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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很多年轻人怀着朝圣一样的心情来到这里，他们在这个被称为“首都”的地方寻找着自己的价值和生存的可能性。时过境迁，有多少人会在这座城市赢得自己的栖身之所？有多少人只会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有一天，有许多话要说的人，要长期地把话藏在心间；
有一天，要点燃电火光的人，要长时期地做天上的云。
——尼采
逼近理想
想换一份新工作的郑宇，趴在床上睡不着，时针指向凌晨三点钟。这是他要寻找的第四份工作。
郑宇是北京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员工，负责单位的网络运行，同事喊他“网管”。在郑宇的简历上，“工作经验”一栏上写着：三年。他的个人经历乏味可陈，两前年毕业于东北某大学信息系，迄今换过三份工作。
2005年，他带着一卷行李、几件衣服还有一箱子书从辽宁来到了北京。当时还在读大四的他，很有优越感，因为在他成为北漂族时，一些同学还在家乡四处托关系寻觅实习岗位。
2008年春节，同学聚会上，有同学认为他在北京混迹很有勇气，有魄力，有发展。桌上的一些留守家乡的同学，是动用家里所有火力安排了工作，郑宇甚至对他们开始羡慕，因为在北京吃过的苦头，旁人很难知道，他曾在博客上写过“只有自己懂自己，只有自己善待自己”。
尽管今天的大学生，已消褪了“天之骄子”的光辉，但在找工作上，郑宇还是最看不惯两类人：一种是依靠家里关系，一种是为逃避就业，而选择考研或结婚。
2005年夏天刚来北京的他，寄居在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师兄家里，白天四处寻找工作，晚间悻悻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第一份工作还算顺利，来京后的第七天，在国展招聘会上，一家网络公司相中了他。虽然薪水仅有700块，师兄笑话他等同于做销售的底薪。他却很高兴，当天晚上买了两瓶啤酒，与师兄对饮，算是犒劳自己一次，他自己说这有点像罗兰•巴特所说：“有节制的醉”。
一周之后，他搬进了海淀清河清缘里小区的一家地下室，付了200块钱的房租后，还有余钱，翻开箱子里的带来的大学时买的小说，一个人对着墙傻笑。
“现在回头来看，第一份工作还很顺利，至少把就业难题解决了”，郑宇告诉记者，只是在地下室住了一年之后，才知道刚就业的兴奋劲已烟消云散。地下室潮湿阴冷，洗后在屋子里挂了两天的衣服还没干。床下长着蘑菇，偶尔墙上有蟑螂虫子爬过.
但一想到，还有很多与自己一样情境的北漂族，他复杂的心思便开始坦然，他逐渐习惯与蘑菇、虫子以及没有干透的衣服做朋友。
一年后，屋子里新增添了电视，这是除了床铺、衣架之外惟一的家居摆设。也正是在这时，他所在的公司因资金链问题倒闭，郑宇被波及，仅有的700块工资也成了奢望。此后的一个月，郑宇吃着馒头，连5元钱的豆腐乳都舍不得买，电视里最大声地放着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他认为这对得起他23岁的青春。
2006年8月份，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他去了中关村卖电脑，月收入在2000块左右。10月份，他从地下室搬家到海淀西苑的一间平房，这里离中关村比较近，集中的多是“IT族”，在郑宇看来，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卖电脑的。
屋子与先前的地下室面积几乎相近，七八平米，但租金贵了两百。屋子离公交车站有三站地，与公共厕所有50米，每天上班走在公交站点的路上，能看到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拎着几元钱买来的夜壶，急冲冲赶往厕所。
夏天，公共厕所散发的难闻味道，吹进他的屋子，郑宇并不在意。蚊蝇聚集的垃圾堆就在屋子对面，他业已习惯。他最在乎的是，一个理想青年能在北京坚持住自己的理想，以及靠自己的拼搏，会换得职业的发展。
他不安于卖电脑，因为这不是他的理想。虽然大学所学专业是网络信息产业，但是他认为自己有文艺细胞。2007年7月，他找到了第三份工作，在一个文化传播公司，虽然做着网络维护工作，但至少与公司名称的“文化”二字沾边，他很是高兴。
