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有老同学谈到我当年考大学的事。没想到,我和另外几位清华子弟的失败成为教育史上的一次见证,也成为教育界前辈们不谋私利的见证。就我自己来说,我的失败自然是有所失,但也有所得。
　　1946年,我从西南联大附中毕业。这一年,西南联大已经结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招考,录取分数不等。我报了清华,因分数不够,被南开录取了;还有几位清华子弟也没有考上清华。那时的清华各方面都很严格,无论是谁,都走不成后门,也没有谁会想到走后门。长辈们决不会以走后门的方式来“帮助”子女。
　　记得那年,我随父母复员北上,先从昆明走公路到重庆。我在路上病了一场,在贵阳停留时,父亲找了一位医生来诊治,次日略好。那天大家去游花溪,我只能卧床梦游。我们在重庆候机一个多月,重庆天气酷热,每餐都要站起来洗三四次脸,不然汗就滴到碗里。我们久居昆明,对这样的天气很不习惯,我和小弟钟越都得了疟疾,那时称为打摆子,烧一阵冷一阵。治疗虽有特效药金鸡纳霜,但对人损伤也很大。整个夏天都是病病歪歪的。回到北平,参加了考试,自觉很不理想。当时南开可能考虑到生源不够,又举行了单独招考。大家觉得可以再考一次,如三校联合招考落第,也还有一次上南开的机会。南开也是个好学校。于是又去天津应试,不记得与谁同去。我上南开还是很有诚心的。
　　南开是一所有特色专长的大学。据说,抗战前全国物价指数是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应试回来,联合招考发榜,我考清华不中,被南开录取。我早有心理准备,父母也并不以我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而责备我。不久就得到南开单独招考的结果,我又被录取了。自幼的友伴徐穈岐(徐恒)也报考清华被南开录取。开学时我们便同去天津上学。
　　南开校舍在抗战初起时被日军炸毁,我们去时校园还很荒凉,建筑不多。只有思源堂(教室楼)、芝琴楼(女生宿舍),还有胜利楼(办公楼),大概是抗战胜利后新造的。大片毁于战火的废墟依旧在目,断瓦颓垣、夕阳残照,我们称它为“南开荒原”。外面的景色是“荒原”,学子们求知求真的精神,却如新生的禾苗一般茁壮成长。
　　因为我两次被录取,便有两个学号,我选择了一个,只记得最后两字是95。我在南开外文系读了两年。那时好几位先生都在南开,卞之琳教大一英文,李广田教大一国文,罗大冈教法文。后来他们都到了北平,分别任教于北大、清华。卞先生曾赠我一本《十年诗草》,我非常喜欢卞诗,一直想请卞先生用硬笔把他的《风景》一诗写成一帧书法,却总是拖下来,直到他老去,也没有提出。二年级时的英诗教授是杨善荃,他对诗歌很有研究,因头发少,学生们称他“杨秃”。教逻辑的是王逊,他后来也到了清华。当时南开一年级文科学生要学一门理科课程,我选了普通生物学,曾在实验室解剖青蛙,我一直对生物很有兴趣,特别是生命的起源和发展。
　　我很喜欢芝琴楼后面那一大片稻田和野地,远处有疏落的树林,从那里可以看见夕阳西下,看那漫天霞光和小树林的彩色。我有一篇作文《荒原梦》,写这一带景色,得了A+的分数,此文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那时穈岐和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夕阳西下,她是物理系学生,还有一位工学院潘姓女同学也常去,如果哪一天没有去,便好像少了什么。
　　在天津时,常和小弟通信,他刻了两枚图章,一写小姊,一写小弟。他写信来,常打上图章,我却很少用,因为没有印泥。小弟那时16岁,常写些小文章在小报上发表。记得一次他写了理发的经过,我们笑了半天。轮到小弟考大学时,他考了清华、北洋工学院,还有一所学校不记得了。三所大学俱都高中。他上了清华航空系。
　　1947年1月,天津《大公报》星期副刊刊载了我的小说《A.K.C.》。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小说(后又于本世纪初刊载于《文艺报》某期),以后又发表过几首短诗。我发表文学作品是从做南开大学学生时开始的。
　　在南开的两年间,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我参加过进步同学组织的读书会,却不很积极。对有兴趣的课程如英诗,也只是浮光掠影。1948年,我又参加了清华的转学考试,因为不急于工作,也不能用功读书,所以仍然报考二年级,这样录取的机率也大些。这次我考上了,父母很感安慰,最主要的是不必仆仆于平津途上了。父亲在1948年秋给远在美国的长子钟辽写信,第一句便说:妹考上了清华。我离开了“南开荒原”,但那一段生活已成为我的记忆,我的历史。
　　西南联大结束五十多年了,现在和三校都有联系的人已经不多。我肄业于南开,毕业于清华,又是清华子弟;我也是北大子弟,是燕园长期居民。最近,我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头衔——北大旁听生。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小病大养住在家中,曾去旁听过宗白华的中国美学史,可惜只听了一课,他讲的是中国美学的特点:虚和实的关系。又去听了冯至讲歌德,可惜也只听了一课,那次还有组稿任务。没有好好听过冯先生论歌德,始终是我的一个遗憾。我冒昧忝列北大旁听生,量不至有人反对。三所大学都是我的母校,南开去年校庆有专函相邀,可惜我正在医院未能前往;清华图书馆保存着我的毕业论文《论哈代的诗》,也有联系;北大更是多有照顾。一个人有三个母校,可算得是极富有了。也可以说,这是失败成全了我。
　　我考大学的经历,除了为教育史做了一次见证,还可以反映那时的教育环境是宽松的,考不上清华可以考南开,上了南开也可以转清华,当然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在本校也可以自由转系,因为初入学时也许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好几位西南联大哲学系学长都是理科转来的。只有在自由的天地里,鸟儿才能飞翔,才能感受蓝天、放眼碧野,才能嘹亮地歌唱。
　　忽然想起一位小辈的亲戚曾说,上世纪50年代她上幼儿园时,常被安排坐在痰盂上,一坐好几个小时。坐着唱歌,唱的歌是:“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立场最坚定。”后来知道,这首儿歌是一项游戏的内容(游戏也够政治化的),被用来对孩子们进行管制。从这样的幼儿园开始(现在当然有所改变),以后再接受格式化的教育,鸟儿的翅膀早退化了,平衡都难以掌握,遑论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