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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曾是中国人专享的生活器物。它融合了火的热烈、水的清雅和土的敦厚，是自然之灵的结合。它坚硬却又不像金属冷漠，纯净却又不像玉器稀有……是中国式的中庸在物质化生活上的完美演绎。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种创造能像陶瓷这样代表“中国”；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哪种创造像陶瓷这样走遍“世界”。穿越时间和空间，历史的碎片中积淀的是陶瓷所意蕴着的文化。
中华陶瓷之流变
王之之
历朝历代，陶瓷史上产生了数不清的名窑、名瓷和名匠。他们流派不同，工艺、风格各异。但也正是这种流派上的不断分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多个制瓷业全盛的局面，推动着陶瓷艺术和工艺的不断进步……
踏上时空的轨道，寻访陶瓷流变的旅程从心灵出发。我们带着对陶瓷和它背后文化的虔诚，听见泥胎在制瓷匠人手中摩挲成型的声音，看见旺旺的窑火中泥胎成瓷的神奇变化。官窑、青花、珐琅彩……陶瓷的流变和中国的历史一起被清晰的结构。
五大名瓷的风流
如今，“五大名瓷”已是一个消弥在时空里的历史概念。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在现实的空间里已难觅踪迹，我们只有借助有限的史料去想象它们曾有的风流。
在宋代，以钧、汝、官、哥、定等“五大名瓷”为代表的众多制瓷流派推动陶瓷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局面。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宋代制瓷窑场的工作流程：匠人们从窑场固定的取土地取来泥土，根据要制作的器物“图纸”制成泥胎，晾干后上釉，然后在祭拜过神灵之后，将泥胎在特定的时刻入窑烧制，窑内温度和开窑时间都被有经验的老匠人严格控制。开窑后，合格的瓷器被留下，稍有瑕疵或成色过于一般的瓷品都被就地打碎、掩埋。
这样的流程在各窑场被严格地执行，任一环节出了差错都会受到责罚。在这样严格的程序和质量控制体系下，五大名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钧瓷的“蚯蚓走泥纹”、汝窑的“蟹爪纹”、官窑的“紫口铁足”、定窑的白釉瓷、哥窑的灰青釉瓷都成为传世的特色工艺。
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代之后，五大名瓷却命运多舛。艺术的、工艺的成就大多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之中。曾在宋代被列为皇家御用，不准民间私藏的钧瓷，到了明代被贪财的万历皇帝以“避讳”为由中止了生产，直到清代才得以恢复。汝窑、定窑也毁于战火，至今，全世界的汝窑传世作品不到70件，而官窑和哥窑的窑址至今仍众所纷纭，传世作品也极为罕见。官窑甚至连瓷器碎片都寻觅不见，以至于有人对它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
景德镇的创造
寻走陶瓷的轨迹，景德镇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所在。在这里，那些普通的，被我们踩在脚下的的泥土成就了太多的陶瓷精品，也为这里赢得了“瓷都”的美誉。
景德镇制瓷始于汉代，由来已久。宋代景德元年(1004)年，皇帝下诏命令此地烧制御瓷，专供皇家，每款瓷器底部都署“景德年制”的年号。或许那位景德皇帝想不到，正是他的诏令开创了景德镇大规模制瓷的时代。
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景德镇的制瓷以官窑为主，规模有限。元代初年，元王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朝廷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制瓷工匠汇集景德镇，专门组织朝廷和官府用瓷的生产。景德镇的制瓷业得以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吸取各家之长。在此基础上，景德镇的角色也开始从一个“总结者”、“吸收者”向“创造者”转化。明代，景德镇在青花瓷的基础上，加入红、绿、黄、紫等彩，开创了著名的成化“斗彩”工艺，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了“五彩”瓷器。景德镇瓷器也逐渐形成了“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独特风格。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这里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而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队和领受了中国皇帝皇命的船队满载着景德镇的瓷器，载着发财的梦想和宣示皇恩的使命，从广州、泉州等地的码头出发，驶向欧洲、阿拉伯，甚至东非。但在景德镇几百年的制瓷史上，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北京的紫禁城。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研究、发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这种融汇了东西方艺术精华的独特瓷器一直被清朝皇家垄断，甚至瓷窑都设在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到了清朝中后期，当皇家准备将珐琅彩瓷的窑场迁出紫禁城时，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景德镇。
如今的景德镇还记得这些吗?
