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谁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个清官？
算來算去，川主李冰似乎可以够得上。治水、煮盐，颇有政声，不过史书中并未有他个人品行清廉的记载，李冰似乎更偏向史书上所描绘的循吏。
清官的概念本是儒家思想的产物，直到战国时期，四川这块地方才和中原文化开始接触。这里本身自然条件好，很适合农作物生长，这在农业社会无疑是巨大的优势。有人说，正是因为天府之国的生活压力不大，这里的官员容易“无欲则刚”，对物质要求没有过于强烈的欲望，容易坚守清廉的品格。
“水能兴邦，邦能兴水。水运系乎国运，国运系乎水运。”辞赋大家何开四表示，自李冰之后，治水清流这条暗线，贯穿了一部古代四川清官的编年史。余秋雨则认为，正因为有了李冰，中国也就有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巴蜀有官初养成
在封建社会，清官是凤毛麟角的。要产生清官，首先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吏群体。然而在一开始，四川地区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西汉，四海承平，四川地区的农业发达，这里也迎来了孔孟之道的第一次浪潮，也是四川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之始。
汉景帝时，庐江人文翁作蜀郡太守，首扩灌渠系统，引湔水和清白江连接，从此赋予都江堰灌溉意义。更在“见蜀地辟陋，存蛮夷风”后，考虑到兴办教育，但当时的川人对当官并不是非常热衷。文翁只好从仅有的“郡县小吏”中选送一些条件好的，送到长安国学去参加培训班，还用学成之后的“封吏许愿”和免除徭役来鼓动大家。
这些蜀生学成归来后，担任重要公职，也充作郡学教师。很快，文翁开始“扩招”，邻县的子弟也来入学了。
办学几年以后，在蜀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和广泛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吏民中开始出现了以学为荣的风气，曾经讥讽读书人的陋习有了根本改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景帝在嘉奖文翁的同时，“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
纵使文翁表现得如此优秀，他依然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清官之誉。不过，在文翁兴学过程中，亲自选拔送到京师学习的蜀生，却产生了一批很有才能的人。其中一个叫张叔（宽）的就有幸入选了《汉书·循吏传》。张叔被汉武帝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按现在说法，这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更是颇有善政的循吏，和清官已经很接近了。
此时的蜀地，出了一位大文豪司马相如，但文豪照样不等于清官，甚至不等于会做官。《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更是只字未提及相如和文翁的关系，让很多人不解。
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司马相如并不符合文翁培养人材的要求。虽然他后来曾以诗人的浪漫和政治家的严谨，刚柔并济，归化了原本如同一盘散沙的“西南夷”，但他的高才更多是在辞赋。文翁更看重经学和律令的吏材，其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官吏，而司马相如对做官之类的事，“非其好也”。司马相如的这种态度，无意间影响了后世不少四川学子，蜀人对自身在全国政坛上的驰骋，似乎显得消极，不过也形成了蜀地官员的一种独特风骨。
受影响最直接的，无疑是出自成都的扬雄。他有一个很糟糕的仕途环境，向上看，面对的是智商不高的汉成帝；往前看，身边是心怀叵测的同事王莽；朝后看，还有个同官的同性恋董贤。这能不憋屈吗？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在官场上“惹是生非”的人。桓谭曾说他“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意思就是扬雄工资低，官位小，甚至人也长得不帅，更不会搞自我宣传，在京城很难吃得开。更重要的是，扬雄不如一些八面玲珑的官员，性子中还存在一份蜀郡人的天真。
直到王莽篡位后，扬雄才以资深老干部的身份，被老同事提拔为大夫。可见扬雄在官场混得比较差，最后只能选择潜心文章，并以此传世。
巴蜀才子在首都官场上的挫折，并未阻碍这里出现第一个绝对的清官，东汉初期任蜀郡太守的咸阳人第五伦。蜀郡田地肥沃，官民富裕，不少人家中的资财多至千万，都乘坐漂亮的车子，并因为有财产贿赂得以担任官职。第五伦到任后，把一些家境丰足的官吏精简掉，遣送回家，改选孤弱贫寒有节操的人担任属吏。从此争相贿赂之风便被禁绝了，官员的职守得到整饬，而他所举荐的人多官至九卿或二千石级的官，蜀地的官员得到了极好的锻炼，为东汉后期的人才盛世打下基础。