直到工作至今，他有了新的想法，跳槽，或者改行。在北京，这很常见。只是迷茫的是，他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该做什么，职业规划、人生定位，他在十字路口从未有过的困顿和彷徨。
记者采访郑宇的两天前，邻居搬走了，房东告诉郑宇说，邻居在北京混不下去了，“三个月没有工作，心态毁了”。
最近一年间，他的几个同学来到北京，不久又相继离开，因为曾经到这里奔赴闯荡的梦想破碎。离京前，他们给郑宇打了电话，让他一定坚持住，不要像他们做“逃兵”、“过客”。
郑宇的住所没有空调，24小时开着的电风扇，一直吹着热风。几乎每个周末，他都步行去四站地之外的海淀桥北，去中关村图书大厦读书，或者去旁边的中国书店、第三极书城。
郑宇认为，书店是夏天避暑的好天堂。有空调，很凉爽，既不花钱，又可以求学获知。“一举多得”，郑宇告诉记者，他往往带着一瓶从家里灌进瓶子里的凉开水，在书店里坐上一整天。偶尔看书累的时候，去卫生间抽根烟。直到天气炽热高峰阶段过后，再步行回家。
只是自诩禀赋优秀的郑宇，越发地觉得自己无法融入北京这座城市。就是在最近，他发现自己“病”了，对如今从事的工作并不满意，薪水不高，离自己理想却很远。“这是心病”，郑宇告诉记者。
郑宇在博客上写出一段文字，“城市烟火，城市面容，城市憔悴，城市病态。这些都与生活有关，与心情有关，与性格有关，更是与工作有关。”
这天晚上，郑宇摸着兜里仅有的十元钱，想去买一包泡面。等到拎着泡面回来时，他顺便买了一包三元钱的劣质烟。很久没抽了，他想改善一下，放纵自己，哪怕只一次。
三天后的2008年7月25日，在落日的余晖中，西苑，这个北漂族的集散地，开始骚动起来。像往常一样，公交车上簇拥的人流中，郑宇挤下来，与很多上班下班的人一起，钻入了回家的洪流。他认为自己还是幸福的，尽管明天还要奔赴下一个应聘地点，但因为青春，年轻，还有远处看不清的理想等着他。
他的背包里装着一本卡夫卡的《城堡》，在这个玄幻的意识流小说中，他对未来充满迷茫，充满期许。他想起了卡夫卡的那句话，“人生的所有差别，在于道路的选择。”
冲向北京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湖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泰戈尔
再有两个月，涛子就去北京把自己“卖”掉。现在的他，蜗居在辽宁锦州的一所房子里，锻炼吃苦，他说这是去北京前的基本功。
对北京，毕业生涛子坦陈并不了解，虽然因学习来过北京两次。但是，他认为这里是理想主义者的求职“圣地”。
殊不知，两年前，就有专家指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角落，渐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廉价聚居地。
这一“高知贫民”群体，与上个世纪80年代在北京中关村一带创业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卑微的落差，聚居一起，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被社会学冠名为“新失业群体”。
但涛子透过北京这块理想“圣地”，看到的不仅有就业坦途，还有青春的演绎和梦想的落实。“把青春洒在北京，是很值得的事”，虽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学生一毕业喜欢一股脑涌向北京，但是他知道，在就业严峻的形势之下，在有利的环境中出售自己，却很必要。“千里马常有，但北京的伯乐会更多，”他想。
他的想法代表的不止他一人。在记者走访调查中发现，许多大学生的初步就业目标期许值并不高。
“无论工资多少，只要能在北京活下来，能学到东西，就算解决第一步问题，然后再图发展”。涛子说。
涛子今年刚刚毕业于渤海大学艺术学院，读作曲专业的他，制作音乐将是他日后的发展方向。来北京后，他想在一些制片公司适应这个音乐行业的环境，“进这个圈子先学习一下”。
如果不是赶在奥运，他现在就能来北京。迄今，他为来北京做了一些准备，每天除了看书、看电影、作曲、练琴、熟悉电脑软件操作之外，还锻炼着吃苦：和低年级的同学合租了4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每天吃着挂面，偶尔打个荷包蛋。
涛子抽着5元钱的“红河”烟，他告诉记者，到北京后，抽烟可降低标准。他经常幻想着两个月后的场景：北京的某个角落，叼着劣质烟，吃着馒头，弹着吉他，听着让自己浑身有力的音乐，然后喟叹一下。
