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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勒菲弗尔认为权力产生知识和话语，对译著施加影响，进而保证译著符合社会规范或某些既定利益。权力通过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新年致辞译本进行“改写”。文中以2018—2020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发布的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年致辞为语料，从勒氏改写理论出发，探讨政治和文化对领导人发言外译的影响，总结新年致辞中某些话语外译的技术规范，以期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传递最佳“中国声音”。
关键词：改写理论;新年致辞;技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X 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12（2021）03-0342-06
A Study on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 Jinping’s
New Year’s Speech from 2018 to 2020SHI Xinmin，XU L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Lefevere believes that power generates knowledge and language. Power exerts impact by means of patronage， poetics and translator’s ideology on various aspects of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New Year’s speech delivered by Xi Jinping on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from 2018 to 202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o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so as to summarize som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reference， achieve the best translation version and convey the best and loudest voice from China.
Key words：rewriting theory;new year’s speech;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0引言
政治话语被定义为“由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发起的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各种语类，如政治演讲、政治访谈、政党宣言等＼[1＼]”，领导人的新年致辞显然属于政治话语的一种，通过多种媒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家话语权加强，通过大众传媒，“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好正面的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内政治话语外译研究的重点。
现有的政治话语外译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集中在隐喻分析研究，如文旭（2014）、汪少华（2017）认为隐喻运用于演讲及发言使得话语更加明晰易懂，贴近民众，消解隔阂，更易得到听众认同，武建国（2020）认为发言者通过隐喻传达思想，更为群众所理解，更能传播理念，塑造形象以及推销政策。有学者从全球化背景下，探讨政治话语与国际形象建构的关系，如贾毓玲（2017）、谢莉（2018）等，指出兼顾话语外译适用性和可读性，让受众听到，听懂中国声音，以期更有效地构建大国形象。还有学者从传播策略出发，探讨政治话语外译的理解和传播程度，如窦卫霖（2016）提出政治話语翻译应该以我为主，重视差异，时闻、刘润泽和魏向清（2019）也认为政治话语外译要突破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兼顾受众的可接受性。但是，鲜有学者从改写理论出发，还原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探讨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诸多因素，总结因素干扰下形成的某些翻译技术规范。基于此，文中以2018—2020年习总书记发表在CRI上的中英文新年致辞为语料，展开分析改写理论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解读这三大要素对领导人话语外译的影响，还原文本生成原因，总结出一些话语外译技术规范，用于相似情况的外译，助力“中国声音”传播。
1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经由多元系统理论催生，专门用于研究文学翻译，旨在研究译文生成的原因，而非生成的方式＼[2＼]。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3＼]勒菲弗尔在《翻译、历史和文化》指出“翻译就是改写”，随后又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明确提出：“翻译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他认为文学是一个系统， 根植于文化或社会环境当中＼[4＼]。他将各种形式的翻译一律认为是对原文本的改写，并认为译者受意识形态、 诗学规范和赞助人这3个因素所影响＼[5＼]。这里的意识形态既包括译者本身的意识形态，其所处大环境的社会意识形态加于译者的压力，还包含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对译者行为的干扰。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也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6＼]，即指一个时期流行的文学风范。赞助人则通过其管理机构，对文学作品的发行进行控制，使那些关注诗学的“专业人士”听命于赞助人所处时代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翻译的“改写”旨在为特定目的服务。“改写”超越了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体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翻译的改写。 诚然，勒氏的改写理论最初主要针对文学翻译，但在对照大量中英文政治话语文本后，笔者发现，译者对原文的增减改写并不只是主观地从翻译效果和文本因素出发，客观上更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写”。这种“改写”旨在对外宣传主流社会意识，凸显主流特色和主张，充當“喉舌”和“窗口”＼[7＼]。该目的在领导人发言演讲中尤为明显。因此，勒氏改写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研究政治话语翻译，对还原新年致辞背景具有很强的参考性和代表性。