能吏的第一次井喷
第五伦的基础，终于在东汉末年结出了硕果。在蜀（益州）执政的刘璋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政绩甚好，益州良吏出现了第一次井喷。不光本地有阆中黄权、广汉秦宓这样的能吏，更吸引了刘巴、李严等外来良才，陕西人法正还是在饥荒的条件下前来投奔的，可见“千里无鸡鸣”的乱世下，蜀郡人文之盛。
后来刘备前来争蜀，有人劝刘璋坚壁清野以迎敌，刘璋断然拒绝：“吾闻保境以安民，未闻动民以保境”，宁愿失败也不给老百姓造成损失。但自此，也形成了一个“不良”传统。凡割据四川者，大多两代而亡，且是在坐拥优势之下开门请降。
诸葛亮治蜀，也和治水相关。当时，为避免洪水入侵成都城区，主持修筑了九里堤。在对都江堰进行了较大的修复之后，并设置了专职的堰官，这是后世在都江堰设堰官之始。
不过，诸葛亮的法令过于严格，引起过蜀地官员的反感，这也客观上加速了蜀国的灭亡。究竟宽好还是猛好，后人颇有争议。清朝赵藩写了幅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要完成统一大业，打天下当然要猛才好，但是猛久了百姓就吃不消，要济之以宽。可是数次北伐都无功而返，还要继续用猛，蜀人当然不干了。
不过，诸葛亮自身可以算得上是清官，更是古代官员中主动公布财产的第一人。他在《自表后主》中公布了自己的家产：“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作为蜀汉丞相，这些田产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他的家人不靠裙带关系混饭吃，而是和百姓一样从事农桑来维持生计。俸禄之外，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诸葛亮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勾描出了中国人心目中完美的千古一相模本。 冲出夔门始觉宽
两晋南北朝，中原大乱，而蜀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偏安一隅，较好的保持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期间，不得不提写出《陈情表》的彭山人李密，他是大孝子，也是大清官。他在祖母去世服孝期满后出任温县县令，政令严明，政绩显著，以刚正见称。
隋唐时期，“扬一益（四川地区）二”，西蜀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加之科举取士的全面铺开，巴蜀大地上也开始规模性地朝全国各地输出官员了。有句俗话说：四川人“蜗在夔门里是只虫，走出夔门是条龙”。此时的蜀地官员频频突破夔门的“瓶颈”，有如冲出峡口的山洪，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余秋雨则称这些从三峡出发的人，“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射洪陈子昂家财万贯，24岁即中进士，此时武则天刚刚执政。
李鸿章说，世间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当官。但其实最不易做的事也是当官，太平官好当，好官不太平。陈子昂与其他官员不同，他是一个想干事的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上了《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提出任用贤能，惩治贪官的策略。
不过他人微言轻，武则天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喜欢提意见，不如就当谏官吧。
武则天的随意派官，让陈子昂的仕途很不快乐，不光没有成就感，更因直言得罪了武三思这些人，被诬为“逆党”。经过这件事，陈子昂看透了权贵翻云覆雨的嘴脸，做事开始有些消极，甚至想做一名道士，不关心苍生，只关心鬼神。
陈子昂的际遇，也预示着李白、李颀等四川官员的未来。这些平生壮游四海、才思敏捷的浪漫诗人们似乎都想做官却不善做官，更不谙官场权谋，只有被他人玩弄。
接着，忧国忧民的杜甫开了大文人入蜀先河，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白居易、元稹先后出任西蜀官员，均是清誉有加。尤其是元稹在通州（今达州）“熟视民病”，在接替刺史职务仅七个月中，治理水患、整治吏政，让老百姓设“元九登高”节来纪念。白居易在《河南元公墓志铭》中写到：“（元稹）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意思是老百姓为了感激元稹，连给自己的子女们取名都用元稹的姓或名。
四川的清廉贡献
