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尺牍、简札，纵横奇宕，从心所欲，意法醇厚，为其书法大观园中之奇葩。清季碑盛帖废，草法衰颓，不仅京中名家不擅简牍，甚至像邓石如、张裕钊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其简牍亦实无可取之处，有的直与正书无异，此弊实由偏擅碑学所致。而尊碑抑帖的康氏并没全盘否定帖学之实际功用。指出今日尊碑是因其可以学习古人笔法，而帖则屡翻失真；然而帖学便于人事，瑰姿媚态，尤适宜于简札，证明康氏是一分为二的。康氏尺牍、简札从取法和用笔上，大致可分前中后三个时期。即前期为帖学时期，中期为由帖而碑转变期，后期为碑帖交融期。而用笔则分前后两个时期‘‘前者偏于提按，弊在运指；后者重在使转、得于运腕。前者为帖学，或称今体之楷法；后为碑派，或称古体的分法。所谓会心处正不在远，康氏尺牍，可为绳墨。
　　一九一七年五月，康有为与沈曾植一同赴京参与张勋复辟。历十一日乃败，遭到北洋政府通缉，遂与沈曾植一道避居美使馆之美森院，并有诗唱和。行书《赠乙庵尚书四章求和正诗札》作于美森院，风格、结字受《高灵庙碑阴》、《爨龙颜碑》影响。康氏也有一些和友朋之间谈碑论帖的书札，如一九一七年六十岁时《致况夔生书二札》，即谈《高灵庙碑》。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更将《爨龙颜碑》奉为三件神品第一。《与奏云书札》则谈书法，《与小川札》则谈购碑事、题画事，《与沈乙老札》则论画，性情流露，词翰俱佳。（以上均载《康有为手书真迹》）行草《致莫鹤呜书札》，信中谈论学习书法的内容，有助于对康氏晚年书法观念的认识。此作笔致清隽，为其书札佳作。
　　行草《癸亥六月亭林云台观寻陈希夷迹诗札》分笔作草，波发鼓宕，似有取法楼兰简牍、残纸。『淳古』、『初』、『游存』诸字作章草，笔老意古，为其晚年诗札中的精品。康氏六十七岁所作草书《甲子五月致恭王殿下书札》也有代表性。爱新觉罗·溥伟，清朝末代恭亲王，号锡晋斋主，为奕新嫡孙，是复辟派首领。辛亥革命后与肃亲王善耆等人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一九二一年避居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青岛，他妄图借用日本势力复辟。一九一七年复辟失败，康有为幽居美国使馆半年，于腊月至青岛拜会溥伟。溥伟不仅留其用膳，还陪同他周游岛城。青岛给康有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徐世昌、刘廷琛、吴郁生、升允、梁鼎芬、赵尔巽等隐居岛上的前清遗老，更是他情投意合的『风雨旧侣』，从而诱发了于此隐栖的愿望。一九三一年秋溥伟移居大连，将其家什赠给康有为青岛天游园，令其安居。乃其感惠询知之作。
　　还有一九二七年康有为七十岁时草书《与梁随觉书札》，也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活动。梁随觉（一八八〇-一九六九），字婉络，广东人。一八九七年与康成婚，为其『二太』。戊戌政变失败后，随康周游列国。梁氏通晓文墨，主持家务。生女同复、同环，子同吉一早天一、同筏。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一九二七一正月初五，康有为在上海游存庐隆重庆祝七十寿辰。溥仪专门为他书写『岳峙渊清』匾额，并赐玉如意。梁启超为撰寿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干焉。』其时北伐军逼近上海，过寿之后，即去青岛。十三日由上海动身赴青，十八日抵岛。康同环珍藏的这封信，信封中间红框内写有『最后第三信，将绝笔』。康有为好文物，嗜收藏，精鉴赏。其收藏之富，由《万木草堂藏画目》可窥一斑。康有为归国后素位而行，自食其力，其生活来源，除了鬻书卖文，买卖古字画亦为一进项，以其独到眼力，往往『坐看云起』。青岛寓居众多前清遗老，多富收藏，动乱年代，往往金贱如泥。当然，收藏风险很大。此札可见康氏的个中三味。万木草堂旧藏，今日时见于拍卖市场，多经康氏钤印题跋，价格往往不菲，但也难说没有赝品。当年正月康有为离沪时已感不适，二十日即得病，其间作《谢恩摺》，二十八日晨五时病逝。
