）出生于大约18世纪的初期，后前往英国语法学校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在1748年和1783年问，他返回牙买加并开办了一所学校。他的作品常常利用赞歌的方式来记录奴隶经历的残酷，呼唤人性的尊严和自由。出生于百慕大的玛丽·普林斯的作品《玛丽·普林斯的历史：一位西印度奴隶自己的书写》（The History of Mary Prince：A West Indian Slave，Related by Her-self）于1831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受到了当时“女性反奴隶制度协会”的资助，在出版一年内再版三次，深受读者欢迎，这是第一部由女性用英语写成的奴隶叙事作品。书中她详细、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从不堪忍受的奴隶社会逃亡到土耳其的经历，在那里，她每天站在盐碱滩上，周身疼痛无比。后来她跟新主人前往安提瓜岛，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一位怀孕的黑人工友被无情的谋杀，之后回到伦敦，她毅然建立了反对奴隶的机构。与弗朗西斯·威廉斯和玛丽·普林斯一样，另外一位同样出身奴隶的作家阿斯顿·沃纳也将自己在加勒比圣文森特岛的生活记录了下来，将奴隶的生存条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其中甚至包括他怀孕的妻子的生活细节。
真实性书写是加勒比殖民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著录者大多是奴隶出身，受到的教育机会很少，故常常采用直白式的自传和日记的形式将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记录下来，用最真实的记录作为武器控诉殖民者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些作品也为后世研究加勒比地区提供了最真实的素材。
二、后殖民书写：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
随着各个岛屿相继从殖民者中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加勒比进入了后殖民时期。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对差异性的张扬，而加勒比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差异的地方。不论是牙买加、巴巴多斯、特拉尼达拉、圣卢西亚和圭亚那等之间，还是人口来源、语言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在这里无法辨别单一独立存在的国家实体。这是一个居于移出国和移入国中间的地方，堪称研究后殖民文化最佳的试验田。
这一时期的加勒比作家的创作过程十分艰辛。从后殖民主义统治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不再使用暴力方式进行殖民统治，而是从文化等领域来强化殖民思想，因此他们提供给黑人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稀少，且能够争取到受教育的名额又要求太高，如沃尔科特在《记忆》（Remembrance）中就讲述了殖民教育的严酷，奈保尔的《毕斯瓦思先生之屋》（House.for Mr.Biswas）也记录了进入非白人上层社会需要付出的努力。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加勒比作家脱颖而出。这些作家接受和吸收了源于西方的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原始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以及荒诞主义等思潮，进一步认识到加勒比许于世界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后，开始积极地投身于西方世界，而不再像殖民时期一样排斥对方。唯一与殖民时期相同的是，有少许作家如克劳德·麦凯、简·里斯和艾瑞克·沃瑞恩德（Eric Walrond）等在多种文化之间辗转反复。随之在1950年到1960年间，加勒比的文学创作迎来了爆发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加勒比作家，这既是政治独立的直接结果，也是加勒比与外界积极接触的必然结果。
后殖民时期作家的写作背景往往不固定。他们多是在加勒比出生、长大，成年后通过努力获得到欧美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因为常年远离故乡，所以对自己非常熟悉的家园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曾经一度将回归家园作为创作的主题，所以后殖民时期加勒比文学的首要特点是家园回归性书写。这种回归性书写也是当时“黑人意识”运动的产物，如“古巴一波多黎各兴起的非洲一安德雷斯”运动、海地的“本土主义”运动、流亡欧洲的黑人作家为寻根溯源而兴起的“尼格罗士”运动（也被称之为黑人文化认同运动）和“拉斯塔法里”运动等，他们颂扬非洲本能的、神秘的、最黑暗的一切。可以说，非洲提供了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去后殖民的范式，因此许多加勒比作家前往那里寻找他们的精神家园。