经过安史之乱和唐皇几次入蜀“避难”，蜀地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自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到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在担任剑南三川节度使的93人里面，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此时的蜀地也被称为“宰相回翔之地”。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更是重德甚于重才。
由于时代和地域的改变，以及外来官员们在蜀地受到的不同礼遇，导致蜀地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同时，他们也受到四川本土风俗的影响，二者相互相互、逐步交融。
后蜀皇帝孟昶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种叫作匦函的匣子，凡是臣民们不管是有冤要伸，还是想要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的，都可以写成状子投入其中。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
说归说，做归做。相比皇帝，孟昶显然更适合去做艺术家。此时的蜀地官员和文人都陷入了一种醉生梦死的境地。后蜀赵崇祚编有一本《花间集》，里面收录了五代时期靡靡之音的代表作，18个作者中，除了温庭筠等人外，余者14个均为蜀人。
到北宋时期，官箴被赵官家沿用，由此，省、府、州、县各级地方衙门大堂前甬道正中俱立戒石，向南刻“公生明”3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16字，成为官箴建筑“戒石铭”。
似乎是为了奖励巴蜀“贡献”出官箴的功劳，朝廷给成都府派来一位“铁面御史”赵抃，赵知府前后4次，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相随。他时常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和诸葛亮治蜀崇严恰恰相反，赵抃崇宽。他注意根据蜀地的具体实际而采取特殊的治蜀政策，曾坚决反对王安石在这里推行保甲法，“臣深知蜀人情状，闻欲作保甲教兵，必惊扰失民心”。于是“蜀人既闻公来，男呼于道，女欢于灶”。
后来，朝廷每次派往成都地方官在离京赴任拜辞皇帝时，皇帝都要提到赵抃，说治理川蜀赵公的方法最成功，要他们好好向赵抃学习，从此“一琴一鹤”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黄庭坚、陆游等也秉承了赵抃这股崇尚实际的清风，重在为民减负。
陈希亮、三苏，这批由蜀地走出去的清官或名士，则在全国政坛上掀起一股西蜀旋风，在宋哲宗时期形成蜀党，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备受瞩目。
有人说，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往往到了关键时刻就会闪光发热。苏轼和苏辙作为蜀党的领袖，倡导行仁政，而他们个人无论出于何种境遇，仍时刻关注民众疾苦和现实政治，改变了过去四川官员为官形象，并影响他们积极通过科举来达到内圣外王，经国治世的政治抱负。宋《图经》说，靖康之变后，光是眉山籍在京官员“眉之忠义死者犹有四八焉”。
可惜南宋秦桧及其党羽当政时，对反对“和议”的蜀地官员几乎弃用，让蜀籍官员很难得到正常成长，影响深远。成都人宇文虚中被金国扣留，还封为国师。但宇文虚中心怀故国，密谋挟持金主，曾向南宋偷传情報，但被秦桧缴还给金人，宇文全家因此被害。
直到秦桧死后，才有仁寿书生虞允文的擢升。更亏得范成大认识到要治理好四川地区，必须充分利用蜀人的智慧和才能。于是他在处理与蜀士的关系上做了两件事，一是表彰名士，二是网罗人才，其结果是蜀士纷纷归心，达到了预期成效。
坚韧包容的最终定型
1279年，崖山一役，距离当年虞允文在采石矶两万军士破百万北兵的壮事已去105年。南宋灭亡后，四川孤悬抗元的钓鱼城终于挂出白旗。自此之后，四川成为元帝国的一个普通行省，而在划出利州路的一部分至陕西后，四川残缺了北面的一角，已不成其为传统意义上的四川。
至此，四川再也没有出过李白、苏轼这样惊世绝才的官吏，“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尘封了起来。清初以来，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坚韧包容、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元明清三代，最有名的四川籍清官有三人，杨廷和、卫承芳和张鹏翮，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做过吏部尚书。
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朝官至吏部尚书的蓬溪人张鹏翮。《大清一统志》称“扬厉中外，以清节著”。康熙称：“朕留意察访，果一文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然而，张鹏翮每天进入宫门，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清官道德观念的负担。皇帝赞誉得多，却也骂得多，或谓，不被挨骂，则难有赞誉。张氏挨骂，源自他治理黄河时：“上南巡，阅清口，见黄水倒灌，诘鹏翮，鹏翮不能对。”康熙臭骂他一顿：“若徒自表廉潔，於事何益？”
