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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高士常以玉喻君子之德，帝王权贵习用玉琢凭信之玺。玉，这种被历代中国人视为珍玩的美石，数千年来不仅是物质上的珍宝，还承载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其中，以玉为印尤是这种文化现象最完整的体现。秦汉是用印制度化的开端，而这一开端便造就了玉印的辉煌。这小小的方寸之印，背负了千万枭雄政客的重望，也凝聚了无数工官匠隶的血汗。虽为小技，足显富贵；方寸之料，尽显奇姿。
《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古以来，印鉴都是人们作为认证身份、地位的信物。先秦印玺从简单的符号、工官、地名、官署等内容的戳记，发展到古拙、图案化的商代铜印、玉印，再到春秋战国形制各异、文风随性的古籀小玺。此时的印章没有统一的规范，内容排布肆意为之，印纽奇秀怪诞，真实地体现出当时政治纷繁、民族杂糅的多元文化氛围。到秦代，始皇帝统一六国、统一文字，也理所当然地将作为凭符的印章规范起来。因此，秦代印章成为常用“田”“日”格框包围的白文小篆的枯燥形式。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规范行事，中国古代印玺的发展才会迎来“汉印”时代的辉煌。虽然“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也”的言论过于武断、刍议颇多，但贵族们将玉作为印玺的传统一直都未曾间断，尤其是西汉时期，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国、郡县，贵族都喜欢将被称为“石之美者”的白玉、玛瑙、琉璃等玉类材料琢印。以玉为印在当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此汉代的玉石类印玺是十分珍贵罕有的。据不完全统计，建国至今，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玉石类印玺仅有四十余枚。而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四件有字玉、玛瑙质印皆是西汉时期驻守南方、挟制南越的诸侯王国——长沙国的遗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馆藏的四件有字印玺中，曹（女巽）墓（1975长沙咸家湖陡壁山M1）出土了其中的三枚，造型均为汉代最为经典的二台式覆斗纽，即印面为正方形，印身雕琢成一个正方体的方台。台顶外缘四周向中间收缩成盝顶状，四边形成内凹的弧形边棱。当台面收缩到第二层的时候向内折进一周，再形成第二个方台。方台顶部稍弧，边缘磨钝，上有对钻的鼻穿横亘。印章中的一枚阴刻篆体白文“妾（女巽）”二字（图1），另外两枚则阴刻鸟虫篆体白文“曹（女巽）”二字（图2、图3），其中一枚鼻穿还系以绳索状黄金丝环（图2），这种形制均高于目前所见各地出土的西汉诸侯王后妃用印，是汉印中的典范之作。
鸟虫篆又称之为鸟虫书，最早出现于先秦时的青铜器之上，多为贵族王室用来标示器物主身份之用。最为著名的越王勾践剑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便是采用了这种书体。因此，鸟虫篆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美术字体，以篆为原型，对笔画进行加工勾勒，使得文字的造型更富图案性、艺术性且兼具防伪性。在两千余年前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下，要在如此细小、硬度高达6甚至7，5的玉料上雕刻出这样细密复杂的文字十分难得，其过程之艰辛是我们今人难以想象的。这两枚刻有鸟虫篆“曹（女巽）”二字的印玺尺寸略为不同，图2的印面边长1.85厘米，此印为白玉质地，略有土吃，钮上有穿，穿中系有一根由多股黄金丝扭结成系带，它与墓主的牙齿、头发等遗物一同出土，应当是充当“饭琀”置于墓主口中的。