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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管团队特征; 社会责任; 财务舞弊; 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2.91;F270;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22-0058-08
一、引言
瑞幸咖啡公司的财务舞弊丑闻轰动了整个资本市场，屡次登上媒体热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20年1月31日，知名做空机构浑水发布的做空报告直指瑞幸咖啡在2019年度通过虚增收入及支出进行财务造假。2020年4月2日，瑞幸咖啡公開承认财务舞弊，且虚假交易额高至22亿元，消息公布当日，其股价下跌75.57%，最大跌幅达81.3%，市值缩水至16亿美元[ 1 ]。2020年6月29日，瑞幸咖啡在纳斯达克被正式停牌，进行退市备案。瑞幸咖啡在产品、资本市场上的靓丽表现如昙花一现，昔日令人赞叹的成长神话自然离不开其高管团队的领导魄力和战略布局，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此次财务舞弊的罪魁祸首正是以首席运营官刘剑为代表的高管团队[ 2 ]。瑞幸咖啡案绝非高层管理者参与财务造假的个例，从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处罚报告来看，高管团队利用专业知识、职务特权之便，直接谋划或暗中授意财务舞弊的行为屡见不鲜。
屡屡曝光的高管暗中操纵财务舞弊事件使学者开始持续关注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在现有文献中，就研究视角而言，学者多聚焦于分析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的直接影响，并证实了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显著相关性，但有关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具体影响方向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 3 ]，且鲜有学者关注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否受其他因素的调节。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采用了配对样本的研究方法，即以财务舞弊公司为研究组，通过上市地点、所处行业和企业规模等因素，一比一配对非财务舞弊公司作为控制组来开展研究[ 4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被处罚的财务舞弊公司相对较少，且在研究过程中尚需剔除部分无法获取合适配对样本的舞弊公司，实证数据获取的局限使研究多限于小样本范围。同时，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被公之于众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研究中，如果误将没有被公开披露造假行为但实际存在舞弊伎俩的公司作为控制组中的非财务舞弊公司，会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造成一定的影响。综上，有关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虽然具备可借鉴的理论基础，但研究视角与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团队具备何种特征时会明显加剧财务舞弊风险，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在受到社会责任意识的调节后是否存在结构性突变。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首先，丰富了高管团队特征的度量维度。传统宗族文化蕴含的“认本家”情结使姓氏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高阶特征[ 5-6 ]，故引入高管同姓关系这一特征，分析了同姓关系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考虑到财务舞弊行为专业性较强，故引入高管团队的财务、法学专业背景这一特征，探究高管团队“知法于心”时能否真正做到“守法于行”。其次，本文从社会责任的视阈出发，将高管团队特征、社会责任与财务舞弊风险纳入同一个逻辑框架，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从大样本数据出发，在OLS回归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社会责任的调节下，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非线性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沿袭千年的宗族文化衍生而来的宗姓认同能增强同姓高管彼此间的情感信任，这种稳定的同姓关系网络可能会成为规制高管行为的一种无形约束机制，一旦高管制定的决策有损“本家”利益，其他同姓高管很可能会对其形成负面道德评价，想再次融入该宗姓团体就会变得困难，这会使高管不愿为了短期私利而破坏这种通过长期交流、合作与共享、所费不赀才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同姓关系资源。且同姓高管间具有更强的文化相似性，这种潜在的宗姓认同有助于降低彼此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财务舞弊风险。据此提出假设1：
H1：高管同姓关系能抑制财务舞弊风险。
随着女性力量不断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加入高管团队并参与决策。性别差异会直接影响人的价值判断、认知模式、处事风格与风险取向等。女性高管本性中的善良、友好等柔性特质，使其相比于男性而言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女性高管厌恶风险的特质，使其决策风格更为保守和谨慎[ 7 ]。故女性高管对财务舞弊的容忍度更低。但当高管团队中男性占比很高时，他们会在决策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此时女性高管多处于被动服从地位，难以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据此提出假设2：
H2：男性高管占比较高会助长财务舞弊风险。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成员年龄普遍偏大，年龄较小的经理人必须拥有丰富的学识、过人的能力才有可能跻身于上市公司的高管行列。一方面，年轻化的高管往往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与信息处理能力，能有效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减少决策失误;另一方面，财务舞弊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被曝光，上市公司将面临股价暴跌甚至退市的风险，而高管在同行业中也将声名狼藉，被经理人市场淘汰。出于对未来职业发展、声誉约束的考虑，年龄较小的高管不愿为享受财务舞弊带来的短期利益而承担这种“毁灭性”的风险。据此提出假设3：
