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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而言，摆脱对高能耗的制造业出口的依赖、转向“绿色”的服务外包出口，从这个千亿美元的市场中获取自己应有的份额，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
“把自己的核心业务做好，其余的部分外包出去。”現代管理之父彼得·杜拉克的这句名言令全球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的管理层信奉至深，也奠定了全球外包业蓬勃发展的理论基石。
每年10月下旬开始的“外包世界纽约年会”是全球发包公司和外包企业云集的盛会，今年也不例外，共有来自六大洲20多个国家的商人在此集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成了今年的主角。
在为期两天的会展时间中，中国的参展时间为各国最长，共举办两场大型的产品展示，并且中国商务部高级官员与中国江苏省商务官员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制造厂商的巨大影响力已是举世共知，但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尚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而南亚邻国印度却已是遥遥领先。服务外包正是此次会展中中国着力推介的领域，因此，来自中国的商务官员们的演讲主题是：“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相对印度的竞争优势。”
“中国在过去数年中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而我们也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佳的产品与服务。我们正努力成为各国企业IT外包服务的最佳目的地。北京市政府很荣幸可以参加此次会展，并借此次良机展示我们企业的人才优势与可提供的广泛服务。”北京市商务局程副局长说。江苏省外经贸厅副厅长费少云则表示，“江苏省是中国新兴、发展最快的外包基地，可以为中外企业提供良好的平台，发展外包业务。”
对此，主办方外包世界组织主席兼CEO大卫·埃兹勒深表认同，“不可否认，中国正迅速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IT和企业流程（BPO）等服务外包的目的地。”在欧美社会因误解和媒体错觉而对“中国制造”质疑不断的风口浪尖上，中国开始主打更环保、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服务外包”这张牌。除了“中国制造”这一名牌外，“中国服务”这个新的品牌正开始闪闪发光。
千亿美元的服务外包市场
“把自己的核心业务做好，其余的部分外包出去。”现代管理之父彼得·杜拉克的这句名言令全球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的管理层信奉至深，也奠定了全球外包业蓬勃发展的理论基石。
简而言之，外包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9世纪末期，英格兰的工业家开始把纺织品的生产制作外包给其他企业承包，这是商业世界外包的最初起源。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外包的概念陆续运用在工程业、制造业、财务与企业流程管理等领域，但仍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制造业。上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就业率在互联网高潮的推动下屡创新高，人力成本居高不下，而拥有大量IT技术人才且语言环境相仿的印度则成为许多美国企业外包IT业务的首选地。
《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此作了很精辟的论述，“于是，美国企业开始发现，可以在印度利用当地的人才。印度科技业的外包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从通用电气开始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德州仪器来印度做芯片设计。他们在美国的设计要求都是印度人，干脆就让他们回印度工作，联络就利用当时还相当初级的通讯网络。韦尔奇1989年到印度，完全相信印度可以帮通用电气创造智慧优势。印度当时已经对IBM之类的外国科技公司关闭市场，印度企业正自己设厂生产PC和服务器。韦尔奇认为，如果印度可以替自己生产，一定也能替通用电气生产。于是通用电气开始跟Wipro展开合作，其他美国企业则尝试不同的合作模式”。
“千年虫”是印度IT外包发展的一大契机，它迅速推动了服务外包在全球的兴起。许多美国企业担忧“千年虫”将导致本国的一场IT系统性灾难，而“千年虫”要求每一台电脑都人工进行检查，只有在印度才可能找到这么多的人力。于是，印度藉由“千年虫”的契机开始向美国人展示他们在服务领域的能力，印度的企业因此得到了更多的IT、企业流程等服务外包业务。
所有人都可以轻易地发现服务外包的诸多好处，如更加专业、更节约成本等等。继美国之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始将更多服务外包给人力供应充分且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据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达到400亿美元，但当时可外包的市场规模达到4000亿美元。2006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半数以上的欧美公司计划将更多服务外包到海外。全球财富位居前1000位的公司中，有95%的公司都采取了离岸外包，而每周全球都有5～10家公司在进行离岸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对于外包市场未来发展规模的预测，各咨询公司众说纷纭。美国Gartner公司预测，“到2009年时这一市场总体规模将达到8000亿美元”。麦肯锡预测，“在2010年达到6000亿美元”。而美国市场研究公司Frost & Sullivan最新研究报告则显示，“2006年全球共享服务和外包（SSO）市场规模预计为9300亿美元，预计到2009年的规模将达到1.43万亿美元。这个市场从2006年至2009年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15%”。