2改写理论视角下政治话语外译
改写理论主张把译本放在时代中去研究，力图还原译者所处的社会全貌，探析干扰译者行为的诸多因素。而政治话语凸显国家政治特色及核心价值观，是一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的具体体现， “具有引导话语受众了解并接受国家核心政治理念及政治行为的作用”＼[8＼]，同理，外译后的新年致辞对目的语受众也具有等效作用，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更好地对外推介中国的发展理念、内外政策和辉煌成就。笔者以习总书记2018—2020年的中英文新年致辞为语料，从勒氏操纵理论视角下分析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中文致辞英译的影响。试图还原译文生成背景，探析干扰译文“忠实”的因素，总结该背景下的某些翻译规范。
2.1新年致辞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改写
意识形态指翻译活动发生时所栖身的历史时代语境和该语境下的社会主流观念，既包括政治因素，也包括翻译活动中行为个体和社会团体对具体行为或现象的看法与观点，如译者的翻译观、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文化身份、读者的阅读期待等＼[9＼]。根据《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意识形态是人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也叫观念形态＼[10＼]。勒菲弗尔认为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所投射出的形象首先受制于译者的意识形态。
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左右译者选择何种文本来翻译，限定译者翻译题材和内容。如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1966）的翻译，流行的翻译题材的变动无不是当时社会变迁的缩影。此外，意识形态还规定着译者采用的基本策略和翻译方法，如清末民初，奉行“尊奉程、朱道统”的桐城派翻译家林纾在翻译时就有意删除与封建礼教思想相违背的部分，采用归化策略，模糊处理原文本中与其价值观念相悖的文字。再者，意识形态还会影响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如严复翻译《天演论》。受到固定思潮的影响，某些术语和句子翻译会形成一种规范，因此新年致辞中会出现一定的套话翻译，这里通过举例分析，探讨规范形成原因。新年致辞作为政治话语中领导人演讲的一种，是国家对外传播的窗口，被广泛直播旨在“对外构建与传播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11＼]，因此译者在外译时必然会受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干扰。
例1：很多港澳台居民拿到了居住证，香港进入了全国高铁网。＼[12＼] （2019年新年致辞）
译文：Many people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now have resident permits for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as become a stop on our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13＼]
这里译者在翻译时把“居住证”的含义增译， 补充说明“for the mainland”。众所周知，港澳台三地自古以来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大陆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因此这里没有模糊处理“居住证”，而是明确港澳台与大陆的关系，通过增译“mainland”，直截了当的表明政治立场。显然，在翻译时，译者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处理领导人新年致辞这种外宣发言稿时，会特意强调“居住证”的“居住范围”，用“mainland”显化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归属，在领土上宣誓主权。同时，通过查阅2018—2020年的新年致辞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现了两次都译为：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说明这一术语已成为规范，可以直接借鉴。
例2：全国又有125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1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17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目录，因病致贫问题正在进一步得到解决。 （2019年新年致辞）
译文：Another 125 poor counties and 10 million povertystricken rural residents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We reduced the price of 17 cancerfighting drugs， and included them on our medical insurance list. And we are continuing to tackle the financial strain that can accompany a family member falling ill.
