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个人创意和企业行为嫁接到一个全民关注的时政话题上，为人们观察中国医改提供了一个特殊视角。
　　
　　模式的表面5月28日，刘群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 (以下简称“惠民行动”)在重庆垫江县人民医院正式启动。
　　该医院是第四家加入刘群联盟的县级医院。从今年3月1日以来，刘群先后在重庆市万州区三峡中心医院、丰都县人民医院、南川市人民医院启动这一行动。
　　作为长龙实业(集团)(以下简称“长龙集团”)的董事长，41岁的刘群宣称，“惠民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民间医疗保障体系，彻底解决困扰老百姓多年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据了解，长龙集团之前已和10所医院签订“惠民中国行动定点医疗合作协议”。按照协议，长龙集团负责发展会员，并将合作医院作为其会员伤病救治及医疗保健等活动的定点医院。
　　“惠民行动”吸引会员之处也很简单，给予会员看病补贴，来降低其看病支出。具体办法是，会员分为多个档次，基本会员费为每年20元钱。凡是以20元(目前为1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即可成为会员，不但立即获得由长龙集团一次性派送的价值35元的免费药物，此后每次看病还可以获得由长龙集团按就诊者药品总费用13.6%支付的现金补贴。他们将这一举措命名为“药费直补”。
　　作为合作医院，“应按照协议规定对会员使用廉价的、质量合格而没有临床促销的药品，我们构建了惠民医疗医药一体化平台来保障这类药品的供应”。刘群说：“如果医院没有按照协议用药，我们不但不给予补贴，还要向医院追索责任。”在此基础上，协议还要求医院对会员的就医检验、检查费按医院现行收费标准给予一定的折扣优惠，并提供快速服务。
　　这些优惠包括，下岗职工和特困人员享受大型检查费用20%的优惠；享受检查、检验费用的10%的优惠等。
　　“我们通过这些看起来对医院不产生负担的协议，得以大量发展会员。”刘群很得意于他的创意，“实际上我们就得以通过终端消费者的巨大数量而获得了与医院的谈判权，又通过与医院的合作，获得了与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权。”他称之为抓住终端，带动两头。
　　
　　“盈利模型”真相
　　
　　刘群的理论是，通过控制药品流通使用行为降低医疗费用，通过控制环节成本补给患者。而对于降低药价的具体办法，则是通过在合作医院只准开药品化学名，不允许开商品名等管理办法和管理系统来加以实现。
　　这一办法似乎确有其效。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最早参与惠民行动的重庆万州三峡中心人民医院，与去年同期相比，每个月药品费用下降400万元左右。而其就诊人数还有所增加。
　　但在这一场“济世”行动中，与从前通用的模式相比，参与各方的利益究竟实现了怎样的变化？究竟是谁在补贴患者？
　　根据刘群介绍，执行惠民直补模式之后，给生产厂家留下10%的利润空间，留在他手里的利润率大约在15%—18%之间，而这其中包括给患者的直补费用。也就是说，在实行直补之后，长龙只有1个—5个点的利润。最早参与惠民行动的万洲区三峡中心医院，到4月27日，业已发展会员8万余人。对3345人次患者实行了现金直补，直补额达到30余万元，同时派送药品费用达75万元。如果算上已收取的会员费用80余万元，长龙的收入应在30万—40万元之间。
　　截至记者发稿时，由于减免、优惠、补贴等各种原因，长龙实际收取的会员费用只有43万元左右。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会员费的收取，惠民行动将面临入不敷出的境地。
　　但刘群认为，这种模式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最后通过巨量的会员就诊而获得利润。他还透露说，当合作医院的病员增长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他将从医院获得部分返还利益。但他没有透露具体详情，在业已签订的协议里也没有看见相关条款。
　　
　　“直补”风险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刘群的大物流平台的设想充满种种风险。
　　风险首先来自医院内部。加入惠民行动医院的医生透露，“原来每个月至少有5000元左右的(药品促销)收入，现在一分也没有。”这位医生异常苦恼：“算起来跟一般的普通工人差不多。”
　　在惠民行动的医院中，已有骨干医生因不满收入状况而辞职，还有医院医生正在暗中酝酿以集体辞职的形式向院方施压，要求脱离惠民行动。
　　刘群说，他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说，如今他们也正在和院方一起设计方案，增加医生的劳务收入。其大致思路是，按处方次数和按病种支付劳务费用。
　　但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他又要返还患者，又要提高医生收入，他自己有多少钱往里边贴？”这位医生说：“最终的办法，只有依靠国家对医生的劳务报酬体制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直补模式还存在巨大的财务风险和政策风险。金融专家、香港远景国际咨询公司执行董事董仓山认为，会员制模式实际上可看作医疗保险基金的一种雏形。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一资产剥离，形成专门保险基金的金融产品，然后以其投资获利来支出对患者的直补。这可以避免因国家政策变化，而导致的医药利润空间压缩而引起的系统风险。
　　“但是，国家对保险机构设置有严格的限制，如果国家没有特殊的政策，没有情况表明刘群的做法一定能实现他所说的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目标。”董分析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惠民行动对会员没有免于直补的责任，如果遇上大的疫病，直补的数额将成几何级数增加，这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的财务风险。”
　　虽然刘群对惠民模式充满信心，但政府相关方面似乎尚处在观望阶段。4月28日，重庆市医疗改革办公室官员龚懿，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只是表示：政府对惠民行动很关注，希望惠民能真正落到实处。此外没有发表任何评价。
　　
　　他实现了自己的社会抱负
　　
　　惠民行动搞起来之后，刘群几乎成了同行业的叛逆者。
　　政府对这种新兴的医疗模式报以宽容和关注。在“惠民中国医疗行动”前3家医院的签约仪式等重要场合，都有当地政府部门和重庆市药监、发改委等部门派员出席。
　　但他的叛逆引来了麻烦，执法部门开始查他，甚至检察院也来了。不过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刘群其实也深谙生存之道，通过种种渠道，他也获得了原卫生部部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全国政协相关委员会主任等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一场微妙的博弈在悄悄展开。
　　不过，这时，重庆市发改委注意到他，并给了他一个头衔：重庆市医改调查工作组第七小组组长，负责农村和城市社区医疗这两块的调查。
　　刘群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他调查很卖力，材料都是他亲自去实地取的。“我摸的情况完全真实，我想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我可以把最真实的情况报告给政府，给主管部门。”
　　这个身材胖胖的男人、体制外的民营医药企业家，终于满足了自己少年时代就开始涌动的社会抱负，将个人创意和企业行为嫁接到一个全民关注的时政话题上。刘群和他所发起的惠民行动的走向，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医改的一个特殊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