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内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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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王士祯晚年成书《唐贤三昧集》,除集中展现了唐朝时期诗词歌赋的发展特点以外,还集中表现了王士祯自身对神韵说诗学思想的追求。文章即以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作为研究对象,在简要分析《唐贤三昧集》版本情况的基础之上,从“三昧”以及“韵味”这两个方面入手,对《唐贤三昧集》的主要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最后指出了《唐贤三昧集》在王士祯唐诗选本中的重要价值,望能够引起相关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关键词:王士祯;唐贤三昧集;神韵;唐诗选本
  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字子真、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是清代初期的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王士祯晚年成书《唐贤三昧集》,是对其神韵说诗学思想及其内涵的集中表现。有关研究学者也指出:《唐贤三昧集》更多是通过唐诗选本的方式来展现王士祯对于诗歌美学的追求以及美学批判的观点。由此,积极展开对《唐贤三昧集》的文学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对于更好的评述唐朝时期唐诗发展特点而言意义重大。具体分析如下:
  一、《唐贤三昧集》版本情况
  著录有与《唐贤三昧集》相关的书籍包括以下:《清史稿·文艺志》、《八千卷楼书目》、《书目答问》、《唐贤三昧集箋注》。可见,现存的,著录有与《唐贤三昧集》相关的书籍比较少,信息比较单一。在此基础之上,检索与与《唐贤三昧集》相关的古籍藏本发现,当前有迹可循的与《唐贤三昧集》相关藏本共涉及9种不同的版本,当前均可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系统中查询得到。但当前有关《唐贤三昧集》的针对性文献整理工作还未进入正轨。相关的调查资料中显示,《唐贤三昧集》所对应的保存形式有四种类型:其一为刻本形式,其二为抄本形式,其三为影印本形式,其四为重印本形式。读者可通过微缩胶卷的方式进行查阅。现存书籍册数的划分标准同样有四种类型:其一为1册本,其二为2册本,其三为3册本,其四为8册本。
  二、《唐贤三昧集》之“三昧”“神韵”
  盛唐时期,三昧除可以解释为正定的意义以外,还有诀窍、奥妙之意。在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当中,三昧作为书名出现,则认为其立意偏向于诀窍,即主要是指通过选本的方式来展现盛唐诗歌内涵的奥妙与意蕴。这一点与唐代诗词所追求的美学宗旨是完全契合的。具体而言,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当中对于“三昧”以及“神韵”的体现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一)以释入诗
  《唐贤三昧集》当中入选诗歌为433题(444首),共收录44为唐代诗人的作品。相对于王士祯《十种唐诗选》而言,王士祯对《唐贤三昧集》的选编时间靠后,且是以《唐人选唐诗》为基础所编辑的。从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卷上、卷中、卷下诗人、作品数量的构成角度上来分析,认为在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中体现有这样一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在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当中,近1/4比例的收录诗歌作者均为王维,证实了王维作为盛唐时期杰出诗人,其作品在唐代诗歌选本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入选诗歌数量在30首以上的诗人还包括王昌龄(35首)、岑参(37首)、孟浩然(48首)、李颀(36首),这一特点使得整个《唐贤三昧集》的艺术风格以及艺术内涵呈现出了多元性的发展趋势。同时,整个《唐贤三昧集》当中并没有收录李白或杜甫的诗词,这也是与该朝代其他诗歌选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其二,从卷上、卷中、卷下组成的角度上来说,《唐贤三昧集》各卷均对应有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诗人。在《唐贤三昧集》上卷所收录的157首诗歌当中,作者为王维的就有111首,在《唐贤三昧集》中卷所收录的156首诗歌当中,以孟浩然、以及王昌齡为主,由于孟浩然、王昌龄均为山水田园派的典型诗人,故而也使得中卷的诗歌风尚基调得到了建立,《唐贤三昧集》卷下收录诗歌共131首,但诗人共26位,许多诗人仅收录有1~3首诗歌,虽数量不多,但整体类型多变,风格多样。
  与此同时,仔细对王士祯《唐贤三昧集》收录诗人的背景资料进行研究发现,除收录王维的诗歌数量最多以外,大多数诗人也与王维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自古以来,同一时期中的文人墨客大多相互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常常会出现结伴交流以及翻唱等行为,兵在此过程当中产生酬赠之作、送别之作、以及唱和之作。例如,在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上卷当中,王缙就是王维的胞弟,崔兴宗是王维的内弟,裴迪是王维的至交好友,卢象与王维有交游互赠的关系,这些文人之间的友情在大量的诗篇中均可查证。同时,在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中卷当中,孟浩然与王维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紧密的,两人属于忘形之交,在诗歌方面的成就相当。从这一角度上来说,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当中反映出了以王维为主体的诗人群体,以诗为载体,形成群体,这也是诗词社交功能的体现之一。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在这些文人、诗人相互交流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酬赠之作、唱和之作均具有相同或者是类似的艺术性特色,可以充分反映出王士祯《唐贤三昧集》的系统性特点。