H3：高管年龄偏大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
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培养人的正确价值取向，增强人的素质修养，并直接体现了高管团队的知识储备、学习能力与认知水平。拥有较高学历水平的高管在进行决策时会更加理性，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运用专业知识、科学方法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有效控制风险。且学历较高的高管目光长远，具有战略性思维，不愿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高管参与公司治理能提升公司绩效水平，降低由于业绩目标压力诱发的财务舞弊动因。据此提出假设4： H4：高管学历高能抑制财务舞弊风险。
专业背景能塑造人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甚至会影响其性格特征、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具有财务、法学类专业背景的高管往往更加理性、谨慎和保守[ 8 ]，他们熟悉相关法律政策，对法律风险更为敏感，在决策时更可能考虑伦理因素，倾向于遵守资本市场的规章制度，并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尽可能降低公司的法律风险。具有财务、法学专业背景的高管知晓财务舞弊的恶劣性质与严重后果，对违法行为不愿铤而走险、知法犯法，这会降低财务舞弊“着陆”的可能性。据此提出假设5：
H5：高管具有财务、法学专业背景能抑制财务舞弊风险。
在曝光的财务舞弊案件中，高管或多或少都会参与到财务舞弊中，且财务舞弊通常不仅仅是单一高管的责任，多由其所代表的整个团队参与谋划。而任期较长的高管有着更好的私人关系，丰富的人脉关系网络使其造假行为更不易被发现和检举，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更可能带头谋划财务舞弊行为。且高管任期较长时，更熟悉公司的经营流程、财务状况和行业规则，更易利用企业内控缺陷、行业监管的疏漏进行隐蔽的财务舞弊行为，构建“以假乱真”的交易以虚增资产、收入或利润。再者，任期较长的高管多处于控制地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可能凌驾于其他高管之上牟取私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上任不久的高管往往富有激情，更加勤勉尽责，机会主义倾向不足，且缺乏管理经验与人脉基础，舞弊可能性较低。据此提出假设6：
H6：高管任期较长会诱发财务舞弊风险。
财务舞弊行为会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的表现。高管团队做出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是以维护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改善企业声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并提升企业行为的合法性、降低诉讼风险为导向的，而财务舞弊动机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目标背道而驰。当高管团队特征相近时，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高管团队在公司治理时更可能考虑决策后果，即考虑该项决策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相反，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高管团队更可能以利为先，滋生财务舞弊行为。据此提出假设7：
H7：社会责任意识对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舞弊风险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金融类和资料不完整的公司，由于部分违规公司已被监管机构冠以ST、*ST的风险警示标志，剔除这些处于特殊交易状态的公司可能会使样本具有偏分布，故对其予以保留，最终得到16 280条平衡面板数据，为避免数据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處理。社会责任评分数据来自和讯网，其他指标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5。
（二）变量选取与界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财务舞弊风险”（Fraud）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计量方面，采用钱苹和罗玫[ 9 ]构建的财务舞弊预测模型，该模型在借鉴西方资本市场常用的Beneish模型[ 10 ]和Fscore模型[ 11 ]基础上，结合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预测准确性更高，且受到郑登津和闫晓茗[ 12 ]等学者的借鉴和推崇。计算方式如式（1），估计值越大，说明该公司财务舞弊风险越高。
Fraud=-0.983 - 2.261 × TATA - 2.495 × CH_CS +
5.075 × OTHREC + 0.797 × LOSS-0.059×SD_VOL -
3.198 × H5INDEX - 4.298 × INSTITU + 0.888×ISSUE +
1.184×STKCYC （1）
其中，TATA=应计项/总资产，应计项=（Δ流动资产-？驻货币资金）-（？驻流动负债-？驻一年内到期长期负债-？驻应交税费）-折旧费用;CH_CS=（营业收入-？驻应收账款）/营业收入;OTHREC=其他应收款/总资产;LOSS为哑变量，如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小于0取值为1，否则为0;SD_VOL为股票月均换手率连续12个月的标准差;H5INDEX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INSTITU=机构投资者年均持股数/总股数;ISSUE为哑变量，有股权或者债券融资为1，否则为0;STKCYC为哑变量，熊市为1，牛市为0，按总市值加权平均市场年收益率是否大于0来划分周期。
2.解释变量
本文从姓氏、性别、年龄、学历、专业背景和任期六个角度考虑高管团队特质。高管同姓（Gsur），借鉴杜兴强和殷敬伟[ 13 ]的研究，以CEO与董事会成员的姓氏关系来度量，若CEO与除自身以外的至少一名董事会成员姓氏相同取值1，否则为0。高管性别（Gsex），高管为男性取值为1，高管为女性则取值为0，并以均值度量。高管年龄（Gage）表示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水平。将学历水平赋予不同的取值，1=中专及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5=博士及以上，求得高管团队平均学历水平（Gedu）。高管专业（Gfin）表示高管团队中有财务、法学背景的成员所占的比重，若高管具有财务或法学专业背景、执业证书或职称，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并求均值。高管任期（Gter）表示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任期。
