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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着是美丽的》是著名浙江女作家陈学昭女士的代表作。她老人家虽然已在1991年逝世,但她那睿智、和蔼、隽秀的才女形象,永远在我的心坎闪光。可就是这样一位“五四”时代的最早女作家,留法的文学女博士,三十年代末期就奔赴延安的革命老前辈,一生命运坎坷,先后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又饱受打击和迫害,最后落得一身伤病。只是用她手中的那支笔,60多年来不断向广大读者倾吐内心复杂的情感,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最初认识她是1970年前后,在杭州大学的厕所间。我早就知道母校有三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在劳动改造:一个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骨干陈企霞,另一个是著名女作家陈学昭,还有一个是原省长沙文汉的夫人、原省委宣传部领导陈修良。
我是因读《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长篇小说而知道陈学昭的,那还是在解放初期,脖子上佩带红领巾的时候。那时候的小说,都是写工农兵、写战争,千篇一律;好不容易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工作着是美丽的》,居然是写知识分子,写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这在当时的文苑,不亚是一个“世外桃源”。从此,从没见过面的陈学昭似乎也成了“熟人”。
我正式结识陈学昭同志,已经是“四人帮”粉碎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我编辑的《西湖》杂志,设立了“文坛忆旧”“文史钩沉”等专栏,大力挖掘和抢救被“四人帮”歪曲与否定的三十年代文艺界的真实史料。这时候,我们马上想起了尚健在西湖边的老作家陈学昭。当时,陈学昭正在为北京的《新文学史料》写文学回忆录,我已陆陆续续读到。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起文革时期,陈学昭先生在杭大的灾难岁月,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现在,陈学昭的冤案终于得到了纠正。她已从杭大图书馆调回原单位浙江省文联,并且也把家从杭大宿舍那间低矮潮湿的斗室,乔迁到龙游路的一套旧公寓中。
我决定去龙游路拜访,向老作家组稿。从此,与陈老有多次倾心交谈,也互相通过不少信件。龙游路在西湖边,是一个老局长替换下来的旧房子。说是有3间,只有一间朝南的还算像样些,但前面也有一幢高楼挡住阳光和空气。陈学昭老人就在这间书房兼卧室里写作、生活。我每次去,总是看见她优雅地坐在书桌边的高靠背木椅子上,连饭都在书桌上吃。
老人家告诉我,在杭大落下的坐骨神经痛,现在已发展得很严重。不能坐沙发、睡棕棚,席梦思更不行;只能坐木椅子,睡木板床,有时痛得整夜睡不着觉。现在,她又得了糖尿病,很多东西不能吃,只能吃些南瓜、青菜之类作为食粮。说起这些,老人家真是苦不堪言。但只要一谈起文学,陈老就会忘却病痛、忘却苦难,滔滔不绝地和你谈上老半天。谈她如何走上文学这条神圣而痛苦之路,娓娓地絮语她如何受到老一代文学前辈慷慨、无私的帮助,完全沉浸在一种无比美好的回忆之中。这位古稀老人,仍在狭小的楼上,日以继夜地笔耕不辍,写出了一本本散文集子。
我们把陈学昭称作“五四”时代最早的现代女作家之一,这丝毫不为过。1983年5月,丁玲来杭州拜访陈学昭,这两位近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女作家在“文革”后重新见面,劫波度尽见真情,场面十分感动人。丁玲回到北京之后,在12月8日致陈学昭同志的信中这样说:“学昭同志,你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只是你的一个普通的读者。”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1906年4月17日生于浙江海宁观潮胜地盐官镇。她出身书香门第,1923年,陈学昭在上海爱国女学文科毕业。毕业前夕,在同学张琴秋的引领下,认识了茅盾先生和夫人孔德沚,也结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这一对革命伉俪。
1923年年底,上海《时报》发起征文,她以学昭的笔名(显然受《昭明文选》影响),写了一篇《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处女作,荣获二等奖。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笔耕生涯,有机会认识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戈公振如同父挚一般关爱和提携年轻的陈学昭,扶持她在《妇女杂志》《民国日报》《京报副刊》《语丝》《新女性》《北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1927年,陈学昭怀着对自由和文明的追求,也为了探索社会和人生,更为追求女性人格的独立,决定飘洋过海到法国去留学。一个小女子在异国学习与生活实在很不容易,幸亏有先期到达的好友季志仁和蔡元培先生的儿子蔡柏龄的关心和帮助,她与他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陈学昭在法国度过了七八个年头,既无公费可享受,又无家庭接济;全凭她一个女孩子,靠给国内报刊写稿维持生活。终于1934年夏,荣获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35年年初,陈学昭毅然离开巴黎,回到烽烟四起、哀鸿遍野的祖国。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陈学昭在重庆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坚定了去延安的决心。