他对自己北漂后的生存标准是，“食不求饱，居不求安”。“我想在这个竞争激烈、机会颇多的环境里，慢慢积淀”，他的目标不是“一日走红”，却是“能给这个快餐音乐盛行的浮躁时代里，留点记忆和经典”，涛子不善言辞，但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他笑了，他说自己有点狂。
往届的学长们，以及与他一起毕业的艺术生，多是回老家发展，一部分在当地做了音乐教师，一部分转行谋生。涛子对这些依靠多方关系稳定工作的同学很不屑，“在人多与人少的两条路上，我选择了人少的那条”，涛子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一直怀揣着鲁迅的一句话，用作奋斗的职业信条：“总要有一些人，去做不可能为之之事；只有这些人的存在，才让世界不那么寂静。”
与涛子类似，决意冲向北京的，还有关键，这是一个刚读大四的学生。
一年前，关键看过《中国新闻周刊》推出“向下的青春”专题，深有感慨，北京等大城市周边聚集着庞大的“毕业即失业”群体，他们有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困窘。一年后，他也许会成为这个群体中一员。
面对用人单位多是招聘有经验者，关键说他并不恐慌，这点与涛子相像，“只要能挣钱、能糊口，这就是就业。有人对薪水过高要求，这个不实际，其实只要能活下来就好”，关键说。
关键的职业目标，是在北京做摄像，或编导。他就读于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担任学校电视台执行台长。
他自信于自己的专业技能，因为熟练掌握专业非线性编辑软件及摄像的他，曾在地方电视台实习过，拍摄制作过多部专题片、宣传片。从简历上可以看到，他与好朋友合作的纪录片《过年》曾入围过人民网DV大赛决赛单元奖。
他原本想考研，但是后来考虑到“学历在贬值”， 于是作罢。虽然仅是大四，但对就业规划的筹备却已紧锣密鼓起来。当看到同校学生毕业后有在学校附近当服务员，卖盒饭，或者回到家乡卖电脑，他便构画着“北漂梦”。
关键给自己做过最坏的打算，“如果五年之后，在北京混不下去，那我就回家，或者去南方一带发展”。
饶有意思的是，他的QQ个性签名是：“残羹冷炙，也是饕餮盛宴！”关键笑着告诉记者，这个多少有点指涉“就业窘迫”的签名，带有禅宗的意味。他觉得，自己说出了很多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的心里话。
忧伤与幻灭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鲁迅
王飞困惑着。
27岁的他，在北京生活了8年，这个从湖南的乡村跑到北京寻梦的青年，在上班四年后的今天，遇到了严重的再发展瓶颈。
王飞，北京一书商，现在海淀区某出版公司上班。他的工作是出版、策划中小学教辅教材。四年前，大学刚毕业的他，来到这家公司工作，从一开始的校对工作，一直做到今天的策划图书的项目经理职位。
尽管对外的名片十分光鲜，但对自己的职业状态却很“不满意”。职业再发展的困惑，让这位项目经理时常面对外人时常常面露愠色，私下自卑。
在这个不具知名度的公司里，上班四年，一直做个好员工，从未酝酿过跳槽发展的想法。但当他得知公司里曾经的同事，跳槽后有拿到8000元的薪水时，他有些尴尬。直到今天，他的月薪收入仅是3000元。
在采访中，王飞多次向记者提及三个字，“不满意”。他所处的生活现实，是入不敷出的薪酬，和进退维谷的职业尴尬境地。生活的窘迫，以致于如果有人问到他有几年工作经验时，他习惯缄口沉默。
王飞的优点是做事专注，上级发布的工作任务总能落实到位。但是他告诉记者，他吃亏于“思想观念过于保守”，以至于错失了多个机遇。几年前，图书行业内一直有公司高薪聘请他，但都被他一一谢绝。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想着应该在一个公司专注下来，做深做透做专，然后求得稳定发展。
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王飞有着N种假设。其中他最想在自己擅长的图书领域里，酝酿着开一家公司或工作室。但因图书行业近几年发展出现严重滑坡，以及缺少恰当的合作伙伴，导致这个不错的“产业创意”无疾而终。
至今，对这个“项目”的流产，他还心疼不已。因为早在四年前，刚踏上工作岗位时，他就有过这个想法，那时，他仅拿着1000元的薪水。
“自主创业，这个职业目标一直很明确”，王飞强调道。直到今天，这个目标也很明确，他认为只是缺少一个最佳时机而已。
此后，他开始酝酿着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甚至想过转行来发展自己，“把自己的图书编辑本职工作当爱好，然后涉及从商”。
