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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艳来自山东济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同在政法机关工作。对播音艺术执着的追求与热爱最终使她步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大门。刚入校时,梁艳专业成绩是第三名,她说自己那时是“丑小鸭”。就是这个丑小鸭却有着山东人特有的勤奋与执着。她的小课老师陈京生教授提起梁艳时,用的最多的词就是两个字——“刻苦”。上大三以后,很多同学已经不早起练声了,她却一直坚持着。冬天的清晨又黑又冷,她却悄悄地起床,抱着书本来到操场上,于是,4年间她一直在进步。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1994年10月,梁艳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播音组实习。1995年4月,“午间新闻”改版为“新闻30分”成为当时中央台直播时间最长的新闻栏目,梁艳就是主持人之一,那时她还是大四的学生。随着“新闻30分”节目收视率提高并继而成为央视十大名牌栏目,认真和精益求精的梁艳也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
生活中她是个细心厚道的人,她总是善意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成人之美更是她乐意做的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与梁艳分享她当红娘以来的几则趣事吧!
第一次扮演红娘的角色应该是无意而为之。
一天下班后,正准备和一位男同事一起吃晚饭,这时A女友打来电话,要对我帮她找到一份较理想的兼职表示感谢,打算请我吃饭。本想拒绝,便推辞说,约好了朋友的。
A女友倒也机灵,马上说,那么我就一起请吧!
挂了电话,便和男同事商量,是否愿意参加我们的聚会。
在他有些犹豫之际,我又煽风点火道:A女友长得不错,又没有男朋友,见一面应该没有大碍。
依然孑然一身的男同事,当下便欣然与我一起去赴约。
到了A女友公司门口,为A女友和男同事互作介绍时,我这才猛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A女友的身高要比男同事高出半个头。
我满怀歉意地看着男同事,他眼里流露出对这次前来的后悔。
A女友事先还约了她的一位女友,个头也不矮,于是不管怎么走,男同事尽量与我同行。
A女友热情地建议:“就在我们公司食堂吃饭吧,那里的饭菜做得不错。”
我同意。
我们一行四人在喧闹的对外营业的食堂中找到了一张还算干净的桌子,A女友便开始点菜。
具体吃的什么,倒也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条鱼,二十几元钱。
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因为点完菜后,服务员问我们:“喝点什么?”
我顺口说:“来壶茶吧。”
在服务员就要转身离开时,A女友叫住了她,问:“一壶茶多少钱?”
服务员说:“二十元。”
她大惊:“这和一条鱼一样贵了。”
然后转向我们:“既然我们点了汤,就不用喝茶了,好吗?”
我说:“行。”
吃完饭,男同事问我:“你帮她介绍的兼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说:“四千元。”
他“喔”了一声,微微笑了笑说:“你这个女友挺会过日子的,如果谁娶她回家,肯定是个好老婆。”
第二次做红娘,事情意想不到的顺利。
男女双方都与我相识有三四年的光景,两人的脾气、秉性我又都比较了解,所以两人见面后,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一见钟情,三个月后,就登记结婚了。
受了这次成功经历的鼓舞,我又再接再厉,打算把红娘一路当下去。
又是A女友,她失恋有一年多了。这一年时间里,她没事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的家里,毫不在意我与他人合居一个套房,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等种种不利条件,不辞辛苦地与我同挤一张单人床,第二天早晨更是要我骑着自行车,带她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
鉴于她的理想是出国,我就留心为她找志同道合的人,来填补她空虚的时间和同样空虚的心灵。
在工作中认识一位男士,虽身在河南郑州,但家人已有部分移民海外,自己也正在办理出国手续。
很巧的是,这位男士也刚刚失恋。
当我简单介绍了A女友的情况后,这位男士非常热心,马上邀请我们到郑州一游,差旅费全由他来出。
于是我们在一个周末启程,前往郑州。
男士安排了我们游览少林寺等景观,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到酒店。
不一会儿,已经离开的男士打来电话,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唱卡拉OK。
想到应为他们创造独处的条件,我坚决予以拒绝,并极力推A女友去赴约。
A女友打扮好后,走出门。
不到两分钟,又折了回来,对我说:“你不去,我也不去。”
我还是坚持让她单独赴约。
她倔强而又十分有尊严地卸妆、换衣服,终究没有去。
尽管他们互留了通讯电话,但此后,男士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A女友。
想来,他们没有中意对方。
当我又在为A女友寻觅另一半时,无意中听一位朋友转述了A女友的真实想法,这才彻底打消了为她张罗男朋友的心思。
据朋友说,A女友其实非常看好那位男士,但由于我这个介绍人并不卖力,不用心创造让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的场合、环境,才让她痛失良机。
但我最终也没弄明白她是否中意对方。
B女友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为了工作耽误了成家的最佳时机,看着疲于支撑自己的她,我心里不免发痛,如果有一张宽厚的胸膛为她做依靠,那该有多好。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我认识了某政府部门的Z君,此君为人温和谦逊,温文尔雅,年龄与B女友相当。
在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有一桌朋友做陪衬,B女友与Z君见了面。在Z君送我返回的车上,我问Z君,B女友怎样?