不必在意这些预言家们数据的差异多大，只要看到2004年时就有400亿美元这一基数，就可以想象这个千亿美元市场的迅速发展速度。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而言，摆脱对高能耗的制造业出口的依赖、转向“绿色”的服务外包出口，从这个千亿美元的市场中获取自己应有的份额，这无疑是种巨大的诱惑。
印度的机遇与秘密
毫无疑问，目前印度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语言上的便利、训练有素且数量庞大的技术人才，加上相对较低的人力及运营成本，使印度成为了欧美大型企业服务外包的理想之地。
在获得“千年虫”赐予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后，印度的外包公司在随后3年中收购了许多欧美企业，将其BPO业务领域拓展至银行、保险、财务管理、人事管理、IT及软件开发、投资理财等广阔天地。2004年～2005年，印度BPO收入达到500亿美元。专家预测，2007年印度BPO增长速度将达到56%，收入将高达600亿美元，就业人员将达到100万人，同时带动300～400万人的相关产业就业。
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外包来源地。在每年600亿美元的BPO收入中，美国占了一半。从新德里、孟买到加德满都，人们常常可以在一栋栋外表略显寒酸的写字楼里看到大量头戴耳机的工作人员。他们24小时工作，为美国各大企业提供全球性的呼叫中心服务。语言的优势在此显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快速的增长同样也得益于印度政府给予的大力扶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印度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 21世纪”，大力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鼓励私人投资电信领域等政策，使印度具备了发展服务外包的基础设施条件。同时，国家对软件及信息服务出口企业实行税率优惠，在2010 年前免征所得税、出口关税，并对生产软件产品免征流转税。另外，印度还学习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从2000 年 3 月起，在全国批准设立了 140 个经济特区。在这些经济特区中，电力、水及其他基础设施完备，与该国内其他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且特区中的企业可以在税率优惠政策期满后继续享受税收优惠。除此之处，印度政府还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主要针对软件及信息服务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是欧美企业愿意将服务外包给印度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与欧美接轨，比中国至少提前了30 年，公民、企业和政府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较强。而2000 年正式生效的《信息技术法》对非法传播计算机病毒、干扰服务、复制软件、篡改源文件、伪造电子签名等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具体的惩治条款，这使印度服务外包企业自身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手段也趋于完善。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一批世界级服务外包企业已经在印度涌现，如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信息技术系统公司（Infosys）和威普瑞公司（Wipro）。事实上，这些印度企业的实力已经足以挑战像IBM、埃森哲等欧美商务服务巨头，且不仅仅局限在本国招募员工。Infosys新近就从美国招收了300名大学毕业生进入他们印度部门工作，并在中国、墨西哥、捷克、泰国，甚至是美国的低成本地区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Infosys的高级副总裁Ashok Vemuri表示，“外包的未来将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工作，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服务”。“印度开始在全球外包他们的外包业务”！《国际先驱导报》近期如此评论这一新的发展趋势。
崛起国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外包市场上，天然的贴近性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中国的首要服务外包来源国是日本，摩洛哥是法国，墨西哥是美国，爱尔兰是英国。这是由历史关系、地理位置和文化融合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因而，除了印度以外，中国还面临着东盟各国、爱尔兰、巴西、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或多或少的竞争，甚至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