青花的传奇
有时，寻走陶瓷路的旅程也要回归印象，去我们的印象中捕捉那最亮的闪光点。毫无疑问，青花就是这样的一个亮点。
在中国文人的印象里，清丽、雅致的青花瓷就像一位恬静的大家小姐，浓妆淡抹，素雅秀丽，自有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清高；而在西方人看来，青花瓷的幽幽蓝釉里又透着浓重的，来自东方的神秘，令人感到美不可言。东西方相异的文化底蕴和审美趣味在青花瓷器上实现了统一。
对青花瓷的喜爱是不分中西的。18世纪，欧洲人对青花瓷的热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疯狂的贵族们想尽一切办法网络青花瓷。欧洲的萨克森侯爵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就曾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帝国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青花瓷器。平均一件青花可以换得 5名精锐的骑兵。这在充斥着浓厚“骑士和领主文化”的欧洲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作为青花瓷器的原产国，中国的皇帝也以青花瓷器为荣。这种精美瓷器不但被皇帝作为国礼赏赐给番邦，还被郑和带到东南亚和东非等地。明朝正统年间，英宗皇帝在光禄寺设宴，招待外国使者。100多桌酒席餐具全部都用的是景德镇青花瓷。对于这些使节们来说，单从餐具上来看，这场宴会就是奢华至极的。青花瓷所独有的清新雅致花色和绝佳的胎型把这些外国人逗引得如痴如醉。有些使者及夫人竟悄悄地把酒盅、碟子装进礼服口袋。宴席散后，皇宫的内侍清点餐具，据说竟被偷走580件之多。
时至今日，东南亚不少国家出土青花瓷碎片后还不会随意摆放，都要镶嵌上黄金之后，收藏在自己的宝库里。而一件元代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在伦敦甚至被拍出2．3亿元的天价。这听起来不可思议的青花传奇至今还在延续……
china：背着文化走世界
二十郎
时间回溯至古代的中国。在广州、泉州的码头上，一群金发碧眼的高个子欧洲人正在和中国商人交涉。由于语言不通，几个小个子的买办和翻译来往穿梭。在他们的对话中，“china(瓷器)”被频频提及。而中国商人手中就拿着几件被洋人称作“china”的物件。他们不时地向洋人比划着，展示自己手中的china，以证明自己所售商品的品质。谈判完成后，洋人们把大把的金银付给中国商人，而劳工们则在洋人的监督下，把一箱箱的china装上停靠在码头的远洋帆船。大帆船厚重的船身在海浪的拍击下左右晃动，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而海浪的另一端，就是这些大帆船要去的地方：西班牙、英吉利、法兰西……
也就在此时，在遥远的西部都市长安，一队高大的骆驼正俯卧在地上，一群中国劳工在几个蓄着大胡须、身 穿长袍的外国人监督下，将一个个捆装结实的箱子放上驼背。几个时辰后，驼队将踏上那跨越沙漠和荒芜之地的丝路。“叮叮当当”作响的驼铃尽头，是一个飘扬着悠扬竖笛乐曲的神秘国度——阿拉伯，而部分箱子还要在那里装船，去向更遥远的意大利、希腊。箱子里装的也是那种名叫“china”的器物。
把瓷器等同于中国(China)的误会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但作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瓷器携着中国文化走遍了世界。
哥德堡号的东方梦
此时，在从欧洲通往亚洲的的大洋航路上，正行驶着一艘古帆船——哥德堡号。和擦肩而过的现代化巨轮相比，它已显得单薄和简陋。但在其背后，却是一个大时代的背影。
18世纪上半叶，也即是中国的清代康雍乾盛世时期，生活奢华的欧洲贵族对中国瓷器、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在当时的贵族家里，如果有几件来自中国的瓷器装点，会是很高的身份象征。 “太阳王”路易十四举行宴会，使用中国的瓷器几乎成了定制，而瓷器也往往成为宴会上的热点话题。十八世纪初，欧洲的萨克森侯爵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甚至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帝国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青花瓷器。在那个时代，瓷器之于欧洲贵族，就如时下我们对奢侈品的热衷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需求带来的是贸易的繁盛。哥德堡号商船就是专营远东至欧洲商路的瑞典东印度公司38艘商船中最新、最大、最漂亮的一艘。其船身全长近60米，能够承载900吨的货物。在1739年到1745年间，哥德堡号三次远航到广州，停泊于黄埔古港。当时，该船从西班牙运来银和银器在广州交换瓷器、茶叶、丝绸等，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国，获得丰厚利润。遗憾的是，在1745年，哥德堡号承载着从广州的黄埔古港码头运载的数万件瓷器和茶叶、丝绸等货物返航时，不幸在距哥德堡海岸仅900米的海上触礁沉没。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和对瓷器的热衷并没有因此中断。不久，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Ⅱ”号商船，后来在南非沉没。
1984年，瑞典的一次民间考古活动发现了哥德堡号的残骸，从中打捞的精美瓷器以天价被拍卖，吸引了世界的目光。1993年至2003年，瑞典人历时十年，完全使用18世纪的工艺复制了一模一样的哥德堡号。2005年10月，这艘哥德堡三世帆船从瑞典出发，开始了新的东方之旅。
这一次，除了瓷器，它还会带回去什么呢?