几年前，电子商务在中国兴起，王飞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2006年3月份，王飞在淘宝网上开办了一个名为“飞恩莅服饰”的网络店铺，主要经营期刊正版合订本以及国际一线品牌男装。
一年过后，因专心经营，网店已获得了相关部门“三钻”信誉，生意红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年初，因一次失误操作，网店受到了停店处罚几个月。这让王飞焦虑十分。但他并没认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有所偏颇。
今年6月30日，王飞决定重新注册网店，名字还是“飞恩莅服饰”，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只是网址改为“http://shop36023709.taobao.com”）。凭借原有的开店经验，王飞目前的网络营业额已达到2500元。在竞争激烈的网店生意中，这个数据还属可观。
“我想通过电子商务，切入商海，到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几年前，他一直住在香山脚下，那里的平房便宜，是外地来京务工者的集散地。王飞吃了很多苦，早起晚归，住的地方经常缺水，偶尔有水时，水质也是黏黄一片，他当时买了一个大水桶，把水沉淀几日之后再用来洗衣、做饭。
如今虽已告别那个住处，搬家到石景山，但生存压力也逐日加大，困惑依旧伴随王飞。
困惑来源两方。一个是低收入带来的生存压力，买房买车的压力让人窒息，甚至成为不敢想的“梦想”。王飞把自己归类为“社会底层”群体。虽然他认为在北京就业不是难题，自己也有跳槽机会，但是物价飞涨、竞争激烈的现实让他不堪重负。
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出现今天的瓶颈，不止我一人。我们不是输在个人能力上，而只是缺少优秀的平台和机遇”。
另一个困惑是来自行业的发展现状。图书出版业已从春天走向寒冬，“低折扣、高成本”的行业特点让图书市场暴露萧条征兆。但是王飞始终认为，依据四年的工作经验，“一旦认清自己适合的行业发展后，关注市场、潜心钻研，是绝对没有错的”。
只是面对职场事业的二次再发展，王飞低着头，一脸忧虑和茫然。他说自己徘徊着，因为这涉及的是日后的冷与暖，涉及的是27岁以后要走的职业二次发展之路。
有一天，有许多话要说的人，要长期地把话藏在心间；
有一天，要点燃电火光的人，要长时期地做天上的云。
——尼采
逼近理想
想换一份新工作的郑宇，趴在床上睡不着，时针指向凌晨三点钟。这是他要寻找的第四份工作。
郑宇是北京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员工，负责单位的网络运行，同事喊他“网管”。在郑宇的简历上，“工作经验”一栏上写着：三年。他的个人经历乏味可陈，两前年毕业于东北某大学信息系，迄今换过三份工作。
2005年，他带着一卷行李、几件衣服还有一箱子书从辽宁来到了北京。当时还在读大四的他，很有优越感，因为在他成为北漂族时，一些同学还在家乡四处托关系寻觅实习岗位。
2008年春节，同学聚会上，有同学认为他在北京混迹很有勇气，有魄力，有发展。桌上的一些留守家乡的同学，是动用家里所有火力安排了工作，郑宇甚至对他们开始羡慕，因为在北京吃过的苦头，旁人很难知道，他曾在博客上写过“只有自己懂自己，只有自己善待自己”。
尽管今天的大学生，已消褪了“天之骄子”的光辉，但在找工作上，郑宇还是最看不惯两类人：一种是依靠家里关系，一种是为逃避就业，而选择考研或结婚。
2005年夏天刚来北京的他，寄居在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师兄家里，白天四处寻找工作，晚间悻悻地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第一份工作还算顺利，来京后的第七天，在国展招聘会上，一家网络公司相中了他。虽然薪水仅有700块，师兄笑话他等同于做销售的底薪。他却很高兴，当天晚上买了两瓶啤酒，与师兄对饮，算是犒劳自己一次，他自己说这有点像罗兰•巴特所说：“有节制的醉”。
一周之后，他搬进了海淀清河清缘里小区的一家地下室，付了200块钱的房租后，还有余钱，翻开箱子里的带来的大学时买的小说，一个人对着墙傻笑。
“现在回头来看，第一份工作还很顺利，至少把就业难题解决了”，郑宇告诉记者，只是在地下室住了一年之后，才知道刚就业的兴奋劲已烟消云散。地下室潮湿阴冷，洗后在屋子里挂了两天的衣服还没干。床下长着蘑菇，偶尔墙上有蟑螂虫子爬过.
