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房的镜框中拿出这副鞋垫的我，怎么也忘不了，孩子来复诊的那天，我看到病灶消失时自己眼角的一丝笑，还有他爸爸掏出这副鞋垫时涨红的脸。当时诊断之困难历历在目。
　　这名患者第一次来我院就诊时年仅17岁，他爸爸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特别朴素、忠厚。仔细辨析听他叙述，我基本了解男孩的病情：某日早上，男孩出现发热、流黄鼻涕，中午看东西模糊、渴睡，晚上喊不醒，家里意识到问题严重，急忙送往县医院。可是经抗生素输注后，男孩的高热始终未退。当地一名老中医给他服用安宫牛黄丸，两三天后男孩热退、苏醒。可几个月后，男孩又发生类似状况，之后多次发热、视力减退、迅速昏迷，父母遂将他送往大医院，医生怀疑是脑静脉窦血栓，可抗凝治疗后依然没有好转。最后，他们辗转到北京我院诊治。
　　为让孩子尽早得到治疗，孩子的父亲高价从“号贩子”手里买到我们神经内科中西医结合专家高主任的号。高主任知道后对他说：“你把号退给‘号贩子’，我给你加号。”经仔细诊治，主任将男孩收住院，他的父亲不停地感激。我被安排作为男孩的主治医师，带领手下的住院医师开始探索：患者每次发病都出现发热、视力下降、意识障碍，颅内病灶从小脑、脑干、丘脑多发，于是我们为他进行腰椎穿刺术检查，结果脑脊液检查全部正常。这可真是疑难之极，我们又开始“头脑风暴”。有人怀疑是Bickerstaff脑干脑炎，这是一种发生于脑干的非特异性炎症，可能与病毒感染后变态反应性脱髓鞘有关。的确，从症状影像上来看很符合，可患儿的脑脊液抗GQ1bIgG抗体为阴性，而Bickerstaff脑干脑炎患者的抗GQ1bIgG抗体为阳性，所以这一诊断被一票否决。鉴于孩子年纪小，我们考虑是否是肿瘤，最有可能的是淋巴瘤或生殖细胞瘤，随后我们进行脑脊液病理排查以及血特异性指标检查，结果都没有阳性发现。
　　走到这一步，无疑该病例的诊断是块“硬骨头”，可我们中西医结合组必须迎难而上。高主任仔细望闻问切，结合各项诊断结果，辨证为湿毒蕴脑，为患者开了涤痰开窍的中药汤剂，并用我院“院宝”抗瘤丸进行治疗（抗瘤丸是20世纪70年代我院一名西医老太太在中药房里研制出来的纯中药制剂，可有效抑制胶质瘤细胞的增生，挽救了很多脑胶质瘤患者的生命，我们中西医结合组有时候用以治疗神经免疫类疾病）。我再仔细问诊病史，发现孩子只有一次意识迅速好转，是在当地乡镇卫生院不规范的激素治疗后发生的，结合他反复发作的病程，我大胆推测应该是免疫相关疾病，很可能是原发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免疫类疾病的治疗有句行话“误诊不误治”，意思是即使诊断不明，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也能治疗。
　　经过激素冲击治疗，结合主任的中药和抗瘤丸，男孩视力逐渐恢复，精神状况也越来越好。我们在全科病例讨论会上就该病例与各科专家讨论，希望集思广益。全科病例讨论会在我院每周举行一次，邀请各相关科室专家分享疑难病例、进行多学科讨论，神经科退休的资深专家也会到场会诊。会上，我展示患者治疗前后的舌苔情况，各位专家各抒己见，探讨如何诊断。病例讨论会后，好几位同事前来“取经”，问我们怎么用中药加抗瘤丸把患者的舌苔治疗得那么干净。我深刻感受到，想解决患者病痛、为其找到具体治疗方法的医生都是敏而好学的。
　　1个多月的治疗后，男孩的头颅核磁结果基本恢复正常，语言表达也逐渐流利，视力完全恢复。男孩的爸爸涨红了满布皱纹的脸，很不好意思地从包中掏出一副手工绣制的精美鞋垫递给我。他说，这是孩子的妈妈为我做的。我接过鞋垫，差点绷不住泪流。在治疗上选择西医还是中医，我几乎没有“科学严谨的追求”，什么管用就用什么，只要患者获益就行。神经内科疑难病例的诊断，就像福尔摩斯探案，成功明确的诊断会给医生带来莫大的成就感。但是具体的治疗方法，我认为，哪怕是说不清科学道理的方法，只要能够改善症状、治愈患者，就比什么都重要。
　　我默默地把鞋垫再次装进镜框，放在书房，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做一名能真正解决患者问题的临床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