据统计，2018（2次），2019（7次）以及2020（7次）3年致辞中共出现16次“we的增译情况。以此次情况为例，“17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目录……”中并未出现“我，我们”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词语，但在翻译中译者增译了人称称谓“we”。显然，习总书记代表党和国家向世界发出新年问候，这里使用“we”更具感染力，也更直接地向世界展示了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降药价，解决因病致贫等问题做出的努力。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了国家形象，凸显党和国家在引领人民奔向小康社会中的政治担当和主导作用，向世界表明中国立场和态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宣扬集体主义，宣扬家国一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里增译“we”这一带有主观色彩和集体主义的词，不仅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和集体文化在干扰译者行为的表现。经检验，其余15处“we”增译情况中不乏有总结成绩和展望未来，都是译者受到上述干扰对原问进行增译“改写”，已成为一种行文规范。 例3：
年份原文译文2018又有1 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More than 10 million rural residents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2019全国又有125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1 000萬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Another 125 poor counties and 10 million povertystricken rural residents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2020全国将有34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1 000多万人实现脱贫。About 340 impoverished counties and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连续3年，译者在翻译“脱贫”时使用的都是“…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被动句，而没有采用主语为“povertystricken rural residents”的主动句，可以看出这种译法已成为一种技术规范，译者使用统一句型，从技术上看更加专业严谨，旨在突出政府对“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的帮扶，这种帮扶是党和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必须的，也是由党和国家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译者在翻译此处时，考虑到党和政府的作用：政府为“脱贫工作”的施动者，“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由于主客观因素大部分没有能力自己脱贫，需要借助党和政府的政策和资金以实现“脱贫”。因此这里译者选用被动语态，强调动作发出者。这不仅是中国脱贫攻坚前线的真实再现;也是向世界表现中国“脱贫”动作的实施者，不失为一次政治力量的展示。所以，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对“脱贫”一词译为被动态，已成为行文规范，对该词的技术理解可以延循译者的译法。
2.2新年致辞翻译中的诗学改写
勒菲弗尔认为诗学的一个功能是文学功能，文学功能是指文学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主流文学在社会中起着引领作用。而中西诗学在语言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中文宣传材料在文体上趋于夸张，常有笼统、抽象的套话，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并常用四字成语、喜用对仗、重复、排比等修辞手段以渲染效果。相比之下，英文的宣传材料基本上沿袭自然描写的写法，其文体平实，用词具体，重在提供信息＼[14＼]。东西方的这种诗学差异必然会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黄友义先生提出的“三贴近”原则＼[15＼]目前深受外宣翻译工作者的青睐，被外宣翻译工作者奉为圭臬。三贴近原则要求译文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和语言习惯。要求译文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才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而国家“形象塑造与对外文化传播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其构建过程势必受到大众传播的重要影响”，新年致辞通过多种媒介传播，基于汉语语言习惯，其中少不了四字箴言，名言警句，成语典故以及大段的对仗重复及排比句。因此，在完整通俗地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译者还会有意或无意地遵从汉语思维的诗学风尚，在英译致辞时带入汉语习惯，传播中国文化。
例1：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2019年新年致辞）
译文：Time stops for no one， and the seasons keep changing.
这句话来自孔融的《论孝章书》，意思是光阴似水，不能停留。原文为四字结构，对仗工整，带有很强的文言风格。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采用意译法，翻译时去掉了“如流”，直截了当地呈现季节交替，用词朴实自然，简明易懂，更符合英文思维，遵循了黄先生提出的“三贴近”原则，即大环境下汉语外译的潮流：归化方式。但是除去内容，译文格式依然遵循汉语对仗工整的特点，这是译者综合流行翻译诗学和保留源语特点的结果。
例2：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迎接2020年的到来。 （2020年新年致辞）
译文：Let’s seize the day and live it to the full， and greet the arrival of the year 2020 together.
例3：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2018年新年致辞）
译文：A tall tower needs a solid foundation.
例4：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2019年新年致辞）
译文： And now， looking forward， despite the complexities and difficulties we may face on the road ahead， we shall always closely rely on the people and stick to selfreliance and hard work.