瓷器道上的泱泱天朝
明代是中国瓷器技术和艺术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以青花瓷器为代表的一系列艺术精品。明代的皇帝不但热衷于民间进贡的瓷器精品，甚至还亲自造窑，在紫禁城内烧瓷。皇帝还经常把宣扬皇恩的文字与图画烧在瓷器上，作为“宝瓷”赐给大臣和臣服的番邦，以宣示天朝的皇恩。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宝船”上更是装载了数量巨大的瓷器，赐给沿途各国的统治者，以至于从东南亚到东非各国均有明代瓷器出土。
2004年初，地处东南亚的文莱在拓宽文莱河支流桑底河时，发现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用瓷器碎片铺就的古道。破碎的瓷器碎片中有一部分是产于中国的宋代瓷器，还有相当部分是明代时生产的青花瓷，其品种几乎囊括了瓷器的所有种类和器形。有些残片上还刻有“XX记”的汉字落款。根据记载，明朝时，文莱还没有掌握烧制瓷器的技术，有位文莱国王曾乘坐郑和的“宝船”来到中国，后因病在中国去世，葬于南京乌龟山麓。这条两公里的瓷器古道中的明代瓷器会不会是明朝赐予这位国王的“国礼”，抑或是由郑和带去的?又是为什么会和宋代瓷器一起铺就了两公里的古道?
历史已无从考证，但瓷器古道上却依旧荡漾着天朝曾有的辉煌。
威尼斯人的中国印象
威尼斯是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乡。当他在中国的元朝生活了二十年后，回到威尼斯时，人们纷纷对这位身穿鞑靼(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称谓)服装的“故人”避之不及。因为在教会的说教下，中世纪欧洲人印象里的“东方”是空无人烟的，住在那里的都是野兽和妖魔。在他们的心目中，像马可·波罗这样和妖魔打交道是灵魂的堕落。
可当马可·波罗拿出从东方带回的“宝物”时，威尼斯人的眼睛亮了。他的这个“东方博览会”轰动了整个威尼斯。威尼斯人不得不相信在东方，还有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度。而马可·波罗的宝物中，有相当部分就是瓷器。
威尼斯人被瓷器所代表的东方化物质生活征服了。当他们知道如此精美的宝贝竟是中国人日常用来吃饭、喝茶，甚至去厕所使用的日用品时，他们确凿地相信，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天堂。
我们必须感谢马可·波罗，因为他，中国第一次真实地出现在威尼斯人的印象里。我们更要感谢瓷器，因为在这次珍贵的形象信息传递中，它是一个伟大的象征符号，一个真实的China。
瓷器：中式生活风化史
布 克
不管在哪家综合性的博物馆，瓷器都不是引人瞩目的藏品。因为它不如那些见证了金戈铁马、历史变迁的文物引人遐想，也不如那些辗转于名人雅士、达官贵人之手的金玉书画瑰丽高雅。多数的瓷器藏品和我们正日常使用着的杯碗盘碟一样，只是记录了它那个时代最平常不过的日常风化史。
饮食之器－中式的精致
瓷器曾是中国人专享的餐饮器皿。时至今日，瓷器仍是我们每天吃饭、饮茶时最常用的器物。以瓷器为主的餐具演变，记录了崇尚“民以食为天”理念的中国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
