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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现问题时,成熟的领导人往往不急于处理,而是沉着地静观事态发展。原来,有的时候,时间可以帮忙
剧本激起轩然大波
20世纪80年代,有部故事片在文艺界引起争议,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这就是白桦编剧的《太阳与人》。
这部电影根据白桦的剧本《苦恋》改编,内容是写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凌晨光少年时在旧中国,家境贫寒,却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时期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凌晨光一直反对国民党政府,为躲避特务追捕只好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领海、看到五星红旗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享受过一段快乐时光后,就赶上十年“文革”浩劫来临,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无奈之下,决定和男朋友一起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靠吃生鱼、老鼠粮生活,成了荒原上的野人。剧终时,雪住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也将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呀,爬呀,最后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的争论持续了两年多。起初,文艺圈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影片如何如何“反动”,有的说其实只是说了真话;更多的人则是保持沉默,是也好,非也罢,都不表态。这时的政治大气候应该说还不错,文艺界多年受压制的人出来了,上边还明确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
1981年春天,批判《苦恋》的文章开始见报,只是还没有形成大阵势,一般人也不会关心。直到唐因、唐达成两位评论家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才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尤其引起文艺界种种猜测。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随后,多家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人们普遍担心又要搞政治运动。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从批判文艺作品开始的。
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
可能是有关部门不想造成“搞运动”的影响,就开始在宣传上加以引导。《北京晚报》刊登了一则加花边的小消息,由白桦所在单位党支部谈白桦现状。当时,我在《新观察》杂志社任时事政治组组长。凭着多年从事报刊编辑的敏感,我觉得,这样的报道并不太有力,如果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似乎更能令读者相信和有力量。
恰好这时主编戈扬在外地出差,杂志社由副主编杨犁主持工作。我就向杨犁和编辑部主任张凤珠建议,约白桦自己写一篇文章谈他的近况。这二位觉得我的建议可行,就让我负责找白桦约稿。
我跟白桦相识于《工人日报》时期。从好友处得知,白桦当时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我就给白桦打长途电话说明情况,他当即答应写一篇文章给《新观察》。我把此事跟杨、张二位汇报后,他们都很高兴,并立即叫来美术摄影组组长潘德润,让他跟我一起在北京采访白桦,给白桦拍一张近照放在封面上。
后来,白桦到北京,拍了照,我们具体商谈了所约文章。他回到武汉,很快寄来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经过我和凤珠、杨犁认真三审,刊登在7月25日出版的1981年第14期《新观察》杂志上,只是没有在封面上刊登他的照片,领导主要考虑那样做声势太大,容易招事。
在这篇文章中,讲述完自己近年生活和创作情况后,白桦说,“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但都没有这一时期这样多。每天傍晚,通讯员小王就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大堆,我仔细地读着那些陌生人们的函电,想像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六月中旬接摄制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样片。当我离开武汉上火车的时候,才感到武汉连续的晴天还没使气温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这样长!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
白桦在文章最后说:“我情不自禁地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地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到处都是一片新绿,‘天涯何处无芳草’,柔弱而众多的小草啊!你们才是春天的象征……”
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读者来信打电话,让《新观察》编辑部向白桦转达他们的关心、问候和担心。不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章也给杂志社招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后果完全与我的组稿意图相左。
不大不小的麻煩
一天傍晚,我正在家中洗菜准备做饭,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主编戈扬。我马上意识到有什么急事,不然,老太太(《新观察》杂志同仁对戈扬的通称)不会亲自登门。再说第二天我就要去北戴河休假,没有急事她何必这样急忙找我呢?我马上请她坐下,并给她端上一杯水,希望她能静下心来说事。