Z君十分赞赏她开朗的性格和不俗的工作业绩,如同评价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
还未等问及B女友的意见,其他甘做陪衬的朋友纷纷打来电话:“怎样,看样子,Z君对你好像蛮有意思的!”
“真的?”我有些惊愕,便不好意思再往B女友处“推销”Z君了。
后来慎言的Z君,左左右右地发出暗示,朋友们的推测被证实了。
与Z君连普通朋友都做不得了。
其实,心里还真有对这位称职兄长的怀念。
X君的年纪虽刚刚三十出头,却已离了两次婚。
他戏称自己是“人才培训基地”,两个老婆都成了气候,先后开了自己的公司,只剩下他自己还呆在原地——一个普通的公司小职员,他说:“不上不下的挺好。”
他身上最打动人的地方,该是绅士风度,安贫乐道以及幽默风趣。
我把充满女人味的D女友介绍给他,他在讲了一大堆不疼不痒的不满意的理由之后,终于掏出了随身的钱夹,说:“只要再找一个和她一样的就行。”钱夹里是他第一位前妻的照片,眉宇间一股英气。
我把钱夹还给他,心里清楚,再也不用给他介绍谁了,他心里的位置不是空的。
大约两年后,听说他与照片上那位前妻复了婚,他们还特意办了一场隆重的喜宴,好像为了补上头一次没有打响的开道锣鼓一样。
虽然大媒没有做成,我仍真心为X君高兴。
尽管E女友只比我小五六岁,但思维、行事上仿佛差了一旬;再加上她只身一人在北京工作,远离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一路走来的学校的同学、朋友,仿佛成长历程被拦腰截断,年纪轻轻的她,变得郁郁寡欢。
在E女友母亲反复强调爱情对一个女孩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也在马不停蹄地为她排列组合着约见的对象,见见这个,看看那个。
当见到第三个——W君时,E女友仍保持着宁缺毋滥的良好心态,而W君却有些势在必得,频频与我交流思想,约定三人聚会的下一次。
在我又一次汇报了自己的行踪,对不能参加聚会表示惋惜之后,忽然感觉一阵疲惫。
或许真该收手了。
俗话说,相逢自是有缘。有缘的人相逢,凭借的或许不仅仅是红娘手中的一条红线;而无缘的人,在几千几万人之中,概率微乎其微地见了面,终成陌路。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1994年10月,梁艳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播音组实习。1995年4月,“午间新闻”改版为“新闻30分”成为当时中央台直播时间最长的新闻栏目,梁艳就是主持人之一,那时她还是大四的学生。随着“新闻30分”节目收视率提高并继而成为央视十大名牌栏目,认真和精益求精的梁艳也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
生活中她是个细心厚道的人,她总是善意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成人之美更是她乐意做的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与梁艳分享她当红娘以来的几则趣事吧!
第一次扮演红娘的角色应该是无意而为之。
一天下班后,正准备和一位男同事一起吃晚饭,这时A女友打来电话,要对我帮她找到一份较理想的兼职表示感谢,打算请我吃饭。本想拒绝,便推辞说,约好了朋友的。
A女友倒也机灵,马上说,那么我就一起请吧!
挂了电话,便和男同事商量,是否愿意参加我们的聚会。
在他有些犹豫之际,我又煽风点火道:A女友长得不错,又没有男朋友,见一面应该没有大碍。
依然孑然一身的男同事,当下便欣然与我一起去赴约。
到了A女友公司门口,为A女友和男同事互作介绍时,我这才猛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A女友的身高要比男同事高出半个头。
我满怀歉意地看着男同事,他眼里流露出对这次前来的后悔。
A女友事先还约了她的一位女友,个头也不矮,于是不管怎么走,男同事尽量与我同行。
A女友热情地建议:“就在我们公司食堂吃饭吧,那里的饭菜做得不错。”
我同意。
我们一行四人在喧闹的对外营业的食堂中找到了一张还算干净的桌子,A女友便开始点菜。
具体吃的什么,倒也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条鱼,二十几元钱。
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因为点完菜后,服务员问我们:“喝点什么?”
我顺口说:“来壶茶吧。”
在服务员就要转身离开时,A女友叫住了她,问:“一壶茶多少钱?”
服务员说:“二十元。”
她大惊:“这和一条鱼一样贵了。”
然后转向我们:“既然我们点了汤,就不用喝茶了,好吗?”