瓷是有粗细之分的。古代贵族们对精美细瓷的追求曾是制瓷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吃饭用什么瓷碗，盛汤用哪种瓷盆，甚至包括夹菜用的瓷筷和饮茶用的茶具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的。至于家境并不富有的穷人，则没有那么多讲究，一个粗瓷大碗甚至陶制的瓦片就打发一切了。
如今收藏在故宫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就是古人对精美细瓷追求的最极致代表。这对小杯胎体薄如蝉翼，高不过7厘米的杯壁上被技法超群的画师绘制了秋季的三个月里各异的景色。此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朱见深。这位历史上以“恋母情结”而著称的皇帝为了讨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贵妃欢心，搜罗了天下的奇珍。但他还不满足，就命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就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
如今，斗彩三秋杯的主人和他们的传奇故事早已被历史湮没，而三秋杯在全世界也只剩下故宫珍藏的这一对。据说由于胎体太薄，文物专家们拿捏三秋杯时都要小心翼翼：手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否则敏感的杯体就可能由于冷热的微小变化而炸裂。
或许这种近乎极致的敏感境界正是中式精致生活的追求。
家居之器－中式的审美
在制瓷匠人的不断探索中，瓷器从原有单一的盛放器皿向更多的样式、款式发展，颜色也由单调的白色，逐步发展出黑釉瓷、红釉瓷、灰青釉瓷、青花瓷、斗彩瓷、五彩瓷，直至清代发展出了珐琅彩瓷。瓷器的实用功能之外，更多地被用于家居，呈现出装饰的功用。
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的宋代 贵族习惯于在庭院里摆上两个瓷器水缸，以象征着吉祥如意。而客厅里，梅瓶、瓷如意也都是常见的装饰，甚至于小孩子用的虎头枕也被“瓷器化”。宋代的瓷器以钧瓷最为名贵，按照祖制每年只能生产三十六件，并分别赐御封号。热爱钧瓷的宋徽宗甚至下旨规定钧瓷为皇家御用，民间不得私藏，以保证钧瓷的高贵出身。但也正是这位宋徽宗，在自己用瓷器做装饰品时极尽奢侈之能事。有史料就曾记载，宋徽宗在皇宫内修了一个新的花园之后，竟下令花盆全部使用钧瓷制作。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奢侈的花盆了。
在各种装饰用的瓷器中，元代的蓝釉瓷器常常被人忘记，因为这种瓷器传世完整者十分稀少，在全世界也只剩下12件，而且大部分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这种通体泛着宝石光芒的瓷器是符合宋元时期文人贤士们清高、雅致的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的。
后来，瓷器的品种越来越复杂，明代人热衷于青花和彩瓷，清朝的皇族更是身体力行，发明了珐琅彩瓷……而这些也大都成为皇家或普通人家的家居装饰。
时事流转，瓷器的发展糅合了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但不论是西方人热衷的青花瓷，还是中国人家里摆放的五彩瓷，其背后的生活趣味却永远是地地道道China的!
