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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发展既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与展现，同时也内蕴着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与人本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发展实现由“人的全面发展”到“人的可持续发展”再到“人的综合性发展”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不断实现由“人的本质向个性的张扬与发展”到“人的本质向类的复归与发展”再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的转变。
关键词：技术发展；人本诉求；人的本质表现样态；历史嬗变
中图分类号：G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2—0017—05
技术作为人与客观世界实践性关系的中介，其发展既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与展现，同时也内蕴着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与人本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发展实现由“人的全面发展”到“人的可持续发展”再到“人的综合性发展”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不断实现由“人的本质向个性的张扬与发展”到“人的本质向类的复归与发展”再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的转变。当前，理性而系统地分析技术发展的人本诉求与人的本质表现样态历史嬗变之间的理论关联，这无论是对完善技术发展的人本理论研究，还是对于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一、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
如果说技术(technology)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借助于工具的人类理性活动，是人类借以利用与控制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操作体系，那么，作为人与客观世界实践性关系的中介，技术发展既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与展现，同时也内蕴着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与人本诉求。技术是人的技术，人是技术的主体，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尽管任何技术的发明与创造都离不开前人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准备，也离不开社会中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支持与付出，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技术发明与创造，是由某一个特别优秀的发明者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完成的。伟大的技术发明往往是同某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发明是这样，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的宦官蔡伦，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北宋的毕升，“候风地动仪”的发明者是东汉的张衡……近代以来的发明也莫不如此，火车的发明者是英国的乔治·史蒂芬逊，汽车的发明者是德国人卡尔·本茨，电话机的发明者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电灯的发明者是爱迪生，电报的发明者是美国人莫尔斯，而镭的发明则是与居里夫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出，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具有很强的个体指涉性。
正是因为技术发展的这种个体指涉性，再加上技术本身就是能够创造稀缺性资源——财富的生产力。因而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个己性。古代手工业师傅的手艺是一脉单传的，表现为各式各样的“祖传秘方”，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则往往受到各种各样“专利”的保护，其转让是需要交纳高昂的“版权使用费”的。当然，技术发展的这种封闭性并非意味着技术的所有方面都是保密的，事实上，技术的创造性成果则往往作为普通“商品”或“类商品”在社会上流通，甚至商家为了使“商品畅销”而不惜重金作广告，但制造这种“商品”或“类商品”的特异方法与技艺则往往是秘而不宣的。技术发展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个己性与其说是技术本身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个己性，毋宁说是人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个己性即人的个体本质的外化和展现。人的个体性或个体本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动力源泉，也是技术发展与革新的主要推动力。在古代，由于受到非技术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的个体本质长期受到压抑甚至被窒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培育以及社会自主性地位的提高，人的个体本质得以展现，个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释放，技术发明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可以看出，技术发展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本质的外化和展现，技术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尽管人的全面发展牵涉到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但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也具有很强的个体指涉性，意在强调社会中个人各方面素质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发展系指普遍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属人的某种东西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人以外的某种东西的发展，其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人的”与“全面”的认识上。马克思指出，“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即需要摆脱各种强制的人身依附与人身限制；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个性的张扬以及个体能力的提高；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个人各方面能力的提高，一句话，人的全面发展其实就是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如果说技术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而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本质上又是个性张扬以及个体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不断释放的过程，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会为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提供巨大的推动力。综上所述，技术发展的个体性内蕴着人的个体本质诉求，其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其本质上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二、技术发展的社会性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的本质向类生存的复归与发展
技术发展的个体指涉性以及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极大地调动了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这已成不争的事实。马克思曾经就有精辟的论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发展的个体指涉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市民社会形塑的最终决定力量，技术发展的个体指涉性直接模塑了市民社会的个体性和利己性。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㈣“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马克思也认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然而，技术毕竟只是人与客观世界实践性关系的中介，其发展尽管离不开个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但技术的 发展不只是人的问题，它还受到客观物质世界即资源的限制和制约，在资源有限即稀缺的情况下，具有发展的限度和增长的极限。