　　康氏榜书集《经石峪》《云峰石刻》《石门铭》诸碑之长，晚年更羼以《邮阁颂》，隶笔分情，尽于方圆，造诣之深，可谓独步。榜书古日署书，又称擘窠大字，自古难作。黄庭坚诗云『大字无过瘗鹤铭』，证明宋代人未曾见到《泰山经石峪》和《四山摩崖》。乾嘉以来，随着金石学、碑学的兴起，大量荒山野岭中的前人石刻陆续被发现，并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康有为于癸亥（一九二三）四月登泰山访碑，被《经石峪》所震撼。『观摩不忍去，手画足趑趄』，遂『平生经石峪为师』。康有为榜书独绝，宽博端和，极富庙堂气，基本可以代表清代榜书的最高成就。康氏认为榜书有执笔不同、运管不习、立身骤变、临仿难周、笔毫难精『五难』。故榜书别有门户，当以六朝为法，而元明以来鲜有精榜书者，盖碑学不兴之故。且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气韵穆穆，自然高绝。若有意作气势，便是伧父。榜书之分方笔、圆笔，皆导源于锺、卫。圆笔以《经石峪》为宗，方笔以《白驹谷》为宗。然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康氏最擅楹联，风格与榜书相同，为康书之奇葩。沙孟海谓：『康有为本人书迹，题榜大字，大气磅礴，最为绝诣。我特别欣赏他上海愚园路寓宅入门处放着的『游存庐』三大字木匾，白板墨书，不加钩刻，也不施髹漆，圆笔宽结，雍容挺拔。此是康老『肉笔』，气魄从《石门铭》、《金刚经》出来，真可雄视一世。』
　　魏齐碑版，方圆笔并用，方笔居多。康老专用圆笔，是否他一直未觉察到刻手的问题呢7还是他有意避开石刻上的刀痕而遗貌取神、独自连笔呢7由历史条件推之，我以为属于前者，不是后者。按由《金刚经》尚有多字仅双钩未刻者可知，当时书丹者用笔方圆兼备，刻工在双钩时对方笔、圆笔的变化极为留意，方者方，圆者圆，因此可知《经石峪》的圆笔既不一概如熊秉明先生所云是经过大自然的改造，也非刻工的刀刻斧凿而成，而是书丹者的用笔方圆变化的审美追求。这一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就已明察，更何况他还亲赴经石峪考之，不可臆测。
　　行草『大庇阁』横额为康氏早期榜书，兼有《朱君长墓志》、《石门铭》之意，但更多的是馆阁旧习，尚难把握榜书要诀。行书『袁督师庙』横额融《高灵庙碑》《郑文公碑》于一炉，端正严妙，拙厚朴茂，深具气象，古穆苍深。楷书『写生入神』横披，作于丁巳（一九一七）春，盖为徐悲鸿赴法的送行之作。此作与《赠翰臣仁兄七言联》风格相同，有《瘗鹤铭》的笔法、结字特征。 　　行书『存天阁』横额，结构天成，取法《石门铭》，为其晚年擘窠佳制。『北碑总是王家好』，康氏以《石门铭》为神品，飞逸浑穆之宗，在题榜中运用尤多。但遍览康氏遗墨，除了『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直接取法《石门铭》；尚未发现临摹此碑的作品。一九三二年在『此』字未损本《石门铭》上的题字，为唯一他与《石门铭》渊源的实证。此年上海艺专改建，康氏为刘海粟题『存天阁』横额，其结字气息全由《石门铭》来，而体势则变欹为正，以追求隶意。此作谋篇别居匠心：『存天阁』三字参差上下，『存』字略大；『天』最小，贴近前字，并与后字间离，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阁』字最大压后，真得《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之致，颇耐玩味。其用笔篆意分韵，方圆兼备；结字蚕尾钩挑，横画引波不发，精气内敛；捺笔绞毫逸出，意法老辣，乃其匾额难得佳作。另外，康有为自一九一三年底归国后，即开始他的国内之游。名山大川，神庙古刹，行迹所到，留题甚多，其中不乏匾额佳作，堪为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名迹。如杭州的『放鹤亭』，开封的『汉函谷关』，庐山的『黄龙寺』，陕西的『兰台石渠』『蛰庐』，长安的『兴教寺』等，都是其中的名匾。
　　康氏最擅楹联，风格与榜书相同，雄肆开张，深具庙堂气息。且书文俱佳，意蕴精深，出神入化，为康书之奇葩。
　　行书『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七言联，结字方扁，取法《高灵庙碑》《爨龙颜碑》，气息古厚，为人古出新佳作。章草在西汉元帝时由史游《急就章》实现正体化以后，波磔便成为其最具典型的笔法特征。魏晋时期一些碑刻、写经中，横画独有异趣，两端出波的笔划形态，即被康氏称作『隶楷之变』的用笔特征，实是章草波磔遗法，康氏书法的隶意实由此而来。《赠玉书姻伯六言联》体势全法《石门铭》，用笔尤重方圆，『仁』『福』二字横画两端出波，明显受《枳阳府君墓志》《谷朗》所谓『由隶变楷』笔意影响。结字用心，气息古厚，足见康氏博观善取。《赠仙俦仁兄五言联》以长锋羊毫作，笔精墨妙，而字法纯从《石门铭》中来，清隽舒宕，极具书卷气，为行书对联精品。属款『有为』连属草写，『有』字草法不标准，为康氏属款草化的例证。草书《赠慕蘧姻世讲五言联》分笔作草，碑帖融合。康氏草书对联比较少见，此作中锋使转，『检』『命』二字体势平正，隶笔发波作势。《广艺舟双楫》言『若欲复古，当写章草』。康氏晚年讲碑帖融洽，是在碑派基础上的反观传统，变换气质。以分笔作草，笔画中仍然追求古拙茂密的金石意趣，而非所谓帖学风貌。康氏谓『吾尝爱《部阁颂》，体法茂密。』行书『箕裘孝友』五言联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大气磅礴，为善学古人而能变其形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