稍停了一会儿,老太太告诉我,在一个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胡乔木给冯牧和她写了张便条,批评《新观察》发表白桦的文章。老太太让我看过后,问我这件事怎么处理才好。我很坦率地说:“您和我连1957年的事情都经历过了,现在还怕什么呢?您不在家的时候,经我提议组织了这篇文章,当时是想廓清社会上的传言,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您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可以这样办:一是请乔木找人写文章阐述他的意见,二是咱们派人采访他,请他说看法。”
老太太觉得这两个办法都不妥。我说:“那就不好办了。我明天要去北戴河,那就等我们回来再说吧。”老太太见事已至此,就没再说什么。我的提议给杂志社招来了麻烦,不过,我心里并不是十分害怕,一来是大的政治环境不似20多年前,二来是我自己有了应付情况的经验,三是我的初衷绝对没有恶意。惟一感到有些愧疚的是,觉得对不起杨犁、凤珠。
我在北戴河住东山宾馆,同住这里的还有老作家陈登科。陈登科一见我就急着问:“怎么,是不是又惹祸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陈登科说:“白桦昨天才从北戴河走,你们住的这个房间,就是他住过的。是他告诉我的。”那时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手机,就连电话都不普及,所有的消息,除了听广播,就是口口相传。从传播的消息中判断局势,考虑自己的政治命运,好像是那时候人们的普遍心理。陈登科跟白桦是好朋友,我就问他怎么看待这件事。陈登科说:“不要管它,既然来北戴河了,你就好好休息,咱们一起喝酒吃螃蟹看海潮。”
这时,中国作家协会正组织作家休养,大批作家住在北戴河中海滩。考虑不再招惹出是非,我整个休养期都未敢去中海滩,每天除了聊天就是观海,一时还真把事情忘记了。但是,暂时的忘记不等于不存在。我回来到杂志社上班,就听有的同事告诉我,老太太如何跟上边周旋,杨犁、凤珠如何承担责任。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明明是我惹的“祸”,却让这三位受过。当天下午,我就去秦兆阳家,想去他那里散散心,同时听听他对此事的看法。
秦兆阳是我敬重的文学前辈,他为人的磊落和处事的豁达,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卧室的北房,我刚一落座,他就先开了口:“听说,白桦的一篇文章是你处理的,上边好像有些不同的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新观察》领导的态度,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讲。
听了以后,他有所思,然后对我说:“咱们都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组织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好的,就要坚持,无论多大的人物怎样说,都不要怕,更不要去应合。应合的结果,对自己对解决问题都没好处。就如同人家说你脸上黑,连镜子都不照照看,就去用手抹,弄不好反而成了‘三花脸’。”这番话,是一位长者的经验之谈,更是一位老作家的肺腑之言。所以,在处理此事的整个过程中,除了觉得对不住三位领导,我的心态都非常平和、坦然。
那么,此事的另一位当事人白桦如何呢?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就给他所在的武汉部队打电话。刚一接通部队的电话总机,接线员就对我盘问不止。我一琢磨不太对劲儿,想就是接通白桦电话,他也不可能说什么话,索性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把情况告诉了吴祖光,请祖光给白桦打个电话。白桦的近况由祖光转告给我。知道白桦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
風息浪止
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从那时开始,类似的事情很少追究当事人,然而,单位领导仍然难脱干系。
1981年第17期的《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冯明”的读者来信,题为“也谈春天的‘厚爱’”,对《春天对我如此厚爱》的文章作了温和的批判。文章说,此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提到《苦恋》受批评的事,但是毋庸讳言,这篇文章正是从这件事引发出来的。……我们无从推测这些(给白桦)函电的内容,不知道它们对《苦恋》是褒是贬。只是从周围人们的议论中听出,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在少数,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很严厉。我个人觉得,人们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值得白桦同志重视。”
这封读者来信还说:“《春天对我如此厚爱》里提及的近千封函电,如果褒贬扬抑兼而有之,而白桦同志也不以臧否定取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择其善者而从之,那自然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值得称道。如果是一片褒扬赞美之辞,白桦同志却不加分析地统统视为春天的厚爱,那就不能不说是陷进了盲目性。”
事后,中国作家协会的友人告诉我,这封读者来信,是时任作协秘书长杨子敏化名写的,“冯明”就是“奉命”的谐音。不过,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稳重。他们既要应付上峰的指责批评,更要保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真也难为他们了。当然,这更有赖于此时还算宽松的政治环境,不然,起码也得让我这个当事编辑像过去那样写份书面检查。
此事的真正转机,是在1981年9月、10月间的国际笔会之后。当时,中苏两党论战犹酣。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法国参加国际笔会。会上,苏联代表借白桦之事,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据说,机敏的巴老在发言时说,怎么没有言论自由?我们一本发行百万份的杂志《新观察》,就发表了白桦的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这不就是让白桦说话吗?
