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汶上文庙及思圣堂的保护传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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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汶上文庙始建于唐代。公元前501年,孔子初仕中都宰,政绩卓著,四方效仿。其后宋、元、明、清不断修葺、扩建,形成了以大成殿为主体的庞大建筑群。近年来汶上县高度重视汶上文庙的保护利用,对文庙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布展,倾力打造政德教育现场教学点,面向社会开放。思圣堂始建于宋代,为孔子宰中都的纪念性建筑,创建旨在“求孔子之意而行其政”,得到汶上县历任主政者的重视。
  关键词:汶上文庙;思圣堂;孔子;中都宰;保护传承;利用
  汶上古称中都,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素有“千年佛都、儒贤圣地”之美誉,佛教文化、儒家文化、运河文化、始祖文化交相辉映。公元前501年,孔子初仕中都宰,政绩卓著,四方效仿。汶上佛教文化兴盛,南北朝时期即为佛教圣地,1994年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出土佛牙、舍利等141件佛教圣物,被誉为“第二法门寺”。明清时期,汶上著名的“引汶济运”南旺枢纽工程,解决了京杭大运河“水脊”缺水的难题,是大运河上最具科技价值的大型综合性水利水运枢纽。历史的积淀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使汶上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汶上文庙现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有着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因孔子曾为中都宰,汶上为初仕之地,留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千古佳话;加之明代嘉靖年间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是由汶上过继的袭封。故明清两代汶上文庙不断效仿曲阜文庙的形式予以修葺、扩建,形成了以大成殿为主体的庞大建筑群,规格要高于一般的县级文庙。
  思圣堂位于汶上县城内宝相寺西侧,原汶上老县衙大堂西过化祠内,为过化祠的核心建筑,习惯称为思圣堂。思圣堂为单一院落,门前有坊,坊额为金字榜书“过化祠”,其义取自《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之语。正殿匾额题“思圣堂”。明万历《汶上县志》记载:“思圣堂在县堂西,宋元祐间县令周师中创建,以祀孔子。”[1]此建筑为汶上县衙所独有,在一定意义上,思圣堂也是建在县衙内的孔庙。
  1 汶上文庙及思圣堂的历史沿革
  汶上文庙始建年代不详。其最早记载始自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的“唐文林郎权知龚丘县令摄中都县令邢审容《葺新庙学碑记》”。当时邢审容为龚丘县令(今宁阳县),“走荐承府命”,兼摄中都县令(今汶上县)。到中都县上任后,即“乃申元戎而更之,度身其中,撤屋而堂,端乎屏宇,以达于康庄;采章序列……于是,又经北室,为师儒函丈之所;创两序,为学者亲师之便,俾四方之洁己进修者,咸处之而以藏息焉”[2]。宋代李玠再葺,并刻御制“八行八刑”碑于其中;元代时权三葺之。元代至元至大德年间,“改正殿为六楹,三门、廊庑、讲堂焕然一新……增修殿庭,堦砌庙垣及展卖庙地,创起讲堂并两耳,东西斋房,前棂星门,后祭物库”[3]。使汶上文庙达到一定的规模。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汶上县令史诚祖“鸠工庀材,焕然一新”。万历年间,张惟诚任汶上县令,“(修)明伦堂五楹,东西斋如堂之数;棂星门内凿池一,建石桥于其上;门外立屏壁一,东西竖二坊,扁曰‘兴贤’‘毓秀’,翼以红栅……先师庙五楹,比旧增高三尺。”[4]明末清初,汶上文庙遭兵火之变,“存者十之一”“毁者十之九”。汶上县教谕从贞一等“因其倾圮而重建者,则为大殿,为戟门,为明伦堂、敬一亭是也;考其遗迹而建置者,则为启圣祠,为东庑,为东西两坊,为儒学门是也”[5]。明清两代汶上文庙不断仿曲阜孔庙修葺、扩建,到清末形成了以大成殿為主体的庞大建筑群,建筑错落有致,宏伟壮观,院内古柏参天,碑碣林立。当时主要建筑还有东西庑、棂星门、泮池、戟门、明伦堂、崇(启)圣祠、教谕宅、训导宅、博文斋、约礼斋、名宦祠、乡贤祠、节孝祠、烈女祠、射圃亭、魁星楼等。
