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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科联、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社科联共同举办，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6年9月25—26日在景色秀丽的武汉东湖宾馆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00余名学者和国际友人参会，提交论文60篇。与会学者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教育等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1．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受到关注。工、商、农等社团研究一直持续不衰，近年来成果斐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提交《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组织的发展演变——以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为例的考察》一文，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的建立虽然得到官厅的支持，但并非遵令而行，更多的是工商界人士的主动行为；天津的新型工商同业研究会所，在一定程度上着眼于整个工商界的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这一时期工商同业研究所不同于传统行会的一大特点。作者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具有双重色彩与过渡特征，并指出这种双重性与过渡性在沟通同业、加强同业感情，以及促进本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催生了更多的同类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刘俊峰的《孙中山与盛宣怀银行建设思想之比较研究》，比较了孙中山、盛宣怀在银行建设方面思想的异同。作者认为，虽然孙、盛都认识到了传统票号、钱庄等金融组织的缺陷与外国银行在中国的重大影响，但他们对传统金融组织、外国银行和外资、中央银行、银行与实业关系的认识不同，由此也导致二人在实际行动中的不同做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姚会元、王春雷的《清末“外债”与辛亥革命》一文，探讨了清末“外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指出清末“外债”不仅反映了经济上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而且影响中国社会及其根本走向：“外债”激化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催化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列强敌视辛亥革命，妄图以外债为工具插手中国内政、破坏干涉革命，最终扶植袁世凯攫取了革命的果实。
湖北社会科学院徐凯希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和汉口为例，论述了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城市建筑业发展的关系，说明辛亥革命促进民初产业革命高潮的来临，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促进了沪汉两地的开城筑路与城市建设，从而对城市建筑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2． 对辛亥革命时期政治的研究有所深入。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廖大伟探讨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他以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作为论述线索，考察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二元制权力结构。从各省联合会的具体行事和文本设定、孙中山对民主政治的认同、临时总统的选举与就职体现出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以及临时总统与临时国会的分权制衡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民主政体，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并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取向和实践，是来自社会的公共需求，来自民众的内心动力，是民主意识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民初政治较之晚清有明显的进步。虽然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设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其意义重大，它是在一个从未尝试过民主政治的国家所取得的，给后来留下的是一个难得的较好的范例。
首都师范大学邱远猷论述了《鄂州临时约法》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指导思想、制定经过、基本内容，剖析其意义和局限。他认为：《鄂州临时约法》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纲与《革命方略》为指导，强调人民的各种权利义务，仿三权分立原则试图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湖北地区的诞生。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重要文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可以说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雏型，但此约法也存在着未能将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反帝等内容列入其中的严重缺陷。
武汉大学吴剑杰再次讨论张之洞与革新党的关系，指出张之洞的所作所为无疑为武昌起义的发生准备了某
种精神上物质上的客观条件，但他对一切危害清朝统治和社会稳定的社会势力，包括革命党和急进的维新党，都采取软硬兼施，即镇压与劝导交相为用的办法，立场极其坚定，态度鲜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英铨对辛亥革命中幕僚精英群体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有所阐述，指出该群体不仅是武昌首义后北京政治的主角，也直接推动了共和体制的建立。武汉大学萧致治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北革命党人的功绩再次给予高度评价。