川人又是忍耐的典型，若没有康熙的责难，张氏也不会发愤学习履职业务，在实践中长本领，成为“治河专家”，故而德能勤绩，样样有可道者。
历任明朝两朝宰辅杨廷和是新都人，革弊政，朝野称颂，其子杨慎亦有显名。明朝达州人卫承芳，他赴任时，经常会绕道三十里以避开地方官员的迎接，或者干脆不通知地方官员到任时间，只带随从悄然赴任。
同时，随着湖广填四川的高潮和平息，四川也迎来一位位清官、循吏。
四川人爱吃宫保鸡丁，四川总督丁宝桢对川人的贡献绝不只是这道名菜，他被誉为四川数百年来第一好总督，曾在川治水通河道，整修都江堰，从总督衙署开始，将以往的一切应酬规费全数革降，更大力惩办贪官，导致得罪人太多，一年（1878年）内连降三级，最终儿子来川奔丧时，竟无钱为其办后事。
和他类似是是曾任四川巡抚的冯俊，他卒于任上，死后仅余俸银十两；合州知州于成龙，著名的“于青菜”，其长子廷冀来看望他，都跟仆人吃同样的粗茶淡饭。儿子临走时，他只割了半只熟鸭和红薯供其路上充饥，于成龙从此多一外号“于半鸭”，老爱把话说满的康熙皇帝称他是“天下廉吏第一”（他把此誉还给过张伯行、张鹏翮等人）。
四川学政张之洞，尽力革除教育腐败，创办了尊经书院，“服官四十余年，乡里未造房舍、置田产”。
在官场，官员是否拥有“公心、公情”，在关键时刻往往能改变时局走向，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即使不能扭转，也能给后人留个念想。到晚清光绪朝，戊戌六君子中就有绵竹杨锐、富顺刘光第慷慨赴义，只要能让一个沉睡的民族觉醒，他们不惜献上自己鲜活的生命，四川官员中照样可以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
有意思的是，从百日维新、张居正改革、王安石变法，最终上溯到商鞅变法，里面不可忽视的要点均是土地改革和兴修水利，而垦、灌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由此，历代四川清官治水的这条暗线变成了明线。
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水灾有1621次，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治水和救灾。何开四则认为，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历代治蜀者均以治水为重。能把水治好，证明他至少专心在做事，蜀也基本上能治好了，这就叫实干兴邦。“古代科技条件有限，治水不力是会被问罪的。官员们除了勇气，更多的是一种担当，那就是四川官员，尤其是清官们的一种特质了”。
算來算去，川主李冰似乎可以够得上。治水、煮盐，颇有政声，不过史书中并未有他个人品行清廉的记载，李冰似乎更偏向史书上所描绘的循吏。
清官的概念本是儒家思想的产物，直到战国时期，四川这块地方才和中原文化开始接触。这里本身自然条件好，很适合农作物生长，这在农业社会无疑是巨大的优势。有人说，正是因为天府之国的生活压力不大，这里的官员容易“无欲则刚”，对物质要求没有过于强烈的欲望，容易坚守清廉的品格。
“水能兴邦，邦能兴水。水运系乎国运，国运系乎水运。”辞赋大家何开四表示，自李冰之后，治水清流这条暗线，贯穿了一部古代四川清官的编年史。余秋雨则认为，正因为有了李冰，中国也就有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巴蜀有官初养成
在封建社会，清官是凤毛麟角的。要产生清官，首先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吏群体。然而在一开始，四川地区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西汉，四海承平，四川地区的农业发达，这里也迎来了孔孟之道的第一次浪潮，也是四川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之始。
汉景帝时，庐江人文翁作蜀郡太守，首扩灌渠系统，引湔水和清白江连接，从此赋予都江堰灌溉意义。更在“见蜀地辟陋，存蛮夷风”后，考虑到兴办教育，但当时的川人对当官并不是非常热衷。文翁只好从仅有的“郡县小吏”中选送一些条件好的，送到长安国学去参加培训班，还用学成之后的“封吏许愿”和免除徭役来鼓动大家。
这些蜀生学成归来后，担任重要公职，也充作郡学教师。很快，文翁开始“扩招”，邻县的子弟也来入学了。
办学几年以后，在蜀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和广泛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吏民中开始出现了以学为荣的风气，曾经讥讽读书人的陋习有了根本改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景帝在嘉奖文翁的同时，“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