我说:“行。”
吃完饭,男同事问我:“你帮她介绍的兼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说:“四千元。”
他“喔”了一声,微微笑了笑说:“你这个女友挺会过日子的,如果谁娶她回家,肯定是个好老婆。”
第二次做红娘,事情意想不到的顺利。
男女双方都与我相识有三四年的光景,两人的脾气、秉性我又都比较了解,所以两人见面后,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一见钟情,三个月后,就登记结婚了。
受了这次成功经历的鼓舞,我又再接再厉,打算把红娘一路当下去。
又是A女友,她失恋有一年多了。这一年时间里,她没事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的家里,毫不在意我与他人合居一个套房,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等种种不利条件,不辞辛苦地与我同挤一张单人床,第二天早晨更是要我骑着自行车,带她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
鉴于她的理想是出国,我就留心为她找志同道合的人,来填补她空虚的时间和同样空虚的心灵。
在工作中认识一位男士,虽身在河南郑州,但家人已有部分移民海外,自己也正在办理出国手续。
很巧的是,这位男士也刚刚失恋。
当我简单介绍了A女友的情况后,这位男士非常热心,马上邀请我们到郑州一游,差旅费全由他来出。
于是我们在一个周末启程,前往郑州。
男士安排了我们游览少林寺等景观,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到酒店。
不一会儿,已经离开的男士打来电话,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唱卡拉OK。
想到应为他们创造独处的条件,我坚决予以拒绝,并极力推A女友去赴约。
A女友打扮好后,走出门。
不到两分钟,又折了回来,对我说:“你不去,我也不去。”
我还是坚持让她单独赴约。
她倔强而又十分有尊严地卸妆、换衣服,终究没有去。
尽管他们互留了通讯电话,但此后,男士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给A女友。
想来,他们没有中意对方。
当我又在为A女友寻觅另一半时,无意中听一位朋友转述了A女友的真实想法,这才彻底打消了为她张罗男朋友的心思。
据朋友说,A女友其实非常看好那位男士,但由于我这个介绍人并不卖力,不用心创造让他们进一步相互了解的场合、环境,才让她痛失良机。
但我最终也没弄明白她是否中意对方。
B女友是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人,为了工作耽误了成家的最佳时机,看着疲于支撑自己的她,我心里不免发痛,如果有一张宽厚的胸膛为她做依靠,那该有多好。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我认识了某政府部门的Z君,此君为人温和谦逊,温文尔雅,年龄与B女友相当。
在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有一桌朋友做陪衬,B女友与Z君见了面。在Z君送我返回的车上,我问Z君,B女友怎样?
Z君十分赞赏她开朗的性格和不俗的工作业绩,如同评价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
还未等问及B女友的意见,其他甘做陪衬的朋友纷纷打来电话:“怎样,看样子,Z君对你好像蛮有意思的!”
“真的?”我有些惊愕,便不好意思再往B女友处“推销”Z君了。
后来慎言的Z君,左左右右地发出暗示,朋友们的推测被证实了。
与Z君连普通朋友都做不得了。
其实,心里还真有对这位称职兄长的怀念。
X君的年纪虽刚刚三十出头,却已离了两次婚。
他戏称自己是“人才培训基地”,两个老婆都成了气候,先后开了自己的公司,只剩下他自己还呆在原地——一个普通的公司小职员,他说:“不上不下的挺好。”
他身上最打动人的地方,该是绅士风度,安贫乐道以及幽默风趣。
我把充满女人味的D女友介绍给他,他在讲了一大堆不疼不痒的不满意的理由之后,终于掏出了随身的钱夹,说:“只要再找一个和她一样的就行。”钱夹里是他第一位前妻的照片,眉宇间一股英气。
我把钱夹还给他,心里清楚,再也不用给他介绍谁了,他心里的位置不是空的。
大约两年后,听说他与照片上那位前妻复了婚,他们还特意办了一场隆重的喜宴,好像为了补上头一次没有打响的开道锣鼓一样。
虽然大媒没有做成,我仍真心为X君高兴。
尽管E女友只比我小五六岁,但思维、行事上仿佛差了一旬;再加上她只身一人在北京工作,远离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一路走来的学校的同学、朋友,仿佛成长历程被拦腰截断,年纪轻轻的她,变得郁郁寡欢。
在E女友母亲反复强调爱情对一个女孩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也在马不停蹄地为她排列组合着约见的对象,见见这个,看看那个。
当见到第三个——W君时,E女友仍保持着宁缺毋滥的良好心态,而W君却有些势在必得,频频与我交流思想,约定三人聚会的下一次。
在我又一次汇报了自己的行踪,对不能参加聚会表示惋惜之后,忽然感觉一阵疲惫。
或许真该收手了。
俗话说,相逢自是有缘。有缘的人相逢,凭借的或许不仅仅是红娘手中的一条红线;而无缘的人,在几千几万人之中,概率微乎其微地见了面,终成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