还有学者挖掘和利用了一些过去较少注意和利用的新材料，丰富了相关研究。日本千叶商科大学赵军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的日本军人青柳胜敏写的意见书，结合其它相关史料，探讨了日本军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从事满蒙独立运动的动机与相关活动，从新的侧面探讨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指出当时所谓民间外交的实质都服务于日本军部大陆政策。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彭剑利用革命派在南洋创立的《中兴日报》和保皇派创立的《南洋总汇新报》的资料，重新梳理刘士骥案与保皇会内乱，指出保皇党在1901年前后的内乱惊人，此乱也是保皇党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同时强调华侨在政治属性上，也会为自己的利益而聚集到清廷的龙旗之下。
3． 关于孙中山思想与辛亥时期文化的研究。湖北大学肖传林认为“权能分治”理论是孙中山思想中具有创建性的部分，其“主权在民”的观念具有积极意义。“四大民权”理论和“五权宪法”理论是构成“权能分治”理论的两个支架。但孙中山只重视了五大治权，而忽视了四大民权，设计出了较为完备的五权宪法理论，而没有提出保障民权实施的具体措施，导致政府权力过于强大而人民权力虚化，反映了其思想与实践的矛盾。
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曾长秋、赵晓娜在《孙中山人权思想初探》一文中，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形成及主要内容，认为三民主义在整体上体现了人权思想的内在逻辑，民权主义是其人权思想的核心。孙中山对于民权的呼吁，对五权分立原则的构思，不仅在当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对今天政治体制改革也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湖南商学院阳信生、湖南师范大学饶怀民梳理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内涵，特别指出以《建国方略》出版为标志，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开始理论化、系统化，并不断走向成熟；孙中山振兴中华的近期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远期目标则是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终极理想；孙中山的一系列强国主张都是围绕其近期与远期目标而展开。
民族自决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黄长义厘清孙中山民族自决思想的内涵和渊源，进而探讨了其现代价值。他特别指出，孙中山的民族自决思想始则受到威尔逊的影响，终则接受了列宁将世界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思想；其民族自决原则在国内则表现为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
“新民”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近代精英普遍关心的问题。严昌洪、黎霞全面论述了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论文指出：早在青年时期孙中山就提出国民素质关系到风俗良窳，人才盛衰，国家强弱，而提高国民素质的主要办法就是“教养有道”，并提出了“无民非士，无士非民”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将提高国民素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针对国民素质的种种缺失，大力推行普及教育，促进教育改革，关注社会教育。作者特别指出：孙中山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上承严复、梁启超，下启鲁迅及蔡元培、晏阳初等一批教育家，其结合政治需要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的特点，则反映出孙中山作为政治伟人的价值取向。
“义利”问题是中国伦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探析孙中山思想的一个视角。湖北大学陈钧在《孙中山的经济伦理思想》一文中指出，在处理经济关系的道德准则方面，孙中山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以利国、利民为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标准，富国、富民始终是孙中山的经济决策的道德坐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留日高潮。留日群体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与学术交流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研的课题。日本弘文学院是针对留日学生开办的语言培训学校，鲁迅等人都在此学习过。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部高桥强在《〈人生地理学〉与清末留日学生》一文中，以中国教科书《江苏师范讲义·地理》为中心，考察其与日本弘文学院的教师牧口常三郎的著作《人生地理学》的关系，指出前者在拷贝后者的基础上，增加了留日学生对日本的各种观感而成，本身就是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的结晶，《江苏师范讲义·地理》中既表现出强烈的救国使命意识，也呈现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有关民众心态、价值抉择的论题在此次研讨会中也有所体现。《恽毓鼎澄斋日记》自2004年出版后，日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恽毓鼎是晚清光绪与宣统皇帝的侍臣，堪称晚清、民初政局变迁的参与者、见证人，其日记保留了1882—1917年间的历史记忆，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以该日记为主要线索，探讨以恽毓鼎为代表的保皇派的文化与政治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实质，同时避免对历史人物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评判，强调人物思想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并注重从历史的必然性与或然性的相互关系中解析其之所以保守的诸种成因。
4． 小结。我们在看到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时，更应该认识到其中滞碍学术发展的问题：第一，历史发展决不可能是线性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仍然有以简单认识论、方法论“玩”史学者。第二，研究视域老化，综合性研究不少，新的关注点不多。