又因为后殖民时期的加勒比作家深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他们往往通过西方文化的棱镜来审视曾经的家园，而经过西方文化棱镜折射之后的家园已经成为一种镜像，不同于真正的家园形象，现实的家园让他们有一种失望感。因此他们又重新返回移入国，对于家园则采取了摇摆的态度。面对着已经与自己记忆中大相径庭的镜像中的无法触摸的家园，他们摇摆于镜像中家园和现实的移入国文化，书写身处移入国中黑人的处境便成为创作的主题。如塞穆尔·塞尔文的小说就假设了一种混合了各种人群的英国文化，用一种伦敦文学话语勾勒出了伦敦黑人生活的景象，诸如他1965年创作的《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Londoners）和1975年创作的《摩西的攀登》（MosesAscending）。再如大卫·达比狄恩1991年创作的《预期》（The Intended）和1993年创作的《消逝》（Disappearance）等，都在讲述着回家之难。达比狄恩还编辑了关于英国黑人的书籍，如《霍格斯的黑人：十八世纪英国艺术的黑人形象》（Hogarth’sBlacks：Images of Black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Arts），还有与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合著的《黑人作家在英国，1760—1890》（BlackWriters in Britian，1760-1890），这些作品都间接地认同流散黑人与英国之间的关系。 这些书写身处移入国的黑人处境的作家很少使用写实手法，他们的作品总是混杂了各种流派、声音和语言，他们普遍倾向于运用诗歌和散文化小说等手法来进行文学创作。在黑人文化认同运动中，加勒比法语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人物是列奥波尔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里昂·达马斯（Leon Damas）和艾米·塞沙勒等。在英国，同样是诗人的大卫·达比狄恩和弗莱德·达圭尔也开始创作散文化小说。
这种摇摆于非洲及加勒比移出国和西方移入国之间的态度，使得这些后殖民作家常常受到指责。V.S.奈保尔受到了抨击，因为他对西印度群岛更多的是嘲讽，而不是认同；德里克·沃尔科特被指责过于关注欧洲的高端文化，而不是加勒比遗产中的文化；简·里斯被视作白人作家，一是因为她常年居住在国外，更主要是她在《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中呼吁重新表达英国文学传统而远离了祖国牙买加，故被黑人民族主义者所斥责；爱德华·卡莫·布莱斯维特虽然对西印度口语中的诗歌表达有卓越贡献，但他的诗歌也深深植根于欧洲现代主义运动中。
造成这种家园书写的原因在于后殖民文学源自后殖民文化的批判性。后殖民文学常常将民族主义政府和“本土主义者”（nativist）作为反对派或者新殖民主义者，当后殖民文学在对待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反殖民主义，比如经济和种族统治及种族歧视时，许多文本都致力于讲述诸如移民和他们移入国之间、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移民各代人之间的冲突等新文化模式的永恒问题。后殖民文学关注建立新的文化身份，不是寻找之前的移出国，也不是完全被同化，因此常常用混杂来定义新的还存在许多矛盾的文化结构。殖民时期之后出生的作家常常对于权力和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有不固定的身份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后殖民文学可以被看作是后民族的（post nation.al）、现代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霸权主义的部分碎片。
三、流散书写：想象中的家园梦想
随着近几十年来大规模移民和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后殖民作家开始用流散状态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身份问题。流散，从犹太人被以色列驱逐出来之后的意义来看，暗示着一个群族对回归无休止的渴望，但是流亡之感却不是当代流散群族的特点。许多移民更确切地讲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他们往返于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是永久、没有终点的移民，对于西方权力而言，因与生俱来的肤色和宗教所碍，他们不会被轻易同化。而对于移出国，他们从离开的那一刻便注定背负着异质文化而无法完全地回归。在当前全球化流散的大背景下，他们形成的是一种混杂的新生文化，比如黑人英国或者法国“博尔”（beur）（“博尔”指从北非来到法国的第二代移民）。他们既不接受父母一代的文化，也不接受移入国的文化，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
这种文化既不依赖于移出国也不依赖于移入国，而是凭借着自身跨文化的优势，自由地往返于二者之间，并且与它们构成一种平等、共生、和谐的关系。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总结的那样：“这些移民与移出国和文化传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又不得不适应移入国全新的文化，他们身上不是简单的同化，也没有完全失去移出国的身份，而是背负着形成他们的特殊文化、传统、语言和历史的痕迹……他们是因为后殖民移民而生成的新的流散的产物，他们至少要学会两种身份，说两种文化语言，并且这两种语言可以互译、交流和沟通。”换句话讲，身份的双重性和文化面貌的并存性是当代流散的特点，主体由语言、历史、文化和政治等综合因素所决定，一种混杂的跨国的主体就在其基础上得以建立。