上述例文2、3、和4中出现了许多如“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等经典箴言，四字成语及带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词语，抽象比喻，雅俗共赏。但是与之相反，英文表达具有“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重逻辑”＼[16＼]的特点。对此，译者都采取的是归化策略，使译文简明易懂，避免抽象拗口，晦涩难懂，以迎合当下政治话语及外宣翻译的宗旨和原则，让读者更易接受来自东方国度的声音。而另一方面，在涉及古诗文翻译时，译者也有意无意的保留中文中对仗平衡，仄仄押韵的特点。这是因为，政治话语外译不仅是文化间移植与传播的过程，也是本国文化意识形态输出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在语言、接受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抗过程。英译时，译者采用这种语言形式上的“异化”策略，表现其汉语思维及汉语行文习惯，正是汉语努力撼动以英语语言习惯为流行趋势的语言霸权所做的努力。综上，例文1至4都是领导人新年致辞中的汉语典故及成语诗词，短小精悍，表意含蓄，针对这一类表达，大原则下译者都采用了大形势下翻译诗学流行趋势即内容上的“归化”策略，使原文简明易懂，但在细微之处，又极力保留汉语行文规范和表达特点，因此，在翻译成语典故时，可总结的翻译规范为：内容“归化”，使目的语读者听懂“中国声音”;语言形式“异化”，保留汉语行文特点和诗学规范。 2.3新年致辞翻译中的赞助人改写
除了意识形态与现行诗学干扰，译者翻译新年致辞时还受到赞助人改写。赞助人包括文学系统内外2部分。系统内的赞助人包括某一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和翻译家、批评家等＼[17＼]。系统外的赞助人可以是个人，宗教组织，大众传媒，政治集团以及出版商，它们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权势地位等权力来改写文本＼[18＼]。赞助人深刻影响着翻译活动的进行，翻译内容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等。
各类出版社和宣传机关等是新年致辞传播发展的最大赞助人，给予译者经济上的支撑，直接影响译者翻译行为，处于社会背景下，翻译在原则上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形象及利益。
例1：我们还举行了……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2019年新年致辞）
We also held … and a state memorial ceremony for the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这里译者进行翻译的直接赞助人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它为译者提供工作场所，工资补贴以及翻译所需一切必要条件，左右着译者的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因此，译者翻译时要听命于所在组织。而该组织又是国家的官方传播机构，必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利益。在对日本侵华战争相关翻译进行处理时，它会要求译者坚持史实，显化日本非法侵略，滥杀无辜的事实。所以，例文中译者采取意译法，将“死难者”译为“victims”而不是简单直译为“the dead”。使用“victims”直接点明了这些“死难者”在大屠杀中无辜“被害者”的身份，进而点明南京大屠杀的不正义性和非法性。
例2：……为救火而捐躯的四川木里31名勇士。（2020年新年致辞）
译文：…31 firefighters sacrificed their lives in the line of duty in Muli， Sichuan province.
同样，这里的直接赞助人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张维护祖国利益和国家形象。在遇到易产生歧义的词句时，译者接受赞助人的意见。这里，“勇士”一词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汉语原文中未明确标记“勇士”的代指对象，可能是消防员，也可能是参与救火的当地群众等。本着“忠实”原则，“勇士”也应模糊处理为“warriors”，但“warriors”包含“人民群众”，这与社会强调的“以人民为本，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身先士卒的观念相背离。所以在查证牺牲战士数量事实后，译者选择了“firefighters”。 翻译活动受到赞助人意识形态干预。赞助人的政治理念需要对外传播，因此译者对原文进行“过滤”，精确定位“勇士”的含义，赞扬人民子弟兵不为私利，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奉献精神，维护了国家形象。
对比例1和例2，不难发现译者在处理“死难者”和“勇士”时，都本着严谨专业的态度，中性词“死難者”译为含贬义的“victims”，褒义词“勇士”精确到中性词“firefighters”，二者的改写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对消极负面的事实直言指出，对英雄的褒扬保持客观中立留于目的语读者评判。尊重史实，客观处理显然是新年致辞外译的一个技术规范。
3结论
译者总在特定环境下翻译，其翻译活动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基于习总书记新年致辞英译可以看出，翻译活动同时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种因素的改写。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具有一定政治性和目的性，译者在翻译时必然需要保留上述性质，向受众传达“言外之意”。译者及其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如集体主义、国家至上、团结统一等思想都在翻译时被显化出来，突出中国领导人在国家领土，民生政策等方面的决心和意志。此外，传统中文诗学与现代流行翻译趋势的碰撞也在新年致辞翻译中有所体现。将译文放到它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看，还原致辞翻译过程中的外界干扰，研究英文文本的生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探析译者翻译规范，总结技术特征，得出新年致辞译者的某些行文特点和翻译模板，以供借鉴。这样才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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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建礼）
关键词：改写理论;新年致辞;技术规范
中图分类号：X 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12（2021）03-0342-06
A Study on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 Jinping’s
New Year’s Speech from 2018 to 2020SHI Xinmin，XU L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Lefevere believes that power generates knowledge and language. Power exerts impact by means of patronage， poetics and translator’s ideology on various aspects of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New Year’s speech delivered by Xi Jinping on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from 2018 to 202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o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so as to summarize som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reference， achieve the best translation version and convey the best and loudest voice from China.