3.调节变量
现有文献中，衡量社会责任指标通常依据第三方评价机构，和讯网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项考察，评测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总得分几乎能覆盖全部样本，数据较全面[ 14 ]，故本文以和讯网公布的2010—2019年社会责任总评分为计算基础度量社会责任（CSR）。
4.控制变量 一方面，上市公司的规模、年龄、产权性质、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市场价值和现金储备特征以及治理结构如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会影响财务舞弊风险;另一方面，外部的审计监督也会影响高管团队的财务舞弊契机。故本文综合了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共选择了14个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度量方式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构建模型（2）：
为验证社会责任意识在高管团队特征影响财务舞弊风险过程中是否具有调节效应，构建模型（3）：
为检验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在社会责任的调节下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借鉴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 15 ]，构建模型（4）：
其中，X表示解释变量，Controls表示所选控制变量组，？酌是真实门槛值。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全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财务造假预测模型测算的样本公司的财务舞弊风险均值为-3.564，与郑登津和闫晓茗[ 12 ]研究中以2003—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相同模型得出的均值-3.720较为接近，财务舞弊风险小幅上升。高管同姓关系的均值为0.270，说明在27%的样本公司中，存在CEO与除CEO以外的至少一名董事会成员姓氏相同的现象。高管性别的均值为0.827，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中绝大多数为男性高管，男女比例接近8：2，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整体偏低。高管年龄的均值为49.237，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聘用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中年管理者，中年管理者是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中坚力量。高管学历均值为3.373，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学历接近本科或硕士水平。高管财务、法律背景均值为0.286，就平均水平而言，将近三分之一的高管成员拥有财务或法学专业背景。高管任期的均值为4.287，最小值为0.118，最大值为13.643，差距悬殊，且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成员组成极不稳定，高管变更频繁。样本公司的社会责任平均总得分为0.258分，最小值为负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报告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5，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OLS回归
1.直接效应
从表3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高管同姓关系、学历水平和财务、法律专业背景均能显著抑制财务舞弊风险，H1、H4和H5得到验证。具有同姓关系的CEO与董事会成员往往更加团结，这种相互信任能降低财务舞弊概率。高管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财务、法学专业背景，一定程度上能扼制财务舞弊动机。而高管男性占比越高、年龄偏大和任期较长均会助长财务舞弊风险，H2、H3和H6成立。男性高管在公司决策方面展现出的相对过度自信、更偏好风险的特征使其更可能选择财务造假行为。高管的年龄越大和任期越长，积累的管理经验似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反而成为谋划财务舞弊的“资本”与“温床”。
2.调节效应
引入高管团队特征与社会责任的交互项，进一步检验不同社会责任意识水平下，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两者间的关系是否被社会责任调节。就表3模型（3）的回归结果而言，社会责任正向调节同姓关系对财务舞弊风险的抑制效应，负向调节高管性别、高管年龄对财务舞弊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线性回归中，社会责任对其他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舞弊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三）门槛回归
引入门槛模型尽量避免线性模型可能引起的设定误差，观察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是否因社会责任得分情况不同而产生差异。利用Bootstrap抽样法，设置抽样数为300次，依次检验存在一个门槛、两个门槛和三个门槛时的显著性，门槛效应的最终检验结果见表4。以Gsur为解释变量时，只有单一门槛显著，故对高管同姓关系选用单一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以Gsex、Gage、Gedu、Gfin和Gter为解释变量时，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三重门槛不显著，故对其选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估计，表4最后一列列示了门槛阈值的估计结果。
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以高管同姓为解释变量，当社会责任小于第一道门槛值0.111，即社会责任总评分低于11.1分时，同姓关系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当社会责任得分高于11.1分后，同姓关系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由加剧效应转为抑制效应。社会责任意识较低的同姓CEO和董事会成员聚集时可能会沆瀣一气，加剧财务舞弊风险，而社会责任意识较高的同姓CEO和董事会成员在同一公司任职，却能显著抑制财务舞弊，社会责任的调节使高管同姓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高管性別为解释变量，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不断提高，高管性别的回归系数（0.300→0.060→-0.103）由正转负，单调递减。当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低于7.2分时，男性高管比例越高会使财务舞弊风险显著上升，但当社会责任评分越过第一道门槛值0.072后，男性高管占比并不会显著影响财务舞弊风险。当社会责任意识较低时，由于性别不同导致个性、风格等差异，男性高管比女性高管更可能滋生财务舞弊行为。