情况是否属实我不清楚,更不便向别的与会者核实,但是,我相信不会有大误。此事后来再无人追究,就是个最好的证明。由此我想到,为什么一旦出现问题时,成熟的领导人往往不急于处理,而是沉着地静观事态发展?原来,有的时候,时间可以帮忙。■
柳萌:作家,曾任《新观察》杂志领导小组成员,《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
剧本激起轩然大波
20世纪80年代,有部故事片在文艺界引起争议,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这就是白桦编剧的《太阳与人》。
这部电影根据白桦的剧本《苦恋》改编,内容是写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凌晨光少年时在旧中国,家境贫寒,却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时期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凌晨光一直反对国民党政府,为躲避特务追捕只好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领海、看到五星红旗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享受过一段快乐时光后,就赶上十年“文革”浩劫来临,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无奈之下,决定和男朋友一起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靠吃生鱼、老鼠粮生活,成了荒原上的野人。剧终时,雪住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也将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呀,爬呀,最后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的争论持续了两年多。起初,文艺圈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影片如何如何“反动”,有的说其实只是说了真话;更多的人则是保持沉默,是也好,非也罢,都不表态。这时的政治大气候应该说还不错,文艺界多年受压制的人出来了,上边还明确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
1981年春天,批判《苦恋》的文章开始见报,只是还没有形成大阵势,一般人也不会关心。直到唐因、唐达成两位评论家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才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尤其引起文艺界种种猜测。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随后,多家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人们普遍担心又要搞政治运动。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从批判文艺作品开始的。
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
可能是有关部门不想造成“搞运动”的影响,就开始在宣传上加以引导。《北京晚报》刊登了一则加花边的小消息,由白桦所在单位党支部谈白桦现状。当时,我在《新观察》杂志社任时事政治组组长。凭着多年从事报刊编辑的敏感,我觉得,这样的报道并不太有力,如果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似乎更能令读者相信和有力量。
恰好这时主编戈扬在外地出差,杂志社由副主编杨犁主持工作。我就向杨犁和编辑部主任张凤珠建议,约白桦自己写一篇文章谈他的近况。这二位觉得我的建议可行,就让我负责找白桦约稿。
我跟白桦相识于《工人日报》时期。从好友处得知,白桦当时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我就给白桦打长途电话说明情况,他当即答应写一篇文章给《新观察》。我把此事跟杨、张二位汇报后,他们都很高兴,并立即叫来美术摄影组组长潘德润,让他跟我一起在北京采访白桦,给白桦拍一张近照放在封面上。
后来,白桦到北京,拍了照,我们具体商谈了所约文章。他回到武汉,很快寄来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经过我和凤珠、杨犁认真三审,刊登在7月25日出版的1981年第14期《新观察》杂志上,只是没有在封面上刊登他的照片,领导主要考虑那样做声势太大,容易招事。
在这篇文章中,讲述完自己近年生活和创作情况后,白桦说,“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但都没有这一时期这样多。每天傍晚,通讯员小王就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大堆,我仔细地读着那些陌生人们的函电,想像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六月中旬接摄制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样片。当我离开武汉上火车的时候,才感到武汉连续的晴天还没使气温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这样长!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
白桦在文章最后说:“我情不自禁地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地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到处都是一片新绿,‘天涯何处无芳草’,柔弱而众多的小草啊!你们才是春天的象征……”
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读者来信打电话,让《新观察》编辑部向白桦转达他们的关心、问候和担心。不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章也给杂志社招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后果完全与我的组稿意图相左。
不大不小的麻煩
一天傍晚,我正在家中洗菜准备做饭,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主编戈扬。我马上意识到有什么急事,不然,老太太(《新观察》杂志同仁对戈扬的通称)不会亲自登门。再说第二天我就要去北戴河休假,没有急事她何必这样急忙找我呢?我马上请她坐下,并给她端上一杯水,希望她能静下心来说事。