  (二)味外之味
  神韵是一种味外之外。佇兴之言有得意忘言的妙趣,由此可见,佇兴而就应当是在诗歌题材当中表现“神韵”的最主要方法。在创作者进行诗歌创作的过程当中,情感不断的蓄积与发展,达到饱和状态后,诗词便能够自然而然的倾斜而出,所形成的诗词当中往往含蕴含着相当高妙的风格韵调。同时,神韵的展现也会直接决定着诗歌特征是否鲜明,诗人创作风格是否个性化。以《全唐诗》为例,虽然当中仅收录有6首王之涣所创作的诗词,但是均是经典之作。就以《登鹳雀楼》为例,诗中写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通篇内容的创作都是基于诗人情感的爆发,虽语近但情遥,使整首诗读起来更加的富有生趣与韵味。也正是由于充分展现了高妙的风格韵调,才能够使王之涣在较少的存诗下热然具有鲜明的诗歌特征,同样符合神韵立意下的美学研究范畴。
  《唐贤三昧集》当中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比例的诗词具有典型的山水田园风格特点。其中,王维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田园风格诗人之一。在王维进行诗歌创作的过程当中,所体现的意境是一种绘事后素的情感神韵,是一种“可爱可喜”,尘世了无牵绊的意境。在这种意境与氛围的烘托下,诗人与读者均能够一起静默的实现对自然的感悟,对形而上思想的领会。以《唐贤三昧集》当中所收录的王维《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虽然与王维一贯善于刻画的山水田园风光有一定的差异,但,同样在无迹可求的围度上有着相当深刻的表现。诗词中通过对“鸣”、对“轻”、对“忽”等词语的应用,使读者的感官能够得到充分的调动,整体情境的刻画上具有一气呵成的特点。   通过对王士祯《唐贤三昧集》的系统分析认为:纵观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当中所收录的诗歌,无论诗歌所侧重的题材如何,内容方面都实现了诗人情感与自然景物的高度融合,诗情画意真正意义上的达到了相通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士祯的神韵说同样是在滑轮的触发下所产生的。王士祯《唐贤三昧集》当中所收录的诗文作品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写实之作,更多的将诗人内心深处丰富多彩的情感表现折射了出来,从而使受众能够根据有限的语言展开无线的想象。一方面,诗文当中可以由景入情,将人在其中的活动、观感渗透进诗歌的字里行间;另一方面,诗文当中可以达到“诗中有画”的效果,纯粹表现化机、天然之趣,而以上也证实王士祯内心深处唐诗三昧与神韵美学的真谛所在。
  三、《唐贤三昧集》在渔洋唐诗选本中的地位
  明朝时期文人墨客大多希望能够传承并发扬“诗皆盛唐”的风气,但在发扬传承的形式上比较的单一,具有一定的跟风性与盲目性,由此导致大量的诗词用于、立意基本一致,外表华丽,实则空洞。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有志之士开始认识到诗词创作的重要路径,通过推崇“明辨诗体、分体作诗”的基本思想,使明朝时期的诗道最终回归正宗、正统的发展道路中。在遮阳一种诗坛风会的环境背景之下,作为钱谦益之后的诗学宗师,王士祯心中对于扶正匡弊的追求更进一步的凸显出来。通过唐诗选本的方式,以唐诗,特别是盛唐时期诗词资源作为出发点,摸索诗词发展的最佳方向,在清诗发展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基础性地位。结合本文重點分析的《唐贤三昧集》来看,其在王士祯唐诗选本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唐贤三昧集》代表王士祯唐诗选本中宗唐意识的提升:在王士祯个人扶正匡弊的过程当中,最“锋利”的武器就是盛唐诗歌。《唐贤三昧集》当中鼓励学习初唐、中唐、晚唐各个阶段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诗歌。当中认为,初唐时期的诗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与面貌,中唐、晚唐时期同样如此。其中所呈现的盛唐诗歌中的神韵之美,并没有以此作为四唐的代表,而是提倡尽自身所能,选择与个人性情相近的诗家来进行学习;其次,《唐贤三昧集》选录盛唐诗歌的主要出发点为诗歌的兴象特点,再加上受到这一时期王士祯在摆脱功利束缚以及门户束缚后思想上对诗歌意境之美的追求与影响,使得其更加重视诗歌中不受拘束、自然而然的情感的追求。而盛唐时期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大多自然且极富生趣,这一点与王士祯对于神韵为趣的追求是不谋而合的。
  四、结语
  “三眛”是佛家典型思想之一,其主要内涵为“正定”。《大品般若经》当中认为:游戏出生百千三昧。禅定心调者,能生种种三昧。何为三昧,三昧即善心一处住而不动。心定者。身心定。在佛教教徒清修中,正定是最基本的要求。通过打坐修行的方式,排除思想中的杂念,尽全力感悟环境,心定方可保持内心的澄清与清明。唐朝时期的大量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三昧”精髓,王士祯所汇编的《唐贤三昧集》当中集中对富有“三昧”、富有“神韵”的诗歌进行了收录与整理,表达了王士祯对于诗歌美学的追求以及美学批判的观点,可帮助我们了解唐朝时期的诗歌发展特点,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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