加勒比流散作家通常指年轻一代的加勒比裔作家，如常年居住在法国的卡里西斯·贝亚拉（Calixthe Beyala）、旅居英美的卡里尔·菲利普斯、弗莱德·达圭尔、大卫·达比狄恩、伊迪韦吉·丹蒂凯特（Edwidge Dantieat）、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牙买加·金凯德和茱莉亚·阿尔瓦雷兹（Julia Alvarez）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加勒比，小时候就被带往欧美接受教育并且常年居住在那里，当前的生活状态是往返于但不居住在加勒比，他们的加勒比文学作品都是在加勒比之外出版发行的。如格兰维勒·洛威尔（Glenville Lovell）、西苏尔·福斯特（Cecil Foster）和安东尼·柯乐曼（AnthonyKellman）等都是居住在美国或者加拿大，他们往来于加勒比和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于加勒比的真实状态和历史毫无概念，更多的家园印象来自于上一代人的讲述，随着上一代人的逐渐老去，家园也越来越远，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但又深藏内心的梦想。“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都成长在英国，我自己，我的父母和我父母的父母，没有一个人知道或者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或者思想方式或者存在方式。我们也不知道其他的文化模式。”与此形成对比的言论是：“我从知道自己是名英国人开始，现实世界中的很多微妙的经历总是时刻提醒我并不属于英国……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还有我所有的未来。”
玛瑞斯·康迪（Maryse Conde）认为他的“家园”永远在自己内心深处，而德里克·沃尔科特也说过：“我的家园就是想象力。”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家园不再是殖民时期的真实书写，也不再是后殖民时期的一种镜像，而是成为想象中的家园梦想。
在这种家园梦想之中，流散视阈中的加勒比作家反对以国家和民族为狭小的研究基础，而是致力于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无种族的混杂研究路线，强烈抵制将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粗暴地对立，以一种公平博爱的姿态揭示了另外一种真实，让流散群体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沉默的“他者”得以发声，而并非将“他者”的范围限定为黑人。以卡里尔·菲利普斯为例，他出生于加勒比的圣基兹岛，还在襁褓中就被带到了英国，1985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最后的通道》（The Final Passage），就开始关注英国的加勒比移民。他致力于被压迫群族的平行处理，比如犹太人和黑人，贫穷的白人和贫穷的黑人；此外，他的小说还涉及了奴隶贸易，如1993年的《渡河》（Crossing the River）。与弗莱德·达圭尔的《最长的记忆》（The longest Memory）、大卫·达比狄恩的诗歌《特纳》（Turner）一样，期望改变仅从白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状况，他们的黑人主人公不再仅是受害者，而是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是世界现代历史和文化的构成部分。 需要一提的是还有许多居住在欧美的加勒比女性作家，她们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流散生活，作品常常以自传的形式出现，并且密切关注阶级、肤色和性别歧视等富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主题。较知名的作家和作品有牙买加·金凯德1983年创作的《安妮·约翰》（Annie John）、宝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创作的《米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和《没有打往天国的电话》（No Tele—phone to Heaven）、狄奥尼·布朗德（Dionne Brand）的《仇恨的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Hostile）、克莱尔·哈里斯（Claire Harris）的《招来一个女儿》（Drawing Down a Daughter）、奥利弗·斯尼尔的《蛇女的到来等故事集》（Arrival of the Snake—Woman and Other Stories），等等。她们对于家园的处理也是如此。
四、结语
爱德华·卡莫·布莱斯维特面对自己对于家园的困惑，曾经提出“到底哪里是黑人的家乡”的问题。而根据对待家园书写的不同，评论家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的回答是家园在非洲。对他而言，失去了非洲就如同失去了奴隶经验一样，这与一度在文学创作中非洲中心主义浪潮密不可分，当时很多的非裔作家“最终走向约鲁巴文化，或者说非洲中心主义……把希望寄托于充满神灵和仪式，以及巫术的非洲神话世界”。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关注，正如他认为的加勒比文学的意义在于描述历史家园中的不公平。这也是一种强调真实性的殖民家园书写。而另外一位评论家本尼兹-乐宙（Benitez-Rojo）则更加关注加勒比未来文化的多样化，他认为加勒比作家的家园就是一个远离殖民主义的、多元主义的家园，并从其中产生出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这是一种注重联系、关注差异的后殖民和流散书写。