陈学昭曾前后两次去延安,第一次在1938年8月,到延安后在李富春同志帮助下,深入各处采访了将近一年,写了长篇通讯《延安访问记》,发表后再结集出版,在国内外影响很大。1940年秋天,陈学昭再次冒着危险、不畏艰难地奔赴革命圣地。
1942年5月23日,陈学昭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先后担任过《解放日报》四版编辑和中央党校四部的文化教员。1945年7月14日,陈学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陈学昭决定回老家浙江。1949年冬天来到杭州,受当时省委书记谭震林的委派,到浙江大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她先后参加过家乡海宁的土地改革运动,创作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土地》;后又到杭州龙井茶区体验生活,写作长篇小说《春茶》。
老年的陈学昭仍然是那样睿智、俊朗、清秀。与这样有知识、有修养的才女、淑女相处,听她轻声细语娓娓动听的谈话,谈写作、谈往事、谈人生,实在是一种乐趣、一种幸福。在这位纤弱娇小的女作家身上,蕴藏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哟!使她能历经痛苦和磨难,仍能精力旺盛地写作不止。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学昭老人虽然遭受了战争离乱、浩劫磨难;但个人的祸福荣辱,并未能改变她献身文学、追求真理的初衷。正如她代表作《工作着是美丽的》所昭示的那样,这书名本身就寄托着陈学昭的人生理想。
她一生始终在执着地工作、真挚地追求。晚年她写完了《工作着是美丽的》续集,编选出版了《难忘的岁月》《天涯归客》《浮沉杂忆》《野花和蔓草》《海天寸心》《蔓草拾零》《如水年华》《心声散曲》八部散文集;翻译了都德小说和《噼一啪及其它故事》。一个年逾八旬的女作家,短短十年有十部作品问世,创作之勤奋令人肃然起敬。要知道她是在病痛交迫下极其艰难地写成的,在身体十分病弱的情况下,靠吃一点杂粮维持生命。坐在硬椅子上一笔、一划地写上半个小时,再到床上躺半小时,再爬起来写,工作不止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陈学昭以人格的力量,实现了《工作着是美丽的》理想和追求,她的人生是何等壮丽啊。
最初认识她是1970年前后,在杭州大学的厕所间。我早就知道母校有三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在劳动改造:一个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骨干陈企霞,另一个是著名女作家陈学昭,还有一个是原省长沙文汉的夫人、原省委宣传部领导陈修良。
我是因读《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长篇小说而知道陈学昭的,那还是在解放初期,脖子上佩带红领巾的时候。那时候的小说,都是写工农兵、写战争,千篇一律;好不容易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工作着是美丽的》,居然是写知识分子,写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这在当时的文苑,不亚是一个“世外桃源”。从此,从没见过面的陈学昭似乎也成了“熟人”。
我正式结识陈学昭同志,已经是“四人帮”粉碎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我编辑的《西湖》杂志,设立了“文坛忆旧”“文史钩沉”等专栏,大力挖掘和抢救被“四人帮”歪曲与否定的三十年代文艺界的真实史料。这时候,我们马上想起了尚健在西湖边的老作家陈学昭。当时,陈学昭正在为北京的《新文学史料》写文学回忆录,我已陆陆续续读到。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起文革时期,陈学昭先生在杭大的灾难岁月,遭受的种种非人待遇。现在,陈学昭的冤案终于得到了纠正。她已从杭大图书馆调回原单位浙江省文联,并且也把家从杭大宿舍那间低矮潮湿的斗室,乔迁到龙游路的一套旧公寓中。
我决定去龙游路拜访,向老作家组稿。从此,与陈老有多次倾心交谈,也互相通过不少信件。龙游路在西湖边,是一个老局长替换下来的旧房子。说是有3间,只有一间朝南的还算像样些,但前面也有一幢高楼挡住阳光和空气。陈学昭老人就在这间书房兼卧室里写作、生活。我每次去,总是看见她优雅地坐在书桌边的高靠背木椅子上,连饭都在书桌上吃。
