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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那些有自杀危险的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以缓解乃至打消其自杀冲动。
有些来电者一上来就直接说出自杀想法，而有些则顾左右而言他，不细问的话不会说出其自杀冲动。无论前者也罢，后者也罢，我们都需要详细评估来电者的自杀危险性，才能让电话危机干预切中关键问题，帮助其走出想自杀的泥潭。
后一种情况，评估自杀的危险性很有必要，这不难理解。但前一种情况下，来电者已经说他想自杀，为什么还需要评估自杀的危险性呢？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一位50多岁的已婚女性，刚接通电话就说：“我最近查出小脑萎缩共济失调，我爸爸跟哥哥都有这个病，有明确的家族史，这个病的遗传率是50%。我现在面临儿子结婚，他要孩子，这个病的遗传史太明显了，我压力太大了，我这几天都在想办法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听到这样一个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来电者的诉说，我们在倾听的同时，需要想到与自杀有关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提醒自己留意，在来电者的谈话中涉及了哪些自杀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哪些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还没有涉及，需要进一步询问了解；同时思考，在什么时候切入评估获得这些信息比较合适，哪些可能是后期干预的切入点，搜集干预所需的素材。
她在接下来的倾诉中谈到：“我不能向儿子说他不能结婚，不能要孩子，还得瞒着他，他俩都很幸福。儿子跟他的孩子都有可能得这个病。我觉得我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心里这个结解不开。但我家庭很好，我老公对我很好，我还有一个老母亲，我放不下他们。”
来电者的倾诉让我们留意到她的家庭幸福，有一个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还有一个老母亲，她放心不下他们，这些是让她远离自杀的保护因素。同时，也能捕捉到她最近检查发现的小脑萎缩可能是引发自杀想法的扳机因素，为这个疾病的遗传史而感到压力大，认定儿子和儿子的孩子都有可能得这个病，那样的话自己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这里还有几个关键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她所说的“小脑萎缩”，是已经确诊了还是她根据自己父亲和哥哥的疾病史自认为的；她的压力大，究竟是因为想到自己有病，承受不了这个病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是家庭承受不了她这个病所带来的负担，或者是担心这个病会遗传给儿子、未来的孙辈，或者担心告知儿子后影响儿子将来的婚姻，还是其他？也就是说，她口中的这个“解不开的结”到底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它，后期的干预才可能有针对性和有效果。
继续询问得知，来电者真正的“结”是担忧儿子及孙辈会遗传这个病。她现在就武断地预测儿子、儿子的孩子将来会得这个病，并且断定自己活着一点儿意义都没有，这两点都可以成为后期认知干预的切入点。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有这个病，她对这个病也有一定的了解，可以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挑战其中任何一个认知歪曲并找到合理的替代思维，就能引导她逐步走出自杀的泥潭。
她提到“这几天都在想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自杀的想法到底持续存在多长时间了？什么是她想死的理由？她觉得自杀能带来什么或者能帮她解决什么问题？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自杀计划？想在什么时间采取什么方式的自杀？是否已经为自杀做了什么准备？她想死的意图有多强烈？她的希望程度或者绝望程度有多高？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采取自杀行为，让她留恋或者放心不下、牵挂的是什么等等。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判定她当前自杀的危险性高低非常重要。
如果她有自杀未遂既往史，这次有具体的自杀计划，为此次自杀做好了准备，没有任何留恋，想死的程度高，痛苦绝望程度高，那么她自杀的危险性就相当高。也就是说具备的因素越多，自杀的危险性就越高，我们就越需要提供更加积极的干预措施，需要通过电话交谈获知其家人或亲友的联系方式，把她的亲友纳入危机干预的联盟，以尽可能保证她的生命安全为出发点。
如果她依然有所牵挂或者放心不下，没有明确的自杀计划，既往无自杀未遂，也没有为自杀做准备工作，那么她自杀的危险性就会低一些。无论自杀的危险性高低，她能打电话过来寻求帮助，说明她依然处在矛盾之中，内心求生和求死的力量正在激烈斗争。了解这些，才能为我们后面干预的时候打压、瓦解她求死的力量，挖掘、提升、壮大求生的力量提供素材。
我们也知道，抑郁症、长期或急性负性生活事件（如遭受躯体或性虐待、人际冲突、丧失、经济困难等）、其他精神障碍、酒精药物毒品的滥用或依赖、有躯体疾病或残疾、家人或亲友的自杀行为史与一个人自杀的危险性有关，我们需要了解来电者这些方面的内容。我们还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自杀的危险性升高；受教育程度低、独居、婚姻不幸福、迁居、无业或失业与自杀的危险性增加有关；一个人日常的饮食睡眠锻炼习惯和性格特征、应对方式当然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和自杀危险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详细了解的内容。
由此可见，在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中，在倾听来电者诉说、了解其来电目的或需求的同时，要进行合理、科学的评估，这是热线心理干预，特别是自杀干预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看似复杂的工作方式为心理干预、危机干预指明了方向。