爱德华·张伯伦和本尼兹一乐宙两种对待家园书写的态度，恰恰反映了行进中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家园”书写的历史变迁。从以真实的家园再现为特点的殖民书写、以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为特点的后殖民书写到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为特点的流散写作，加勒比文学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时间，集中了世界上所有文化的加勒比走出了无数知名的作家，他们的家园书写中所蕴含的流散意义将是世界流散文学研究的巨大财富。
关键词：加勒比；流散文学；家园书写；真实；镜像；想象
中图分类号：1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4-0092-06
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这是位来自加勒比向风群岛中面积仅为616平方公里的小岛国圣卢西亚黑人诗人。在十年后的2001年，出生于加勒比特立尼达岛的V.S.奈保尔（V.S.Naipaul）再次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世界文坛而言，这都是划时代的事件，意味着加勒比文学终于被世界关注，也逐渐进入主流文学研究者的视线。而在过去，学界常常把加勒比文学归类于非洲文学，这是一种基于生理因素的划分，非洲的确有许多名扬天下的作家，如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eopoldS6dar Senghor）、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和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等。但随着加勒比文学的蓬勃发展和研究深入，学界意识到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加勒比与非洲大陆之间的差异，因为它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新大陆和旧大陆）、四个大洲（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和四个殖民地（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激烈碰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在这个空间里，混种（creolisations）、同化（assimilations）和合一（syn-cretisms）同时并存，这些因素都让加勒比文学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并逐渐从非洲文学中独立出来。但因其前期历史中的人口大批来自于非洲的奴隶，故与非洲文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加上其殖民统治者始终是欧美国家，因此又与西方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勒比文学并不只是存在于加勒比本土，它丰富多样，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都可以见到，总用一种固定的方式去阅读是不可能的。这种多元混杂背景之下的加勒比文学在流散文学中极具研究意义，正如沃尔科特所言：“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在我国，随着一些国内的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译介这两位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加勒比文学研究也随之兴起。但即使如此，加勒比依然是现代世界，尤其是中国学界了解不多的地方。到目前为止，系列介绍加勒比文学的只有张德明教授的《流散群族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一书，这对于有着丰富艺术文化传统的加勒比而言，实为憾事。
一般来讲，当代加勒比作家往往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活跃在加勒比本土的作家，较知名的有尼可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等；另一类是活跃在欧美的加勒比裔作家，如用法语创作的艾米·塞沙勒（Aime Cesaire）和爱多尔德·格列森特（EdouardGlissant）等，而英语世界的加勒比作家则相对较多，知名的有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V.S.