老人家告诉我,在杭大落下的坐骨神经痛,现在已发展得很严重。不能坐沙发、睡棕棚,席梦思更不行;只能坐木椅子,睡木板床,有时痛得整夜睡不着觉。现在,她又得了糖尿病,很多东西不能吃,只能吃些南瓜、青菜之类作为食粮。说起这些,老人家真是苦不堪言。但只要一谈起文学,陈老就会忘却病痛、忘却苦难,滔滔不绝地和你谈上老半天。谈她如何走上文学这条神圣而痛苦之路,娓娓地絮语她如何受到老一代文学前辈慷慨、无私的帮助,完全沉浸在一种无比美好的回忆之中。这位古稀老人,仍在狭小的楼上,日以继夜地笔耕不辍,写出了一本本散文集子。
我们把陈学昭称作“五四”时代最早的现代女作家之一,这丝毫不为过。1983年5月,丁玲来杭州拜访陈学昭,这两位近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女作家在“文革”后重新见面,劫波度尽见真情,场面十分感动人。丁玲回到北京之后,在12月8日致陈学昭同志的信中这样说:“学昭同志,你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只是你的一个普通的读者。”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1906年4月17日生于浙江海宁观潮胜地盐官镇。她出身书香门第,1923年,陈学昭在上海爱国女学文科毕业。毕业前夕,在同学张琴秋的引领下,认识了茅盾先生和夫人孔德沚,也结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这一对革命伉俪。
1923年年底,上海《时报》发起征文,她以学昭的笔名(显然受《昭明文选》影响),写了一篇《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处女作,荣获二等奖。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笔耕生涯,有机会认识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戈公振如同父挚一般关爱和提携年轻的陈学昭,扶持她在《妇女杂志》《民国日报》《京报副刊》《语丝》《新女性》《北新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1927年,陈学昭怀着对自由和文明的追求,也为了探索社会和人生,更为追求女性人格的独立,决定飘洋过海到法国去留学。一个小女子在异国学习与生活实在很不容易,幸亏有先期到达的好友季志仁和蔡元培先生的儿子蔡柏龄的关心和帮助,她与他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陈学昭在法国度过了七八个年头,既无公费可享受,又无家庭接济;全凭她一个女孩子,靠给国内报刊写稿维持生活。终于1934年夏,荣获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35年年初,陈学昭毅然离开巴黎,回到烽烟四起、哀鸿遍野的祖国。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陈学昭在重庆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坚定了去延安的决心。
陈学昭曾前后两次去延安,第一次在1938年8月,到延安后在李富春同志帮助下,深入各处采访了将近一年,写了长篇通讯《延安访问记》,发表后再结集出版,在国内外影响很大。1940年秋天,陈学昭再次冒着危险、不畏艰难地奔赴革命圣地。
1942年5月23日,陈学昭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先后担任过《解放日报》四版编辑和中央党校四部的文化教员。1945年7月14日,陈学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陈学昭决定回老家浙江。1949年冬天来到杭州,受当时省委书记谭震林的委派,到浙江大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她先后参加过家乡海宁的土地改革运动,创作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土地》;后又到杭州龙井茶区体验生活,写作长篇小说《春茶》。
老年的陈学昭仍然是那样睿智、俊朗、清秀。与这样有知识、有修养的才女、淑女相处,听她轻声细语娓娓动听的谈话,谈写作、谈往事、谈人生,实在是一种乐趣、一种幸福。在这位纤弱娇小的女作家身上,蕴藏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哟!使她能历经痛苦和磨难,仍能精力旺盛地写作不止。
半个多世纪以来,陈学昭老人虽然遭受了战争离乱、浩劫磨难;但个人的祸福荣辱,并未能改变她献身文学、追求真理的初衷。正如她代表作《工作着是美丽的》所昭示的那样,这书名本身就寄托着陈学昭的人生理想。
她一生始终在执着地工作、真挚地追求。晚年她写完了《工作着是美丽的》续集,编选出版了《难忘的岁月》《天涯归客》《浮沉杂忆》《野花和蔓草》《海天寸心》《蔓草拾零》《如水年华》《心声散曲》八部散文集;翻译了都德小说和《噼一啪及其它故事》。一个年逾八旬的女作家,短短十年有十部作品问世,创作之勤奋令人肃然起敬。要知道她是在病痛交迫下极其艰难地写成的,在身体十分病弱的情况下,靠吃一点杂粮维持生命。坐在硬椅子上一笔、一划地写上半个小时,再到床上躺半小时,再爬起来写,工作不止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陈学昭以人格的力量,实现了《工作着是美丽的》理想和追求,她的人生是何等壮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