技术进步史表明，过分追求技术的个体指涉性，过分追求人的个性实现和自我利益的满足，会酿成极为严重的主体意义危机、社会道德危机以及自然生态危机，这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也不利于技术的进步，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乃至面临灭顶之灾。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片面占有。技术的发展尽管逐步摆脱了自然对人的束缚与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拒斥了对自然的神化及宿命态度，但如果过分在个体利益驱使下，对自然进行无限度的技术开发、征服与索取，则往往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在当代，环境退化、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现象，空气污染严重、世界性水资源枯竭、森林惨遭毁灭、沙漠化程度加剧、物种不断减少、臭氧层变薄……像“世界杯”一样巡回展出的“疯牛病”、“非典”、“禽流感”等则更是把整个人类推向了风险社会的历史深渊。其次，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体现为功利原则片面导向下的社会畸形发展。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私有化、个己化以及理性化的倾向，尽管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但过分的私有化、个己化及理性化则往往诱发功利原则的片面导向，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绝对技术理性主义给人类带来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横流的“物欲”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人的精神在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渺小无助以及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完全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人”，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主体意义危机；而货币对人的价值的排斥以及人被商品化的危险倾向则导致道德衰落，并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
可以看出，技术的过分理性化以及人的本质的过分个性化张扬与极端化发展，不仅使人的全面发展陷入了歧途，反过来还限制和制约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它同时也表明，只有对这种过分的技术理性主义以及过分个性化张扬与极端化发展进行深刻的理论一实践反思并实施行之有效的遏制与引导，我们才有可能挽救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事实上，技术发展除了个体指涉性之外，还有社会指涉性，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与革新尽管总是同某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真正伟大的能够流传至今的重大技术发明与创造无不是依赖社会化的过程来实现的。正如现今的学术研究有学派一样，古代的作坊师傅往往也不断招收学徒来传其技艺，这是因为个体的生命是极其有限的，只有社会才能延续其技术的寿命。这同时也表明，人的本质除了个体本质之外还有“类本质”，人既是社会中的个人，也是构成社会关系网络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分子。这种技术的“社会性”以及人的“类”本质事实上是个“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也就是个技术可持续发展或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技术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个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的可持续发展强调整个人类的利益与发展优于或高于具体个人的利益或发展，强调当代人的需要和发展要以不损害子孙后代、并能满足当代人其需要能力的发展为限度。一般而言，人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对过分技术理性主义以及人的本质过分个性化张扬与极端化发展的深度反思。其二，人的可持续发展尽管没有忽略社会中具体个人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的个体指涉性，但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强调整个类的生存以及技术的社会性发展问题，也就是说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类”指涉性。其三，人的可持续发展意在反对那种破坏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纯粹科技理性主义，强调正确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为此，“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最后，人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人与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等几重相互关系。不管怎样，人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对纯粹科技理性主义以及极端化人的全面发展的扬弃与超越，是技术发展社会性的典型体现，是人的本质向类的复归与发展。
三、技术发展的公共性与人的综合性发展：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
技术发展的社会性以及人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克服了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极端化弊端，然而，事实表明，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极易在实际操作中走向极端，也就是说，那种过分地强调技术的社会性以及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忽略技术的个体指涉性以及个体利益与要求的极端化倾向。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人力来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能够起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但长此以往则往往会挫伤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过分强调类的发展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以及市民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违背了技术发展的规律性。譬如，建国初期，我国为了尽快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事实上选择了一条主要强调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路线，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表明，当初的这种选择具有历史形成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客观上为“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以及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真正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但历史同样表明，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过分强调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乃至忽视甚至忽略个体的利益与要求，因而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不利于技术创新与发展，也不利于与世界接轨，从而事实上丧失了几次重大的现代化发展机遇，错失了世界第1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机会，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由此可见，过分强调技术发展的社会性以及极端化的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同样不利于实现人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只有有效协调极端化的人的可持续发展与极端化的人的全面发展之间以及技术发展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有效协调人的个体本质与类生存本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良性运行的实现才成为可能。