菲律宾在服务外包上最主要优势仍是语言。作为英语国家，菲律宾技术人员精通英语，熟悉国际水平的专业知识及用户服务标准，具备良好的业务能力及职业道德，容易与外包商沟通。世界外包市场调查显示，菲服务人员的英语表达和理解能力优于印度、爱尔兰等国家。
低廉的企业营运成本也是菲律宾最主要的竞争力之一。在这儿，普通劳动力成本为平均每月234美元，低于亚洲大多数国家，仅略高于印度、印尼；技术人员月薪在400～800美元之间；白领雇员平均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1/4。在基础设施方面，菲拥有充足的、设施完备的办公区，现在还储备着40万平方米的接纳能力，租赁价格低廉，仅为美国、印度、香港等地的1/4。
美国企业也是菲律宾最主要的服务外包客户，占据60%～70%的份额。这主要是因为菲律宾曾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在菲遗留的军事基地现已改建为经济特区，如苏比克、克拉克自由港，区内留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通讯系统等，为美在此开展业务提供了便利。而且，菲律宾的教育体系采用美国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体制等方面都与美国相通，许多专业人员曾在美国接受过培训，他们精通英语，熟悉美国客户要求的专业知识，双方容易交流、达成合作。菲律宾的主要承接业务包括呼叫中心、电脑软件开发、动画制作和医学数据编译等。美国大型企业宝洁、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集团等都已经在菲律宾外包服务。“我们之所以选择菲律宾作为亚洲业务后台支持的基地，是因为成本低、技术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语言相通，而且这儿的员工都具有为客户服务的精神……”宝洁全球业务服务部门副总裁兰迪·瑞德评价道。
相较于菲律宾，新加坡并不具备最重要的成本优势，但这丝毫不影响该国争取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雄心。最近，美国第一数据公司就对印度、中国和新加坡3国进行比较后选择新加坡作为其服务外包地，用于支持其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客户服务。“这是个战略性的决策。我们在比较3国的各种因素后仍然选择成本最高的新加坡，是因为这儿离我们的客户最近，我们可以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第一数据公司的发言人卡拉·泰勒说。
做出像第一数据公司一样决策的美国企业为数不少，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排名，新加坡是增长速度第二快的美国企业服务外包目的地，而麦肯锡、普华永道、经济学人研究部等全球知名研究机构均将新加坡列为最佳的服务外包地之一。在新加坡落户的跨国企业包括花旗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惠普、IBM和微软等跨国巨头。
“新加坡政府已经决定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BPO产业，向跨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IT、风险备份等高端服务。”新加坡信息商务发展局市场经理Vivien Lee说。
显然，新加坡与中国、印度这些低成本国家竞争的最主要優势是，避开低成本的领域，提供高端服务。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面对着如此多的竞争对手，众多乐观的预测表明中国有可能在2015年乃至更短的时间内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一大服务外包国。
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例如高质量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与市场、大量已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不断增长的国内IT服务市场、与北亚地区地理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大量初级人才和成本优势等。
但随着服务外包将不再集中在某个国家而成为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麦肯锡与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缺乏具有相关的技术和项目管理能力的高级人才；缺乏较大的供应商；缺乏关键的国际外包客户，主要承接的都是转包业务；国内大型企业对外包理念相对保守；缺乏统一的中国外包品牌和定位；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政策环境等等。
其中，最严峻的挑战是人才紧缺。IBM中国外包服务专家屈中华认为，“中国至少需要250万的专业技术人员，但目前国内市场的人才总数不过7万人左右。”而埃森哲的大中华区副总裁王波也表示，“富有经验的中层经理人员的培养与保留是困扰众多海外外包服务商的一大软肋，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此外，中国还应认识到企业规模对客户选择海外外包服务商的决策过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印度目前最大的外包服务公司雇员总数达到了3.5万人，而中国外包企业的规模则小得多。
