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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年过节给领导“上供”已经是中国官场颠扑不破的“惯例”，所以“年关”变成了官员们的“廉关”，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总经理聂玉河首先是倒在“年关”的这个关口上的。正厅级高官聂玉河因逢年过节收受下属送上的过节礼金100多万元，颇具“年关难过”的受贿特点，因此被称作“节礼老总”。
聂玉河当过大兴县县长和崇文区区长，在官场中也算一方诸侯，却在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总经理的位置上落马了。
摆功评好，政绩突出好官员
作为2007年度北京市第一位受审的正厅级贪官，聂玉河的堕落令人唏嘘。尽管涉案受贿数额不大，但因聂玉河的官场经历和他受审时恰恰临近春节，正是官员们过“廉关”的紧要关头，这位栽倒在年关前后的贪官，自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关于聂玉河的情况，在《世界人物辞海》中有如下的介绍：聂玉河，男，汉族，北京市通县人，1953年8月生，大专文化。1974年7月入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5年2月毕业分配到北京通县卫生局业务科任干事；1976年11月调台湖乡卫生院任党支部书记兼院长；1982年9月调县卫生局政工科任副科长；1983年4月任县计生委 副主任；1984年3月调侉店乡任党委副书记；1985年8月调西集乡任党委书记；1989年5月调北京市大兴县任人民政府工作，县委副书记；1993年12月任大兴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县委副书记；1994年1月起任大兴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副书记。
这份在网络中可以搜索到的关于聂玉河的介绍，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供的。此后，聂玉河获得研究生学历，1998年担任北京市崇文区区长，1999年后担任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总经理，官至正厅级。2005年11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对聂玉河依法批准逮捕。
聂玉河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从乡镇卫生院干起，仕途上一帆风顺。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他担任大兴县长期间，大兴西瓜市场空前繁荣，进入全国百强县。1998年，聂玉河调任北京市崇文区区长，在旧城改造、城市发展等各项工作中功不可没。一年之后，聂玉河出任北京市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从政府官员转任国企老总后，又恰逢北京市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时期。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在中国建筑业界称得上是一支王牌劲旅，在北京更是毫无疑问的龙头老大。近年来，从中央电视台业务楼到多项奥运工程，城建集团累计创建市优以上工程141项，市级文明工程230项，居全市同行业之首，被建设部授予全国工程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然而，这艘巨轮的掌舵人在上任不久，他的一只脚便踏入了贪欲的泥潭，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2005年从高位跌落，步履蹒跚地走进了秦城监狱。
刚从政府官员转任企业领导干部时，聂玉河还比较谨慎，但随着生意场上灯红酒绿的熏染，聂玉河从最初接收同事、部下的礼物觉得心虚，到慢慢开始“礼尚往来”。
2005年夏，北京市纪委从聂玉河受贿1万元的线索查起，陆续查出了更多和更严重的问题。“停职”、“双规”、“双开”，同年10月，此案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05年11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对聂玉河依法批准逮捕。
人情往来，年关前面是“廉关”
腐败的礼物正在节日路上，也在把官员送往监狱的路上。