信仰之器－中式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从来不如西方有那样浓重的宗教和神魔因素。古往今来，大多数的中国人信奉的是自然之灵。他们每年要祭拜天地之神，祭拜四季之神，祭拜名山大川之神，祭拜金木水火五行之神，祭拜自己的祖先之灵，甚至门神、灶神……而瓷器，融合了土、水之灵和木、火之魂，成为中国人精神信仰的聚合物。
当盛放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瓷被武则天恭敬地奉上神坛时，瓷器的意蕴就不再仅仅是中国人物质生活的一个器物。它被附加上了信仰和精神的内涵，成为中国人对天地、自然的一种理解。
著名的“瓷都”景德镇早在元明时就制作瓷器人像雕塑，尤以雕造神像著名。至今在四川峨眉山脚的一座寺庙内，还保留了一尊明代时期由景德镇烧造，高达2．47米的卢舍那大瓷佛。而那些被无数中国人“请”到家里供奉的瓷观音、财神更是将中国人的信仰习惯“平民化”，让信仰和崇拜不再局限于寺庙和佛堂，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瓷器和它所聚合的信仰追求，以及因它而波延的信仰“日常化”正是那个创造它的民族所特有的性格意蕴!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种创造能像陶瓷这样代表“中国”；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哪种创造像陶瓷这样走遍“世界”。穿越时间和空间，历史的碎片中积淀的是陶瓷所意蕴着的文化。
中华陶瓷之流变
王之之
历朝历代，陶瓷史上产生了数不清的名窑、名瓷和名匠。他们流派不同，工艺、风格各异。但也正是这种流派上的不断分化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多个制瓷业全盛的局面，推动着陶瓷艺术和工艺的不断进步……
踏上时空的轨道，寻访陶瓷流变的旅程从心灵出发。我们带着对陶瓷和它背后文化的虔诚，听见泥胎在制瓷匠人手中摩挲成型的声音，看见旺旺的窑火中泥胎成瓷的神奇变化。官窑、青花、珐琅彩……陶瓷的流变和中国的历史一起被清晰的结构。
五大名瓷的风流
如今，“五大名瓷”已是一个消弥在时空里的历史概念。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在现实的空间里已难觅踪迹，我们只有借助有限的史料去想象它们曾有的风流。
在宋代，以钧、汝、官、哥、定等“五大名瓷”为代表的众多制瓷流派推动陶瓷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局面。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宋代制瓷窑场的工作流程：匠人们从窑场固定的取土地取来泥土，根据要制作的器物“图纸”制成泥胎，晾干后上釉，然后在祭拜过神灵之后，将泥胎在特定的时刻入窑烧制，窑内温度和开窑时间都被有经验的老匠人严格控制。开窑后，合格的瓷器被留下，稍有瑕疵或成色过于一般的瓷品都被就地打碎、掩埋。
这样的流程在各窑场被严格地执行，任一环节出了差错都会受到责罚。在这样严格的程序和质量控制体系下，五大名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钧瓷的“蚯蚓走泥纹”、汝窑的“蟹爪纹”、官窑的“紫口铁足”、定窑的白釉瓷、哥窑的灰青釉瓷都成为传世的特色工艺。
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代之后，五大名瓷却命运多舛。艺术的、工艺的成就大多湮没于历史的烟云之中。曾在宋代被列为皇家御用，不准民间私藏的钧瓷，到了明代被贪财的万历皇帝以“避讳”为由中止了生产，直到清代才得以恢复。汝窑、定窑也毁于战火，至今，全世界的汝窑传世作品不到70件，而官窑和哥窑的窑址至今仍众所纷纭，传世作品也极为罕见。官窑甚至连瓷器碎片都寻觅不见，以至于有人对它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
景德镇的创造
寻走陶瓷的轨迹，景德镇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所在。在这里，那些普通的，被我们踩在脚下的的泥土成就了太多的陶瓷精品，也为这里赢得了“瓷都”的美誉。
景德镇制瓷始于汉代，由来已久。宋代景德元年(1004)年，皇帝下诏命令此地烧制御瓷，专供皇家，每款瓷器底部都署“景德年制”的年号。或许那位景德皇帝想不到，正是他的诏令开创了景德镇大规模制瓷的时代。
此后的近百年时间里，景德镇的制瓷以官窑为主，规模有限。元代初年，元王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朝廷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制瓷工匠汇集景德镇，专门组织朝廷和官府用瓷的生产。景德镇的制瓷业得以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吸取各家之长。在此基础上，景德镇的角色也开始从一个“总结者”、“吸收者”向“创造者”转化。明代，景德镇在青花瓷的基础上，加入红、绿、黄、紫等彩，开创了著名的成化“斗彩”工艺，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了“五彩”瓷器。景德镇瓷器也逐渐形成了“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明如镜”的独特风格。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这里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而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队和领受了中国皇帝皇命的船队满载着景德镇的瓷器，载着发财的梦想和宣示皇恩的使命，从广州、泉州等地的码头出发，驶向欧洲、阿拉伯，甚至东非。但在景德镇几百年的制瓷史上，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北京的紫禁城。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研究、发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这种融汇了东西方艺术精华的独特瓷器一直被清朝皇家垄断，甚至瓷窑都设在紫禁城内的养心殿。到了清朝中后期，当皇家准备将珐琅彩瓷的窑场迁出紫禁城时，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景德镇。
如今的景德镇还记得这些吗?