以高管年龄为解释变量，在不同社会责任得分水平下，高管平均年龄越高均会显著增加财务舞弊风险，但高管年龄的回归系数（0.015→0.012→0.007）随着社会责任得分提高而不断减小，即高管年龄偏大激发财务舞弊风险会受到社会责任意识的抑制。
以高管学历为解释变量，当社会责任得分低于7.2分时，高管的良好教育背景并没有得到恰当运用，反而会增加财务舞弊风险，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高学历高管团队更可能滋生财务舞弊风险，当社会责任得分高于7.2分时，高管学历越高不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 以高管财务、法学专业背景为解释变量，当社会责任总评分没有达到10.2分的最低标准时，拥有财务或法学专业背景的高管具备财务舞弊的能力基础，且缺乏社会责任担当，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财务舞弊行为专业性较强，造假手段涉及高度专业的财务知识，社会责任意识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利用专业技能优势谋划复杂的财务造假行为。但当社会责任评分处于区间[10.2，17.1]时，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并不会滋生财务舞弊风险，且当社会责任评分越过二重门槛值，高于17.1分后，高管的财务或法学专业背景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当高管团队兼备了社会责任道德意识与财务、法学专业素养时，能明显降低财务舞弊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以高管任期为解释变量，社会责任能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任期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助长效应，随着社会责任意识依次越过两个门槛值，高管任期的回归系数由0.085转为0.051，再转为0.018，其对财务舞弊风险边际作用强度递减。
综上，H7得到较好的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和讯网公布的社会责任评分在不同年度内差距悬殊，故稳健性检验中用极值法对社会责任得分进行处理，即以本年度内社会责任的最高得分为基准，用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除以最高得分，再将最高得分赋值为1，由此计算出社会责任相对得分，并重新估计模型。门槛模型的选择与前文一致，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无实质性变化，且回归系数大小的变化趋势也与前文保持一致，由此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社会责任视角分析了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在OLS回归中，高管同姓关系、学历水平、财务及法学专业背景能显著抑制财务舞弊风险，而高管团队的男性占比、年龄和任期却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社会责任对高管同姓关系、男性占比、年龄与财务舞弊风险的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即高管团队的社会责任意识较强能增强同姓关系对财务舞弊风险的抑制效应，并能削弱高管男性占比、年龄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助长效应。
（2）门槛回归表明，在不同的社会责任意识水平下，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门槛效应。随着社会责任得分逐渐提升，高管同姓和财务、法学专业背景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加剧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当社会责任意识低于最低门槛值时，高管团队男性占比和平均学历水平越高会助长财务舞弊风险;当社会责任越过第一道门槛值后，这种助长效应不复存在。在双重门槛值划分的三段区间内，高管年龄和任期均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但随着社会责任意识水平不断提升，加剧财务舞弊风险的边际效应依次递减。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就如何有效遏制财务舞弊提出如下建议：
（1）就上市公司而言，首先，高管团队应重视培养并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用到正道上，不应让专业技能成为非法逐利的工具。在面临利益诱惑时，需不断警醒自身，谨记财务舞弊并非立身扬名的捷径，而是大浪淘沙的滤网，勤勉尽责才是职业生涯良好发展的不二法门。其次，上市公司应完善高层管理人才的选任机制，合理配备高管团队成员组成，逐步打造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相匹配的年轻化、专业化高管队伍，并有序调整性别结构，使管理队伍刚柔并济。同时，重视对控制力较强高管的监督，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削弱高管集权，减少处于控制地位的高管带头谋划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最后，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和内控机构应持续关注第三方机构公布的社会责任评分，当公司社会责任得分低于最低门槛阈值时，应加强对财务舞弊的监控与预警。