聂玉河的第一个软肋是喜欢与亲信们“礼尚往来”，但这种礼尚往来在聂玉河这里却变成了有来无往。节日是一个通道，沟通、交流、联络感情的通道；礼物是一种介质，促进人情的介质。但有一部分人利用了节日，利用了“礼”，他们把节日变成了“贿场”，把礼物作为了“升迁”的杠杆，本来双向的“礼尚往来”变成了单向的“礼上”往来，下级对上级，一级级之间把节日和礼物扭曲。在这种扭曲背后，有多少官员落马于这些礼物，落马在这些节日。2001年至2005年间，聂玉河先后分别收受15人给予的现金、购物卡等款物，共计65万余元。
借春节受贿是聂玉河受贿的特点之一。首先给聂玉河“上供”的是他的亲信赵凤一、王某某。2002年春节前夕，王某某和赵凤一两人到聂玉河家拜年。三人来到方庄顺峰饭店一块吃饭。分手时，赵凤一把一个信封放到聂玉河的包里，说是给孩子的压岁钱。后来聂玉河打开信封一看，是1万元的现金。
王某某和赵凤一是搭档，分别担任城乡建设集团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和经理。此后，每年春节给聂玉河的孩子1万元压岁钱成为赵凤一的“年例”。
2004年春节前，赵凤一送了一条鱼给聂玉河，他将10万元现金塞进了装鱼的袋子里。出门后，赵凤一打电话告诉聂玉河：“鱼袋子里面有东西，千万不要送人。”赵凤一给聂玉河送礼不是白送的，他需要聂玉河的庇护。在城建集团，赵凤一因为有了聂玉河这棵遮荫的大树，最终因贪污受贿1100万元而落马。
赵凤一与聂玉河一样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干部，他1996年年底临危受命被派到城建八公司。赵凤一上任之后的第一年，公司就扭亏为盈。可惜的是，赵凤一的这份创业精神没有能够从一而终，赵凤一上任不到一年就开始受贿。1998年2月，赵凤一利用城建八公司和北京某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订立设计合同，该设计公司经理递上回扣41000元，赵凤一在半推半就中“笑纳”了。此后，赵凤一开始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最终栽倒了。
很快，赵凤一被城建集团审计部门审出了经济问题。赵凤一预感到大事不妙，赶紧找搭档王某某帮忙。王某某告诉他：“必须找聂总，别人帮不了你！破财免灾吧！”
聂玉河的一句话，赵凤一没事了。赵凤一为了感谢恩人聂玉河，先后送给了聂玉河15万元，两次是春节期间，一次是国庆节期间。
行贿的亲信中还有赵凤一搭档王某某。王某某行贿有别于其他“亲信”，他既不掏自己的腰包，也不动用自己公司财务款，而是借花献佛。每次赵凤一向聂玉河行贿，他都亲自陪同。
向聂玉河行贿的还有他的亲信黄某某，他是城建集团房地产开发中心主任兼城建集团下属的北京博宏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为了得到这个职位，从2003年至2005年连续3个春节，黄某某借过节的机会去聂玉河的家拜年，一次送1万元，共计3万元。正由于黄某某送了礼，才梦想成真当上了董事长。
城建集团一个下属公司的杨某为了能得到提拔，使出浑身解数巴结集团老总聂玉河。2002年，单位分给聂玉河一套位于方庄芳城园一区的个人住房。杨某借聂玉河装修的机会，利用“公工公料”来了一个豪华式装修，装修费用总的算下来为40.6万元。不久之后，杨某便走马上任，坐上了城建集团一个下属公司经理的位子。
城建集团与下属八公司曾经合作一项工程，工程竣工后需要催收一笔数额较大的欠款。负责催款的薛某某知道赵凤一和王某某是聂玉河的亲信，就找到聂玉河，希望集团老总出面垫个话儿。于是聂玉河出面帮助协调，欠款尽数催回。当时是2002年6月，正值韩日足球世界杯期间，薛某某一下子就给了聂玉河韩币400万元的筹码，聂玉河悉数收下，结果在韩国看世界杯期间全输光了。2003年春节前，薛某某又送上了10万元现金。前前后后，聂玉河收下了薛某某给予的2000美元，韩币400万元，人民币35万元。薛某某送礼有功，聂玉河也没有亏待他，让他当上了城建集团下属一个公司的董事長。
在聂玉河受贿过程中，除了亲信的钱，他几乎是一概拒绝。这些逢年过节给聂玉河送钱的部下们，有的本身已经是聂玉河的亲信，有的因为送了钱变成了他的亲信。
嗜赌成癖，问题亲信拉下水
聂玉河的第二个软肋是嗜赌，而且赌瘾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有一帮同样嗜赌的亲信。
比聂玉河赌博更出名的是他的亲信赵凤一，他因为嗜赌而入选《检察日报》评选出来的2006年腐败“十最”，他以嗜赌得到“最‘潇洒’的腐败”的名头。
赵凤一的“潇洒”之处在于，他贪污千万元逛遍了中外赌场。赵凤一的嗜赌在圈子是尽人皆知，北京的各种赌场、赌城澳门、甚至是韩国的大型赌场，都留下了赵凤一的足迹。
赵凤一拿到第一笔受贿的41000元后，就直奔了北京的一个赌场，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便输了个精光。赵凤一输得有些心疼，但是正是这种心疼，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脑子里装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翻本。