奈保尔、威尔逊·哈里斯（Wilson Harris）、简·里斯（Jean Rhys）、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爱德华·卡莫·布莱斯维特（Edward KamauBrathwait）、弗莱德·达圭尔（Fred D’Aguiar）、大卫·达比狄恩（David Dabydeen）、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和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Kincaid）等，其中新晋作家有奥利弗·斯尼尔（Ol—ive Senior）、宝林·梅尔维勒（Pauline Melville）和玛琳娜·诺贝斯·菲利普（Marlene Nourbese Phil—ip）等。活跃在欧美的这些加勒比作家因为身份的关系，经常穿梭往来于加勒比、英国和美国，甚至加拿大等地，他们被当代加勒比文学研究专家阿里森·多奈尔（Alison Donnell）称之为“这个世界上最具有世界性的公民”。无论是哪一类加勒比作家，他们的作品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对加勒比家园的追忆、描写和展望，对待家园的态度也折射了他们不同的流散态度。对于许多仍活跃在欧美当地的加勒比作家而言，家园在离开的那一刻就注定无法回归，而移出国又因为自身有太多的加勒比烙印而无法被完全同化，同时又得益于这种旅行背景，他们拥有着更加丰富的阅历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因此对于家园，他们不再渴望回归，也不再期望完全被移入国所同化或认同，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移入国的各项社会活动之中，与移入国的社会各阶层展开广泛的交流；与此同时，又能与加勒比进行更为开放式的接触和交流，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和传统价值观。在加勒比移出国、自身和移入国三者问构成了一种互不可分的全新关系，而这些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混杂流散的趋势又不谋而合。
纵观加勒比文学发展之路，可知欧美文坛的加勒比作家对于家园的态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行进过程。这一近四百年的时间跨度，可以分为以真实的家园再现为特点的殖民书写、以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为特点的后殖民书写、以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为特点的流散书写等三个阶段。
一、殖民书写：真实性家园再现
在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之后，甘蔗种植业很快成为加勒比的主要生活和文化，但逐渐减少的本土加勒比人无法满足种植园经济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殖民者于是将目光转向了非洲，此后大量的非洲黑人涌入加勒比，因此也有了“奴隶制度定型了加勒比”的说法。如果要研究流散视阈中加勒比文学的价值，首先应始于对加勒比奴隶文学的研究，因为“现代性始于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相遇”，而这里正是现代性相遇的十字路口，经过这场相遇，加勒比原来的本土居民几乎被灭绝殆尽。在一定意义上讲，随着哥伦布的到来和其后续利益追随者的前往，作为整体的加勒比地区从1600年起就成为传统伦理和族群文化的空白地带，之后由于疾病和苦役，本土人口锐减，造成的结果是当今的许多加勒比人都来自外地，有自发的移民，也有合同和契约劳工，而西方社会也从这里得到资本的原始积累。 但是，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近四百年来，加勒比各个岛屿一直在为挣脱奴隶制度而斗争。那些逃亡的奴隶被称作是“马龙斯”（maroons）。根据迈克·科瑞盾（Michael Craton）的记录，尤其是1638年到1857年问，加勒比奴隶的抵抗运动非常密集.且有持续件。在普罗维臀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格林纳达不断地发生暴乱，同时发生黑人暴乱的还有托托拉岛、圭亚那、巴哈马、伯利兹、多巴哥岛、多米尼亚岛和特立尼达岛等。尤其在巴巴多斯和阿根廷，奴隶暴乱贯穿了整个17到19世纪。这些暴乱直接导致了英国1834年彻底废除加勒比的奴隶制度，但这一政策直到1939年才真正生效，加勒比奴隶制度也才被真正废除。从最初的奴隶涌入加勒比地区到奴隶制度被废除的四百年间的加勒比文学特点是殖民书写。虽然在加勒比殖民时期出版了一些关于奴隶制的书籍，但奴隶叙事总体上仍处于缺失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黑人在等级森严的殖民社会中没有言说自身经历的机会；二是在“这被严格划分成奴隶和农场主的社会中，甚至于白人作家也没有热情创作讨论奴隶制”。
虽然如此，这些殖民时期的奴隶书写还是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它们多以自己的真实经历为创作基础，同时作者大多经历丰富，在多种文化之间辗转。比如弗朗西斯·威廉斯（Francis Williams）出生于大约18世纪的初期，后前往英国语法学校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在1748年和1783年问，他返回牙买加并开办了一所学校。他的作品常常利用赞歌的方式来记录奴隶经历的残酷，呼唤人性的尊严和自由。出生于百慕大的玛丽·普林斯的作品《玛丽·普林斯的历史：一位西印度奴隶自己的书写》（The History of Mary Prince：A West Indian Slave，Related by Her-self）于1831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受到了当时“女性反奴隶制度协会”的资助，在出版一年内再版三次，深受读者欢迎，这是第一部由女性用英语写成的奴隶叙事作品。书中她详细、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从不堪忍受的奴隶社会逃亡到土耳其的经历，在那里，她每天站在盐碱滩上，周身疼痛无比。后来她跟新主人前往安提瓜岛，在那里亲眼目睹了一位怀孕的黑人工友被无情的谋杀，之后回到伦敦，她毅然建立了反对奴隶的机构。与弗朗西斯·威廉斯和玛丽·普林斯一样，另外一位同样出身奴隶的作家阿斯顿·沃纳也将自己在加勒比圣文森特岛的生活记录了下来，将奴隶的生存条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其中甚至包括他怀孕的妻子的生活细节。