历史表明，技术发展的公共性很好地协调了这一矛盾和冲突，为实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除了技术发展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之外，技术发展还表现为公共性。技术发展的公共性，一方面，“意味着从差异中寻求共同善”，也就是强调类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公共性“还存在于公民的公共权利的具体化中，这是由政治集团赋予个体的一个新的本质”，也就是强调个性的张扬与自由发展。而事实上，人的个体本质与类生存本质之间、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 间矛盾和冲突的协调过程就是人的综合性发展的过程。人的综合性发展是人的发展的良性运行状态，这种发展强调那种个性张扬、科技理性最大化的人的全面发展要以不损害整个类的生存发展为限度，而那种强调整个类的发展的人的可持续发展也要不以牺牲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的发挥为代价。总之，人的综合性发展是介于极端化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一种发展状态，是技术发展长期进化的必然趋势以及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不仅有效协调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细微矛盾和冲突，而且事实上丰富了人的本质内涵，实现了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
毋庸讳言，人的综合性发展同时实现了对极端化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技术发展的过分个体性与极端社会性之间的双重超越，这是因为技术发展所追求的人的发展不是绝对的个性张扬与发展，也不是绝对的类生存的可持续发展，而应当是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然而，要真正实现人的综合性发展，真正推动技术发展与创新，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还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和谐的建设理念。建设和谐社会，既不能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过分强调人的个体本质，甚至以人的个体本质压制、忽略乃至取代人的类本质；也不能为了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就过分强调人的类本质，甚至以人的类本质压制、忽略乃至取代人的个体本质。前者容易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以及生态危机，后者则容易挫伤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不利于技术发展。其次，要坚持非均衡又相互协调的建设理念。要有效协调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细微矛盾和冲突，实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以及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两者之间的平均发展，也不是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说应当视社会发展以及技术发展的特定条件而定，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应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也就是非均衡又相互协调的发展。最后，用发展的办法解决人的发展问题。不要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就忽视人的发展、技术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好比自行车只有在保持一定的速度的前提下才能平衡一样，人的发展与技术的发展也只有在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实质上的和谐化发展。
责任编辑：王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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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发展；人本诉求；人的本质表现样态；历史嬗变
中图分类号：G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2—0017—05
技术作为人与客观世界实践性关系的中介，其发展既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与展现，同时也内蕴着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与人本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发展实现由“人的全面发展”到“人的可持续发展”再到“人的综合性发展”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表现样态不断实现由“人的本质向个性的张扬与发展”到“人的本质向类的复归与发展”再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的转变。当前，理性而系统地分析技术发展的人本诉求与人的本质表现样态历史嬗变之间的理论关联，这无论是对完善技术发展的人本理论研究，还是对于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一、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
如果说技术(technology)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借助于工具的人类理性活动，是人类借以利用与控制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操作体系，那么，作为人与客观世界实践性关系的中介，技术发展既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与展现，同时也内蕴着极为深刻的实践底蕴与人本诉求。技术是人的技术，人是技术的主体，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尽管任何技术的发明与创造都离不开前人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准备，也离不开社会中其他个人或群体的支持与付出，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技术发明与创造，是由某一个特别优秀的发明者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完成的。伟大的技术发明往往是同某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发明是这样，造纸术的发明者是东汉的宦官蔡伦，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北宋的毕升，“候风地动仪”的发明者是东汉的张衡……近代以来的发明也莫不如此，火车的发明者是英国的乔治·史蒂芬逊，汽车的发明者是德国人卡尔·本茨，电话机的发明者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电灯的发明者是爱迪生，电报的发明者是美国人莫尔斯，而镭的发明则是与居里夫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出，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具有很强的个体指涉性。