（2）就外部治理环境来看，一方面，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尤其是针对财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在重视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更应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出能理性运用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将社会责任得分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公司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并严厉打击高层管理者知法犯法、蓄意谋划造假等性质恶劣的舞弊行为，使处罚机制具有更强的威慑性，增加高管参与财务舞弊的机会成本;同时，政府部门应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公司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并持续推动财务共享等数字化财务转型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招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主观与客观层面双管齐下，坚决遏制财务舞弊，尤其是高管参与的财务舞弊案例上升的势头，从而有效净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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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瑞幸咖啡公司的财务舞弊丑闻轰动了整个资本市场，屡次登上媒体热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20年1月31日，知名做空机构浑水发布的做空报告直指瑞幸咖啡在2019年度通过虚增收入及支出进行财务造假。2020年4月2日，瑞幸咖啡公開承认财务舞弊，且虚假交易额高至22亿元，消息公布当日，其股价下跌75.57%，最大跌幅达81.3%，市值缩水至16亿美元[ 1 ]。2020年6月29日，瑞幸咖啡在纳斯达克被正式停牌，进行退市备案。瑞幸咖啡在产品、资本市场上的靓丽表现如昙花一现，昔日令人赞叹的成长神话自然离不开其高管团队的领导魄力和战略布局，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此次财务舞弊的罪魁祸首正是以首席运营官刘剑为代表的高管团队[ 2 ]。瑞幸咖啡案绝非高层管理者参与财务造假的个例，从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处罚报告来看，高管团队利用专业知识、职务特权之便，直接谋划或暗中授意财务舞弊的行为屡见不鲜。
屡屡曝光的高管暗中操纵财务舞弊事件使学者开始持续关注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在现有文献中，就研究视角而言，学者多聚焦于分析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的直接影响，并证实了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显著相关性，但有关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具体影响方向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 3 ]，且鲜有学者关注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否受其他因素的调节。就研究方法而言，主要采用了配对样本的研究方法，即以财务舞弊公司为研究组，通过上市地点、所处行业和企业规模等因素，一比一配对非财务舞弊公司作为控制组来开展研究[ 4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被处罚的财务舞弊公司相对较少，且在研究过程中尚需剔除部分无法获取合适配对样本的舞弊公司，实证数据获取的局限使研究多限于小样本范围。同时，上市公司的舞弊行为被公之于众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研究中，如果误将没有被公开披露造假行为但实际存在舞弊伎俩的公司作为控制组中的非财务舞弊公司，会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造成一定的影响。综上，有关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虽然具备可借鉴的理论基础，但研究视角与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团队具备何种特征时会明显加剧财务舞弊风险，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在受到社会责任意识的调节后是否存在结构性突变。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首先，丰富了高管团队特征的度量维度。传统宗族文化蕴含的“认本家”情结使姓氏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高阶特征[ 5-6 ]，故引入高管同姓关系这一特征，分析了同姓关系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考虑到财务舞弊行为专业性较强，故引入高管团队的财务、法学专业背景这一特征，探究高管团队“知法于心”时能否真正做到“守法于行”。其次，本文从社会责任的视阈出发，将高管团队特征、社会责任与财务舞弊风险纳入同一个逻辑框架，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从大样本数据出发，在OLS回归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社会责任的调节下，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非线性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沿袭千年的宗族文化衍生而来的宗姓认同能增强同姓高管彼此间的情感信任，这种稳定的同姓关系网络可能会成为规制高管行为的一种无形约束机制，一旦高管制定的决策有损“本家”利益，其他同姓高管很可能会对其形成负面道德评价，想再次融入该宗姓团体就会变得困难，这会使高管不愿为了短期私利而破坏这种通过长期交流、合作与共享、所费不赀才得以建立并维系的同姓关系资源。且同姓高管间具有更强的文化相似性，这种潜在的宗姓认同有助于降低彼此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财务舞弊风险。据此提出假设1：
H1：高管同姓关系能抑制财务舞弊风险。
随着女性力量不断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加入高管团队并参与决策。性别差异会直接影响人的价值判断、认知模式、处事风格与风险取向等。女性高管本性中的善良、友好等柔性特质，使其相比于男性而言具有更强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女性高管厌恶风险的特质，使其决策风格更为保守和谨慎[ 7 ]。故女性高管对财务舞弊的容忍度更低。但当高管团队中男性占比很高时，他们会在决策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和话语权，此时女性高管多处于被动服从地位，难以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据此提出假设2：
H2：男性高管占比较高会助长财务舞弊风险。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成员年龄普遍偏大，年龄较小的经理人必须拥有丰富的学识、过人的能力才有可能跻身于上市公司的高管行列。一方面，年轻化的高管往往具备更强的学习能力与信息处理能力，能有效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减少决策失误;另一方面，财务舞弊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被曝光，上市公司将面临股价暴跌甚至退市的风险，而高管在同行业中也将声名狼藉，被经理人市场淘汰。出于对未来职业发展、声誉约束的考虑，年龄较小的高管不愿为享受财务舞弊带来的短期利益而承担这种“毁灭性”的风险。据此提出假设3：