2000年7月，赵凤一将公家的78万元材料款装进自己的腰包。带着这78万元，赵凤一第一次踏上了去澳门的路。他越来越觉得，在北京他手气好的时候实在太少，也许只有澳门才是他翻身的地方。但是还没等这些钱在他的口袋里揣热，赵凤一就把它们全部又输了出去。
到2002年，赵凤一的赌瘾已近乎疯狂。2002年6月韩日世界杯期间，赵凤一又一次从公司转出100万元。这一次，赵凤一带着聂玉河等五六个人浩浩荡荡赶赴韩国赌球，他们不但观看了中国对巴西的那场比赛，还赌光了所有的钱。在韩国，他们的所有费用都是从这笔钱中支出的。几天之内，这行人就将公款挥霍一空。从韩国回来之后，近乎疯狂的赵凤一于2002年7月再次从公司转出235万元拿去赌博，挥霍一空。
在赵凤一等人的熏陶之下，聂玉河的赌瘾越来越重。甚至在非典期间，他们在刚刚完成小汤山工程之后，竟然冒着生命危险聚众赌博，在这次赌博中，聂玉河心安理得地收受了部下呈上的数万元赌资。
聂玉河大肆受贿的主要动机是满足他嗜赌的爱好，因为他周围的亲信对赌博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聂玉河的赌运并不佳，几年下来，聂玉河不但像他的亲信赵凤一那样逢赌必输，最后还把自己的前程输在了牌桌上。
正是聂玉河最得力的亲信出卖了他。2005年1月30日，赵凤一被北京市纪委“双规”。在“双规”期间，他揭发了聂玉河等人的罪行。根据赵凤一的揭发查证属实后，聂玉河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法庭摆谱，受审如同作报告
2007年2月6日10时许，一身黑色皮衣的聂玉河走进法庭。庭审除了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旁听席上还坐满了聂玉河的家属、朋友以及城乡建设集团的高层领导。
身穿黑色皮衣的聂玉河走进法庭，显得很有气派。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聂玉河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起诉属实。”
聂玉河被控受贿17人给予的款物共计144．8万余元，罪行总共13项。令人诧异的是，聂玉河对每笔受贿记录叙述得非常清晰准确，清楚地记得某人是什么时间、地点送了多少钱，甚至对方给的哪个商场的购物卡，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回答。
聂玉河于1999年11月来到城建集团任职，2001年起开始收受他人贿赂。他收受贿赂的特点是大小通吃，有多达几十万元的，也有的1万多元，甚至还有西服和手机。聂玉河说“我的惯例是，钱攒到一个大数，就存到银行。”
聂玉河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是2002年下半年，集团下属企业建兴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杨某动用40万元公款为他装修房子。
“这套住房为什么让他装修？”公诉人问。“不是我提出来的。当天，他来集团汇报他刚拿到的一个项目，正赶上集团讨论给我分房的决定，他就主动提出给我装修。”聂玉河解释说，此前他给建兴公司拿到了几个工程，“是实实在在通过我的手拿到的。”杨某多次表示要回报，都被他拒绝了。“这次他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装修。”聂玉河说，“他一开始说要装修豪华型的，被我否定了，我的标准是中等。”
聂玉河向法庭一再表示，他脑子里一直想跟杨某结账，哪怕是给20万元，但杨某给他送去发票后，他意识到不需要自己结账。聂玉河还说，房子装修完的第二年就出现很多问题，装修期间还影响了下层住户，赔了些钱。不过，赔偿款也都是杨某支付的。
聂玉河被控受贿的第二项罪责是趁拜年之机大肆受贿。每到春节，希望得到聂玉河关照的下属都会借机送上至少万元的红包或者购物卡。他们有的为跑官买路，有的为承揽工程，但绝大多数人给钱的时候都只称拜年而已。聂玉河认为，他们是为感谢自己帮着跑下工程或朋友间联络感情的。而且，在建筑行业内，拜年送购物卡也是种风气。“都是好朋友给的，不收，会觉得看不起他。有人还当面说过，你不收钱咱们关系就掰了。我是驳不开面子才收的。”
聂玉河被控的第三项罪责是跟随赵凤一等人花掉百万元公款出国赌球，在此期间，聂玉河还收下薛某2000美元，400万韩元，35万元人民币。
聂玉河的辩护律师认为，下属过节给领导送礼不能算是行贿，而是“送礼”。但公诉人认为，送礼人都是冲着聂玉河的职务而去的，希望聂玉河为他们跑工程或办事，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对此，聂玉河解释说：“起初别人送钱款，我也拒绝。自从2001年起，碍于情面不好驳对方面子，便开始收受贿赂。”法庭上，聂玉河说：“多数都是过年过节时行贿人表示谢意、联络感情或以拜年的名义送的。”