青花的传奇
有时，寻走陶瓷路的旅程也要回归印象，去我们的印象中捕捉那最亮的闪光点。毫无疑问，青花就是这样的一个亮点。
在中国文人的印象里，清丽、雅致的青花瓷就像一位恬静的大家小姐，浓妆淡抹，素雅秀丽，自有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清高；而在西方人看来，青花瓷的幽幽蓝釉里又透着浓重的，来自东方的神秘，令人感到美不可言。东西方相异的文化底蕴和审美趣味在青花瓷器上实现了统一。
对青花瓷的喜爱是不分中西的。18世纪，欧洲人对青花瓷的热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疯狂的贵族们想尽一切办法网络青花瓷。欧洲的萨克森侯爵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就曾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帝国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青花瓷器。平均一件青花可以换得 5名精锐的骑兵。这在充斥着浓厚“骑士和领主文化”的欧洲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作为青花瓷器的原产国，中国的皇帝也以青花瓷器为荣。这种精美瓷器不但被皇帝作为国礼赏赐给番邦，还被郑和带到东南亚和东非等地。明朝正统年间，英宗皇帝在光禄寺设宴，招待外国使者。100多桌酒席餐具全部都用的是景德镇青花瓷。对于这些使节们来说，单从餐具上来看，这场宴会就是奢华至极的。青花瓷所独有的清新雅致花色和绝佳的胎型把这些外国人逗引得如痴如醉。有些使者及夫人竟悄悄地把酒盅、碟子装进礼服口袋。宴席散后，皇宫的内侍清点餐具，据说竟被偷走580件之多。
时至今日，东南亚不少国家出土青花瓷碎片后还不会随意摆放，都要镶嵌上黄金之后，收藏在自己的宝库里。而一件元代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在伦敦甚至被拍出2．3亿元的天价。这听起来不可思议的青花传奇至今还在延续……
china：背着文化走世界
二十郎
时间回溯至古代的中国。在广州、泉州的码头上，一群金发碧眼的高个子欧洲人正在和中国商人交涉。由于语言不通，几个小个子的买办和翻译来往穿梭。在他们的对话中，“china(瓷器)”被频频提及。而中国商人手中就拿着几件被洋人称作“china”的物件。他们不时地向洋人比划着，展示自己手中的china，以证明自己所售商品的品质。谈判完成后，洋人们把大把的金银付给中国商人，而劳工们则在洋人的监督下，把一箱箱的china装上停靠在码头的远洋帆船。大帆船厚重的船身在海浪的拍击下左右晃动，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而海浪的另一端，就是这些大帆船要去的地方：西班牙、英吉利、法兰西……
也就在此时，在遥远的西部都市长安，一队高大的骆驼正俯卧在地上，一群中国劳工在几个蓄着大胡须、身 穿长袍的外国人监督下，将一个个捆装结实的箱子放上驼背。几个时辰后，驼队将踏上那跨越沙漠和荒芜之地的丝路。“叮叮当当”作响的驼铃尽头，是一个飘扬着悠扬竖笛乐曲的神秘国度——阿拉伯，而部分箱子还要在那里装船，去向更遥远的意大利、希腊。箱子里装的也是那种名叫“china”的器物。
把瓷器等同于中国(China)的误会始于何时已难以考证。但作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瓷器携着中国文化走遍了世界。
哥德堡号的东方梦
此时，在从欧洲通往亚洲的的大洋航路上，正行驶着一艘古帆船——哥德堡号。和擦肩而过的现代化巨轮相比，它已显得单薄和简陋。但在其背后，却是一个大时代的背影。
18世纪上半叶，也即是中国的清代康雍乾盛世时期，生活奢华的欧洲贵族对中国瓷器、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在当时的贵族家里，如果有几件来自中国的瓷器装点，会是很高的身份象征。 “太阳王”路易十四举行宴会，使用中国的瓷器几乎成了定制，而瓷器也往往成为宴会上的热点话题。十八世纪初，欧洲的萨克森侯爵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甚至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帝国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青花瓷器。在那个时代，瓷器之于欧洲贵族，就如时下我们对奢侈品的热衷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需求带来的是贸易的繁盛。哥德堡号商船就是专营远东至欧洲商路的瑞典东印度公司38艘商船中最新、最大、最漂亮的一艘。其船身全长近60米，能够承载900吨的货物。在1739年到1745年间，哥德堡号三次远航到广州，停泊于黄埔古港。当时，该船从西班牙运来银和银器在广州交换瓷器、茶叶、丝绸等，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国，获得丰厚利润。遗憾的是，在1745年，哥德堡号承载着从广州的黄埔古港码头运载的数万件瓷器和茶叶、丝绸等货物返航时，不幸在距哥德堡海岸仅900米的海上触礁沉没。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和对瓷器的热衷并没有因此中断。不久，瑞典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Ⅱ”号商船，后来在南非沉没。
1984年，瑞典的一次民间考古活动发现了哥德堡号的残骸，从中打捞的精美瓷器以天价被拍卖，吸引了世界的目光。1993年至2003年，瑞典人历时十年，完全使用18世纪的工艺复制了一模一样的哥德堡号。2005年10月，这艘哥德堡三世帆船从瑞典出发，开始了新的东方之旅。
这一次，除了瓷器，它还会带回去什么呢?