正是因为技术发展的这种个体指涉性，再加上技术本身就是能够创造稀缺性资源——财富的生产力。因而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个己性。古代手工业师傅的手艺是一脉单传的，表现为各式各样的“祖传秘方”，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则往往受到各种各样“专利”的保护，其转让是需要交纳高昂的“版权使用费”的。当然，技术发展的这种封闭性并非意味着技术的所有方面都是保密的，事实上，技术的创造性成果则往往作为普通“商品”或“类商品”在社会上流通，甚至商家为了使“商品畅销”而不惜重金作广告，但制造这种“商品”或“类商品”的特异方法与技艺则往往是秘而不宣的。技术发展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个己性与其说是技术本身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个己性，毋宁说是人的封闭性、保守性和个己性即人的个体本质的外化和展现。人的个体性或个体本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动力源泉，也是技术发展与革新的主要推动力。在古代，由于受到非技术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的个体本质长期受到压抑甚至被窒息，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培育以及社会自主性地位的提高，人的个体本质得以展现，个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释放，技术发明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可以看出，技术发展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本质的外化和展现，技术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及其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事实上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尽管人的全面发展牵涉到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但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也具有很强的个体指涉性，意在强调社会中个人各方面素质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发展系指普遍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属人的某种东西在个人那里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人以外的某种东西的发展，其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人的”与“全面”的认识上。马克思指出，“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即需要摆脱各种强制的人身依附与人身限制；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为个性的张扬以及个体能力的提高；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个人各方面能力的提高，一句话，人的全面发展其实就是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如果说技术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而人的全面发展过程本质上又是个性张扬以及个体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不断释放的过程，那么，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会为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提供巨大的推动力。综上所述，技术发展的个体性内蕴着人的个体本质诉求，其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其本质上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二、技术发展的社会性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的本质向类生存的复归与发展
技术发展的个体指涉性以及人的本质向个性张扬的延伸与发展，极大地调动了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这已成不争的事实。马克思曾经就有精辟的论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发展的个体指涉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市民社会形塑的最终决定力量，技术发展的个体指涉性直接模塑了市民社会的个体性和利己性。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㈣“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马克思也认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然而，技术毕竟只是人与客观世界实践性关系的中介，其发展尽管离不开个体的人的创造性活动，但技术的 发展不只是人的问题，它还受到客观物质世界即资源的限制和制约，在资源有限即稀缺的情况下，具有发展的限度和增长的极限。
技术进步史表明，过分追求技术的个体指涉性，过分追求人的个性实现和自我利益的满足，会酿成极为严重的主体意义危机、社会道德危机以及自然生态危机，这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也不利于技术的进步，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都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乃至面临灭顶之灾。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片面占有。技术的发展尽管逐步摆脱了自然对人的束缚与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拒斥了对自然的神化及宿命态度，但如果过分在个体利益驱使下，对自然进行无限度的技术开发、征服与索取，则往往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在当代，环境退化、生态危机已成为全球性的现象，空气污染严重、世界性水资源枯竭、森林惨遭毁灭、沙漠化程度加剧、物种不断减少、臭氧层变薄……像“世界杯”一样巡回展出的“疯牛病”、“非典”、“禽流感”等则更是把整个人类推向了风险社会的历史深渊。其次，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体现为功利原则片面导向下的社会畸形发展。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私有化、个己化以及理性化的倾向，尽管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但过分的私有化、个己化及理性化则往往诱发功利原则的片面导向，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绝对技术理性主义给人类带来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横流的“物欲”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人的精神在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渺小无助以及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完全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人”，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主体意义危机；而货币对人的价值的排斥以及人被商品化的危险倾向则导致道德衰落，并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
可以看出，技术的过分理性化以及人的本质的过分个性化张扬与极端化发展，不仅使人的全面发展陷入了歧途，反过来还限制和制约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它同时也表明，只有对这种过分的技术理性主义以及过分个性化张扬与极端化发展进行深刻的理论一实践反思并实施行之有效的遏制与引导，我们才有可能挽救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事实上，技术发展除了个体指涉性之外，还有社会指涉性，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与革新尽管总是同某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真正伟大的能够流传至今的重大技术发明与创造无不是依赖社会化的过程来实现的。正如现今的学术研究有学派一样，古代的作坊师傅往往也不断招收学徒来传其技艺，这是因为个体的生命是极其有限的，只有社会才能延续其技术的寿命。这同时也表明，人的本质除了个体本质之外还有“类本质”，人既是社会中的个人，也是构成社会关系网络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分子。这种技术的“社会性”以及人的“类”本质事实上是个“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也就是个技术可持续发展或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技术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个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的可持续发展强调整个人类的利益与发展优于或高于具体个人的利益或发展，强调当代人的需要和发展要以不损害子孙后代、并能满足当代人其需要能力的发展为限度。一般而言，人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人的可持续发展是对过分技术理性主义以及人的本质过分个性化张扬与极端化发展的深度反思。其二，人的可持续发展尽管没有忽略社会中具体个人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的个体指涉性，但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强调整个类的生存以及技术的社会性发展问题，也就是说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类”指涉性。其三，人的可持续发展意在反对那种破坏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纯粹科技理性主义，强调正确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为此，“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最后，人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人与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等几重相互关系。不管怎样，人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对纯粹科技理性主义以及极端化人的全面发展的扬弃与超越，是技术发展社会性的典型体现，是人的本质向类的复归与发展。