H3：高管年龄偏大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
良好的教育背景能培养人的正确价值取向，增强人的素质修养，并直接体现了高管团队的知识储备、学习能力与认知水平。拥有较高学历水平的高管在进行决策时会更加理性，能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运用专业知识、科学方法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有效控制风险。且学历较高的高管目光长远，具有战略性思维，不愿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高管参与公司治理能提升公司绩效水平，降低由于业绩目标压力诱发的财务舞弊动因。据此提出假设4： H4：高管学历高能抑制财务舞弊风险。
专业背景能塑造人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甚至会影响其性格特征、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具有财务、法学类专业背景的高管往往更加理性、谨慎和保守[ 8 ]，他们熟悉相关法律政策，对法律风险更为敏感，在决策时更可能考虑伦理因素，倾向于遵守资本市场的规章制度，并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尽可能降低公司的法律风险。具有财务、法学专业背景的高管知晓财务舞弊的恶劣性质与严重后果，对违法行为不愿铤而走险、知法犯法，这会降低财务舞弊“着陆”的可能性。据此提出假设5：
H5：高管具有财务、法学专业背景能抑制财务舞弊风险。
在曝光的财务舞弊案件中，高管或多或少都会参与到财务舞弊中，且财务舞弊通常不仅仅是单一高管的责任，多由其所代表的整个团队参与谋划。而任期较长的高管有着更好的私人关系，丰富的人脉关系网络使其造假行为更不易被发现和检举，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更可能带头谋划财务舞弊行为。且高管任期较长时，更熟悉公司的经营流程、财务状况和行业规则，更易利用企业内控缺陷、行业监管的疏漏进行隐蔽的财务舞弊行为，构建“以假乱真”的交易以虚增资产、收入或利润。再者，任期较长的高管多处于控制地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可能凌驾于其他高管之上牟取私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上任不久的高管往往富有激情，更加勤勉尽责，机会主义倾向不足，且缺乏管理经验与人脉基础，舞弊可能性较低。据此提出假设6：
H6：高管任期较长会诱发财务舞弊风险。
财务舞弊行为会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的表现。高管团队做出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是以维护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改善企业声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并提升企业行为的合法性、降低诉讼风险为导向的，而财务舞弊动机与承担社会责任的目标背道而驰。当高管团队特征相近时，社会责任意识较强的高管团队在公司治理时更可能考虑决策后果，即考虑该项决策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相反，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高管团队更可能以利为先，滋生财务舞弊行为。据此提出假设7：
H7：社会责任意识对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舞弊风险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金融类和资料不完整的公司，由于部分违规公司已被监管机构冠以ST、*ST的风险警示标志，剔除这些处于特殊交易状态的公司可能会使样本具有偏分布，故对其予以保留，最终得到16 280条平衡面板数据，为避免数据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處理。社会责任评分数据来自和讯网，其他指标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采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5。
（二）变量选取与界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财务舞弊风险”（Fraud）作为被解释变量。在计量方面，采用钱苹和罗玫[ 9 ]构建的财务舞弊预测模型，该模型在借鉴西方资本市场常用的Beneish模型[ 10 ]和Fscore模型[ 11 ]基础上，结合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特征，预测准确性更高，且受到郑登津和闫晓茗[ 12 ]等学者的借鉴和推崇。计算方式如式（1），估计值越大，说明该公司财务舞弊风险越高。
Fraud=-0.983 - 2.261 × TATA - 2.495 × CH_CS +
5.075 × OTHREC + 0.797 × LOSS-0.059×SD_VOL -
3.198 × H5INDEX - 4.298 × INSTITU + 0.888×ISSUE +
1.184×STKCYC （1）
其中，TATA=应计项/总资产，应计项=（Δ流动资产-？驻货币资金）-（？驻流动负债-？驻一年内到期长期负债-？驻应交税费）-折旧费用;CH_CS=（营业收入-？驻应收账款）/营业收入;OTHREC=其他应收款/总资产;LOSS为哑变量，如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小于0取值为1，否则为0;SD_VOL为股票月均换手率连续12个月的标准差;H5INDEX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INSTITU=机构投资者年均持股数/总股数;ISSUE为哑变量，有股权或者债券融资为1，否则为0;STKCYC为哑变量，熊市为1，牛市为0，按总市值加权平均市场年收益率是否大于0来划分周期。
2.解释变量
本文从姓氏、性别、年龄、学历、专业背景和任期六个角度考虑高管团队特质。高管同姓（Gsur），借鉴杜兴强和殷敬伟[ 13 ]的研究，以CEO与董事会成员的姓氏关系来度量，若CEO与除自身以外的至少一名董事会成员姓氏相同取值1，否则为0。高管性别（Gsex），高管为男性取值为1，高管为女性则取值为0，并以均值度量。高管年龄（Gage）表示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水平。将学历水平赋予不同的取值，1=中专及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5=博士及以上，求得高管团队平均学历水平（Gedu）。高管专业（Gfin）表示高管团队中有财务、法学背景的成员所占的比重，若高管具有财务或法学专业背景、执业证书或职称，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并求均值。高管任期（Gter）表示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任期。
3.调节变量
