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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讲述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课时，感觉有以下问题应该帮助学生认识清楚。
1. 儒学的更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先秦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经孟子、荀子的发展，虽然已成为蔚然大宗的思想流派，但仅仅是众多流派中一个较大的派别而已，况且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治国，特别是“焚书坑儒”事件后，儒家学派受到沉重打击。汉初的统治者以黄老之术作为治国之道(黄老思想是以道家学说为基础，吸收儒家学说而形成的新道家思想)，究其原因有二：客观上是秦末战乱经济破坏严重，国力衰落；主观上是汉高祖吸秦亡的教训(刘邦认为以法家思想治国是秦亡的根本原因)，于是，弃法趋道，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六十年的韬光养晦，汉朝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有为”政治的物质基础。
汉武帝继位，汉经济繁荣，社会较安定，但社会依然潜伏着危机。(1) 匈奴为患，边境不宁。汉初对匈奴实行和亲安抚之策，实属权宜之计，并非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长久之策。匈奴之患不除，国家安全无保障。(2) 王国势力强大，威胁中央。虽然汉景帝通过削藩和平叛，收回王国宫吏的任免权，王国势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国毕竟还是存在。诸候王一般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以左右，甚至还有轻列重诺的“豪桀之士”，成为政治上的助手和死党，对中央构成一定威胁。“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1］(3) 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激化。西汉前期，就已经出现土地兼并严重的现象，在汉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已经指出土地兼并造成有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现象，“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上述种种社会问题，传统的注重道德修养的儒学是无能为力的，作为汉代大儒的董仲舒要想振兴儒学，发扬光大儒学思想，必然大力改造之，为其注入新的血液，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赢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依靠国家政权力量来谋求儒家学说最大的发展。
2. 儒术独尊，是适应统治需要的必然结果 首先，从统治者成长经历来看，汉武幼时曾接受儒家思想的启蒙。如汉武帝舅父田蚧“好儒术”。武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就是著名儒生申公的弟子王藏，这些对他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有一定的影响。从统治需要来看，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整顿社会秩序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必然上升为统治思想。具体而言，董仲舒的新儒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 加强中央集权是解决边境不宁、匈奴为患的必然之道，为此，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径，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径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2］此段文字说明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是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2) 是尊君，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解决王国势力威胁中央的问题。少年继位的武帝与太后和朝中老臣相比资历尚浅，在权力的制肘中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独立地处理国之大事。董仲舒要强化君权，必须借助超常的力量，使之神圣化，君权才能具有不可抗拒的威慑力量。正因如此，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说学说，为君权披上神秘的力量，假以天道，树立君主绝对权威。“天子授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观天人相與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白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有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3］天是万物的主宰，一国之君乃天子，代表天的意志，所以君权至尊，不可抗拒。同时，又对君王的权威施加某种限制，皇帝必须按照上天的意志行事，施仁政，行其道；否则上天便会降灾于他，进行惩罚。(3) 为了解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土地兼并问题，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兼并之路”，国家对百姓“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简而言之，即“限田、薄敛、省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董促舒对儒家的“恤民、爱民”的仁政思想的继承。伴随着土地兼并而产生的阶级矛盾激化问题，导致了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为了有效地解决，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规范行为，限制人民，使社会有序。董仲舒提倡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4］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5］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社会伦理即“三纲”；同时，董仲舒又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五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6］即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个人品德。这样，董仲舒用神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把整个社会规范化，使之井然有序，有效地缓和阶级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因此，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深受汉武帝赏识，并且践行，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除此之外，教师还要结合上述知识，帮助学生形成认识：思想理论形成后，必须不断发展，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彰显自身价值；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又为理论的更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与现实基础；指导学生科学地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体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版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岳麓书社出版，2009年版
［3］ 董仲舒：《春秋繁露》1中华思想经典，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4］ 董仲舒：《春秋繁露》1中华思想经典，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5］ 董仲舒：《春秋繁露》1中华思想经典，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6］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岳麓书社出版，2009年版