如何提升学术水准，是我们学界共同关心的议题。章开沅先生在此次研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已经在原则上为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第一，走进历史原生态。他针对浮躁学风，要求学者追根溯源，在搜求原始史料上下功夫，严诫转引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并由此培养学人的历史感悟与体验。第二，不要迷信、照搬范式或模式。他不赞成以西方范式寻找中国史料，反对在西方模式中充塞中国资料；相反，提倡注重史学研究中的归纳与理论分析。第三，史学的参与。他在高度肯定开发首义精神、首义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强调要学习南京与南通，将史学研究同城市发展紧密相联，将辛亥革命史研究同当今的武汉、湖北以至全国的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 张卫东）
1．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受到关注。工、商、农等社团研究一直持续不衰，近年来成果斐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提交《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组织的发展演变——以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为例的考察》一文，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的建立虽然得到官厅的支持，但并非遵令而行，更多的是工商界人士的主动行为；天津的新型工商同业研究会所，在一定程度上着眼于整个工商界的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这一时期工商同业研究所不同于传统行会的一大特点。作者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具有双重色彩与过渡特征，并指出这种双重性与过渡性在沟通同业、加强同业感情，以及促进本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也催生了更多的同类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刘俊峰的《孙中山与盛宣怀银行建设思想之比较研究》，比较了孙中山、盛宣怀在银行建设方面思想的异同。作者认为，虽然孙、盛都认识到了传统票号、钱庄等金融组织的缺陷与外国银行在中国的重大影响，但他们对传统金融组织、外国银行和外资、中央银行、银行与实业关系的认识不同，由此也导致二人在实际行动中的不同做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姚会元、王春雷的《清末“外债”与辛亥革命》一文，探讨了清末“外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指出清末“外债”不仅反映了经济上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而且影响中国社会及其根本走向：“外债”激化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催化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列强敌视辛亥革命，妄图以外债为工具插手中国内政、破坏干涉革命，最终扶植袁世凯攫取了革命的果实。
湖北社会科学院徐凯希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和汉口为例，论述了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城市建筑业发展的关系，说明辛亥革命促进民初产业革命高潮的来临，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促进了沪汉两地的开城筑路与城市建设，从而对城市建筑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2． 对辛亥革命时期政治的研究有所深入。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廖大伟探讨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他以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作为论述线索，考察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二元制权力结构。从各省联合会的具体行事和文本设定、孙中山对民主政治的认同、临时总统的选举与就职体现出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以及临时总统与临时国会的分权制衡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民主政体，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并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取向和实践，是来自社会的公共需求，来自民众的内心动力，是民主意识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民初政治较之晚清有明显的进步。虽然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设还不成熟和完善，但其意义重大，它是在一个从未尝试过民主政治的国家所取得的，给后来留下的是一个难得的较好的范例。
首都师范大学邱远猷论述了《鄂州临时约法》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指导思想、制定经过、基本内容，剖析其意义和局限。他认为：《鄂州临时约法》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纲与《革命方略》为指导，强调人民的各种权利义务，仿三权分立原则试图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湖北地区的诞生。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重要文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可以说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雏型，但此约法也存在着未能将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反帝等内容列入其中的严重缺陷。
武汉大学吴剑杰再次讨论张之洞与革新党的关系，指出张之洞的所作所为无疑为武昌起义的发生准备了某
种精神上物质上的客观条件，但他对一切危害清朝统治和社会稳定的社会势力，包括革命党和急进的维新党，都采取软硬兼施，即镇压与劝导交相为用的办法，立场极其坚定，态度鲜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英铨对辛亥革命中幕僚精英群体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有所阐述，指出该群体不仅是武昌首义后北京政治的主角，也直接推动了共和体制的建立。武汉大学萧致治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北革命党人的功绩再次给予高度评价。
还有学者挖掘和利用了一些过去较少注意和利用的新材料，丰富了相关研究。日本千叶商科大学赵军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的日本军人青柳胜敏写的意见书，结合其它相关史料，探讨了日本军人在辛亥革命时期从事满蒙独立运动的动机与相关活动，从新的侧面探讨了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指出当时所谓民间外交的实质都服务于日本军部大陆政策。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彭剑利用革命派在南洋创立的《中兴日报》和保皇派创立的《南洋总汇新报》的资料，重新梳理刘士骥案与保皇会内乱，指出保皇党在1901年前后的内乱惊人，此乱也是保皇党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同时强调华侨在政治属性上，也会为自己的利益而聚集到清廷的龙旗之下。