印章四边均有细微磨损，边角稍有磕破，金绶尚存，由此可见该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玉印，并非明器。而图3中的印采用半透明的白玛瑙制成，印面边长2，3厘米，大致符合了汉代一寸的规格，是一件标准的方寸汉印。这枚玉印保存非常完好，印面平整，印纽光洁照人，印文又与玉印一模一样，因此她可能是一枚仿制金绶带玉印制作的随葬明器印。这两枚印章的印文相同，均为“曹（女巽）”二字。曹为墓主姓氏，“（女巽）”字典籍无考，为墓主的名，这两枚印均为墓主的私印。有学者提出“曹（女巽）”应该出自曹参一族，其嫁于长沙国实属政治联姻。
从艺术角度欣赏，“曹女巽”印布局规整，排布紧凑均匀，两字各占一半。曹字为上下结构的对称形态，上部两个“束”字并列，撇、捺两笔各拖弋于下方，直到底端，将下部的“日”字包含于其中。左侧的“（女巽）”字变为上下结构，上半部分为两个“巳”并列，下部为“女”字与简化为两竖的“共”字相互勾连。这两枚印章的印文笔画华丽婉转，圆润秀雅，而拐弯转折处特意放粗，从而类于虫蛇之姿。特别是“（女巽）”字下面的“共”字右侧一笔，上部盘桓，下部蜷曲，并且内勾上卷，完全是一条活脱脱的小虫。而“（女巽）”字上面的“巳”，将简单的方折复杂化，变化成了先秦青铜器上习见的蟠螭蛇纹形象。除去上述变式外，有的笔画又在加粗的基础上，略微改变，重组了造型，使其具象化。例如“曹”字上部“束”中央的“田”形，将中央两笔略微勾画为飞鸟的翅膀，中间填粗成为鸟首，尾端减弱为鸟尾。寥寥数笔便将一只鸿雁表现了出来。而“柬”上部的雕琢更为奇巧，两侧外向的立鸟相互背靠，造型与战国楚墓中的虎座凤鸟架鼓如出一辙，构思巧妙，生动灵活（图4）。
曹（女巽）墓出土的另外一枚白文小篆印，为略微偏黄的白色玛瑙制成，印纽的边棱、印面均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因此也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一枚印玺，印文为“妾（女巽）”（图5）。古人用印，凡称“妾”者均不冠姓，妾原为“贫贱之称”。但汉代“男子称臣，女子称妾”似乎又成为了一种惯例，即使皇后在皇帝面前也自称“妾”。例如，《汉书·外戚传》中就有“诏书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凝前。吏诚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为不得不如前”的记载。因此，将名前贯以“妾”字，必定是当时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贵族女性的特权。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妾辛追”印，其主人便是中央王朝派驻王国，监督管理长沙国的第一代软侯利苍的妻子“辛追”。这枚印章布局严谨，由于“（女巽）”字的结构较“妾”字复杂，印面的左侧排布略多于右侧。而在雕刻工艺上，更加注重细节，印文笔道深，笔画端庄整饬，上下均有收刀，形成两头略粗、中间略细的格局，因此笔画浑厚，如挑重物，具有一种特别稳定的负重感。该印四周留边宽窄得宜，加上入葬前经过多年的使用磨损，使得笔画、四周皆圆润饱满，更显汉印浑厚大气之风。
另外，长沙市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与上述三件印章同一时期的白玛瑙印（图6），其材质优良，晶莹通透，甚至比曹（女巽）墓中出土的玛瑙印还要更胜一筹。该印同为二台式覆斗纽，1990年出土于长沙橡胶厂1号汉墓，墓主为西汉长沙国贵族。该印印文为“桓驾”，字体布局精良，“桓”字将“木”字旁放大，“亘”字压缩，成功地避免了横竖笔画相当所造成的过于强烈的视觉落差。“驾”字由于横竖平行线条过多，因此特意将“力”字斜摆，并且将撇扭曲呈“s”形，逸趣横生，与下面的“马”字相互制约、动静得宜、相得益彰。该印笔画略瘦于“妾（女巽）”印，文字清晰匀称，笔道干净利落，毫无毛刺，收口齐整，间隔恰当，是汉代“玉箸篆”的杰出代表（图7）。此印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桓启”玛瑙印造型相同，如出一辙，此二人当属同一家族。除了这些有字玉印外，我馆还有一枚1988年出土的汉代无字白玉印，2009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曾缴获过一枚长沙王室墓被盗的龟钮无字玉印，这些都是汉代长沙国王室贵族墓中的文物精品。