1. 儒学的更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先秦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经孟子、荀子的发展，虽然已成为蔚然大宗的思想流派，但仅仅是众多流派中一个较大的派别而已，况且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治国，特别是“焚书坑儒”事件后，儒家学派受到沉重打击。汉初的统治者以黄老之术作为治国之道(黄老思想是以道家学说为基础，吸收儒家学说而形成的新道家思想)，究其原因有二：客观上是秦末战乱经济破坏严重，国力衰落；主观上是汉高祖吸秦亡的教训(刘邦认为以法家思想治国是秦亡的根本原因)，于是，弃法趋道，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六十年的韬光养晦，汉朝经济实力增强，奠定了“有为”政治的物质基础。
汉武帝继位，汉经济繁荣，社会较安定，但社会依然潜伏着危机。(1) 匈奴为患，边境不宁。汉初对匈奴实行和亲安抚之策，实属权宜之计，并非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长久之策。匈奴之患不除，国家安全无保障。(2) 王国势力强大，威胁中央。虽然汉景帝通过削藩和平叛，收回王国宫吏的任免权，王国势力大大削弱，但是，王国毕竟还是存在。诸候王一般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以左右，甚至还有轻列重诺的“豪桀之士”，成为政治上的助手和死党，对中央构成一定威胁。“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1］(3) 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激化。西汉前期，就已经出现土地兼并严重的现象，在汉景帝时期，御史大夫晁错已经指出土地兼并造成有些地方民不聊生的现象，“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敛不时……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上述种种社会问题，传统的注重道德修养的儒学是无能为力的，作为汉代大儒的董仲舒要想振兴儒学，发扬光大儒学思想，必然大力改造之，为其注入新的血液，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赢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依靠国家政权力量来谋求儒家学说最大的发展。
2. 儒术独尊，是适应统治需要的必然结果 首先，从统治者成长经历来看，汉武幼时曾接受儒家思想的启蒙。如汉武帝舅父田蚧“好儒术”。武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就是著名儒生申公的弟子王藏，这些对他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有一定的影响。从统治需要来看，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整顿社会秩序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必然上升为统治思想。具体而言，董仲舒的新儒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 加强中央集权是解决边境不宁、匈奴为患的必然之道，为此，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径，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径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2］此段文字说明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是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2) 是尊君，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解决王国势力威胁中央的问题。少年继位的武帝与太后和朝中老臣相比资历尚浅，在权力的制肘中难以发挥自己的才能，独立地处理国之大事。董仲舒要强化君权，必须借助超常的力量，使之神圣化，君权才能具有不可抗拒的威慑力量。正因如此，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说学说，为君权披上神秘的力量，假以天道，树立君主绝对权威。“天子授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观天人相與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白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有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3］天是万物的主宰，一国之君乃天子，代表天的意志，所以君权至尊，不可抗拒。同时，又对君王的权威施加某种限制，皇帝必须按照上天的意志行事，施仁政，行其道；否则上天便会降灾于他，进行惩罚。(3) 为了解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土地兼并问题，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兼并之路”，国家对百姓“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简而言之，即“限田、薄敛、省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董促舒对儒家的“恤民、爱民”的仁政思想的继承。伴随着土地兼并而产生的阶级矛盾激化问题，导致了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为了有效地解决，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规范行为，限制人民，使社会有序。董仲舒提倡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4］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5］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社会伦理即“三纲”；同时，董仲舒又说：“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五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6］即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个人品德。这样，董仲舒用神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把整个社会规范化，使之井然有序，有效地缓和阶级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因此，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深受汉武帝赏识，并且践行，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除此之外，教师还要结合上述知识，帮助学生形成认识：思想理论形成后，必须不断发展，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彰显自身价值；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又为理论的更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与现实基础；指导学生科学地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体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版
［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岳麓书社出版，2009年版
［3］ 董仲舒：《春秋繁露》1中华思想经典，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4］ 董仲舒：《春秋繁露》1中华思想经典，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5］ 董仲舒：《春秋繁露》1中华思想经典，中华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6］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岳麓书社出版，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