3． 关于孙中山思想与辛亥时期文化的研究。湖北大学肖传林认为“权能分治”理论是孙中山思想中具有创建性的部分，其“主权在民”的观念具有积极意义。“四大民权”理论和“五权宪法”理论是构成“权能分治”理论的两个支架。但孙中山只重视了五大治权，而忽视了四大民权，设计出了较为完备的五权宪法理论，而没有提出保障民权实施的具体措施，导致政府权力过于强大而人民权力虚化，反映了其思想与实践的矛盾。
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曾长秋、赵晓娜在《孙中山人权思想初探》一文中，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形成及主要内容，认为三民主义在整体上体现了人权思想的内在逻辑，民权主义是其人权思想的核心。孙中山对于民权的呼吁，对五权分立原则的构思，不仅在当时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对今天政治体制改革也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湖南商学院阳信生、湖南师范大学饶怀民梳理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内涵，特别指出以《建国方略》出版为标志，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开始理论化、系统化，并不断走向成熟；孙中山振兴中华的近期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远期目标则是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终极理想；孙中山的一系列强国主张都是围绕其近期与远期目标而展开。
民族自决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黄长义厘清孙中山民族自决思想的内涵和渊源，进而探讨了其现代价值。他特别指出，孙中山的民族自决思想始则受到威尔逊的影响，终则接受了列宁将世界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思想；其民族自决原则在国内则表现为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
“新民”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近代精英普遍关心的问题。严昌洪、黎霞全面论述了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论文指出：早在青年时期孙中山就提出国民素质关系到风俗良窳，人才盛衰，国家强弱，而提高国民素质的主要办法就是“教养有道”，并提出了“无民非士，无士非民”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将提高国民素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针对国民素质的种种缺失，大力推行普及教育，促进教育改革，关注社会教育。作者特别指出：孙中山提高国民素质的思想上承严复、梁启超，下启鲁迅及蔡元培、晏阳初等一批教育家，其结合政治需要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的特点，则反映出孙中山作为政治伟人的价值取向。
“义利”问题是中国伦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探析孙中山思想的一个视角。湖北大学陈钧在《孙中山的经济伦理思想》一文中指出，在处理经济关系的道德准则方面，孙中山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以利国、利民为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标准，富国、富民始终是孙中山的经济决策的道德坐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留日高潮。留日群体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与学术交流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研的课题。日本弘文学院是针对留日学生开办的语言培训学校，鲁迅等人都在此学习过。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部高桥强在《〈人生地理学〉与清末留日学生》一文中，以中国教科书《江苏师范讲义·地理》为中心，考察其与日本弘文学院的教师牧口常三郎的著作《人生地理学》的关系，指出前者在拷贝后者的基础上，增加了留日学生对日本的各种观感而成，本身就是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的结晶，《江苏师范讲义·地理》中既表现出强烈的救国使命意识，也呈现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
有关民众心态、价值抉择的论题在此次研讨会中也有所体现。《恽毓鼎澄斋日记》自2004年出版后，日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恽毓鼎是晚清光绪与宣统皇帝的侍臣，堪称晚清、民初政局变迁的参与者、见证人，其日记保留了1882—1917年间的历史记忆，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田彤以该日记为主要线索，探讨以恽毓鼎为代表的保皇派的文化与政治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实质，同时避免对历史人物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评判，强调人物思想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并注重从历史的必然性与或然性的相互关系中解析其之所以保守的诸种成因。
4． 小结。我们在看到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时，更应该认识到其中滞碍学术发展的问题：第一，历史发展决不可能是线性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仍然有以简单认识论、方法论“玩”史学者。第二，研究视域老化，综合性研究不少，新的关注点不多。
如何提升学术水准，是我们学界共同关心的议题。章开沅先生在此次研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已经在原则上为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第一，走进历史原生态。他针对浮躁学风，要求学者追根溯源，在搜求原始史料上下功夫，严诫转引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并由此培养学人的历史感悟与体验。第二，不要迷信、照搬范式或模式。他不赞成以西方范式寻找中国史料，反对在西方模式中充塞中国资料；相反，提倡注重史学研究中的归纳与理论分析。第三，史学的参与。他在高度肯定开发首义精神、首义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强调要学习南京与南通，将史学研究同城市发展紧密相联，将辛亥革命史研究同当今的武汉、湖北以至全国的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