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otonin
　　醉琴
　　
　　我年纪轻轻、一帆风顺，但竟然时不时就会闹上一阵抑郁，对生活可以说是忘恩负义。抑郁发作的时候，时不时有种冲到窗口给全世界表演高台跳水的冲动。
　　对付这种冲动，本来有很多种办法。比如，锻炼身体。比如，给朋友们打电话倾诉衷肠。比如，读点书、写点字、陶冶点情操什么的。但是，我不。我懒。我直接吃药。
　　在网上做过一点搜索，发现所有的抗抑郁药，原理大同小异：提高你大脑里一种叫serotonin的化学物质的含量。据说有了这种叫做serotonin的东西，你就不会活得东倒西歪了，你就会傻乐了。
　　于是，每当我吞下一颗抗抑郁药，我就开始想象，serotonin这玩意儿开始从四面八方潜入我的大脑。跟雷锋似的，给里面迷路的小孩指路，帮蹒跚的老太太过街，帮农民伯伯收割庄稼。总而言之，它所到之处，枯木逢春，万象更新。
　　这事让我觉得很安心。原来“精神”这种东西，其实是有一个物质基础的。因为有一个物质基础，它就可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一旦可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就叫人很放心。其实我没事，不是什么神经病，就是少点serotonin而已。就算是神经病也没什么，就是少很多serotonin而已。
　　然后我就想象我的身体就是一个自动化工厂。到处是机器、传送带、齿轮、原料、燃料，它吭哧吭哧卖力地运转，有它自己的运转程序，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饿了肚子就会咕咕叫，着凉了就会感冒，serotonin少的时候就会情绪低落。
　　这一切，都不受智力的干扰。无论你多聪明，或者多笨，自动化程序面前，人人平等。这事让我觉得，无论我如何沉溺于分析与自我分析，如何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失控，我的身体，总还是很单纯的一个系统。生病，就是对这种单纯的提醒。
　　上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很瘦，很憔悴，当然她也就写诗。她写过一句诗，“除了心灵和宇宙，这个世界没有秘密可言。”我一直记得她写的这句诗，原因大约是，她把心灵和宇宙相提并论的说法，让我对“心灵”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印象。我就想啊，这个在我的胸腔里怦怦跳的破玩意儿，里面原来还有星云、陨石、恒星、黑洞、刺眼的光亮、无边的黑暗。你越是凑近了看，它就越无边无际。
　　这画面让我有点害怕，但也有点欣喜，就觉得心灵、宇宙、我、世界、精神、物质，所有这些互相较着劲的东西，都和谐地统一在了机械的、冰冷的自然规律里。
　　
　　记忆的压力
　　独眼
　　
　　夏末，平常花钱慎重的男同事，偷偷乘火车去了太原，看他生了小病的关系尚未明确的女交往对象。其间无便宜店可住，又在五星级宾馆里消耗了上千大元；为了赶周一上班，不得不搭飞机回了北京，被出差归来的同事在机场撞个正着。
　　对于我们这些工作努力、只以烂笑话和贱八卦为消遣的人，这已经是个值得讨论两周的好话题，窃笑他豁出去钱、时间、身体，消耗甚大，而所得甚少——见了两面，总时长不超过2小时。男同事在msn上也感慨，我这是为了什么啊。我当即说，这是制造记忆的压力啊。毕竟没有多少人，会从遥远的地方匆匆赶来看你，只为你发了低烧。
　　出差上海的最后一天，我们进了一个大院，那里满是大片的黄花，我们一路惊叹一路拍了无数的照片。回到旅馆，“通体都漂亮小姐”才发现眼镜丢了，次日中午就要回北京，只好放弃寻找。第二天出发去机场前，一个独自外出的男同事匆匆回来，掏出一副眼镜交给她，说他反复查看照片，以时间差确定眼镜是掉在黄花里，早上去捡，可惜有点坏了，刚去修好，希望还能用。已有男友的“通体都漂亮小姐”惊讶得忘了闭上美丽的小嘴。我只好说，咱们还是快走吧。并私下把这件事列为记忆的压力事件2号。
　　小时候电视剧里有句常说的傻话，“我宁可你恨我，也不想你忘了我！”通常当人这么说时，也不过是在制造记忆的压力而已。说起来，人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别有用心地、有意无意地向人施加了此种压力。你做了某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于是就让某人难以释怀，而后不经意地不断想起，偶尔感动感激，有时根本就是空空的难忘。你就此在某人大脑中占据了一个小房间，某人打开房门探视的次数越多，房间的体积越大，有时竟增大到无法轻易搬迁、损毁。
　　如果一切顺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人际关系会为之一变。如果不顺利，一个房间缩小成一个坏点，仍然闪亮，就算名字模糊、人影迷离，就算不被想起，这坏点岿然不动还在那里。我们千方百计制造独特的记忆的压力，比如定制某种特殊的手机彩铃，穿诡异的衣服，淋雨等人，只为了给人心上加一个负担，不说，却放长了线等着回应，即便压根儿没有报答这回事。