但一想到，还有很多与自己一样情境的北漂族，他复杂的心思便开始坦然，他逐渐习惯与蘑菇、虫子以及没有干透的衣服做朋友。
一年后，屋子里新增添了电视，这是除了床铺、衣架之外惟一的家居摆设。也正是在这时，他所在的公司因资金链问题倒闭，郑宇被波及，仅有的700块工资也成了奢望。此后的一个月，郑宇吃着馒头，连5元钱的豆腐乳都舍不得买，电视里最大声地放着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他认为这对得起他23岁的青春。
2006年8月份，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他去了中关村卖电脑，月收入在2000块左右。10月份，他从地下室搬家到海淀西苑的一间平房，这里离中关村比较近，集中的多是“IT族”，在郑宇看来，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卖电脑的。
屋子与先前的地下室面积几乎相近，七八平米，但租金贵了两百。屋子离公交车站有三站地，与公共厕所有50米，每天上班走在公交站点的路上，能看到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拎着几元钱买来的夜壶，急冲冲赶往厕所。
夏天，公共厕所散发的难闻味道，吹进他的屋子，郑宇并不在意。蚊蝇聚集的垃圾堆就在屋子对面，他业已习惯。他最在乎的是，一个理想青年能在北京坚持住自己的理想，以及靠自己的拼搏，会换得职业的发展。
他不安于卖电脑，因为这不是他的理想。虽然大学所学专业是网络信息产业，但是他认为自己有文艺细胞。2007年7月，他找到了第三份工作，在一个文化传播公司，虽然做着网络维护工作，但至少与公司名称的“文化”二字沾边，他很是高兴。
直到工作至今，他有了新的想法，跳槽，或者改行。在北京，这很常见。只是迷茫的是，他不知道下一份工作该做什么，职业规划、人生定位，他在十字路口从未有过的困顿和彷徨。
记者采访郑宇的两天前，邻居搬走了，房东告诉郑宇说，邻居在北京混不下去了，“三个月没有工作，心态毁了”。
最近一年间，他的几个同学来到北京，不久又相继离开，因为曾经到这里奔赴闯荡的梦想破碎。离京前，他们给郑宇打了电话，让他一定坚持住，不要像他们做“逃兵”、“过客”。
郑宇的住所没有空调，24小时开着的电风扇，一直吹着热风。几乎每个周末，他都步行去四站地之外的海淀桥北，去中关村图书大厦读书，或者去旁边的中国书店、第三极书城。
郑宇认为，书店是夏天避暑的好天堂。有空调，很凉爽，既不花钱，又可以求学获知。“一举多得”，郑宇告诉记者，他往往带着一瓶从家里灌进瓶子里的凉开水，在书店里坐上一整天。偶尔看书累的时候，去卫生间抽根烟。直到天气炽热高峰阶段过后，再步行回家。
只是自诩禀赋优秀的郑宇，越发地觉得自己无法融入北京这座城市。就是在最近，他发现自己“病”了，对如今从事的工作并不满意，薪水不高，离自己理想却很远。“这是心病”，郑宇告诉记者。
郑宇在博客上写出一段文字，“城市烟火，城市面容，城市憔悴，城市病态。这些都与生活有关，与心情有关，与性格有关，更是与工作有关。”
这天晚上，郑宇摸着兜里仅有的十元钱，想去买一包泡面。等到拎着泡面回来时，他顺便买了一包三元钱的劣质烟。很久没抽了，他想改善一下，放纵自己，哪怕只一次。
三天后的2008年7月25日，在落日的余晖中，西苑，这个北漂族的集散地，开始骚动起来。像往常一样，公交车上簇拥的人流中，郑宇挤下来，与很多上班下班的人一起，钻入了回家的洪流。他认为自己还是幸福的，尽管明天还要奔赴下一个应聘地点，但因为青春，年轻，还有远处看不清的理想等着他。
他的背包里装着一本卡夫卡的《城堡》，在这个玄幻的意识流小说中，他对未来充满迷茫，充满期许。他想起了卡夫卡的那句话，“人生的所有差别，在于道路的选择。”
冲向北京
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湖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泰戈尔
再有两个月，涛子就去北京把自己“卖”掉。现在的他，蜗居在辽宁锦州的一所房子里，锻炼吃苦，他说这是去北京前的基本功。
对北京，毕业生涛子坦陈并不了解，虽然因学习来过北京两次。但是，他认为这里是理想主义者的求职“圣地”。
殊不知，两年前，就有专家指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角落，渐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廉价聚居地。