从长远来看，服务外包具有吸纳就业人数多、无污染等长期发展优势，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但由于起步较晚，离真正打响“中国服务”这个品牌，中国的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把自己的核心业务做好，其余的部分外包出去。”現代管理之父彼得·杜拉克的这句名言令全球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的管理层信奉至深，也奠定了全球外包业蓬勃发展的理论基石。
每年10月下旬开始的“外包世界纽约年会”是全球发包公司和外包企业云集的盛会，今年也不例外，共有来自六大洲20多个国家的商人在此集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成了今年的主角。
在为期两天的会展时间中，中国的参展时间为各国最长，共举办两场大型的产品展示，并且中国商务部高级官员与中国江苏省商务官员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制造厂商的巨大影响力已是举世共知，但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尚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而南亚邻国印度却已是遥遥领先。服务外包正是此次会展中中国着力推介的领域，因此，来自中国的商务官员们的演讲主题是：“在服务外包领域中国相对印度的竞争优势。”
“中国在过去数年中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而我们也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佳的产品与服务。我们正努力成为各国企业IT外包服务的最佳目的地。北京市政府很荣幸可以参加此次会展，并借此次良机展示我们企业的人才优势与可提供的广泛服务。”北京市商务局程副局长说。江苏省外经贸厅副厅长费少云则表示，“江苏省是中国新兴、发展最快的外包基地，可以为中外企业提供良好的平台，发展外包业务。”
对此，主办方外包世界组织主席兼CEO大卫·埃兹勒深表认同，“不可否认，中国正迅速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IT和企业流程（BPO）等服务外包的目的地。”在欧美社会因误解和媒体错觉而对“中国制造”质疑不断的风口浪尖上，中国开始主打更环保、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服务外包”这张牌。除了“中国制造”这一名牌外，“中国服务”这个新的品牌正开始闪闪发光。
千亿美元的服务外包市场
“把自己的核心业务做好，其余的部分外包出去。”现代管理之父彼得·杜拉克的这句名言令全球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的管理层信奉至深，也奠定了全球外包业蓬勃发展的理论基石。
简而言之，外包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9世纪末期，英格兰的工业家开始把纺织品的生产制作外包给其他企业承包，这是商业世界外包的最初起源。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外包的概念陆续运用在工程业、制造业、财务与企业流程管理等领域，但仍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制造业。上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就业率在互联网高潮的推动下屡创新高，人力成本居高不下，而拥有大量IT技术人才且语言环境相仿的印度则成为许多美国企业外包IT业务的首选地。
《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此作了很精辟的论述，“于是，美国企业开始发现，可以在印度利用当地的人才。印度科技业的外包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从通用电气开始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德州仪器来印度做芯片设计。他们在美国的设计要求都是印度人，干脆就让他们回印度工作，联络就利用当时还相当初级的通讯网络。韦尔奇1989年到印度，完全相信印度可以帮通用电气创造智慧优势。印度当时已经对IBM之类的外国科技公司关闭市场，印度企业正自己设厂生产PC和服务器。韦尔奇认为，如果印度可以替自己生产，一定也能替通用电气生产。于是通用电气开始跟Wipro展开合作，其他美国企业则尝试不同的合作模式”。
“千年虫”是印度IT外包发展的一大契机，它迅速推动了服务外包在全球的兴起。许多美国企业担忧“千年虫”将导致本国的一场IT系统性灾难，而“千年虫”要求每一台电脑都人工进行检查，只有在印度才可能找到这么多的人力。于是，印度藉由“千年虫”的契机开始向美国人展示他们在服务领域的能力，印度的企业因此得到了更多的IT、企业流程等服务外包业务。
所有人都可以轻易地发现服务外包的诸多好处，如更加专业、更节约成本等等。继美国之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开始将更多服务外包给人力供应充分且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据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统计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达到400亿美元，但当时可外包的市场规模达到4000亿美元。2006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半数以上的欧美公司计划将更多服务外包到海外。全球财富位居前1000位的公司中，有95%的公司都采取了离岸外包，而每周全球都有5～10家公司在进行离岸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对于外包市场未来发展规模的预测，各咨询公司众说纷纭。美国Gartner公司预测，“到2009年时这一市场总体规模将达到8000亿美元”。麦肯锡预测，“在2010年达到6000亿美元”。而美国市场研究公司Frost & Sullivan最新研究报告则显示，“2006年全球共享服务和外包（SSO）市场规模预计为9300亿美元，预计到2009年的规模将达到1.43万亿美元。这个市场从2006年至2009年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15%”。