　　就像，有人往办公室送了一束百合，只知签收者是“通体都漂亮小姐”，不知送花的是谁。我们猜测讨论逼问，仍然一无所获，无论送花的是谁，总之他是在“通体都漂亮小姐”心里开了个房间，未署名。我猜，他一定预谋着跳出来，钻进那个房间去。
　　
　　「狗仔」出动
　　任田
　　
　　香港娱乐记者经常给人骂“狗仔”，但实际上他们是个很讲规矩的“社团”，本着出来挣钱都不容易的精神，如火如荼的娱乐报道事业，基本上只有名编鲜有名记。
　　这职业压力深重，真不是人干的。好在有组织，有了组织咱啥也不怕。
　　相对其他版面的记者，娱记入行门槛不算高，两个条件：一、能骑摩托车不？二、能讲故事不？能骑，发一辆铁驴给你，骑上，这就上路了。因此，香港繁华地段天天扫街的记者比警察都多，你是明星能不被他逮住？
　　有了料，大家高兴，聚在酒楼围坐喝茶，声色犬马的背后，孩子下月的奶粉钱就有了：你报A街头激吻，我报B阳台做操，他报C大肚疑云……大家说说谈谈，喝完茶就各自给报馆的编辑打电话讲故事，至于被检举的明星总是说报纸胡乱涂抹，那不妨多考验一下编辑的责任，他听来的故事，讲给看热闹的街坊听，悬念迭起第一重要，难得有十足十的准，这也是演义与正史的区别。
　　如果有新入行的愣小子不懂江湖规矩，自己埋了一肚子货准备卖猛料，很快就会被请出社团，从此就是孤魂野鬼，大家不带你玩，又做不上名记，处境两难。
　　我有个在《东周刊》干过的朋友，一直坚持自己是摄影记者而非狗仔，一天遭遇了挫折。他开车被警察拦截，原本没什么事，警察偏多了一句嘴：“你们这些狗仔队。”他急：“我不是狗仔。我是摄影记者。”那情形好像《喜剧之王》里张柏芝骂周星驰——你个死跑龙套的；周星驰一再徒劳地坚持——请别叫我跑龙套的，其实我是个演员。
　　那个酷热的下午，我的朋友，一个每周做三天义工的大好青年，坚持自己对职业的理解，乃至脸颊淌下了汗珠（他开着车窗与警察对峙），乃至后面排起了车龙狂按喇叭。“我不是狗仔，我是一个摄影记者，”他说。警察此时也是汗流浃背，他同事朝他看过来，他咬牙切齿重复：“你们这些狗仔队。”
　　后来在一个凉快的茶餐厅里，朋友同我讲起这事，我说你又何必一个人背负起两个互不理解的阶层的世仇？在警察眼里，你就是“狗仔队”，就像在你眼里，他就是“死差佬”。大家同样谋生艰难，何必殃及生路？你是记者，他出言不逊，但你还要誓死捍卫他误会你的权利。
　　他一笑，你不懂，警察和我们很多合作的。比如有一个警察的电台频率专门向记者开放，讲什么时间什么路段发生什么事故，通常报馆同事骑着摩托比警察到得还快……
　　
　　将要度过的岁月
　　木木
　　
　　有天我在路上见到巴巴爸爸，他正在橱窗里用他那可以360度绕前旋转的手臂温柔地，环绕着巴巴妈妈。我很想说，嗨，巴巴爸爸，好多年不见呢。然后一个穿着晚礼服的姐姐走过来说，先生、小姐，你们要拍婚纱照吗？
　　我上一次看见巴巴爸爸他们一家的时候，老师说，要少看卡通，多做作业，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但早恋是可耻的。而且打啵是不可思议的，看男同学上厕所是会得红眼病的。
　　然后我就要拍婚纱照了。
　　我没有看完《花与爱丽丝》，我觉得那个故事太离奇了。我想象不出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安静而惊心动魄的成长。
　　我觉得一切成长都是粗糙的、没心没肺的、不自觉的。高尚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越来越高尚，堕落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堕落。这是成长。然后成长在某一个地方停止了。等你回过头，一个穿晚礼服的姐姐走过来，你痛心疾首地想：我要拍婚纱照了。
　　博尔赫斯老师说，知道三加一等于四的人，他们想象不出别的数字。我想象不出和我那粗糙、没心没肺的成长，不一样的成长。
　　可我们又怎么会允许自己认为，三加一是等于二或者三十六呢？
　　蔡依林老师说，爱情三十六计，你要掌握遥控器。
　　在小说里，61岁的博尔赫斯遇到了84岁的博尔赫斯，61岁的博老师说：现在是1983年，有关我将要度过的年月，难道你什么也不愿意给我揭示吗？
　　后来博老师失明掉了，据无所不知的政委大人说，他是因为看书看得太多，就失明掉了。我当时正在吃春卷，结果我就吓了一跳。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难道有一天我失明掉了，你可以说我是因为上网上太多就失明掉的吗？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因为看书看太多就失明掉。我觉得，失明是一个严重的大事件，而看书、上网、吃春卷、凝视一盘不好吃的春卷太久，对于这个大事件来说，太不值一提了。
　　失明它是一种特别严重特别特殊特别与众不同的命运，它一定要配得上一个特别严重特别特殊特别令人潸然泪下的病因。
　　我上周在卡通片时分路过一家士多，我说，在播铁臂阿童木呢。小朋友说，是的，茶水博士。其实制造阿童木的是天马博士，他制造机器人代替死去的儿子，后来他发现机器人无法成长的事实，就把阿童木卖给了马戏团。茶水博士领养了他，阿童木成为拯救日本的英雄，但他永远带着那无法成长的遗憾。
　　阿童木老师是永远不拍婚纱照的。他为什么要遗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