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政治发展更为艰巨。党和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需要更好发挥推动和领导作用。
　　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在中国尤其如此。邓小平曾经说过，经济发展是最大的政治。执政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抓好发展作为基本路线遵循。中国发展的经验也说明，政治调整、改革和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经济意义上，也应该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得到重视乃至实践。
　　之所以这样说，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供给。党和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中国发展和改革的推動者和引领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成功，一定要更好发挥其推动和引领作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政治承诺的坚定确认，到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密集广泛的决策，再到李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对政府改革的强调，可以看出中央在努力更有效地发挥制度供给者的作用。
　　其二，作为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主体，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政治建设没有落到实处，形式主义依然严重的问题。相当比例的部门并没有按照自身工作的规律，针对自己面对的具体问题开展工作，而是按照大而化之的一般性要求，以及领导的个人偏好“自娱自乐”。
　　具体来说，有三种现象特别突出：一是重规范化轻结果。规范化是管理的基本要求，但是不同的层级和部门要有不同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规范化的目的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而不是增加工作成本，模糊工作重点。遗憾的是，现在许多部门的规范化管理演变成了“填表管理”、“台账管理”、“呈批件流转管理”，为了实现所谓的“证据链”完整，层层报送，个个签字。即便是基层社区，本来工作人员就少，也多数成为“填表工”、“报表员”。
　　二是监督重于其他。监督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改革需要督察，政治规则需要巡视，上级各项决定需要督办。投入这项工作的人员、时间和精力也越来越多。即便是一线执行部门和人员，每年花很大精力用于应对各种监督检查，并不惜把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放缓推迟。这的确体现了监督的“威慑”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主体工作。毕竟，監督只是整个政治体系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决策、执行应该占据更重要的位次，监督是决策、执行的补充。如果三者的关系失衡，就会导致政治体系内部资源配置不合理，激励机制错位。
　　三是服从压倒担当。中国进入了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更为艰巨而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一方面要统一思想和行动，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担当和责任意识。但是，面对更为复杂多样的现实，统一思想行动与担当责任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统一意味着服从，担当意味着打破陈规。在各种监督面前，服从听话往往优先于敢于担当。中纪委曾经发文说，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鼓励更多的不同声音，更多的适应实际需要的行动。
　　与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政治发展更为艰巨，因为这是一场自我革新、自我革命。检验这场革命和革新成功与否的关键，是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生产力是否发展，民心所向是否更强。这就需要决策者要更为准确地分析判断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新形势，以及政治体系的内在缺陷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