不必在意这些预言家们数据的差异多大，只要看到2004年时就有400亿美元这一基数，就可以想象这个千亿美元市场的迅速发展速度。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而言，摆脱对高能耗的制造业出口的依赖、转向“绿色”的服务外包出口，从这个千亿美元的市场中获取自己应有的份额，这无疑是种巨大的诱惑。
印度的机遇与秘密
毫无疑问，目前印度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语言上的便利、训练有素且数量庞大的技术人才，加上相对较低的人力及运营成本，使印度成为了欧美大型企业服务外包的理想之地。
在获得“千年虫”赐予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后，印度的外包公司在随后3年中收购了许多欧美企业，将其BPO业务领域拓展至银行、保险、财务管理、人事管理、IT及软件开发、投资理财等广阔天地。2004年～2005年，印度BPO收入达到500亿美元。专家预测，2007年印度BPO增长速度将达到56%，收入将高达600亿美元，就业人员将达到100万人，同时带动300～400万人的相关产业就业。
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外包来源地。在每年600亿美元的BPO收入中，美国占了一半。从新德里、孟买到加德满都，人们常常可以在一栋栋外表略显寒酸的写字楼里看到大量头戴耳机的工作人员。他们24小时工作，为美国各大企业提供全球性的呼叫中心服务。语言的优势在此显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快速的增长同样也得益于印度政府给予的大力扶持。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印度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 21世纪”，大力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鼓励私人投资电信领域等政策，使印度具备了发展服务外包的基础设施条件。同时，国家对软件及信息服务出口企业实行税率优惠，在2010 年前免征所得税、出口关税，并对生产软件产品免征流转税。另外，印度还学习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从2000 年 3 月起，在全国批准设立了 140 个经济特区。在这些经济特区中，电力、水及其他基础设施完备，与该国内其他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且特区中的企业可以在税率优惠政策期满后继续享受税收优惠。除此之处，印度政府还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主要针对软件及信息服务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是欧美企业愿意将服务外包给印度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印度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与欧美接轨，比中国至少提前了30 年，公民、企业和政府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较强。而2000 年正式生效的《信息技术法》对非法传播计算机病毒、干扰服务、复制软件、篡改源文件、伪造电子签名等违法行为都规定了具体的惩治条款，这使印度服务外包企业自身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手段也趋于完善。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一批世界级服务外包企业已经在印度涌现，如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信息技术系统公司（Infosys）和威普瑞公司（Wipro）。事实上，这些印度企业的实力已经足以挑战像IBM、埃森哲等欧美商务服务巨头，且不仅仅局限在本国招募员工。Infosys新近就从美国招收了300名大学毕业生进入他们印度部门工作，并在中国、墨西哥、捷克、泰国，甚至是美国的低成本地区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Infosys的高级副总裁Ashok Vemuri表示，“外包的未来将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工作，为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服务”。“印度开始在全球外包他们的外包业务”！《国际先驱导报》近期如此评论这一新的发展趋势。
崛起国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外包市场上，天然的贴近性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例如，中国的首要服务外包来源国是日本，摩洛哥是法国，墨西哥是美国，爱尔兰是英国。这是由历史关系、地理位置和文化融合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因而，除了印度以外，中国还面临着东盟各国、爱尔兰、巴西、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或多或少的竞争，甚至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