稍停了一会儿,老太太告诉我,在一个刚刚结束的会议上,胡乔木给冯牧和她写了张便条,批评《新观察》发表白桦的文章。老太太让我看过后,问我这件事怎么处理才好。我很坦率地说:“您和我连1957年的事情都经历过了,现在还怕什么呢?您不在家的时候,经我提议组织了这篇文章,当时是想廓清社会上的传言,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您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可以这样办:一是请乔木找人写文章阐述他的意见,二是咱们派人采访他,请他说看法。”
老太太觉得这两个办法都不妥。我说:“那就不好办了。我明天要去北戴河,那就等我们回来再说吧。”老太太见事已至此,就没再说什么。我的提议给杂志社招来了麻烦,不过,我心里并不是十分害怕,一来是大的政治环境不似20多年前,二来是我自己有了应付情况的经验,三是我的初衷绝对没有恶意。惟一感到有些愧疚的是,觉得对不起杨犁、凤珠。
我在北戴河住东山宾馆,同住这里的还有老作家陈登科。陈登科一见我就急着问:“怎么,是不是又惹祸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陈登科说:“白桦昨天才从北戴河走,你们住的这个房间,就是他住过的。是他告诉我的。”那时没有互联网,更没有手机,就连电话都不普及,所有的消息,除了听广播,就是口口相传。从传播的消息中判断局势,考虑自己的政治命运,好像是那时候人们的普遍心理。陈登科跟白桦是好朋友,我就问他怎么看待这件事。陈登科说:“不要管它,既然来北戴河了,你就好好休息,咱们一起喝酒吃螃蟹看海潮。”
这时,中国作家协会正组织作家休养,大批作家住在北戴河中海滩。考虑不再招惹出是非,我整个休养期都未敢去中海滩,每天除了聊天就是观海,一时还真把事情忘记了。但是,暂时的忘记不等于不存在。我回来到杂志社上班,就听有的同事告诉我,老太太如何跟上边周旋,杨犁、凤珠如何承担责任。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明明是我惹的“祸”,却让这三位受过。当天下午,我就去秦兆阳家,想去他那里散散心,同时听听他对此事的看法。
秦兆阳是我敬重的文学前辈,他为人的磊落和处事的豁达,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卧室的北房,我刚一落座,他就先开了口:“听说,白桦的一篇文章是你处理的,上边好像有些不同的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新观察》领导的态度,原原本本地跟他讲了讲。
听了以后,他有所思,然后对我说:“咱们都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组织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好的,就要坚持,无论多大的人物怎样说,都不要怕,更不要去应合。应合的结果,对自己对解决问题都没好处。就如同人家说你脸上黑,连镜子都不照照看,就去用手抹,弄不好反而成了‘三花脸’。”这番话,是一位长者的经验之谈,更是一位老作家的肺腑之言。所以,在处理此事的整个过程中,除了觉得对不住三位领导,我的心态都非常平和、坦然。
那么,此事的另一位当事人白桦如何呢?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就给他所在的武汉部队打电话。刚一接通部队的电话总机,接线员就对我盘问不止。我一琢磨不太对劲儿,想就是接通白桦电话,他也不可能说什么话,索性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把情况告诉了吴祖光,请祖光给白桦打个电话。白桦的近况由祖光转告给我。知道白桦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
風息浪止
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从那时开始,类似的事情很少追究当事人,然而,单位领导仍然难脱干系。
1981年第17期的《新观察》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冯明”的读者来信,题为“也谈春天的‘厚爱’”,对《春天对我如此厚爱》的文章作了温和的批判。文章说,此文“虽然没有直截了当提到《苦恋》受批评的事,但是毋庸讳言,这篇文章正是从这件事引发出来的。……我们无从推测这些(给白桦)函电的内容,不知道它们对《苦恋》是褒是贬。只是从周围人们的议论中听出,对《苦恋》确有赞扬支持的,但持批评态度者也委实不在少数,有些意见还很尖锐,很严厉。我个人觉得,人们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值得白桦同志重视。”
这封读者来信还说:“《春天对我如此厚爱》里提及的近千封函电,如果褒贬扬抑兼而有之,而白桦同志也不以臧否定取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择其善者而从之,那自然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值得称道。如果是一片褒扬赞美之辞,白桦同志却不加分析地统统视为春天的厚爱,那就不能不说是陷进了盲目性。”
事后,中国作家协会的友人告诉我,这封读者来信,是时任作协秘书长杨子敏化名写的,“冯明”就是“奉命”的谐音。不过,从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层,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稳重。他们既要应付上峰的指责批评,更要保护作家的创作积极性,真也难为他们了。当然,这更有赖于此时还算宽松的政治环境,不然,起码也得让我这个当事编辑像过去那样写份书面检查。
此事的真正转机,是在1981年9月、10月间的国际笔会之后。当时,中苏两党论战犹酣。巴金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法国参加国际笔会。会上,苏联代表借白桦之事,攻击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据说,机敏的巴老在发言时说,怎么没有言论自由?我们一本发行百万份的杂志《新观察》,就发表了白桦的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这不就是让白桦说话吗?
情况是否属实我不清楚,更不便向别的与会者核实,但是,我相信不会有大误。此事后来再无人追究,就是个最好的证明。由此我想到,为什么一旦出现问题时,成熟的领导人往往不急于处理,而是沉着地静观事态发展?原来,有的时候,时间可以帮忙。■
柳萌:作家,曾任《新观察》杂志领导小组成员,《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