Key words：rewriting theory;new year’s speech;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0引言
政治话语被定义为“由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发起的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各种语类，如政治演讲、政治访谈、政党宣言等＼[1＼]”，领导人的新年致辞显然属于政治话语的一种，通过多种媒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家话语权加强，通过大众传媒，“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好正面的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内政治话语外译研究的重点。
现有的政治话语外译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集中在隐喻分析研究，如文旭（2014）、汪少华（2017）认为隐喻运用于演讲及发言使得话语更加明晰易懂，贴近民众，消解隔阂，更易得到听众认同，武建国（2020）认为发言者通过隐喻传达思想，更为群众所理解，更能传播理念，塑造形象以及推销政策。有学者从全球化背景下，探讨政治话语与国际形象建构的关系，如贾毓玲（2017）、谢莉（2018）等，指出兼顾话语外译适用性和可读性，让受众听到，听懂中国声音，以期更有效地构建大国形象。还有学者从传播策略出发，探讨政治话语外译的理解和传播程度，如窦卫霖（2016）提出政治話语翻译应该以我为主，重视差异，时闻、刘润泽和魏向清（2019）也认为政治话语外译要突破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兼顾受众的可接受性。但是，鲜有学者从改写理论出发，还原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探讨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诸多因素，总结因素干扰下形成的某些翻译技术规范。基于此，文中以2018—2020年习总书记发表在CRI上的中英文新年致辞为语料，展开分析改写理论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解读这三大要素对领导人话语外译的影响，还原文本生成原因，总结出一些话语外译技术规范，用于相似情况的外译，助力“中国声音”传播。
1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经由多元系统理论催生，专门用于研究文学翻译，旨在研究译文生成的原因，而非生成的方式＼[2＼]。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写。”＼[3＼]勒菲弗尔在《翻译、历史和文化》指出“翻译就是改写”，随后又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中明确提出：“翻译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他认为文学是一个系统， 根植于文化或社会环境当中＼[4＼]。他将各种形式的翻译一律认为是对原文本的改写，并认为译者受意识形态、 诗学规范和赞助人这3个因素所影响＼[5＼]。这里的意识形态既包括译者本身的意识形态，其所处大环境的社会意识形态加于译者的压力，还包含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对译者行为的干扰。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也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6＼]，即指一个时期流行的文学风范。赞助人则通过其管理机构，对文学作品的发行进行控制，使那些关注诗学的“专业人士”听命于赞助人所处时代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翻译的“改写”旨在为特定目的服务。“改写”超越了语言文字转换层面，体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翻译的改写。 诚然，勒氏的改写理论最初主要针对文学翻译，但在对照大量中英文政治话语文本后，笔者发现，译者对原文的增减改写并不只是主观地从翻译效果和文本因素出发，客观上更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写”。这种“改写”旨在对外宣传主流社会意识，凸显主流特色和主张，充當“喉舌”和“窗口”＼[7＼]。该目的在领导人发言演讲中尤为明显。因此，勒氏改写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研究政治话语翻译，对还原新年致辞背景具有很强的参考性和代表性。
2改写理论视角下政治话语外译