《汉旧仪》曰：“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古以来，印鉴都是人们作为认证身份、地位的信物。先秦印玺从简单的符号、工官、地名、官署等内容的戳记，发展到古拙、图案化的商代铜印、玉印，再到春秋战国形制各异、文风随性的古籀小玺。此时的印章没有统一的规范，内容排布肆意为之，印纽奇秀怪诞，真实地体现出当时政治纷繁、民族杂糅的多元文化氛围。到秦代，始皇帝统一六国、统一文字，也理所当然地将作为凭符的印章规范起来。因此，秦代印章成为常用“田”“日”格框包围的白文小篆的枯燥形式。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规范行事，中国古代印玺的发展才会迎来“汉印”时代的辉煌。虽然“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也”的言论过于武断、刍议颇多，但贵族们将玉作为印玺的传统一直都未曾间断，尤其是西汉时期，上至皇帝、后妃，下至王国、郡县，贵族都喜欢将被称为“石之美者”的白玉、玛瑙、琉璃等玉类材料琢印。以玉为印在当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因此汉代的玉石类印玺是十分珍贵罕有的。据不完全统计，建国至今，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玉石类印玺仅有四十余枚。而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四件有字玉、玛瑙质印皆是西汉时期驻守南方、挟制南越的诸侯王国——长沙国的遗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馆藏的四件有字印玺中，曹（女巽）墓（1975长沙咸家湖陡壁山M1）出土了其中的三枚，造型均为汉代最为经典的二台式覆斗纽，即印面为正方形，印身雕琢成一个正方体的方台。台顶外缘四周向中间收缩成盝顶状，四边形成内凹的弧形边棱。当台面收缩到第二层的时候向内折进一周，再形成第二个方台。方台顶部稍弧，边缘磨钝，上有对钻的鼻穿横亘。印章中的一枚阴刻篆体白文“妾（女巽）”二字（图1），另外两枚则阴刻鸟虫篆体白文“曹（女巽）”二字（图2、图3），其中一枚鼻穿还系以绳索状黄金丝环（图2），这种形制均高于目前所见各地出土的西汉诸侯王后妃用印，是汉印中的典范之作。
鸟虫篆又称之为鸟虫书，最早出现于先秦时的青铜器之上，多为贵族王室用来标示器物主身份之用。最为著名的越王勾践剑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便是采用了这种书体。因此，鸟虫篆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美术字体，以篆为原型，对笔画进行加工勾勒，使得文字的造型更富图案性、艺术性且兼具防伪性。在两千余年前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下，要在如此细小、硬度高达6甚至7，5的玉料上雕刻出这样细密复杂的文字十分难得，其过程之艰辛是我们今人难以想象的。这两枚刻有鸟虫篆“曹（女巽）”二字的印玺尺寸略为不同，图2的印面边长1.85厘米，此印为白玉质地，略有土吃，钮上有穿，穿中系有一根由多股黄金丝扭结成系带，它与墓主的牙齿、头发等遗物一同出土，应当是充当“饭琀”置于墓主口中的。印章四边均有细微磨损，边角稍有磕破，金绶尚存，由此可见该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玉印，并非明器。而图3中的印采用半透明的白玛瑙制成，印面边长2，3厘米，大致符合了汉代一寸的规格，是一件标准的方寸汉印。这枚玉印保存非常完好，印面平整，印纽光洁照人，印文又与玉印一模一样，因此她可能是一枚仿制金绶带玉印制作的随葬明器印。这两枚印章的印文相同，均为“曹（女巽）”二字。曹为墓主姓氏，“（女巽）”字典籍无考，为墓主的名，这两枚印均为墓主的私印。有学者提出“曹（女巽）”应该出自曹参一族，其嫁于长沙国实属政治联姻。