“节前送购物卡在建筑行业已成一种风气。”聂玉河在法庭上解释说“我法律观念比较淡漠，没有想到这是请托，对方往往都说是私人关系，我就收下了。”
在法庭上，聂玉河除了承认检察官对他的指控外，他的官员气派和对每一笔受贿款的来龙去脉的清楚记忆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更令人深思的是，聂玉河辩解说：“都是好朋友给的，不收，会觉得看不起他。有人还当面说过，你不收钱咱们关系就掰了。我是驳不开面子才收的。”
不收别人的“节礼”竟然难为情，聂玉河的托词可笑也极具讽刺意味。其實，时下诸如聂玉河之类被“年关”绊倒的贪官已不知其数，一些本来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常常被年关的“人情”、“面子”所蒙蔽，陷入那种充满人情味的“温水效应”中而无能自拔，最后成了被煮熟的青蛙。“年关”变成了贪官难以逾越的“鬼门关”。
当然，真正人际间的礼尚往来，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对掌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来说，“年关”已或多或少地成了“钱权交易”的代名词。送礼者打着给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老乡拜年、联络感情之机，在亲情、友情的掩护之下行行贿受贿之实，既可掩盖行贿者的动机，也可释然受贿者忐忑不安的心理，从而形成某种“默契”。其实，收礼者明知这是“糖衣炮弹”，可依旧抵挡不住那“温馨”的诱惑而甘愿成为其“案上肉”、“盘中餐”。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礼者回报送礼者的不外乎是手中的权力资源。官员手中的权力不仅可以为送礼者谋取不正当的更大利益，而且还有权合法地伤害人。因而送礼者或求官或求财或求庇护，有主动送的，有被动送的，也有随大流的。收礼者往往“无本万利”、坐享其成。而公共权力一旦沦为贪官疯狂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节那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都成了敛财的最佳时机，至于“感情”、“面子”不过是种噱头。
廉官、廉关、年关，为官者应当做出自己的抉择，看清了脚下的路，尤其在眼下的年关，用肮脏的“礼尚往来”将“年关”变成了自己的“鬼门关”，这是聂玉河的悲哀！“年关”是检验官员品性的试金石，但愿所有的官员都能过好这以关。
（未经作者同意，拒绝一切形式的转载、上网和文摘）
聂玉河当过大兴县县长和崇文区区长，在官场中也算一方诸侯，却在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总经理的位置上落马了。
摆功评好，政绩突出好官员
作为2007年度北京市第一位受审的正厅级贪官，聂玉河的堕落令人唏嘘。尽管涉案受贿数额不大，但因聂玉河的官场经历和他受审时恰恰临近春节，正是官员们过“廉关”的紧要关头，这位栽倒在年关前后的贪官，自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关于聂玉河的情况，在《世界人物辞海》中有如下的介绍：聂玉河，男，汉族，北京市通县人，1953年8月生，大专文化。1974年7月入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5年2月毕业分配到北京通县卫生局业务科任干事；1976年11月调台湖乡卫生院任党支部书记兼院长；1982年9月调县卫生局政工科任副科长；1983年4月任县计生委 副主任；1984年3月调侉店乡任党委副书记；1985年8月调西集乡任党委书记；1989年5月调北京市大兴县任人民政府工作，县委副书记；1993年12月任大兴县人民政府代县长、县委副书记；1994年1月起任大兴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副书记。
这份在网络中可以搜索到的关于聂玉河的介绍，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提供的。此后，聂玉河获得研究生学历，1998年担任北京市崇文区区长，1999年后担任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总经理，官至正厅级。2005年11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对聂玉河依法批准逮捕。