真实性书写是加勒比殖民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著录者大多是奴隶出身，受到的教育机会很少，故常常采用直白式的自传和日记的形式将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记录下来，用最真实的记录作为武器控诉殖民者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这些作品也为后世研究加勒比地区提供了最真实的素材。
二、后殖民书写：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
随着各个岛屿相继从殖民者中的统治中独立出来，加勒比进入了后殖民时期。后殖民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对差异性的张扬，而加勒比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差异的地方。不论是牙买加、巴巴多斯、特拉尼达拉、圣卢西亚和圭亚那等之间，还是人口来源、语言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在这里无法辨别单一独立存在的国家实体。这是一个居于移出国和移入国中间的地方，堪称研究后殖民文化最佳的试验田。
这一时期的加勒比作家的创作过程十分艰辛。从后殖民主义统治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不再使用暴力方式进行殖民统治，而是从文化等领域来强化殖民思想，因此他们提供给黑人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稀少，且能够争取到受教育的名额又要求太高，如沃尔科特在《记忆》（Remembrance）中就讲述了殖民教育的严酷，奈保尔的《毕斯瓦思先生之屋》（House.for Mr.Biswas）也记录了进入非白人上层社会需要付出的努力。尽管如此，仍然有大量加勒比作家脱颖而出。这些作家接受和吸收了源于西方的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原始主义、现代主义、存在主义以及荒诞主义等思潮，进一步认识到加勒比许于世界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后，开始积极地投身于西方世界，而不再像殖民时期一样排斥对方。唯一与殖民时期相同的是，有少许作家如克劳德·麦凯、简·里斯和艾瑞克·沃瑞恩德（Eric Walrond）等在多种文化之间辗转反复。随之在1950年到1960年间，加勒比的文学创作迎来了爆发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加勒比作家，这既是政治独立的直接结果，也是加勒比与外界积极接触的必然结果。
后殖民时期作家的写作背景往往不固定。他们多是在加勒比出生、长大，成年后通过努力获得到欧美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因为常年远离故乡，所以对自己非常熟悉的家园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曾经一度将回归家园作为创作的主题，所以后殖民时期加勒比文学的首要特点是家园回归性书写。这种回归性书写也是当时“黑人意识”运动的产物，如“古巴一波多黎各兴起的非洲一安德雷斯”运动、海地的“本土主义”运动、流亡欧洲的黑人作家为寻根溯源而兴起的“尼格罗士”运动（也被称之为黑人文化认同运动）和“拉斯塔法里”运动等，他们颂扬非洲本能的、神秘的、最黑暗的一切。可以说，非洲提供了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去后殖民的范式，因此许多加勒比作家前往那里寻找他们的精神家园。
又因为后殖民时期的加勒比作家深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他们往往通过西方文化的棱镜来审视曾经的家园，而经过西方文化棱镜折射之后的家园已经成为一种镜像，不同于真正的家园形象，现实的家园让他们有一种失望感。因此他们又重新返回移入国，对于家园则采取了摇摆的态度。面对着已经与自己记忆中大相径庭的镜像中的无法触摸的家园，他们摇摆于镜像中家园和现实的移入国文化，书写身处移入国中黑人的处境便成为创作的主题。如塞穆尔·塞尔文的小说就假设了一种混合了各种人群的英国文化，用一种伦敦文学话语勾勒出了伦敦黑人生活的景象，诸如他1965年创作的《孤独的伦敦人》（The LonelyLondoners）和1975年创作的《摩西的攀登》（MosesAscending）。再如大卫·达比狄恩1991年创作的《预期》（The Intended）和1993年创作的《消逝》（Disappearance）等，都在讲述着回家之难。达比狄恩还编辑了关于英国黑人的书籍，如《霍格斯的黑人：十八世纪英国艺术的黑人形象》（Hogarth’sBlacks：Images of Black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Arts），还有与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合著的《黑人作家在英国，1760—1890》（BlackWriters in Britian，1760-1890），这些作品都间接地认同流散黑人与英国之间的关系。 这些书写身处移入国的黑人处境的作家很少使用写实手法，他们的作品总是混杂了各种流派、声音和语言，他们普遍倾向于运用诗歌和散文化小说等手法来进行文学创作。在黑人文化认同运动中，加勒比法语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人物是列奥波尔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里昂·达马斯（Leon Damas）和艾米·塞沙勒等。在英国，同样是诗人的大卫·达比狄恩和弗莱德·达圭尔也开始创作散文化小说。