纵使文翁表现得如此优秀，他依然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清官之誉。不过，在文翁兴学过程中，亲自选拔送到京师学习的蜀生，却产生了一批很有才能的人。其中一个叫张叔（宽）的就有幸入选了《汉书·循吏传》。张叔被汉武帝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按现在说法，这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更是颇有善政的循吏，和清官已经很接近了。
此时的蜀地，出了一位大文豪司马相如，但文豪照样不等于清官，甚至不等于会做官。《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更是只字未提及相如和文翁的关系，让很多人不解。
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司马相如并不符合文翁培养人材的要求。虽然他后来曾以诗人的浪漫和政治家的严谨，刚柔并济，归化了原本如同一盘散沙的“西南夷”，但他的高才更多是在辞赋。文翁更看重经学和律令的吏材，其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官吏，而司马相如对做官之类的事，“非其好也”。司马相如的这种态度，无意间影响了后世不少四川学子，蜀人对自身在全国政坛上的驰骋，似乎显得消极，不过也形成了蜀地官员的一种独特风骨。
受影响最直接的，无疑是出自成都的扬雄。他有一个很糟糕的仕途环境，向上看，面对的是智商不高的汉成帝；往前看，身边是心怀叵测的同事王莽；朝后看，还有个同官的同性恋董贤。这能不憋屈吗？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在官场上“惹是生非”的人。桓谭曾说他“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意思就是扬雄工资低，官位小，甚至人也长得不帅，更不会搞自我宣传，在京城很难吃得开。更重要的是，扬雄不如一些八面玲珑的官员，性子中还存在一份蜀郡人的天真。
直到王莽篡位后，扬雄才以资深老干部的身份，被老同事提拔为大夫。可见扬雄在官场混得比较差，最后只能选择潜心文章，并以此传世。
巴蜀才子在首都官场上的挫折，并未阻碍这里出现第一个绝对的清官，东汉初期任蜀郡太守的咸阳人第五伦。蜀郡田地肥沃，官民富裕，不少人家中的资财多至千万，都乘坐漂亮的车子，并因为有财产贿赂得以担任官职。第五伦到任后，把一些家境丰足的官吏精简掉，遣送回家，改选孤弱贫寒有节操的人担任属吏。从此争相贿赂之风便被禁绝了，官员的职守得到整饬，而他所举荐的人多官至九卿或二千石级的官，蜀地的官员得到了极好的锻炼，为东汉后期的人才盛世打下基础。
能吏的第一次井喷
第五伦的基础，终于在东汉末年结出了硕果。在蜀（益州）执政的刘璋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政绩甚好，益州良吏出现了第一次井喷。不光本地有阆中黄权、广汉秦宓这样的能吏，更吸引了刘巴、李严等外来良才，陕西人法正还是在饥荒的条件下前来投奔的，可见“千里无鸡鸣”的乱世下，蜀郡人文之盛。
后来刘备前来争蜀，有人劝刘璋坚壁清野以迎敌，刘璋断然拒绝：“吾闻保境以安民，未闻动民以保境”，宁愿失败也不给老百姓造成损失。但自此，也形成了一个“不良”传统。凡割据四川者，大多两代而亡，且是在坐拥优势之下开门请降。
诸葛亮治蜀，也和治水相关。当时，为避免洪水入侵成都城区，主持修筑了九里堤。在对都江堰进行了较大的修复之后，并设置了专职的堰官，这是后世在都江堰设堰官之始。
不过，诸葛亮的法令过于严格，引起过蜀地官员的反感，这也客观上加速了蜀国的灭亡。究竟宽好还是猛好，后人颇有争议。清朝赵藩写了幅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要完成统一大业，打天下当然要猛才好，但是猛久了百姓就吃不消，要济之以宽。可是数次北伐都无功而返，还要继续用猛，蜀人当然不干了。
不过，诸葛亮自身可以算得上是清官，更是古代官员中主动公布财产的第一人。他在《自表后主》中公布了自己的家产：“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作为蜀汉丞相，这些田产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他的家人不靠裙带关系混饭吃，而是和百姓一样从事农桑来维持生计。俸禄之外，不搞经营，也不依靠别的收入发财致富。诸葛亮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勾描出了中国人心目中完美的千古一相模本。 冲出夔门始觉宽
两晋南北朝，中原大乱，而蜀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偏安一隅，较好的保持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期间，不得不提写出《陈情表》的彭山人李密，他是大孝子，也是大清官。他在祖母去世服孝期满后出任温县县令，政令严明，政绩显著，以刚正见称。
