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上刊载了吕文浩、黄延复先生所作《回顾一段历史》一文，其中提到：“一九四一年，潘先生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起草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名文《大学一解》。”
　　《大学一解》原载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近年我找到了潘光旦先生当年的手稿，发现有一大段不同之处，难以文章修改来解释，推测是排印颠倒所造成的。即刊印文之中，于倒数第四段：“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凭借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之后，从“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这一句开始，一直到刊印文倒数第二段：“然大学之新民之效，初不待大学生之学成与参加事业而始见也。大学”为止，应移到刊印文倒数第六段：“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我辈从事于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曰，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而曰，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名词也。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之后，“学府之机构……”之前。这样全文就连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