这一“高知贫民”群体，与上个世纪80年代在北京中关村一带创业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卑微的落差，聚居一起，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被社会学冠名为“新失业群体”。
但涛子透过北京这块理想“圣地”，看到的不仅有就业坦途，还有青春的演绎和梦想的落实。“把青春洒在北京，是很值得的事”，虽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学生一毕业喜欢一股脑涌向北京，但是他知道，在就业严峻的形势之下，在有利的环境中出售自己，却很必要。“千里马常有，但北京的伯乐会更多，”他想。
他的想法代表的不止他一人。在记者走访调查中发现，许多大学生的初步就业目标期许值并不高。
“无论工资多少，只要能在北京活下来，能学到东西，就算解决第一步问题，然后再图发展”。涛子说。
涛子今年刚刚毕业于渤海大学艺术学院，读作曲专业的他，制作音乐将是他日后的发展方向。来北京后，他想在一些制片公司适应这个音乐行业的环境，“进这个圈子先学习一下”。
如果不是赶在奥运，他现在就能来北京。迄今，他为来北京做了一些准备，每天除了看书、看电影、作曲、练琴、熟悉电脑软件操作之外，还锻炼着吃苦：和低年级的同学合租了4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每天吃着挂面，偶尔打个荷包蛋。
涛子抽着5元钱的“红河”烟，他告诉记者，到北京后，抽烟可降低标准。他经常幻想着两个月后的场景：北京的某个角落，叼着劣质烟，吃着馒头，弹着吉他，听着让自己浑身有力的音乐，然后喟叹一下。
他对自己北漂后的生存标准是，“食不求饱，居不求安”。“我想在这个竞争激烈、机会颇多的环境里，慢慢积淀”，他的目标不是“一日走红”，却是“能给这个快餐音乐盛行的浮躁时代里，留点记忆和经典”，涛子不善言辞，但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他笑了，他说自己有点狂。
往届的学长们，以及与他一起毕业的艺术生，多是回老家发展，一部分在当地做了音乐教师，一部分转行谋生。涛子对这些依靠多方关系稳定工作的同学很不屑，“在人多与人少的两条路上，我选择了人少的那条”，涛子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一直怀揣着鲁迅的一句话，用作奋斗的职业信条：“总要有一些人，去做不可能为之之事；只有这些人的存在，才让世界不那么寂静。”
与涛子类似，决意冲向北京的，还有关键，这是一个刚读大四的学生。
一年前，关键看过《中国新闻周刊》推出“向下的青春”专题，深有感慨，北京等大城市周边聚集着庞大的“毕业即失业”群体，他们有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困窘。一年后，他也许会成为这个群体中一员。
面对用人单位多是招聘有经验者，关键说他并不恐慌，这点与涛子相像，“只要能挣钱、能糊口，这就是就业。有人对薪水过高要求，这个不实际，其实只要能活下来就好”，关键说。
关键的职业目标，是在北京做摄像，或编导。他就读于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担任学校电视台执行台长。
他自信于自己的专业技能，因为熟练掌握专业非线性编辑软件及摄像的他，曾在地方电视台实习过，拍摄制作过多部专题片、宣传片。从简历上可以看到，他与好朋友合作的纪录片《过年》曾入围过人民网DV大赛决赛单元奖。
他原本想考研，但是后来考虑到“学历在贬值”， 于是作罢。虽然仅是大四，但对就业规划的筹备却已紧锣密鼓起来。当看到同校学生毕业后有在学校附近当服务员，卖盒饭，或者回到家乡卖电脑，他便构画着“北漂梦”。
关键给自己做过最坏的打算，“如果五年之后，在北京混不下去，那我就回家，或者去南方一带发展”。
饶有意思的是，他的QQ个性签名是：“残羹冷炙，也是饕餮盛宴！”关键笑着告诉记者，这个多少有点指涉“就业窘迫”的签名，带有禅宗的意味。他觉得，自己说出了很多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的心里话。
忧伤与幻灭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鲁迅
王飞困惑着。