现有文献中，衡量社会责任指标通常依据第三方评价机构，和讯网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五项考察，评测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总得分几乎能覆盖全部样本，数据较全面[ 14 ]，故本文以和讯网公布的2010—2019年社会责任总评分为计算基础度量社会责任（CSR）。
4.控制变量 一方面，上市公司的规模、年龄、产权性质、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市场价值和现金储备特征以及治理结构如股权集中度、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会影响财务舞弊风险;另一方面，外部的审计监督也会影响高管团队的财务舞弊契机。故本文综合了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共选择了14个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度量方式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构建模型（2）：
为验证社会责任意识在高管团队特征影响财务舞弊风险过程中是否具有调节效应，构建模型（3）：
为检验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在社会责任的调节下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借鉴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 15 ]，构建模型（4）：
其中，X表示解释变量，Controls表示所选控制变量组，？酌是真实门槛值。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全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财务造假预测模型测算的样本公司的财务舞弊风险均值为-3.564，与郑登津和闫晓茗[ 12 ]研究中以2003—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相同模型得出的均值-3.720较为接近，财务舞弊风险小幅上升。高管同姓关系的均值为0.270，说明在27%的样本公司中，存在CEO与除CEO以外的至少一名董事会成员姓氏相同的现象。高管性别的均值为0.827，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中绝大多数为男性高管，男女比例接近8：2，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整体偏低。高管年龄的均值为49.237，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聘用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中年管理者，中年管理者是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中坚力量。高管学历均值为3.373，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学历接近本科或硕士水平。高管财务、法律背景均值为0.286，就平均水平而言，将近三分之一的高管成员拥有财务或法学专业背景。高管任期的均值为4.287，最小值为0.118，最大值为13.643，差距悬殊，且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成员组成极不稳定，高管变更频繁。样本公司的社会责任平均总得分为0.258分，最小值为负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报告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5，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OLS回归
1.直接效应
从表3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高管同姓关系、学历水平和财务、法律专业背景均能显著抑制财务舞弊风险，H1、H4和H5得到验证。具有同姓关系的CEO与董事会成员往往更加团结，这种相互信任能降低财务舞弊概率。高管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财务、法学专业背景，一定程度上能扼制财务舞弊动机。而高管男性占比越高、年龄偏大和任期较长均会助长财务舞弊风险，H2、H3和H6成立。男性高管在公司决策方面展现出的相对过度自信、更偏好风险的特征使其更可能选择财务造假行为。高管的年龄越大和任期越长，积累的管理经验似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反而成为谋划财务舞弊的“资本”与“温床”。
2.调节效应
引入高管团队特征与社会责任的交互项，进一步检验不同社会责任意识水平下，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两者间的关系是否被社会责任调节。就表3模型（3）的回归结果而言，社会责任正向调节同姓关系对财务舞弊风险的抑制效应，负向调节高管性别、高管年龄对财务舞弊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线性回归中，社会责任对其他高管团队特征与财务舞弊风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三）门槛回归
引入门槛模型尽量避免线性模型可能引起的设定误差，观察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是否因社会责任得分情况不同而产生差异。利用Bootstrap抽样法，设置抽样数为300次，依次检验存在一个门槛、两个门槛和三个门槛时的显著性，门槛效应的最终检验结果见表4。以Gsur为解释变量时，只有单一门槛显著，故对高管同姓关系选用单一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以Gsex、Gage、Gedu、Gfin和Gter为解释变量时，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三重门槛不显著，故对其选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估计，表4最后一列列示了门槛阈值的估计结果。
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以高管同姓为解释变量，当社会责任小于第一道门槛值0.111，即社会责任总评分低于11.1分时，同姓关系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当社会责任得分高于11.1分后，同姓关系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由加剧效应转为抑制效应。社会责任意识较低的同姓CEO和董事会成员聚集时可能会沆瀣一气，加剧财务舞弊风险，而社会责任意识较高的同姓CEO和董事会成员在同一公司任职，却能显著抑制财务舞弊，社会责任的调节使高管同姓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发生了质的变化。
以高管性別为解释变量，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不断提高，高管性别的回归系数（0.300→0.060→-0.103）由正转负，单调递减。当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低于7.2分时，男性高管比例越高会使财务舞弊风险显著上升，但当社会责任评分越过第一道门槛值0.072后，男性高管占比并不会显著影响财务舞弊风险。当社会责任意识较低时，由于性别不同导致个性、风格等差异，男性高管比女性高管更可能滋生财务舞弊行为。