隋唐时期，“扬一益（四川地区）二”，西蜀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加之科举取士的全面铺开，巴蜀大地上也开始规模性地朝全国各地输出官员了。有句俗话说：四川人“蜗在夔门里是只虫，走出夔门是条龙”。此时的蜀地官员频频突破夔门的“瓶颈”，有如冲出峡口的山洪，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余秋雨则称这些从三峡出发的人，“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射洪陈子昂家财万贯，24岁即中进士，此时武则天刚刚执政。
李鸿章说，世间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当官。但其实最不易做的事也是当官，太平官好当，好官不太平。陈子昂与其他官员不同，他是一个想干事的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上了《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提出任用贤能，惩治贪官的策略。
不过他人微言轻，武则天只觉得这个年轻人喜欢提意见，不如就当谏官吧。
武则天的随意派官，让陈子昂的仕途很不快乐，不光没有成就感，更因直言得罪了武三思这些人，被诬为“逆党”。经过这件事，陈子昂看透了权贵翻云覆雨的嘴脸，做事开始有些消极，甚至想做一名道士，不关心苍生，只关心鬼神。
陈子昂的际遇，也预示着李白、李颀等四川官员的未来。这些平生壮游四海、才思敏捷的浪漫诗人们似乎都想做官却不善做官，更不谙官场权谋，只有被他人玩弄。
接着，忧国忧民的杜甫开了大文人入蜀先河，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白居易、元稹先后出任西蜀官员，均是清誉有加。尤其是元稹在通州（今达州）“熟视民病”，在接替刺史职务仅七个月中，治理水患、整治吏政，让老百姓设“元九登高”节来纪念。白居易在《河南元公墓志铭》中写到：“（元稹）名动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意思是老百姓为了感激元稹，连给自己的子女们取名都用元稹的姓或名。
四川的清廉贡献
经过安史之乱和唐皇几次入蜀“避难”，蜀地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自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到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在担任剑南三川节度使的93人里面，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此时的蜀地也被称为“宰相回翔之地”。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更是重德甚于重才。
由于时代和地域的改变，以及外来官员们在蜀地受到的不同礼遇，导致蜀地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同时，他们也受到四川本土风俗的影响，二者相互相互、逐步交融。
后蜀皇帝孟昶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种叫作匦函的匣子，凡是臣民们不管是有冤要伸，还是想要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的，都可以写成状子投入其中。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
说归说，做归做。相比皇帝，孟昶显然更适合去做艺术家。此时的蜀地官员和文人都陷入了一种醉生梦死的境地。后蜀赵崇祚编有一本《花间集》，里面收录了五代时期靡靡之音的代表作，18个作者中，除了温庭筠等人外，余者14个均为蜀人。
到北宋时期，官箴被赵官家沿用，由此，省、府、州、县各级地方衙门大堂前甬道正中俱立戒石，向南刻“公生明”3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16字，成为官箴建筑“戒石铭”。
似乎是为了奖励巴蜀“贡献”出官箴的功劳，朝廷给成都府派来一位“铁面御史”赵抃，赵知府前后4次，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相随。他时常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和诸葛亮治蜀崇严恰恰相反，赵抃崇宽。他注意根据蜀地的具体实际而采取特殊的治蜀政策，曾坚决反对王安石在这里推行保甲法，“臣深知蜀人情状，闻欲作保甲教兵，必惊扰失民心”。于是“蜀人既闻公来，男呼于道，女欢于灶”。
后来，朝廷每次派往成都地方官在离京赴任拜辞皇帝时，皇帝都要提到赵抃，说治理川蜀赵公的方法最成功，要他们好好向赵抃学习，从此“一琴一鹤”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黄庭坚、陆游等也秉承了赵抃这股崇尚实际的清风，重在为民减负。
陈希亮、三苏，这批由蜀地走出去的清官或名士，则在全国政坛上掀起一股西蜀旋风，在宋哲宗时期形成蜀党，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备受瞩目。