27岁的他，在北京生活了8年，这个从湖南的乡村跑到北京寻梦的青年，在上班四年后的今天，遇到了严重的再发展瓶颈。
王飞，北京一书商，现在海淀区某出版公司上班。他的工作是出版、策划中小学教辅教材。四年前，大学刚毕业的他，来到这家公司工作，从一开始的校对工作，一直做到今天的策划图书的项目经理职位。
尽管对外的名片十分光鲜，但对自己的职业状态却很“不满意”。职业再发展的困惑，让这位项目经理时常面对外人时常常面露愠色，私下自卑。
在这个不具知名度的公司里，上班四年，一直做个好员工，从未酝酿过跳槽发展的想法。但当他得知公司里曾经的同事，跳槽后有拿到8000元的薪水时，他有些尴尬。直到今天，他的月薪收入仅是3000元。
在采访中，王飞多次向记者提及三个字，“不满意”。他所处的生活现实，是入不敷出的薪酬，和进退维谷的职业尴尬境地。生活的窘迫，以致于如果有人问到他有几年工作经验时，他习惯缄口沉默。
王飞的优点是做事专注，上级发布的工作任务总能落实到位。但是他告诉记者，他吃亏于“思想观念过于保守”，以至于错失了多个机遇。几年前，图书行业内一直有公司高薪聘请他，但都被他一一谢绝。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首先想着应该在一个公司专注下来，做深做透做专，然后求得稳定发展。
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王飞有着N种假设。其中他最想在自己擅长的图书领域里，酝酿着开一家公司或工作室。但因图书行业近几年发展出现严重滑坡，以及缺少恰当的合作伙伴，导致这个不错的“产业创意”无疾而终。
至今，对这个“项目”的流产，他还心疼不已。因为早在四年前，刚踏上工作岗位时，他就有过这个想法，那时，他仅拿着1000元的薪水。
“自主创业，这个职业目标一直很明确”，王飞强调道。直到今天，这个目标也很明确，他认为只是缺少一个最佳时机而已。
此后，他开始酝酿着拓展自己的业务范围，甚至想过转行来发展自己，“把自己的图书编辑本职工作当爱好，然后涉及从商”。
几年前，电子商务在中国兴起，王飞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2006年3月份，王飞在淘宝网上开办了一个名为“飞恩莅服饰”的网络店铺，主要经营期刊正版合订本以及国际一线品牌男装。
一年过后，因专心经营，网店已获得了相关部门“三钻”信誉，生意红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年初，因一次失误操作，网店受到了停店处罚几个月。这让王飞焦虑十分。但他并没认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有所偏颇。
今年6月30日，王飞决定重新注册网店，名字还是“飞恩莅服饰”，一切归零，重新开始（只是网址改为“http://shop36023709.taobao.com”）。凭借原有的开店经验，王飞目前的网络营业额已达到2500元。在竞争激烈的网店生意中，这个数据还属可观。
“我想通过电子商务，切入商海，到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几年前，他一直住在香山脚下，那里的平房便宜，是外地来京务工者的集散地。王飞吃了很多苦，早起晚归，住的地方经常缺水，偶尔有水时，水质也是黏黄一片，他当时买了一个大水桶，把水沉淀几日之后再用来洗衣、做饭。
如今虽已告别那个住处，搬家到石景山，但生存压力也逐日加大，困惑依旧伴随王飞。
困惑来源两方。一个是低收入带来的生存压力，买房买车的压力让人窒息，甚至成为不敢想的“梦想”。王飞把自己归类为“社会底层”群体。虽然他认为在北京就业不是难题，自己也有跳槽机会，但是物价飞涨、竞争激烈的现实让他不堪重负。
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出现今天的瓶颈，不止我一人。我们不是输在个人能力上，而只是缺少优秀的平台和机遇”。
另一个困惑是来自行业的发展现状。图书出版业已从春天走向寒冬，“低折扣、高成本”的行业特点让图书市场暴露萧条征兆。但是王飞始终认为，依据四年的工作经验，“一旦认清自己适合的行业发展后，关注市场、潜心钻研，是绝对没有错的”。
只是面对职场事业的二次再发展，王飞低着头，一脸忧虑和茫然。他说自己徘徊着，因为这涉及的是日后的冷与暖，涉及的是27岁以后要走的职业二次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