改写理论主张把译本放在时代中去研究，力图还原译者所处的社会全貌，探析干扰译者行为的诸多因素。而政治话语凸显国家政治特色及核心价值观，是一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的具体体现， “具有引导话语受众了解并接受国家核心政治理念及政治行为的作用”＼[8＼]，同理，外译后的新年致辞对目的语受众也具有等效作用，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更好地对外推介中国的发展理念、内外政策和辉煌成就。笔者以习总书记2018—2020年的中英文新年致辞为语料，从勒氏操纵理论视角下分析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中文致辞英译的影响。试图还原译文生成背景，探析干扰译文“忠实”的因素，总结该背景下的某些翻译规范。
2.1新年致辞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改写
意识形态指翻译活动发生时所栖身的历史时代语境和该语境下的社会主流观念，既包括政治因素，也包括翻译活动中行为个体和社会团体对具体行为或现象的看法与观点，如译者的翻译观、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文化身份、读者的阅读期待等＼[9＼]。根据《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意识形态是人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也叫观念形态＼[10＼]。勒菲弗尔认为文学作品通过翻译所投射出的形象首先受制于译者的意识形态。
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左右译者选择何种文本来翻译，限定译者翻译题材和内容。如十七年文学时期（1949—1966）的翻译，流行的翻译题材的变动无不是当时社会变迁的缩影。此外，意识形态还规定着译者采用的基本策略和翻译方法，如清末民初，奉行“尊奉程、朱道统”的桐城派翻译家林纾在翻译时就有意删除与封建礼教思想相违背的部分，采用归化策略，模糊处理原文本中与其价值观念相悖的文字。再者，意识形态还会影响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如严复翻译《天演论》。受到固定思潮的影响，某些术语和句子翻译会形成一种规范，因此新年致辞中会出现一定的套话翻译，这里通过举例分析，探讨规范形成原因。新年致辞作为政治话语中领导人演讲的一种，是国家对外传播的窗口，被广泛直播旨在“对外构建与传播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11＼]，因此译者在外译时必然会受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干扰。
例1：很多港澳台居民拿到了居住证，香港进入了全国高铁网。＼[12＼] （2019年新年致辞）
译文：Many people from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now have resident permits for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as become a stop on our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13＼]
这里译者在翻译时把“居住证”的含义增译， 补充说明“for the mainland”。众所周知，港澳台三地自古以来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大陆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因此这里没有模糊处理“居住证”，而是明确港澳台与大陆的关系，通过增译“mainland”，直截了当的表明政治立场。显然，在翻译时，译者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处理领导人新年致辞这种外宣发言稿时，会特意强调“居住证”的“居住范围”，用“mainland”显化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归属，在领土上宣誓主权。同时，通过查阅2018—2020年的新年致辞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现了两次都译为：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说明这一术语已成为规范，可以直接借鉴。
例2：全国又有125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1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17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目录，因病致贫问题正在进一步得到解决。 （2019年新年致辞）
译文：Another 125 poor counties and 10 million povertystricken rural residents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 We reduced the price of 17 cancerfighting drugs， and included them on our medical insurance list. And we are continuing to tackle the financial strain that can accompany a family member falling ill.
