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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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中苏“相煎”一二十年后,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作者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对这一会谈的幕后工作做了详细回忆。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从9:00起,陪见的中央领导人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着,恭候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总设计师、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谁都知道,“中苏关系正常化”这7个字,与“邓小平”3个字是紧密相连的。
  9:35,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他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3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一字不落地记录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在想,老人家也許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45,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俗称“总统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砖头”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邓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他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两次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55,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点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足有八九米的天花板。
  10:00,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乱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10点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还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 “可以各讲各的”;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邓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他谈及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小平同志这次代表我们党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我觉得,这句断语意味着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与赫鲁晓夫那场“真假马列”大论战中,有些话说得并不对,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批错了,因为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许多做法,与毛泽东当年狠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立意,完全是两码事。
  我觉得,小平同志所言“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特别英明,因为对于中苏关系那段不幸岁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承认苏方有“过错”,小平同志也替中方承担了相应责任,如果不“一风吹”,再翻旧账,一是争不出个我是你非来,二是给中苏关系发展造成新的障碍。
  12:00,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老人家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人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一环:下午1时邓小平同志午宴,2时戈与中国总理会谈,5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20,萧榕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兴奋地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30,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两小时又三十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谈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写到这里,我还想略为介绍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当场表现。他进入东大厅后,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听得一清二楚。他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见此状,我不由得一笑:在邓小平同志这位“历史巨人”面前,紧张乃人之本能。戈尔巴乔夫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坐在邓小平同志这位曾震撼过全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在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发去见邓小平同志之前,戈尔巴乔夫对陪同的苏方官员说,他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要“多听少说”。   会见当天晚上,我立即将邓戈交谈内容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这位中国领导人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我精确地算过,当天自己站在和坐在他老人家旁边的时间,总共有两小时五十五分钟,这是一生最大的光荣。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介绍我给苏联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回忆起邓戈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萧榕还告诉我,她父亲会见戈尔巴乔夫不久,收到这位苏联领导人托人送来的三张唱片,上面录有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老人家很喜欢,常让家人放给他听。
  向总理、总书记汇报邓戈会见情况
  当日12点半,邓戈会见结束后东大厅的门一打开,中央办公厅一名官员就立刻给钱外长送上一张条子,他看后交给了我。原来这是个电话记录,下午两点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让钱外长尽快派人去钓鱼台国宾馆汇报邓戈会见的情况。钱外长让我赶紧前往。当我快走到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的时候,大会堂一名工作人员匆忙赶了上来,交给我一个塑料袋,袋子沉甸甸的,摸着有些烫手。他说:“这是30只小包子,是钱外长让我从厨房拿的,他让你带着在路上吃。”我心里热乎乎的:还是老首长“疼”我,晓得干这行的人“挨饿”之苦,而且,30只包子,够我吃上五六顿的!不过,在坐车前往钓鱼台的路上,我紧张地为汇报打腹稿,压根儿就忘了那30只包子。
  在钓鱼台12号楼,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介绍一下邓戈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他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中苏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ВИНА)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说得还是比较重的。”
  汇报完后,已经是差10分钟两点了。接着我还要参加这位领导人在钓鱼台18号楼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因为有少许空余时间,钓鱼台管理局的王副局长便让我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由于饭点早过了,思想又一直很紧张,饿意已全跑掉了。我胡乱吃了一点西兰花、白斩鸡、酱牛肉,大约各两三块、片。桌上所摆的美味佳肴乃钓鱼台的名厨制作,我虽然只享用了不到两分钟时间,但留下的记忆却是永久的。
  当我到达18号楼时,钱外长问我“见到了总书记没有”?我说,才向李鹏总理汇报完,是同他一起坐车从12号楼过来的,钱外长听后没说什么。这下子想起来了,他向我交代过:尽快向下午5点将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当面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情况。当宾主在会谈大厅入座时,我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儿”,挨着钱外长就坐了下来,占了陪同团团长、卫生部长陈敏章同志的位子,将其往谈判桌左边侧挤了过去。陈部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我坐下后,立即拿出了邓戈会见一摞记录本以及纸、笔,写出“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纪要”一行字。我大约用两三分钟就写出了第一页,然后交给右侧的钱外长。他略为改了一下后便请人尽快送出去。我每写出一页,就立即送给钱外长审改。后来听一位知情人讲,中央办公厅一名官员,在会谈大厅外一直等着这份汇报提纲。他讓“中办”的司机分着送,第一页先送,之后,两三页一送,司机往返跑了四趟。这番“动静”虽不大,但引起不少在场人的注意,他们大概会猜到,钱外长正在处理一个特急件。
  会谈一结束,被我“蛮横抢占”座位的陈敏章部长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早就听说,钱外长手下的兵,个个雷厉风行,今日得以亲眼相见,真乃三生有幸!”听得出来,话里透着一种真诚。我听后顿时感到心里热呼呼的。这短短一两句话,是对我们这些“钱外长手下的兵”最好的褒奖!其实,这位部长并不晓得,我当时为何这样“雷厉风行”。大约两周过后,我再次见到陈部长时,才告诉他那天“抢占”他座位的原委。他听后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干外交这一行很光荣,但也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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