从艺术角度欣赏，“曹女巽”印布局规整，排布紧凑均匀，两字各占一半。曹字为上下结构的对称形态，上部两个“束”字并列，撇、捺两笔各拖弋于下方，直到底端，将下部的“日”字包含于其中。左侧的“（女巽）”字变为上下结构，上半部分为两个“巳”并列，下部为“女”字与简化为两竖的“共”字相互勾连。这两枚印章的印文笔画华丽婉转，圆润秀雅，而拐弯转折处特意放粗，从而类于虫蛇之姿。特别是“（女巽）”字下面的“共”字右侧一笔，上部盘桓，下部蜷曲，并且内勾上卷，完全是一条活脱脱的小虫。而“（女巽）”字上面的“巳”，将简单的方折复杂化，变化成了先秦青铜器上习见的蟠螭蛇纹形象。除去上述变式外，有的笔画又在加粗的基础上，略微改变，重组了造型，使其具象化。例如“曹”字上部“束”中央的“田”形，将中央两笔略微勾画为飞鸟的翅膀，中间填粗成为鸟首，尾端减弱为鸟尾。寥寥数笔便将一只鸿雁表现了出来。而“柬”上部的雕琢更为奇巧，两侧外向的立鸟相互背靠，造型与战国楚墓中的虎座凤鸟架鼓如出一辙，构思巧妙，生动灵活（图4）。
曹（女巽）墓出土的另外一枚白文小篆印，为略微偏黄的白色玛瑙制成，印纽的边棱、印面均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因此也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一枚印玺，印文为“妾（女巽）”（图5）。古人用印，凡称“妾”者均不冠姓，妾原为“贫贱之称”。但汉代“男子称臣，女子称妾”似乎又成为了一种惯例，即使皇后在皇帝面前也自称“妾”。例如，《汉书·外戚传》中就有“诏书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凝前。吏诚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为不得不如前”的记载。因此，将名前贯以“妾”字，必定是当时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贵族女性的特权。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妾辛追”印，其主人便是中央王朝派驻王国，监督管理长沙国的第一代软侯利苍的妻子“辛追”。这枚印章布局严谨，由于“（女巽）”字的结构较“妾”字复杂，印面的左侧排布略多于右侧。而在雕刻工艺上，更加注重细节，印文笔道深，笔画端庄整饬，上下均有收刀，形成两头略粗、中间略细的格局，因此笔画浑厚，如挑重物，具有一种特别稳定的负重感。该印四周留边宽窄得宜，加上入葬前经过多年的使用磨损，使得笔画、四周皆圆润饱满，更显汉印浑厚大气之风。
另外，长沙市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与上述三件印章同一时期的白玛瑙印（图6），其材质优良，晶莹通透，甚至比曹（女巽）墓中出土的玛瑙印还要更胜一筹。该印同为二台式覆斗纽，1990年出土于长沙橡胶厂1号汉墓，墓主为西汉长沙国贵族。该印印文为“桓驾”，字体布局精良，“桓”字将“木”字旁放大，“亘”字压缩，成功地避免了横竖笔画相当所造成的过于强烈的视觉落差。“驾”字由于横竖平行线条过多，因此特意将“力”字斜摆，并且将撇扭曲呈“s”形，逸趣横生，与下面的“马”字相互制约、动静得宜、相得益彰。该印笔画略瘦于“妾（女巽）”印，文字清晰匀称，笔道干净利落，毫无毛刺，收口齐整，间隔恰当，是汉代“玉箸篆”的杰出代表（图7）。此印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桓启”玛瑙印造型相同，如出一辙，此二人当属同一家族。除了这些有字玉印外，我馆还有一枚1988年出土的汉代无字白玉印，2009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曾缴获过一枚长沙王室墓被盗的龟钮无字玉印，这些都是汉代长沙国王室贵族墓中的文物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