据统计，2018（2次），2019（7次）以及2020（7次）3年致辞中共出现16次“we的增译情况。以此次情况为例，“17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保目录……”中并未出现“我，我们”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词语，但在翻译中译者增译了人称称谓“we”。显然，习总书记代表党和国家向世界发出新年问候，这里使用“we”更具感染力，也更直接地向世界展示了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降药价，解决因病致贫等问题做出的努力。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了国家形象，凸显党和国家在引领人民奔向小康社会中的政治担当和主导作用，向世界表明中国立场和态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宣扬集体主义，宣扬家国一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里增译“we”这一带有主观色彩和集体主义的词，不仅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和集体文化在干扰译者行为的表现。经检验，其余15处“we”增译情况中不乏有总结成绩和展望未来，都是译者受到上述干扰对原问进行增译“改写”，已成为一种行文规范。 例3：
年份原文译文2018又有1 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More than 10 million rural residents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2019全国又有125个贫困县通过验收脱贫，1 000萬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Another 125 poor counties and 10 million povertystricken rural residents 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2020全国将有34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1 000多万人实现脱贫。About 340 impoverished counties and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连续3年，译者在翻译“脱贫”时使用的都是“…were lifted out of poverty”被动句，而没有采用主语为“povertystricken rural residents”的主动句，可以看出这种译法已成为一种技术规范，译者使用统一句型，从技术上看更加专业严谨，旨在突出政府对“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的帮扶，这种帮扶是党和政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必须的，也是由党和国家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译者在翻译此处时，考虑到党和政府的作用：政府为“脱贫工作”的施动者，“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由于主客观因素大部分没有能力自己脱贫，需要借助党和政府的政策和资金以实现“脱贫”。因此这里译者选用被动语态，强调动作发出者。这不仅是中国脱贫攻坚前线的真实再现;也是向世界表现中国“脱贫”动作的实施者，不失为一次政治力量的展示。所以，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对“脱贫”一词译为被动态，已成为行文规范，对该词的技术理解可以延循译者的译法。
2.2新年致辞翻译中的诗学改写
勒菲弗尔认为诗学的一个功能是文学功能，文学功能是指文学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或者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主流文学在社会中起着引领作用。而中西诗学在语言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中文宣传材料在文体上趋于夸张，常有笼统、抽象的套话，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并常用四字成语、喜用对仗、重复、排比等修辞手段以渲染效果。相比之下，英文的宣传材料基本上沿袭自然描写的写法，其文体平实，用词具体，重在提供信息＼[14＼]。东西方的这种诗学差异必然会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黄友义先生提出的“三贴近”原则＼[15＼]目前深受外宣翻译工作者的青睐，被外宣翻译工作者奉为圭臬。三贴近原则要求译文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和语言习惯。要求译文通俗易懂，贴近生活，才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而国家“形象塑造与对外文化传播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其构建过程势必受到大众传播的重要影响”，新年致辞通过多种媒介传播，基于汉语语言习惯，其中少不了四字箴言，名言警句，成语典故以及大段的对仗重复及排比句。因此，在完整通俗地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译者还会有意或无意地遵从汉语思维的诗学风尚，在英译致辞时带入汉语习惯，传播中国文化。
例1：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2019年新年致辞）
译文：Time stops for no one， and the seasons keep changing.
这句话来自孔融的《论孝章书》，意思是光阴似水，不能停留。原文为四字结构，对仗工整，带有很强的文言风格。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背景和理解能力，采用意译法，翻译时去掉了“如流”，直截了当地呈现季节交替，用词朴实自然，简明易懂，更符合英文思维，遵循了黄先生提出的“三贴近”原则，即大环境下汉语外译的潮流：归化方式。但是除去内容，译文格式依然遵循汉语对仗工整的特点，这是译者综合流行翻译诗学和保留源语特点的结果。
例2：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迎接2020年的到来。 （2020年新年致辞）
译文：Let’s seize the day and live it to the full， and greet the arrival of the year 2020 together.
例3：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2018年新年致辞）
译文：A tall tower needs a solid foundation.
例4：新征程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紧紧依靠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2019年新年致辞）
译文： And now， looking forward， despite the complexities and difficulties we may face on the road ahead， we shall always closely rely on the people and stick to selfreliance and hard work.
