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中美两国媒体一直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真正准备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所有这些争论其实都源于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大卫·麦考默克５月份访华前后放出的一系列模糊信号。访华前，麦考默克曾表示，如果中国进口企业能够证明从美国进口的敏感两用品物项及技术不用于军事用途，美国将会考虑放宽相关的出口管制。访华期间，他又说，美商务部对近年来中美在高技术贸易领域的合作感到满意，愿进一步扩大对华民用高技术与战略物项和技术的出口。但第二天，美国媒体就刊登了此君的另一番言辞，即在准备放松某些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同时，将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的全面管制机制，将一些新技术纳入出口管制清单不说，还会比照其他国家推行的“全面管制”（ｃａｔｃｈ－ａｌｌ）措施对华设定新的出口管制条例。
　　
　　到底是放还是收？美国人自己也莫衷一是。作为世界高新技术贸易出口的龙头老大，美国在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的龙虎榜上却屈居欧盟和日本之后，而且在整个对华出口贸易中，美国高新技术的出口量也少得可怜。美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５年美对华出口总额为３９０亿美元，其中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证（也就是美国认定的敏感高技术物项）只有３０亿美元，最终仅有１２５０万美元左右的物项被裁定不得出口。这种作茧自缚的贸易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美国公司的指责。作为代表“纳税人”利益的美国政府自然要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仍有一股势力不断主张对华进行更严厉的出口管制限制，因为他们担心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将会极大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从今年３月开始，美国的“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又在召开一系列的“听证会”，邀请一些国会议员、智库专家佐证其历来主张的观点。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政府又出现迟疑，所以才有了麦考默克的模糊信号。
　　其实麦考默克的模糊信号对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是第一次。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的“红绿灯共闪”现象似乎已成一种常态。在大战略上，一方面准备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但另一方面又透过五角大楼等机构的各种报告似有似无地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在一系列战略布局上流露出对华的战略牵制意图；在具体问题上更是左右矛盾，有时要求中国在国际反恐问题上进行合作，有时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反恐合作充满戒心，甚至在对某些恐怖组织的态度上出尔反尔。
　　对美国政府不断释放模糊信号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美国对当今世界的认识未到位。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原因与不少美国朋友就中美关系进行过学术交流，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基辛格博士在与中国学者座谈时的一个问题：“世界是什么？中国是什么？”是啊！只有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与时代，知道中国的真正变化才能更清晰地勾画中美关系的未来。而关于“世界是什么”的命题，我倒很赞赏托马斯·Ｌ·弗里德曼为其专著起的标题——《世界是扁平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Ｆｌａｔ）。因为在这一“扁平”的世界当中，各国的利益紧密地连成一体，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是一片绿叶的叶脉。记得当时我曾试着回答基辛格博士这一问题，并强调在当今的世界看待中美关系更需要尝试以对方的视角审视自己的战略利益。如中国对国际原油的依赖上升问题，如果单从消费者的眼光看，或许中美存在着潜在的资源竞争，但换一个角度就会看到更多的利益交汇点。如中国对海外原油的依赖度上升同样会让中美对某些地区的战略稳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而中国海上石油运输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远洋船队，等等。
　　关于技术进出口问题，其实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在“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提出，在当今世界，更多的技术出口是全球化生产所必须的前提条件。美国在向中国提供支线飞机技术的同时也在享受中国相关航空企业技术的支持与配合。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国家利益思维确实应该做大的调整。正如弗里德曼在《世界是扁平的》书中所言，当今世界其实是利益重合的世界。如果总是在传统的大国竞争思维中苦思冥想，其结果不仅仅是信号模糊导致的交通堵塞，甚至有可能带来大国利益的根本性碰撞。所以，如果“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还要继续听证的话，我倒建言，希望能让弗里德曼前去讲上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