三、技术发展的公共性与人的综合性发展：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
技术发展的社会性以及人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克服了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极端化弊端，然而，事实表明，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极易在实际操作中走向极端，也就是说，那种过分地强调技术的社会性以及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忽略技术的个体指涉性以及个体利益与要求的极端化倾向。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人力来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能够起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但长此以往则往往会挫伤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过分强调类的发展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以及市民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违背了技术发展的规律性。譬如，建国初期，我国为了尽快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事实上选择了一条主要强调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路线，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历史表明，当初的这种选择具有历史形成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客观上为“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以及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真正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但历史同样表明，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过分强调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乃至忽视甚至忽略个体的利益与要求，因而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培育，不利于技术创新与发展，也不利于与世界接轨，从而事实上丧失了几次重大的现代化发展机遇，错失了世界第1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机会，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由此可见，过分强调技术发展的社会性以及极端化的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同样不利于实现人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只有有效协调极端化的人的可持续发展与极端化的人的全面发展之间以及技术发展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有效协调人的个体本质与类生存本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良性运行的实现才成为可能。历史表明，技术发展的公共性很好地协调了这一矛盾和冲突，为实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除了技术发展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之外，技术发展还表现为公共性。技术发展的公共性，一方面，“意味着从差异中寻求共同善”，也就是强调类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公共性“还存在于公民的公共权利的具体化中，这是由政治集团赋予个体的一个新的本质”，也就是强调个性的张扬与自由发展。而事实上，人的个体本质与类生存本质之间、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 间矛盾和冲突的协调过程就是人的综合性发展的过程。人的综合性发展是人的发展的良性运行状态，这种发展强调那种个性张扬、科技理性最大化的人的全面发展要以不损害整个类的生存发展为限度，而那种强调整个类的发展的人的可持续发展也要不以牺牲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的发挥为代价。总之，人的综合性发展是介于极端化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一种发展状态，是技术发展长期进化的必然趋势以及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不仅有效协调了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细微矛盾和冲突，而且事实上丰富了人的本质内涵，实现了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
毋庸讳言，人的综合性发展同时实现了对极端化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以及技术发展的过分个体性与极端社会性之间的双重超越，这是因为技术发展所追求的人的发展不是绝对的个性张扬与发展，也不是绝对的类生存的可持续发展，而应当是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然而，要真正实现人的综合性发展，真正推动技术发展与创新，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还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和谐的建设理念。建设和谐社会，既不能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过分强调人的个体本质，甚至以人的个体本质压制、忽略乃至取代人的类本质；也不能为了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就过分强调人的类本质，甚至以人的类本质压制、忽略乃至取代人的个体本质。前者容易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以及生态危机，后者则容易挫伤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不利于技术发展。其次，要坚持非均衡又相互协调的建设理念。要有效协调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细微矛盾和冲突，实现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的和谐化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个体本质与类本质以及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两者之间的平均发展，也不是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说应当视社会发展以及技术发展的特定条件而定，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应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也就是非均衡又相互协调的发展。最后，用发展的办法解决人的发展问题。不要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技术发展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就忽视人的发展、技术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而“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好比自行车只有在保持一定的速度的前提下才能平衡一样，人的发展与技术的发展也只有在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其实质上的和谐化发展。
责任编辑：王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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