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的京城里，也许你曾撞见过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你当然不会留意，他正满世界寻摸一处演出剧场：也许你还曾接到过一通莫名其妙的电话，邀请你到中央戏剧学院的四楼礼堂观看一出莫名其妙的话剧《等待戈多》，这是年轻人和他的创作团队在票卖不出去的情况下采取的招数；甚至在大学校园里，说不定你还有幸聆听过一次激情澎湃、深得人心的演讲，但演讲者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导演。这个时候，你会重复一遍他的名字——孟京辉。
　　
　　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
　　
　　不管以后，你是持续关注着他，还是将他放入了记忆深处，总之，他慢慢红了。这个用话语点燃过你心灵的人，原来这些年在剧场里、在舞台上，用自己的艺术追求、不懈的创新、思考、批判、颠覆、激情……点燃了众多颗年轻的心灵。
　　彼时的孟京辉，能想象得到自己今日的成就吗?有了属于自己的剧场，里面的装修，从地板、吊灯、座椅甚至到卫生间的马桶都由自己亲自把关；一部戏演了十年，演员换了三四拨，每次演出，人们依然趋之若骛；在不同的城市，他的两部话剧在两个剧场同时上演，且场场爆满。灯亮，灯灭，进来，离开。最初看他的戏的文艺青年们在年华流转中已经悄然变成了文艺中年，当年“爱崩溃了”、“爱疯了”的“马路”们有了娇妻稚子，多了平淡日子堆积出的肚腩；而“聪明的，灵巧的，伶牙俐齿的，愚不可及”的“明明”们也化作洗手调羹汤的小妇人，就像他的红颜知己廖一梅在《我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中写道：“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我那曾经是著名愤青的丈夫，在毕业后还被学校给了记过处分，被师长们视为捣蛋分子，现在也稳重、宽容，是受人尊敬的导演，被人称为‘老师’，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
　　但他自认为还是那个勇敢的、执着的、奋不顾身的“马路”。是的，他怎么可能老?虽然距离《恋爱的犀牛》首演，刚好十年过去，但十年间，多少人黄昏时步人剧场，黑夜中走出剧场，默念着“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带着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在这个城市穿行。
　　
　　在小众里争取更多的人
　　
　　从《等待戈多》开始，孟京辉走上了他的实验之旅，《思凡》、《阳台》、《阿Q同志》，直到《恋爱的犀牛》的巨大成功，之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也启用大明星，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他的商业化，但不可否认，他仍然是众多文艺青年们心中所推崇的中国当代先锋话剧的“教父”，话剧革新的“旗手”。如果说。当年他借“先锋”之名摇旗呐喊，那么现在，他自己已然就是“先锋”的代言人，许多人正是冲着他的名声才涌入了小剧场。
　　《恋爱的犀牛》中有一句台词“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多情的人”，孟京辉充分验证了这句话的真理性。从中戏毕业后的无事可做，到刚开始排练话剧时卖不出票，再到现在的场场爆满，他的努力让曾经居“庙堂之高”的话剧走到了现在的处“江湖之远”。话剧不再是被人高高供奉在艺术殿堂之上、受人膜拜的、珍贵的易碎品，普罗大众也可以靠近它、触摸它、感受它。许多人的闲暇时光，不再是出入电影院或是流连于泡吧，一种新的时尚——话剧，走入了“寻常百姓家”。诸如最近几年，“开心麻花”系列，雷子乐笑工厂、戏逍堂工作室等出品的话剧，在京内的年轻人中间备受追捧。
　　这些小剧场话剧，已经剥离了传统话剧身上附着的宏大主题、深刻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它就是一场演出，一场在当下——小剧场里、两个多小时内，由演员和观众“合谋”的演出。他们嬉笑怒骂，他们插科打诨，他们用着流行的网络用语解构着日常生活，大家哈哈～乐，然后再见，重新投入这种在台上被戏谑、被讽刺的生活。没什么不好，现代人流行着“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所以这种“减压话剧”可谓适时而出。这也意味着话剧市场越来越多元化，有严肃的，有保守的，有商业的，也有很烂的，而这种演出环境下，观众也在成长，越来越宽容。
　　但是，被指越来越商业化的孟京辉，内心显然还保留着那份古典情怀，对理想的坚守，对流行的怀疑，对社会的批判。只是他将这些艺术的内核、先锋的形式，都采用一种商业化的包装进行操作。他清楚的知道，话剧是一种小众艺术，不可能和影视剧相比，他不强求有那么多人去关注它，但是他也在尽可能地在大众范围内争取更多的人。让他们走入剧场、了解话剧，就像永恒的西西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