聂玉河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从乡镇卫生院干起，仕途上一帆风顺。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他担任大兴县长期间，大兴西瓜市场空前繁荣，进入全国百强县。1998年，聂玉河调任北京市崇文区区长，在旧城改造、城市发展等各项工作中功不可没。一年之后，聂玉河出任北京市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从政府官员转任国企老总后，又恰逢北京市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时期。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在中国建筑业界称得上是一支王牌劲旅，在北京更是毫无疑问的龙头老大。近年来，从中央电视台业务楼到多项奥运工程，城建集团累计创建市优以上工程141项，市级文明工程230项，居全市同行业之首，被建设部授予全国工程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然而，这艘巨轮的掌舵人在上任不久，他的一只脚便踏入了贪欲的泥潭，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2005年从高位跌落，步履蹒跚地走进了秦城监狱。
刚从政府官员转任企业领导干部时，聂玉河还比较谨慎，但随着生意场上灯红酒绿的熏染，聂玉河从最初接收同事、部下的礼物觉得心虚，到慢慢开始“礼尚往来”。
2005年夏，北京市纪委从聂玉河受贿1万元的线索查起，陆续查出了更多和更严重的问题。“停职”、“双规”、“双开”，同年10月，此案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05年11月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对聂玉河依法批准逮捕。
人情往来，年关前面是“廉关”
腐败的礼物正在节日路上，也在把官员送往监狱的路上。
聂玉河的第一个软肋是喜欢与亲信们“礼尚往来”，但这种礼尚往来在聂玉河这里却变成了有来无往。节日是一个通道，沟通、交流、联络感情的通道；礼物是一种介质，促进人情的介质。但有一部分人利用了节日，利用了“礼”，他们把节日变成了“贿场”，把礼物作为了“升迁”的杠杆，本来双向的“礼尚往来”变成了单向的“礼上”往来，下级对上级，一级级之间把节日和礼物扭曲。在这种扭曲背后，有多少官员落马于这些礼物，落马在这些节日。2001年至2005年间，聂玉河先后分别收受15人给予的现金、购物卡等款物，共计65万余元。
借春节受贿是聂玉河受贿的特点之一。首先给聂玉河“上供”的是他的亲信赵凤一、王某某。2002年春节前夕，王某某和赵凤一两人到聂玉河家拜年。三人来到方庄顺峰饭店一块吃饭。分手时，赵凤一把一个信封放到聂玉河的包里，说是给孩子的压岁钱。后来聂玉河打开信封一看，是1万元的现金。
王某某和赵凤一是搭档，分别担任城乡建设集团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和经理。此后，每年春节给聂玉河的孩子1万元压岁钱成为赵凤一的“年例”。
2004年春节前，赵凤一送了一条鱼给聂玉河，他将10万元现金塞进了装鱼的袋子里。出门后，赵凤一打电话告诉聂玉河：“鱼袋子里面有东西，千万不要送人。”赵凤一给聂玉河送礼不是白送的，他需要聂玉河的庇护。在城建集团，赵凤一因为有了聂玉河这棵遮荫的大树，最终因贪污受贿1100万元而落马。
赵凤一与聂玉河一样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干部，他1996年年底临危受命被派到城建八公司。赵凤一上任之后的第一年，公司就扭亏为盈。可惜的是，赵凤一的这份创业精神没有能够从一而终，赵凤一上任不到一年就开始受贿。1998年2月，赵凤一利用城建八公司和北京某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订立设计合同，该设计公司经理递上回扣41000元，赵凤一在半推半就中“笑纳”了。此后，赵凤一开始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最终栽倒了。
很快，赵凤一被城建集团审计部门审出了经济问题。赵凤一预感到大事不妙，赶紧找搭档王某某帮忙。王某某告诉他：“必须找聂总，别人帮不了你！破财免灾吧！”
聂玉河的一句话，赵凤一没事了。赵凤一为了感谢恩人聂玉河，先后送给了聂玉河15万元，两次是春节期间，一次是国庆节期间。
行贿的亲信中还有赵凤一搭档王某某。王某某行贿有别于其他“亲信”，他既不掏自己的腰包，也不动用自己公司财务款，而是借花献佛。每次赵凤一向聂玉河行贿，他都亲自陪同。
向聂玉河行贿的还有他的亲信黄某某，他是城建集团房地产开发中心主任兼城建集团下属的北京博宏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为了得到这个职位，从2003年至2005年连续3个春节，黄某某借过节的机会去聂玉河的家拜年，一次送1万元，共计3万元。正由于黄某某送了礼，才梦想成真当上了董事长。