瓷器道上的泱泱天朝
明代是中国瓷器技术和艺术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以青花瓷器为代表的一系列艺术精品。明代的皇帝不但热衷于民间进贡的瓷器精品，甚至还亲自造窑，在紫禁城内烧瓷。皇帝还经常把宣扬皇恩的文字与图画烧在瓷器上，作为“宝瓷”赐给大臣和臣服的番邦，以宣示天朝的皇恩。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宝船”上更是装载了数量巨大的瓷器，赐给沿途各国的统治者，以至于从东南亚到东非各国均有明代瓷器出土。
2004年初，地处东南亚的文莱在拓宽文莱河支流桑底河时，发现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用瓷器碎片铺就的古道。破碎的瓷器碎片中有一部分是产于中国的宋代瓷器，还有相当部分是明代时生产的青花瓷，其品种几乎囊括了瓷器的所有种类和器形。有些残片上还刻有“XX记”的汉字落款。根据记载，明朝时，文莱还没有掌握烧制瓷器的技术，有位文莱国王曾乘坐郑和的“宝船”来到中国，后因病在中国去世，葬于南京乌龟山麓。这条两公里的瓷器古道中的明代瓷器会不会是明朝赐予这位国王的“国礼”，抑或是由郑和带去的?又是为什么会和宋代瓷器一起铺就了两公里的古道?
历史已无从考证，但瓷器古道上却依旧荡漾着天朝曾有的辉煌。
威尼斯人的中国印象
威尼斯是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乡。当他在中国的元朝生活了二十年后，回到威尼斯时，人们纷纷对这位身穿鞑靼(中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称谓)服装的“故人”避之不及。因为在教会的说教下，中世纪欧洲人印象里的“东方”是空无人烟的，住在那里的都是野兽和妖魔。在他们的心目中，像马可·波罗这样和妖魔打交道是灵魂的堕落。
可当马可·波罗拿出从东方带回的“宝物”时，威尼斯人的眼睛亮了。他的这个“东方博览会”轰动了整个威尼斯。威尼斯人不得不相信在东方，还有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度。而马可·波罗的宝物中，有相当部分就是瓷器。
威尼斯人被瓷器所代表的东方化物质生活征服了。当他们知道如此精美的宝贝竟是中国人日常用来吃饭、喝茶，甚至去厕所使用的日用品时，他们确凿地相信，中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天堂。
我们必须感谢马可·波罗，因为他，中国第一次真实地出现在威尼斯人的印象里。我们更要感谢瓷器，因为在这次珍贵的形象信息传递中，它是一个伟大的象征符号，一个真实的China。
瓷器：中式生活风化史
布 克
不管在哪家综合性的博物馆，瓷器都不是引人瞩目的藏品。因为它不如那些见证了金戈铁马、历史变迁的文物引人遐想，也不如那些辗转于名人雅士、达官贵人之手的金玉书画瑰丽高雅。多数的瓷器藏品和我们正日常使用着的杯碗盘碟一样，只是记录了它那个时代最平常不过的日常风化史。
饮食之器－中式的精致
瓷器曾是中国人专享的餐饮器皿。时至今日，瓷器仍是我们每天吃饭、饮茶时最常用的器物。以瓷器为主的餐具演变，记录了崇尚“民以食为天”理念的中国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
瓷是有粗细之分的。古代贵族们对精美细瓷的追求曾是制瓷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吃饭用什么瓷碗，盛汤用哪种瓷盆，甚至包括夹菜用的瓷筷和饮茶用的茶具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的。至于家境并不富有的穷人，则没有那么多讲究，一个粗瓷大碗甚至陶制的瓦片就打发一切了。