  思圣堂始建于宋代,因孔子做宰中都,其后来汶居官者,多感到自身得继先师而以宰汶为荣,诸处以孔子遗风遗教而自惕,以求继美中都,名垂后世。因此,汶上县令周师中以“政令之弛张,刑赏之取舍。凡举而措之民者,必反复而尽心焉。求其有当于圣人之意而后已”[6]。于是,“宋元祐三年(1088),邑宰周师中,构堂于公宇之西,而名之曰‘思圣’,是能求孔子之意而行其政者”[7]。《汶上县志》载思圣堂内塑孔子坐像,“以冉伯牛、岳武穆配焉”。孔子为中都宰,“伯牛尝侍侧,定公召孔子为司空,以伯牛代之”[8]。冉伯牛接替孔子继任中都宰,德惠民,以仁施政,继承了孔子的教诲,发扬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保持了儒家思想在中都的教化。据传岳飞北上扫金时曾为中都留守,故得以配享孔子。岳飞在思圣堂内配享孔子始于明永乐七年(1409),时汶上县令史诚祖扩修思圣堂,将岳飞像并入思圣堂配享孔子,同时刻岳飞语录“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于石,警戒在汶上的大小官吏。明代《汶上县志》记载:“旧传武穆为中都留守。今按本传,未尝涉汶境也。但曾为河南北诸路招讨使,遣梁兴等过河,人心愿归朝廷,两河豪杰歙兵固堡,以待王师,自燕以南金之号令不行。岂中都于此时亦遥为策应耶。”[9]冉伯牛为孔子弟子,岳飞为精忠报国的良将,二人皆为汶人仰慕,故明清时孔、冉、岳三姓中各定一人奉祀,岁时在思圣堂致祭。据县志记载,元至元年间,汶上令尹王居敬“笃志兴举,既作思圣堂、杏坛厅于县治”。大德八年(1304),知县孙善乡重修;明永乐七年(1409),县令史诚祖扩修;嘉靖十六年(1537),兖州知府陈仲禄复倡大修;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辛我德重建;清顺治十三年(1656),县令雷一龙重修;康熙十四年(1675),县令孟遇时重修;康熙四十五年(1706),县令甘国墀重修;清雍正四年(1726),知县于斐重修;民国时期有过修葺,但未留姓名。此外,还有多次重修思圣堂内杏坛厅的记载。明代洪武、永乐年间的史诚祖任汶上县令长达29年,成为汶上县有史记载以来任职最长的县令。任职期间,史诚祖“廉以处己,惠以及人,其善政嘉猷,令闻伟绩,日益宣著”。据《明史》记载:“永乐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考核郡县长吏贤否,还言诚祖治第一。”[10]而此时,思圣堂已是“但所存者,故台遗址崩摧于断砖败瓦之间而已”。看到此景,史诚祖感到“诚祖于治人之事,固已得其大□矣。但思圣堂旧基未获兴复,于予心实有谦焉。”“由是捐割己俸,遣工雇匠,运木材,购砖瓦。卑下者高广之,废坠者增修之。不数日,堂宇廊庑,丹雘粉垩,灿然一新”[11]。顺治八年(1651),北直通州人雷一龙以进士出任汶上县令,在任期间亦修思圣堂。“县署之西又有思圣堂……一已景前徽”。受到汶上历任主政者的重视,如明代万历中县令栗可仕尝云:“余小子诵法圣贤,今既得使为汶,窃窃然喜得从圣贤之后也。矢心自许曰‘所不愿学孔子苟禄自润,以上负朝廷设官之意,下悖父师拳拳之教者,非负也。’”[12]思圣堂作为孔子宰中都的纪念建筑,受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广泛关注。元代杨奂《东游记》:“自西而东行六十里,宿汶上县刘令之客厅。汶上,古之中都地也。鲁定公九年,先圣宰此,今县署之思圣堂也。”[13]明代湛若水往谒孔林,取道中都汶上。“汶上乃古中都,吾夫子所尝为宰于此者也。县中有思圣堂”[14]。明李东阳曾来汶瞻仰孔子宰中都遗迹,且有诗作刻于思圣堂中,“东入齐鲁疆,始见圣迹存。曰兹中都地,宰此社与民。大哉堪与内,何者非吾人。平生辙环志,且复先乡邻。损也不宰费,顾此逃权臣。迹跦本同义,于道谅有闻。见贤且思齐,希圣复何云。徘徊古祠下,感叹伤心神”[15]。   2 汶上文庙及思圣堂的保护
  1948年汶上解放后,因学校改建、城市建设等原因,汶上文庙建筑大部分拆毁,众多碑碣被埋于地下,规模也大大缩小。仅存大成殿、戟门、明伦堂、节孝祠、烈女祠和元代《重修圣庙记》碑一通。1993年,汶上县文物部门对大成殿、戟门等进行了维修,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题写“大成殿”匾额,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题写“戟门”匾额。2006年,汶上县文物局委托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编制了《汶上县文庙现存中路建筑修缮方案》,对明伦堂进行了维修,并恢复了棂星门。2015年后,汶上县文物旅游局筹集资金对大成殿和戟门进行了部分落架大修。对大成殿、戟门两侧现代建筑进行仿古改造。委托曲阜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编制了《汶上文庙节孝祠、烈女祠修缮保护设计方案》,并完成了节孝祠、烈女祠的修缮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汶上县衙被拆,而思圣堂院落却秋毫无犯,巍然独存。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原址建立新的县政府。1993年汶上县人民政府公布思圣堂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委托曲阜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编制了《汶上思圣堂修缮保护设计方案》。