城建集团一个下属公司的杨某为了能得到提拔，使出浑身解数巴结集团老总聂玉河。2002年，单位分给聂玉河一套位于方庄芳城园一区的个人住房。杨某借聂玉河装修的机会，利用“公工公料”来了一个豪华式装修，装修费用总的算下来为40.6万元。不久之后，杨某便走马上任，坐上了城建集团一个下属公司经理的位子。
城建集团与下属八公司曾经合作一项工程，工程竣工后需要催收一笔数额较大的欠款。负责催款的薛某某知道赵凤一和王某某是聂玉河的亲信，就找到聂玉河，希望集团老总出面垫个话儿。于是聂玉河出面帮助协调，欠款尽数催回。当时是2002年6月，正值韩日足球世界杯期间，薛某某一下子就给了聂玉河韩币400万元的筹码，聂玉河悉数收下，结果在韩国看世界杯期间全输光了。2003年春节前，薛某某又送上了10万元现金。前前后后，聂玉河收下了薛某某给予的2000美元，韩币400万元，人民币35万元。薛某某送礼有功，聂玉河也没有亏待他，让他当上了城建集团下属一个公司的董事長。
在聂玉河受贿过程中，除了亲信的钱，他几乎是一概拒绝。这些逢年过节给聂玉河送钱的部下们，有的本身已经是聂玉河的亲信，有的因为送了钱变成了他的亲信。
嗜赌成癖，问题亲信拉下水
聂玉河的第二个软肋是嗜赌，而且赌瘾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有一帮同样嗜赌的亲信。
比聂玉河赌博更出名的是他的亲信赵凤一，他因为嗜赌而入选《检察日报》评选出来的2006年腐败“十最”，他以嗜赌得到“最‘潇洒’的腐败”的名头。
赵凤一的“潇洒”之处在于，他贪污千万元逛遍了中外赌场。赵凤一的嗜赌在圈子是尽人皆知，北京的各种赌场、赌城澳门、甚至是韩国的大型赌场，都留下了赵凤一的足迹。
赵凤一拿到第一笔受贿的41000元后，就直奔了北京的一个赌场，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便输了个精光。赵凤一输得有些心疼，但是正是这种心疼，让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脑子里装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翻本。
2000年7月，赵凤一将公家的78万元材料款装进自己的腰包。带着这78万元，赵凤一第一次踏上了去澳门的路。他越来越觉得，在北京他手气好的时候实在太少，也许只有澳门才是他翻身的地方。但是还没等这些钱在他的口袋里揣热，赵凤一就把它们全部又输了出去。
到2002年，赵凤一的赌瘾已近乎疯狂。2002年6月韩日世界杯期间，赵凤一又一次从公司转出100万元。这一次，赵凤一带着聂玉河等五六个人浩浩荡荡赶赴韩国赌球，他们不但观看了中国对巴西的那场比赛，还赌光了所有的钱。在韩国，他们的所有费用都是从这笔钱中支出的。几天之内，这行人就将公款挥霍一空。从韩国回来之后，近乎疯狂的赵凤一于2002年7月再次从公司转出235万元拿去赌博，挥霍一空。
在赵凤一等人的熏陶之下，聂玉河的赌瘾越来越重。甚至在非典期间，他们在刚刚完成小汤山工程之后，竟然冒着生命危险聚众赌博，在这次赌博中，聂玉河心安理得地收受了部下呈上的数万元赌资。
聂玉河大肆受贿的主要动机是满足他嗜赌的爱好，因为他周围的亲信对赌博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聂玉河的赌运并不佳，几年下来，聂玉河不但像他的亲信赵凤一那样逢赌必输，最后还把自己的前程输在了牌桌上。
正是聂玉河最得力的亲信出卖了他。2005年1月30日，赵凤一被北京市纪委“双规”。在“双规”期间，他揭发了聂玉河等人的罪行。根据赵凤一的揭发查证属实后，聂玉河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法庭摆谱，受审如同作报告
2007年2月6日10时许，一身黑色皮衣的聂玉河走进法庭。庭审除了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旁听席上还坐满了聂玉河的家属、朋友以及城乡建设集团的高层领导。
身穿黑色皮衣的聂玉河走进法庭，显得很有气派。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聂玉河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起诉属实。”
聂玉河被控受贿17人给予的款物共计144．8万余元，罪行总共13项。令人诧异的是，聂玉河对每笔受贿记录叙述得非常清晰准确，清楚地记得某人是什么时间、地点送了多少钱，甚至对方给的哪个商场的购物卡，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回答。
聂玉河于1999年11月来到城建集团任职，2001年起开始收受他人贿赂。他收受贿赂的特点是大小通吃，有多达几十万元的，也有的1万多元，甚至还有西服和手机。聂玉河说“我的惯例是，钱攒到一个大数，就存到银行。”