如今收藏在故宫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就是古人对精美细瓷追求的最极致代表。这对小杯胎体薄如蝉翼，高不过7厘米的杯壁上被技法超群的画师绘制了秋季的三个月里各异的景色。此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朱见深。这位历史上以“恋母情结”而著称的皇帝为了讨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贵妃欢心，搜罗了天下的奇珍。但他还不满足，就命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就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
如今，斗彩三秋杯的主人和他们的传奇故事早已被历史湮没，而三秋杯在全世界也只剩下故宫珍藏的这一对。据说由于胎体太薄，文物专家们拿捏三秋杯时都要小心翼翼：手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否则敏感的杯体就可能由于冷热的微小变化而炸裂。
或许这种近乎极致的敏感境界正是中式精致生活的追求。
家居之器－中式的审美
在制瓷匠人的不断探索中，瓷器从原有单一的盛放器皿向更多的样式、款式发展，颜色也由单调的白色，逐步发展出黑釉瓷、红釉瓷、灰青釉瓷、青花瓷、斗彩瓷、五彩瓷，直至清代发展出了珐琅彩瓷。瓷器的实用功能之外，更多地被用于家居，呈现出装饰的功用。
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的宋代 贵族习惯于在庭院里摆上两个瓷器水缸，以象征着吉祥如意。而客厅里，梅瓶、瓷如意也都是常见的装饰，甚至于小孩子用的虎头枕也被“瓷器化”。宋代的瓷器以钧瓷最为名贵，按照祖制每年只能生产三十六件，并分别赐御封号。热爱钧瓷的宋徽宗甚至下旨规定钧瓷为皇家御用，民间不得私藏，以保证钧瓷的高贵出身。但也正是这位宋徽宗，在自己用瓷器做装饰品时极尽奢侈之能事。有史料就曾记载，宋徽宗在皇宫内修了一个新的花园之后，竟下令花盆全部使用钧瓷制作。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奢侈的花盆了。
在各种装饰用的瓷器中，元代的蓝釉瓷器常常被人忘记，因为这种瓷器传世完整者十分稀少，在全世界也只剩下12件，而且大部分藏于国外各大博物馆。这种通体泛着宝石光芒的瓷器是符合宋元时期文人贤士们清高、雅致的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的。
后来，瓷器的品种越来越复杂，明代人热衷于青花和彩瓷，清朝的皇族更是身体力行，发明了珐琅彩瓷……而这些也大都成为皇家或普通人家的家居装饰。
时事流转，瓷器的发展糅合了越来越多的时尚元素，但不论是西方人热衷的青花瓷，还是中国人家里摆放的五彩瓷，其背后的生活趣味却永远是地地道道China的!
信仰之器－中式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从来不如西方有那样浓重的宗教和神魔因素。古往今来，大多数的中国人信奉的是自然之灵。他们每年要祭拜天地之神，祭拜四季之神，祭拜名山大川之神，祭拜金木水火五行之神，祭拜自己的祖先之灵，甚至门神、灶神……而瓷器，融合了土、水之灵和木、火之魂，成为中国人精神信仰的聚合物。
当盛放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瓷被武则天恭敬地奉上神坛时，瓷器的意蕴就不再仅仅是中国人物质生活的一个器物。它被附加上了信仰和精神的内涵，成为中国人对天地、自然的一种理解。
著名的“瓷都”景德镇早在元明时就制作瓷器人像雕塑，尤以雕造神像著名。至今在四川峨眉山脚的一座寺庙内，还保留了一尊明代时期由景德镇烧造，高达2．47米的卢舍那大瓷佛。而那些被无数中国人“请”到家里供奉的瓷观音、财神更是将中国人的信仰习惯“平民化”，让信仰和崇拜不再局限于寺庙和佛堂，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瓷器和它所聚合的信仰追求，以及因它而波延的信仰“日常化”正是那个创造它的民族所特有的性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