  3 汶上文庙及思圣堂的传承利用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宁考察时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汶上县致力于发挥汶上文庙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富集的优势,积极打造干部政德教育现场教学点,着力提升广大干部的为政之德。
  3.1 合理布局充分进行功能展示
  以汶上文庙中路的大成殿、戟门等古建筑作为祭祀场所,继续承担一般文庙所具有的祭祀功能;明伦堂作为传统文化的讲堂,不定期举行传统文化讲座,开展传统文化教学活动。东侧现代建筑经过仿古改造后作为孔子仁政园,以孔子宰中都施仁政的八项措施,演化成八个故事进行布展。西侧现代建筑经过仿古改造后作为科举文化园,除介绍一般的科举文化外,把一些通过科举取得成就的乡贤、名宦的事迹列入其中。另外,还收集修葺文庙和思圣堂碑记等有关碑刻,建设了碑廊。这样各功能区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融合。
  3.2 着力表現孔子宰中都的施政措施
  纵观孔子一生,做官的时间并不多,留下施政措施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孔子初仕中都宰是孔子仁政思想的具体实践,其施政的措施却记载的相对具体、详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16]。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孔子施仁政、行教化、制礼仪,其具体施政措施在《孔子家语·相鲁篇》中有明确的记载,“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不封不树”[17]。此外,孔子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又相传孔子在中都创办的讲学堂,实行有教无类,弟子不分贫富高低贵贱,一律平等。元学士李谦《圣泽书院记略》中有“(汶上)城野之南,湖水之侧,有讲堂故址存焉,乃吾夫子与群弟子讲道之所”[18]。基于以上记载,把孔子初仕中都宰的施政措施具体化,通过“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器不雕伪、兴学育才、限棺薄葬、优恤鳏寡、路无拾遗”八个故事表现孔子施政措施和理政思想。
  鉴古而知今,德修而政举。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周游列国向当朝执政者提出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建议,尤其是他竭力倡导的“敬事、博学、律己、爱人”四条施政原则和为政主张,对当前公务员的理想信念、职业道德、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3][4][6][7][8][9][11][12][18](明)栗可仕,王命新.汶上县志[M].万历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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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3]李修生.全元文(第一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4]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全粤诗(第6册)[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5]杜建春.济宁历代诗选·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16](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17](三国)王肃,注.孔子家语[DB/OL].https://www.gushiwen.org/guwen/kongz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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