聂玉河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是2002年下半年，集团下属企业建兴建筑工程公司经理杨某动用40万元公款为他装修房子。
“这套住房为什么让他装修？”公诉人问。“不是我提出来的。当天，他来集团汇报他刚拿到的一个项目，正赶上集团讨论给我分房的决定，他就主动提出给我装修。”聂玉河解释说，此前他给建兴公司拿到了几个工程，“是实实在在通过我的手拿到的。”杨某多次表示要回报，都被他拒绝了。“这次他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装修。”聂玉河说，“他一开始说要装修豪华型的，被我否定了，我的标准是中等。”
聂玉河向法庭一再表示，他脑子里一直想跟杨某结账，哪怕是给20万元，但杨某给他送去发票后，他意识到不需要自己结账。聂玉河还说，房子装修完的第二年就出现很多问题，装修期间还影响了下层住户，赔了些钱。不过，赔偿款也都是杨某支付的。
聂玉河被控受贿的第二项罪责是趁拜年之机大肆受贿。每到春节，希望得到聂玉河关照的下属都会借机送上至少万元的红包或者购物卡。他们有的为跑官买路，有的为承揽工程，但绝大多数人给钱的时候都只称拜年而已。聂玉河认为，他们是为感谢自己帮着跑下工程或朋友间联络感情的。而且，在建筑行业内，拜年送购物卡也是种风气。“都是好朋友给的，不收，会觉得看不起他。有人还当面说过，你不收钱咱们关系就掰了。我是驳不开面子才收的。”
聂玉河被控的第三项罪责是跟随赵凤一等人花掉百万元公款出国赌球，在此期间，聂玉河还收下薛某2000美元，400万韩元，35万元人民币。
聂玉河的辩护律师认为，下属过节给领导送礼不能算是行贿，而是“送礼”。但公诉人认为，送礼人都是冲着聂玉河的职务而去的，希望聂玉河为他们跑工程或办事，这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对此，聂玉河解释说：“起初别人送钱款，我也拒绝。自从2001年起，碍于情面不好驳对方面子，便开始收受贿赂。”法庭上，聂玉河说：“多数都是过年过节时行贿人表示谢意、联络感情或以拜年的名义送的。”
“节前送购物卡在建筑行业已成一种风气。”聂玉河在法庭上解释说“我法律观念比较淡漠，没有想到这是请托，对方往往都说是私人关系，我就收下了。”
在法庭上，聂玉河除了承认检察官对他的指控外，他的官员气派和对每一笔受贿款的来龙去脉的清楚记忆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更令人深思的是，聂玉河辩解说：“都是好朋友给的，不收，会觉得看不起他。有人还当面说过，你不收钱咱们关系就掰了。我是驳不开面子才收的。”
不收别人的“节礼”竟然难为情，聂玉河的托词可笑也极具讽刺意味。其實，时下诸如聂玉河之类被“年关”绊倒的贪官已不知其数，一些本来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常常被年关的“人情”、“面子”所蒙蔽，陷入那种充满人情味的“温水效应”中而无能自拔，最后成了被煮熟的青蛙。“年关”变成了贪官难以逾越的“鬼门关”。
当然，真正人际间的礼尚往来，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对掌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来说，“年关”已或多或少地成了“钱权交易”的代名词。送礼者打着给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老乡拜年、联络感情之机，在亲情、友情的掩护之下行行贿受贿之实，既可掩盖行贿者的动机，也可释然受贿者忐忑不安的心理，从而形成某种“默契”。其实，收礼者明知这是“糖衣炮弹”，可依旧抵挡不住那“温馨”的诱惑而甘愿成为其“案上肉”、“盘中餐”。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礼者回报送礼者的不外乎是手中的权力资源。官员手中的权力不仅可以为送礼者谋取不正当的更大利益，而且还有权合法地伤害人。因而送礼者或求官或求财或求庇护，有主动送的，有被动送的，也有随大流的。收礼者往往“无本万利”、坐享其成。而公共权力一旦沦为贪官疯狂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节那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都成了敛财的最佳时机，至于“感情”、“面子”不过是种噱头。
廉官、廉关、年关，为官者应当做出自己的抉择，看清了脚下的路，尤其在眼下的年关，用肮脏的“礼尚往来”将“年关”变成了自己的“鬼门关”，这是聂玉河的悲哀！“年关”是检验官员品性的试金石，但愿所有的官员都能过好这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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