菲律宾在服务外包上最主要优势仍是语言。作为英语国家，菲律宾技术人员精通英语，熟悉国际水平的专业知识及用户服务标准，具备良好的业务能力及职业道德，容易与外包商沟通。世界外包市场调查显示，菲服务人员的英语表达和理解能力优于印度、爱尔兰等国家。
低廉的企业营运成本也是菲律宾最主要的竞争力之一。在这儿，普通劳动力成本为平均每月234美元，低于亚洲大多数国家，仅略高于印度、印尼；技术人员月薪在400～800美元之间；白领雇员平均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1/4。在基础设施方面，菲拥有充足的、设施完备的办公区，现在还储备着40万平方米的接纳能力，租赁价格低廉，仅为美国、印度、香港等地的1/4。
美国企业也是菲律宾最主要的服务外包客户，占据60%～70%的份额。这主要是因为菲律宾曾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在菲遗留的军事基地现已改建为经济特区，如苏比克、克拉克自由港，区内留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通讯系统等，为美在此开展业务提供了便利。而且，菲律宾的教育体系采用美国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体制等方面都与美国相通，许多专业人员曾在美国接受过培训，他们精通英语，熟悉美国客户要求的专业知识，双方容易交流、达成合作。菲律宾的主要承接业务包括呼叫中心、电脑软件开发、动画制作和医学数据编译等。美国大型企业宝洁、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集团等都已经在菲律宾外包服务。“我们之所以选择菲律宾作为亚洲业务后台支持的基地，是因为成本低、技术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语言相通，而且这儿的员工都具有为客户服务的精神……”宝洁全球业务服务部门副总裁兰迪·瑞德评价道。
相较于菲律宾，新加坡并不具备最重要的成本优势，但这丝毫不影响该国争取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雄心。最近，美国第一数据公司就对印度、中国和新加坡3国进行比较后选择新加坡作为其服务外包地，用于支持其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客户服务。“这是个战略性的决策。我们在比较3国的各种因素后仍然选择成本最高的新加坡，是因为这儿离我们的客户最近，我们可以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第一数据公司的发言人卡拉·泰勒说。
做出像第一数据公司一样决策的美国企业为数不少，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排名，新加坡是增长速度第二快的美国企业服务外包目的地，而麦肯锡、普华永道、经济学人研究部等全球知名研究机构均将新加坡列为最佳的服务外包地之一。在新加坡落户的跨国企业包括花旗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惠普、IBM和微软等跨国巨头。
“新加坡政府已经决定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BPO产业，向跨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IT、风险备份等高端服务。”新加坡信息商务发展局市场经理Vivien Lee说。
显然，新加坡与中国、印度这些低成本国家竞争的最主要優势是，避开低成本的领域，提供高端服务。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面对着如此多的竞争对手，众多乐观的预测表明中国有可能在2015年乃至更短的时间内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一大服务外包国。
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例如高质量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与市场、大量已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不断增长的国内IT服务市场、与北亚地区地理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大量初级人才和成本优势等。
但随着服务外包将不再集中在某个国家而成为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麦肯锡与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缺乏具有相关的技术和项目管理能力的高级人才；缺乏较大的供应商；缺乏关键的国际外包客户，主要承接的都是转包业务；国内大型企业对外包理念相对保守；缺乏统一的中国外包品牌和定位；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政策环境等等。
其中，最严峻的挑战是人才紧缺。IBM中国外包服务专家屈中华认为，“中国至少需要250万的专业技术人员，但目前国内市场的人才总数不过7万人左右。”而埃森哲的大中华区副总裁王波也表示，“富有经验的中层经理人员的培养与保留是困扰众多海外外包服务商的一大软肋，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此外，中国还应认识到企业规模对客户选择海外外包服务商的决策过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印度目前最大的外包服务公司雇员总数达到了3.5万人，而中国外包企业的规模则小得多。
从长远来看，服务外包具有吸纳就业人数多、无污染等长期发展优势，商务部等国家部委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但由于起步较晚，离真正打响“中国服务”这个品牌，中国的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