这种摇摆于非洲及加勒比移出国和西方移入国之间的态度，使得这些后殖民作家常常受到指责。V.S.奈保尔受到了抨击，因为他对西印度群岛更多的是嘲讽，而不是认同；德里克·沃尔科特被指责过于关注欧洲的高端文化，而不是加勒比遗产中的文化；简·里斯被视作白人作家，一是因为她常年居住在国外，更主要是她在《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中呼吁重新表达英国文学传统而远离了祖国牙买加，故被黑人民族主义者所斥责；爱德华·卡莫·布莱斯维特虽然对西印度口语中的诗歌表达有卓越贡献，但他的诗歌也深深植根于欧洲现代主义运动中。
造成这种家园书写的原因在于后殖民文学源自后殖民文化的批判性。后殖民文学常常将民族主义政府和“本土主义者”（nativist）作为反对派或者新殖民主义者，当后殖民文学在对待因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反殖民主义，比如经济和种族统治及种族歧视时，许多文本都致力于讲述诸如移民和他们移入国之间、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移民各代人之间的冲突等新文化模式的永恒问题。后殖民文学关注建立新的文化身份，不是寻找之前的移出国，也不是完全被同化，因此常常用混杂来定义新的还存在许多矛盾的文化结构。殖民时期之后出生的作家常常对于权力和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有不固定的身份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后殖民文学可以被看作是后民族的（post nation.al）、现代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霸权主义的部分碎片。
三、流散书写：想象中的家园梦想
随着近几十年来大规模移民和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后殖民作家开始用流散状态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身份问题。流散，从犹太人被以色列驱逐出来之后的意义来看，暗示着一个群族对回归无休止的渴望，但是流亡之感却不是当代流散群族的特点。许多移民更确切地讲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他们往返于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是永久、没有终点的移民，对于西方权力而言，因与生俱来的肤色和宗教所碍，他们不会被轻易同化。而对于移出国，他们从离开的那一刻便注定背负着异质文化而无法完全地回归。在当前全球化流散的大背景下，他们形成的是一种混杂的新生文化，比如黑人英国或者法国“博尔”（beur）（“博尔”指从北非来到法国的第二代移民）。他们既不接受父母一代的文化，也不接受移入国的文化，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
这种文化既不依赖于移出国也不依赖于移入国，而是凭借着自身跨文化的优势，自由地往返于二者之间，并且与它们构成一种平等、共生、和谐的关系。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总结的那样：“这些移民与移出国和文化传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又不得不适应移入国全新的文化，他们身上不是简单的同化，也没有完全失去移出国的身份，而是背负着形成他们的特殊文化、传统、语言和历史的痕迹……他们是因为后殖民移民而生成的新的流散的产物，他们至少要学会两种身份，说两种文化语言，并且这两种语言可以互译、交流和沟通。”换句话讲，身份的双重性和文化面貌的并存性是当代流散的特点，主体由语言、历史、文化和政治等综合因素所决定，一种混杂的跨国的主体就在其基础上得以建立。
加勒比流散作家通常指年轻一代的加勒比裔作家，如常年居住在法国的卡里西斯·贝亚拉（Calixthe Beyala）、旅居英美的卡里尔·菲利普斯、弗莱德·达圭尔、大卫·达比狄恩、伊迪韦吉·丹蒂凯特（Edwidge Dantieat）、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牙买加·金凯德和茱莉亚·阿尔瓦雷兹（Julia Alvarez）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加勒比，小时候就被带往欧美接受教育并且常年居住在那里，当前的生活状态是往返于但不居住在加勒比，他们的加勒比文学作品都是在加勒比之外出版发行的。如格兰维勒·洛威尔（Glenville Lovell）、西苏尔·福斯特（Cecil Foster）和安东尼·柯乐曼（AnthonyKellman）等都是居住在美国或者加拿大，他们往来于加勒比和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于加勒比的真实状态和历史毫无概念，更多的家园印象来自于上一代人的讲述，随着上一代人的逐渐老去，家园也越来越远，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但又深藏内心的梦想。“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都成长在英国，我自己，我的父母和我父母的父母，没有一个人知道或者了解其他的生活方式或者思想方式或者存在方式。我们也不知道其他的文化模式。”与此形成对比的言论是：“我从知道自己是名英国人开始，现实世界中的很多微妙的经历总是时刻提醒我并不属于英国……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还有我所有的未来。”