有人说，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往往到了关键时刻就会闪光发热。苏轼和苏辙作为蜀党的领袖，倡导行仁政，而他们个人无论出于何种境遇，仍时刻关注民众疾苦和现实政治，改变了过去四川官员为官形象，并影响他们积极通过科举来达到内圣外王，经国治世的政治抱负。宋《图经》说，靖康之变后，光是眉山籍在京官员“眉之忠义死者犹有四八焉”。
可惜南宋秦桧及其党羽当政时，对反对“和议”的蜀地官员几乎弃用，让蜀籍官员很难得到正常成长，影响深远。成都人宇文虚中被金国扣留，还封为国师。但宇文虚中心怀故国，密谋挟持金主，曾向南宋偷传情報，但被秦桧缴还给金人，宇文全家因此被害。
直到秦桧死后，才有仁寿书生虞允文的擢升。更亏得范成大认识到要治理好四川地区，必须充分利用蜀人的智慧和才能。于是他在处理与蜀士的关系上做了两件事，一是表彰名士，二是网罗人才，其结果是蜀士纷纷归心，达到了预期成效。
坚韧包容的最终定型
1279年，崖山一役，距离当年虞允文在采石矶两万军士破百万北兵的壮事已去105年。南宋灭亡后，四川孤悬抗元的钓鱼城终于挂出白旗。自此之后，四川成为元帝国的一个普通行省，而在划出利州路的一部分至陕西后，四川残缺了北面的一角，已不成其为传统意义上的四川。
至此，四川再也没有出过李白、苏轼这样惊世绝才的官吏，“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尘封了起来。清初以来，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坚韧包容、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元明清三代，最有名的四川籍清官有三人，杨廷和、卫承芳和张鹏翮，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做过吏部尚书。
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朝官至吏部尚书的蓬溪人张鹏翮。《大清一统志》称“扬厉中外，以清节著”。康熙称：“朕留意察访，果一文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然而，张鹏翮每天进入宫门，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清官道德观念的负担。皇帝赞誉得多，却也骂得多，或谓，不被挨骂，则难有赞誉。张氏挨骂，源自他治理黄河时：“上南巡，阅清口，见黄水倒灌，诘鹏翮，鹏翮不能对。”康熙臭骂他一顿：“若徒自表廉潔，於事何益？”
川人又是忍耐的典型，若没有康熙的责难，张氏也不会发愤学习履职业务，在实践中长本领，成为“治河专家”，故而德能勤绩，样样有可道者。
历任明朝两朝宰辅杨廷和是新都人，革弊政，朝野称颂，其子杨慎亦有显名。明朝达州人卫承芳，他赴任时，经常会绕道三十里以避开地方官员的迎接，或者干脆不通知地方官员到任时间，只带随从悄然赴任。
同时，随着湖广填四川的高潮和平息，四川也迎来一位位清官、循吏。
四川人爱吃宫保鸡丁，四川总督丁宝桢对川人的贡献绝不只是这道名菜，他被誉为四川数百年来第一好总督，曾在川治水通河道，整修都江堰，从总督衙署开始，将以往的一切应酬规费全数革降，更大力惩办贪官，导致得罪人太多，一年（1878年）内连降三级，最终儿子来川奔丧时，竟无钱为其办后事。
和他类似是是曾任四川巡抚的冯俊，他卒于任上，死后仅余俸银十两；合州知州于成龙，著名的“于青菜”，其长子廷冀来看望他，都跟仆人吃同样的粗茶淡饭。儿子临走时，他只割了半只熟鸭和红薯供其路上充饥，于成龙从此多一外号“于半鸭”，老爱把话说满的康熙皇帝称他是“天下廉吏第一”（他把此誉还给过张伯行、张鹏翮等人）。
四川学政张之洞，尽力革除教育腐败，创办了尊经书院，“服官四十余年，乡里未造房舍、置田产”。
在官场，官员是否拥有“公心、公情”，在关键时刻往往能改变时局走向，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即使不能扭转，也能给后人留个念想。到晚清光绪朝，戊戌六君子中就有绵竹杨锐、富顺刘光第慷慨赴义，只要能让一个沉睡的民族觉醒，他们不惜献上自己鲜活的生命，四川官员中照样可以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
有意思的是，从百日维新、张居正改革、王安石变法，最终上溯到商鞅变法，里面不可忽视的要点均是土地改革和兴修水利，而垦、灌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由此，历代四川清官治水的这条暗线变成了明线。
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水灾有1621次，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治水和救灾。何开四则认为，古蜀多水患，成都平原尤甚，历代治蜀者均以治水为重。能把水治好，证明他至少专心在做事，蜀也基本上能治好了，这就叫实干兴邦。“古代科技条件有限，治水不力是会被问罪的。官员们除了勇气，更多的是一种担当，那就是四川官员，尤其是清官们的一种特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