以高管年龄为解释变量，在不同社会责任得分水平下，高管平均年龄越高均会显著增加财务舞弊风险，但高管年龄的回归系数（0.015→0.012→0.007）随着社会责任得分提高而不断减小，即高管年龄偏大激发财务舞弊风险会受到社会责任意识的抑制。
以高管学历为解释变量，当社会责任得分低于7.2分时，高管的良好教育背景并没有得到恰当运用，反而会增加财务舞弊风险，缺乏社会责任意识的高学历高管团队更可能滋生财务舞弊风险，当社会责任得分高于7.2分时，高管学历越高不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 以高管财务、法学专业背景为解释变量，当社会责任总评分没有达到10.2分的最低标准时，拥有财务或法学专业背景的高管具备财务舞弊的能力基础，且缺乏社会责任担当，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财务舞弊行为专业性较强，造假手段涉及高度专业的财务知识，社会责任意识较低的高管团队更可能利用专业技能优势谋划复杂的财务造假行为。但当社会责任评分处于区间[10.2，17.1]时，高管团队的专业背景并不会滋生财务舞弊风险，且当社会责任评分越过二重门槛值，高于17.1分后，高管的财务或法学专业背景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当高管团队兼备了社会责任道德意识与财务、法学专业素养时，能明显降低财务舞弊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以高管任期为解释变量，社会责任能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任期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助长效应，随着社会责任意识依次越过两个门槛值，高管任期的回归系数由0.085转为0.051，再转为0.018，其对财务舞弊风险边际作用强度递减。
综上，H7得到较好的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和讯网公布的社会责任评分在不同年度内差距悬殊，故稳健性检验中用极值法对社会责任得分进行处理，即以本年度内社会责任的最高得分为基准，用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除以最高得分，再将最高得分赋值为1，由此计算出社会责任相对得分，并重新估计模型。门槛模型的选择与前文一致，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无实质性变化，且回归系数大小的变化趋势也与前文保持一致，由此本文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社会责任视角分析了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在OLS回归中，高管同姓关系、学历水平、财务及法学专业背景能显著抑制财务舞弊风险，而高管团队的男性占比、年龄和任期却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社会责任对高管同姓关系、男性占比、年龄与财务舞弊风险的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即高管团队的社会责任意识较强能增强同姓关系对财务舞弊风险的抑制效应，并能削弱高管男性占比、年龄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助长效应。
（2）门槛回归表明，在不同的社会责任意识水平下，高管团队特征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门槛效应。随着社会责任得分逐渐提升，高管同姓和财务、法学专业背景对财务舞弊风险的影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加剧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当社会责任意识低于最低门槛值时，高管团队男性占比和平均学历水平越高会助长财务舞弊风险;当社会责任越过第一道门槛值后，这种助长效应不复存在。在双重门槛值划分的三段区间内，高管年龄和任期均会加剧财务舞弊风险，但随着社会责任意识水平不断提升，加剧财务舞弊风险的边际效应依次递减。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就如何有效遏制财务舞弊提出如下建议：
（1）就上市公司而言，首先，高管团队应重视培养并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用到正道上，不应让专业技能成为非法逐利的工具。在面临利益诱惑时，需不断警醒自身，谨记财务舞弊并非立身扬名的捷径，而是大浪淘沙的滤网，勤勉尽责才是职业生涯良好发展的不二法门。其次，上市公司应完善高层管理人才的选任机制，合理配备高管团队成员组成，逐步打造年龄结构、能力结构相匹配的年轻化、专业化高管队伍，并有序调整性别结构，使管理队伍刚柔并济。同时，重视对控制力较强高管的监督，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削弱高管集权，减少处于控制地位的高管带头谋划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最后，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和内控机构应持续关注第三方机构公布的社会责任评分，当公司社会责任得分低于最低门槛阈值时，应加强对财务舞弊的监控与预警。
（2）就外部治理环境来看，一方面，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尤其是针对财会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在重视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更应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出能理性运用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将社会责任得分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公司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并严厉打击高层管理者知法犯法、蓄意谋划造假等性质恶劣的舞弊行为，使处罚机制具有更强的威慑性，增加高管参与财务舞弊的机会成本;同时，政府部门应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公司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并持续推动财务共享等数字化财务转型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招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主观与客观层面双管齐下，坚决遏制财务舞弊，尤其是高管参与的财务舞弊案例上升的势头，从而有效净化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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