有些来电者一上来就直接说出自杀想法，而有些则顾左右而言他，不细问的话不会说出其自杀冲动。无论前者也罢，后者也罢，我们都需要详细评估来电者的自杀危险性，才能让电话危机干预切中关键问题，帮助其走出想自杀的泥潭。
后一种情况，评估自杀的危险性很有必要，这不难理解。但前一种情况下，来电者已经说他想自杀，为什么还需要评估自杀的危险性呢？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一位50多岁的已婚女性，刚接通电话就说：“我最近查出小脑萎缩共济失调，我爸爸跟哥哥都有这个病，有明确的家族史，这个病的遗传率是50%。我现在面临儿子结婚，他要孩子，这个病的遗传史太明显了，我压力太大了，我这几天都在想办法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听到这样一个想结束自己生命的来电者的诉说，我们在倾听的同时，需要想到与自杀有关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提醒自己留意，在来电者的谈话中涉及了哪些自杀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哪些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还没有涉及，需要进一步询问了解；同时思考，在什么时候切入评估获得这些信息比较合适，哪些可能是后期干预的切入点，搜集干预所需的素材。
她在接下来的倾诉中谈到：“我不能向儿子说他不能结婚，不能要孩子，还得瞒着他，他俩都很幸福。儿子跟他的孩子都有可能得这个病。我觉得我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心里这个结解不开。但我家庭很好，我老公对我很好，我还有一个老母亲，我放不下他们。”
来电者的倾诉让我们留意到她的家庭幸福，有一个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还有一个老母亲，她放心不下他们，这些是让她远离自杀的保护因素。同时，也能捕捉到她最近检查发现的小脑萎缩可能是引发自杀想法的扳机因素，为这个疾病的遗传史而感到压力大，认定儿子和儿子的孩子都有可能得这个病，那样的话自己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这里还有几个关键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她所说的“小脑萎缩”，是已经确诊了还是她根据自己父亲和哥哥的疾病史自认为的；她的压力大，究竟是因为想到自己有病，承受不了这个病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是家庭承受不了她这个病所带来的负担，或者是担心这个病会遗传给儿子、未来的孙辈，或者担心告知儿子后影响儿子将来的婚姻，还是其他？也就是说，她口中的这个“解不开的结”到底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它，后期的干预才可能有针对性和有效果。
继续询问得知，来电者真正的“结”是担忧儿子及孙辈会遗传这个病。她现在就武断地预测儿子、儿子的孩子将来会得这个病，并且断定自己活着一点儿意义都没有，这两点都可以成为后期认知干预的切入点。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有这个病，她对这个病也有一定的了解，可以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挑战其中任何一个认知歪曲并找到合理的替代思维，就能引导她逐步走出自杀的泥潭。
她提到“这几天都在想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自杀的想法到底持续存在多长时间了？什么是她想死的理由？她觉得自杀能带来什么或者能帮她解决什么问题？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自杀计划？想在什么时间采取什么方式的自杀？是否已经为自杀做了什么准备？她想死的意图有多强烈？她的希望程度或者绝望程度有多高？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采取自杀行为，让她留恋或者放心不下、牵挂的是什么等等。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判定她当前自杀的危险性高低非常重要。
如果她有自杀未遂既往史，这次有具体的自杀计划，为此次自杀做好了准备，没有任何留恋，想死的程度高，痛苦绝望程度高，那么她自杀的危险性就相当高。也就是说具备的因素越多，自杀的危险性就越高，我们就越需要提供更加积极的干预措施，需要通过电话交谈获知其家人或亲友的联系方式，把她的亲友纳入危机干预的联盟，以尽可能保证她的生命安全为出发点。
如果她依然有所牵挂或者放心不下，没有明确的自杀计划，既往无自杀未遂，也没有为自杀做准备工作，那么她自杀的危险性就会低一些。无论自杀的危险性高低，她能打电话过来寻求帮助，说明她依然处在矛盾之中，内心求生和求死的力量正在激烈斗争。了解这些，才能为我们后面干预的时候打压、瓦解她求死的力量，挖掘、提升、壮大求生的力量提供素材。
我们也知道，抑郁症、长期或急性负性生活事件（如遭受躯体或性虐待、人际冲突、丧失、经济困难等）、其他精神障碍、酒精药物毒品的滥用或依赖、有躯体疾病或残疾、家人或亲友的自杀行为史与一个人自杀的危险性有关，我们需要了解来电者这些方面的内容。我们还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自杀的危险性升高；受教育程度低、独居、婚姻不幸福、迁居、无业或失业与自杀的危险性增加有关；一个人日常的饮食睡眠锻炼习惯和性格特征、应对方式当然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和自杀危险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详细了解的内容。
由此可见，在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中，在倾听来电者诉说、了解其来电目的或需求的同时，要进行合理、科学的评估，这是热线心理干预，特别是自杀干预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看似复杂的工作方式为心理干预、危机干预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