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边城》一课时，笔者与学生进行交流，发现他们在品读沈从文的先生的《边城》时，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自然美、人情美和人性美上面。的确，沈从文的创作动机就是虚构一个“桃花源式”的世界，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可是在如诗如画的风景后面，笔者读到的却是一种潜藏的忧伤情怀，这种情怀，源于作家对理想人性失落的担忧，更源于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终极关怀。
　　一、田园牧歌的环境，理想纯粹的人性
　　《边城》里的生存环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化圈，一个原始无为的理想圈。“一切皆由一个习惯支配”，但却生活得和谐自足，没有贫富的差距，没有太多的阶级对立，有的只是边城子民那憨厚纯朴的个性：船总顺顺慷慨而又能救人之急，处理公事公正无私；老船夫撑船从来不收路人的钱，即使他人善意给予，他也会买茶叶和烟草赠与路人；天宝和傩送两兄弟都是聪明正直的人。
　　而《边城》中的主人公，那个“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怒，从不动气”守着渡船、守着祖父、对一切美好的事都做着梦的女孩“翠翠”更是完美人性的代表。可以说，翠翠一出场便是“自然的精灵”，大自然赋予了她灵动的外表与纯洁的心灵，同时，也赋予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
　　二、现代文明对民间道德的冲击
　　诗意化的自然环境，牧歌式的社会环境，茶峒人原始但又健康的生命形式只是小说外表所呈现的形式，实质为何？《边城》写于1934年，当时沈从文曾经回到他的家乡凤凰，他为当地的变化深感焦虑，当时的湘西被各种外来力量腐蚀着，中国的乡村社会在家庭经济濒临崩溃之际正滑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于是，为了呼吁那种古老渐逝的生命形式，沈从文通过《边城》来描写“民族的过去伟大处”，进而发表他对中国民族精神重建问题的思考。
　　和谐的“边城世界”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冲击，自然人性在“现代文明”逼仄下陷入到困窘与无奈的边境。《边城》小说中有两组对比：“碾坊与渡船”的对比，走“车路”与走“马路”的对比。翠翠的嫁妆只是渡船，娶她的人便要取代祖父成为新的船夫。而王团总女儿的嫁妆是碾坊。渡船所代表的是茶峒人一种忠厚、热情、老实的品德，而碾坊在更多意义上是代表物质的需求，茶峒人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开始摇摆不定了。同样，走“车路”是指“请媒人提亲”，它是现代文明的一种代表，而走“马路”暗喻“唱歌求爱”，属原始的自由婚姻，婚姻的不同生命形式说明茶峒人的内心冲突。还有中寨人用心不良对爷爷的伤害，龙舟赛上势利人的对话，无不表现出“现代文明”对“边城世界”的侵蚀。
　　三、莫测的命运对良善之人的戕害
　　如果将现代文明视为给边城带来伤害的外来世界，那么还有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在牵引着边城人的命运，那就是天意。人的生命在意志面前却无法完全用理性意志去把握构成了“边城”的哀伤意蕴。对于翠翠母亲爱情的悲剧，作者显然是淡化了其色彩的，但字里行间凝结着同情与忧思，这种忧思结聚起来便是宿命——他们能够选择爱情，却无法选择命运。这种家族似的谶语后来在翠翠的身上也应验了。在边城的国度里，子民们对命运是异常臣服的，甚至是顶礼膜拜的。大老与二老两人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他们认为这是极公平的；中寨人认为大老的死亡是“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诸如“命运”的字眼在小说中比比皆是，然而遭遇命运之劫的却尽是一些“良善”之人。
　　《边城》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善良的，都是为他人着想的，然而偏偏是阴差阳错，每个人的心愿都无法实现。天宝和傩送两兄弟均爱上了翠翠，天宝因为求爱无望，坐上水船出了事，死不见尸，从此，天宝的死给傩送与翠翠的爱蒙上了一层阴影。船总顺顺虽异常豪爽，可他不愿意接受这个间接把大儿子弄死的女孩为媳妇。傩送虽然在面对爱情与金钱的抉择时选择了爱情，但却没有勇气与这种可怕的“命运”抗争而选择出走。最最孤独的是祖父这个人物，中寨人的一番话在老船夫心上戳了一下，至此，“命运”仿佛给老船夫重重的一击，他再也无力承受，最后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寂寞地死去。
　　小说惟其良善，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悲哀的力量与感伤的情怀。命运就像一张硕大的网，边城中的人只是这张网上的一只小虫，他们无法挣脱，也不想挣脱。沈从文对命运充满了崇高感与忧伤感，“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将生命——这种世界上最美丽的存在处理成死亡，可以说，他一直自诩是“乡下人”的骨子里流淌着一股悲观的血液。
　　小说的结尾处如裂帛之音。一个暴风骤雨之夜，大自然以狰狞的面目毁掉了桃源世界的恬静安宁，也毁掉了这个世界原有的正直、善良、热情的古朴民风。但是傩送，这个英俊、聪明而又多情的小伙子则是湘西人新的价值取向的一种隐喻——“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作者希望通过《边城》能够在“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实现民族品格的重塑。沈从文不愿意破坏原始世界中的那份和谐，所以在表现感伤情绪时试图用美丽的故事去掩盖，然而《边城》的文字中一直浸润着忧伤的情愫。
　　作者单位：江西省贵溪第一中学（33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