玛瑞斯·康迪（Maryse Conde）认为他的“家园”永远在自己内心深处，而德里克·沃尔科特也说过：“我的家园就是想象力。”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家园不再是殖民时期的真实书写，也不再是后殖民时期的一种镜像，而是成为想象中的家园梦想。
在这种家园梦想之中，流散视阈中的加勒比作家反对以国家和民族为狭小的研究基础，而是致力于一种超越二元对立、无种族的混杂研究路线，强烈抵制将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粗暴地对立，以一种公平博爱的姿态揭示了另外一种真实，让流散群体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沉默的“他者”得以发声，而并非将“他者”的范围限定为黑人。以卡里尔·菲利普斯为例，他出生于加勒比的圣基兹岛，还在襁褓中就被带到了英国，1985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最后的通道》（The Final Passage），就开始关注英国的加勒比移民。他致力于被压迫群族的平行处理，比如犹太人和黑人，贫穷的白人和贫穷的黑人；此外，他的小说还涉及了奴隶贸易，如1993年的《渡河》（Crossing the River）。与弗莱德·达圭尔的《最长的记忆》（The longest Memory）、大卫·达比狄恩的诗歌《特纳》（Turner）一样，期望改变仅从白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状况，他们的黑人主人公不再仅是受害者，而是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是世界现代历史和文化的构成部分。 需要一提的是还有许多居住在欧美的加勒比女性作家，她们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流散生活，作品常常以自传的形式出现，并且密切关注阶级、肤色和性别歧视等富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主题。较知名的作家和作品有牙买加·金凯德1983年创作的《安妮·约翰》（Annie John）、宝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创作的《米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和《没有打往天国的电话》（No Tele—phone to Heaven）、狄奥尼·布朗德（Dionne Brand）的《仇恨的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Hostile）、克莱尔·哈里斯（Claire Harris）的《招来一个女儿》（Drawing Down a Daughter）、奥利弗·斯尼尔的《蛇女的到来等故事集》（Arrival of the Snake—Woman and Other Stories），等等。她们对于家园的处理也是如此。
四、结语
爱德华·卡莫·布莱斯维特面对自己对于家园的困惑，曾经提出“到底哪里是黑人的家乡”的问题。而根据对待家园书写的不同，评论家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的回答是家园在非洲。对他而言，失去了非洲就如同失去了奴隶经验一样，这与一度在文学创作中非洲中心主义浪潮密不可分，当时很多的非裔作家“最终走向约鲁巴文化，或者说非洲中心主义……把希望寄托于充满神灵和仪式，以及巫术的非洲神话世界”。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关注，正如他认为的加勒比文学的意义在于描述历史家园中的不公平。这也是一种强调真实性的殖民家园书写。而另外一位评论家本尼兹-乐宙（Benitez-Rojo）则更加关注加勒比未来文化的多样化，他认为加勒比作家的家园就是一个远离殖民主义的、多元主义的家园，并从其中产生出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这是一种注重联系、关注差异的后殖民和流散书写。
爱德华·张伯伦和本尼兹一乐宙两种对待家园书写的态度，恰恰反映了行进中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家园”书写的历史变迁。从以真实的家园再现为特点的殖民书写、以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为特点的后殖民书写到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为特点的流散写作，加勒比文学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时间，集中了世界上所有文化的加勒比走出了无数知名的作家，他们的家园书写中所蕴含的流散意义将是世界流散文学研究的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