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瘟疫是历史的配角，其实瘟疫一直是历史的主角，大瘟疫的每一次到访都深刻地改变历史进程。自从人类开始群居以后，瘟疫就一直在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们。由此产生的信仰、巫术，更是长时间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
　　瘟疫为何如此可怕？在于强大的传染性、变异性，病毒的变化速度惊人，而人类进化出抗体的速度相对缓慢，瘟疫爆发，大规模的族群死亡，对于任何人都将带来强大的冲击和震撼。
　　这种刺激，是任何人为的战争、酷刑、惩罚都无法比拟的。

病菌阻碍南北融合

　　古代中国人为何不爱去南方？因为瘟疫，古人称呼为瘴气。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著名的黄帝炎帝大战都是在今天的山西和华北地区开展，这里气候干燥，四季分明，不利于病毒的快速繁殖，是那个时代最为合适的生活区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经提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也就是江南气候潮湿，人不能长寿。从史料上看，被派往南方的官员往往任期很短，而且死亡率高得出奇。
　　造成人员大量死亡的显然不是潮湿的气候，而是居住在潮湿环境中的病菌。在黄河流域，天气帮了人类大忙，寒冷的冬天杀死了大量病菌，而在温暖的江南，病菌可以一年四季肆意繁殖，长年累月，这里就充斥着大量北方人从未经受过的疫病，比如登革热、疟疾等等，它们就在这里等候北方移民自投罗网。
　　所以自古被发配到南方都被认为是有去无回的，极有可能病死他乡，因为北方人没有适应当地的各类病菌，而当地人已经很好地适应了。
　　三国曹操赤壁大败很大的因素就是北方士兵到了长江流域，大量染病，瘟疫流行，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这次打败而回幸存的士兵也因此有了抗体，所以经过几十年的适应，当再次伐吴时，瘟疫不再发挥作用，晋军得以顺利进军。
　　北宋时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目的就是要让当地的瘴气将其置于死地，还不会背上杀才士的骂名。

战胜病菌才能统一中国

　　由于病菌的阻隔，南北融合的过程一直很缓慢，唐代以前南北文化、语言、经济差异显著，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形成两个各自进化的中国。
　　随着永嘉之乱，大量人口被迫开始南迁。但是直到唐代，也就是8世纪左右，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人口密度都不高，到了400年后的南宋，成千上万的农民才遍及华中和华南地区。
　　可以想象，移民的过程是缓慢且痛苦的，人们要面对从未经受过的疾病，然后在漫长的调适期里和它们逐渐适应、共存。所幸，中国人完成了这个艰难的融合。

瘟疫塑造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过去几千年里，人们虽然无法用科学解释瘟疫，但对瘟疫的观察，却让我们总结出一套远离瘟疫的方法，以仪式的方式流传下来。比如，有的宗教禁食猪肉。要知道，过去的养殖条件可不像今天，猪的饮食相当庞杂，包括腐烂的动物尸体、粪便，还有各种不干净的东西。假如猪肉没有彻底煮熟，人一旦吃进去，就很容易感染寄生虫。所以，在麦克尼尔看来，古代禁食猪肉的宗教习俗，本质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恐惧之上，它可以减少病从口入的几率。除此之外，另一个宗教仪式——沐浴，则能够避免因皮肤接触导致的感染。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中都有沐浴仪式。
　　但讽刺的是，年深日久，这些仪式最初的功能在传播中逐渐被人们淡忘，再后来，仪式被彻底神圣化，反而成了疾病传播的途径。比如，为了庆祝宗教节日，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聚集在一起集体沐浴，这就为疾病寻找新的宿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你看，疾病对文化的塑造，催生了一套颇为实用的制度习俗，这些习俗以文化的方式留存下来，但有的习俗在传承和演绎中，却又渐渐背离了初衷，甚至发挥了反作用。
　　另外两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在宗教文化上也或多或少受到了疾病的影响。佛教源自印度，与寒冷地区相比，传染病在印度的发病率显然更高;基督教形成于耶路撒冷等城市，人口密度比较高，传染病的发病率也肯定高于人口稀疏的地区，所以从一开始，两种宗教都把突如其来的疾病看作理所当然。他们都劝导人们说，死亡是对痛苦的超脱，是进入极乐世界或者天堂的必经之路，在那里，生前受到的所有不公和痛苦都将得到补偿。
　　在公元251年的罗马大瘟疫中，一位基督教主教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大概意思是：瘟疫对异教徒来说是灾难，但对上帝的仆人来说则是一场拯救。那些死去的人中，正义者被召唤去开始新生，非正义者则被召去受刑，所以，这场瘟疫凸显了正义，测试了人类的灵魂，它爆发得正是时候，而且很有必要。这套解释对正遭受瘟疫的人来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安抚。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疫病，基督教和佛教才建立了一套适用于痛苦、疾病和乱世的思想和情感体系，收获了大量的追随者。
　　除了对宗教的影响，瘟疫对文化的塑造也深入日常生活。在大部分农业社会，早婚和多生孩子都是一种美德，也是天赐福泽的标志。当然，繁衍后代是生物的本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医疗条件落后，婴儿的死亡率很高，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也可以抵御疾病带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