上述例文2、3、和4中出现了许多如“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等经典箴言，四字成语及带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词语，抽象比喻，雅俗共赏。但是与之相反，英文表达具有“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重逻辑”＼[16＼]的特点。对此，译者都采取的是归化策略，使译文简明易懂，避免抽象拗口，晦涩难懂，以迎合当下政治话语及外宣翻译的宗旨和原则，让读者更易接受来自东方国度的声音。而另一方面，在涉及古诗文翻译时，译者也有意无意的保留中文中对仗平衡，仄仄押韵的特点。这是因为，政治话语外译不仅是文化间移植与传播的过程，也是本国文化意识形态输出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在语言、接受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抗过程。英译时，译者采用这种语言形式上的“异化”策略，表现其汉语思维及汉语行文习惯，正是汉语努力撼动以英语语言习惯为流行趋势的语言霸权所做的努力。综上，例文1至4都是领导人新年致辞中的汉语典故及成语诗词，短小精悍，表意含蓄，针对这一类表达，大原则下译者都采用了大形势下翻译诗学流行趋势即内容上的“归化”策略，使原文简明易懂，但在细微之处，又极力保留汉语行文规范和表达特点，因此，在翻译成语典故时，可总结的翻译规范为：内容“归化”，使目的语读者听懂“中国声音”;语言形式“异化”，保留汉语行文特点和诗学规范。 2.3新年致辞翻译中的赞助人改写
除了意识形态与现行诗学干扰，译者翻译新年致辞时还受到赞助人改写。赞助人包括文学系统内外2部分。系统内的赞助人包括某一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和翻译家、批评家等＼[17＼]。系统外的赞助人可以是个人，宗教组织，大众传媒，政治集团以及出版商，它们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权势地位等权力来改写文本＼[18＼]。赞助人深刻影响着翻译活动的进行，翻译内容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等。
各类出版社和宣传机关等是新年致辞传播发展的最大赞助人，给予译者经济上的支撑，直接影响译者翻译行为，处于社会背景下，翻译在原则上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形象及利益。
例1：我们还举行了……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2019年新年致辞）
We also held … and a state memorial ceremony for the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这里译者进行翻译的直接赞助人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它为译者提供工作场所，工资补贴以及翻译所需一切必要条件，左右着译者的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因此，译者翻译时要听命于所在组织。而该组织又是国家的官方传播机构，必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国家利益。在对日本侵华战争相关翻译进行处理时，它会要求译者坚持史实，显化日本非法侵略，滥杀无辜的事实。所以，例文中译者采取意译法，将“死难者”译为“victims”而不是简单直译为“the dead”。使用“victims”直接点明了这些“死难者”在大屠杀中无辜“被害者”的身份，进而点明南京大屠杀的不正义性和非法性。
例2：……为救火而捐躯的四川木里31名勇士。（2020年新年致辞）
译文：…31 firefighters sacrificed their lives in the line of duty in Muli， Sichuan province.
同样，这里的直接赞助人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张维护祖国利益和国家形象。在遇到易产生歧义的词句时，译者接受赞助人的意见。这里，“勇士”一词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汉语原文中未明确标记“勇士”的代指对象，可能是消防员，也可能是参与救火的当地群众等。本着“忠实”原则，“勇士”也应模糊处理为“warriors”，但“warriors”包含“人民群众”，这与社会强调的“以人民为本，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身先士卒的观念相背离。所以在查证牺牲战士数量事实后，译者选择了“firefighters”。 翻译活动受到赞助人意识形态干预。赞助人的政治理念需要对外传播，因此译者对原文进行“过滤”，精确定位“勇士”的含义，赞扬人民子弟兵不为私利，把人民放在首位的奉献精神，维护了国家形象。
对比例1和例2，不难发现译者在处理“死难者”和“勇士”时，都本着严谨专业的态度，中性词“死難者”译为含贬义的“victims”，褒义词“勇士”精确到中性词“firefighters”，二者的改写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对消极负面的事实直言指出，对英雄的褒扬保持客观中立留于目的语读者评判。尊重史实，客观处理显然是新年致辞外译的一个技术规范。
3结论
译者总在特定环境下翻译，其翻译活动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基于习总书记新年致辞英译可以看出，翻译活动同时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两种因素的改写。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具有一定政治性和目的性，译者在翻译时必然需要保留上述性质，向受众传达“言外之意”。译者及其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如集体主义、国家至上、团结统一等思想都在翻译时被显化出来，突出中国领导人在国家领土，民生政策等方面的决心和意志。此外，传统中文诗学与现代流行翻译趋势的碰撞也在新年致辞翻译中有所体现。将译文放到它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看，还原致辞翻译过程中的外界干扰，研究英文文本的生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探析译者翻译规范，总结技术特征，得出新年致辞译者的某些行文特点和翻译模板，以供借鉴。这样才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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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