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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我刚参加工作就赶上了第一个教师节，但那时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在远离集镇的乡村初中，月色之下，我经学校后门到水渠去提水，听到对面窑厂工人的收音机里传来的“两伊（伊朗与伊拉克）战争”新闻，思考着一个宏大而遥远的问题——战争与和平。36年后，我没能圆自己的作家梦，却孜孜矻矻地走在教育之路上。
读书
像我这样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背景和精神发育大致是这样的：上学时没有课本，就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跟着哥哥去看《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海港》《决裂》《南征北战》等电影或演出，学各种人物的各种唱腔。再就是看连环画——为了借同学的连环画看，我帮同学写作业、扫地。我的阅读经历有些特殊：1975年，父亲在村小教书，于是我可以从村小借阅《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杂志——以我当时的阅读理解能力，读起来肯定是似懂非懂。还有一个场景让我记忆犹新：父亲得到一位返城知青赠送的《陈毅诗词选集》，在阴雨连绵的冬天，父亲、哥哥和我偎在床上，朗读“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的句子。这是我对少年时期寒冬的温馨回忆。后来读初中，我找同学借阅了《贼狼滩》《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或到镇上的文化站借阅了《红岩》《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考上中师后，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明显丰富起来，我借书就更勤：《红楼梦》《红楼梦考证》《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记得当时特别喜欢王蒙，他的“意識流”手法让我着迷：我委托在上海读书的同村好友，从上海买来四卷本《王蒙选集》。当时，我是想方设法从每月15.5元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书的。接触到“意识流”手法之后，我把兴趣转到文艺思潮、哲学思想方面，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文青”的转型。1985年，我中师毕业，请一个同学帮忙邮购《萨特文集》《梦的解析》;到武汉配眼镜的时候，在同学的帮助下买到袁可嘉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 参加工作后，我订阅《当代文艺思潮》《小说评论》等刊物，阅读面逐渐向思辨方向拓展。这种博览群书的阅读兴趣我保持到现在，阅读面就更为宽泛了。但最能给我漫无边际的阅读确定坐标系的是这四套书：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人著《中国思想通史》，让我对中国思想脉络有了总体和个别的了解;刘泽华著《中国的王权主义》，让我提纲挈领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就是王权主义，这本书探幽析微的批判精神、质疑问难的思维方式对我帮助很大;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让我对西方哲学思想有了整体与局部的了解;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让我对如何认识并判断中国思想有了基本的印象，同时让我学会比较阅读、换位思考，形成推理判断的能力。对我来说，这四套书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基本上帮我确立了“三观”。
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读语言类、历史类、人物传记类的作品。读这些作品，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理性的把握;而且大体上可以避开攻读艰涩原著之难，特别是读那些思想家哲学家的传记，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兹著《亚里士多德》、曼弗雷德·库恩著《康德传》、瑞·蒙克著《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阿兰·艾伯斯坦著《哈耶克传》等。此外，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史景迁著《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著《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等，以及曹雪芹、鲁迅、胡适、沈从文、福泽谕吉、里根、布什等人的传记，都让我受益良多。
教书
我的专业成长之路有些曲折。先是考上中师（进修经历则是三年专科函授、三年本科函授），中师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乡里的初中教了7年语文，兼教音乐、地理、历史等科目。那时年轻气盛、睥睨一切、我行我素……后来在亲友的提醒下，得知镇上高中招语文教师，我赶紧报了名。经过讲课、面试等环节，我顺利过关，调到镇上教高中，并在那里获得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市级青年优质课竞赛一等奖等荣誉。再后来就调到市里的高中。2013年，我受聘为北京市公众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019年，受聘为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30多年的经历其实乏善可陈，如果用一句有些自夸的话来说，就是抓住了几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这是因为自己无论怎样不顺，总是没有忘记阅读、思考、写作，总是想着把学生当一辈子的朋友来看待，总是没有忘记应该逐步去除教育过程中的一些非人性化的做法。
我注重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习惯。从2006年起，我坚持每周在班级开展时长约一小时的读书报告会，即使高三备考期间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高一刚刚开学的时候，一些学生和家长认为开展读书报告会是不务正业。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让他们认识到文理兼通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以通俗易懂的比喻、本校杰出校友的成长道路、科学家的相关论述以及心理学教育学原理，来论证读书报告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特别是2015年以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高考试卷加大了阅读量和阅读难度，以文言文、古典文献为背景出题，体现陌生化场景的设置，这一趋势更为读书报告会增添了合情性、合理性。读书报告会由课代表提前一周布置，通常由三个学生分享经典介绍、片段品读、报刊摘要等，老师做简短点评，注重用经典滋养学生的成长。我还开展课前五分钟演讲、读报、新闻分享、随笔鉴赏、诗词鉴赏、小说导读等活动，适时点评和拓展，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帮助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为学生提供书目，指导学生到阅览室、图书馆借阅书刊，到网上购买图书;带学生到校外观察植物，观赏汉江大桥，为写作做准备;协助学校邀请知名作家、学者、名师，给学生做报告、上公开课，尽力开阔师生视野，为学校建设书香校园、校本课程尽心尽力;请优秀校友到校与学弟学妹交流，助力学生开阔视野、激发探索热情、提高阅读能力、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我介绍读书报告会的文章《阅读是人的第二生命——高三读书报告会》在《读写月报·新教育》2008年第12期上发表;撰写的《滚雪球：因应陌生化场景的阅读方式——以跨界阅读迎接新高考挑战》在《新课程评论》2018年第9期上发表，并被《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全文转载。 我认同并践行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教师应该尽量发现、鼓励、成全学生发展不同智能。于是我开展多项活动——打乒乓球、篮球、羽毛球，介绍电影、动漫，唱歌、表演、演讲、辩论，介绍学习方法，让学生展现自己出色的一面，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在不同的活动中，学生得到锻炼、成长的机会，老师得到认识、了解学生的长处并给予恰如其分的鼓励的机会，师生相互成全，相得益彰。一些学生在校成绩并不是十分突出，但毕业之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这是对我这一做法的充分肯定。
如何摆脱“县一中模式”困境，是我多年来思考并致力改变的问题。“县一中模式”现在几乎成为“应试教育”“高考能校”的代名词，这种现象被不少教育观察者批评，被认为是违背教育规律、只顾短期效益的竭泽而渔之举。无论是对个人、家庭，还是对中学、高校以及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来说，“县一中模式”都是缺乏远见的短视行为。我所在的仙桃中学也是“县一中”，但我们学校尽可能避免走“县一中模式”的歧路，如高一高二开齐体、音、美、劳、计算机课程，每周开展大扫除以及体育活动，学生有一定的自我支配时间和空间;还以仙桃中学杰出校友雷军为榜样，大力弘扬全面发展的理念。我尽我所能，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与学校领导保持沟通，与同事交流如何才能让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心得体会。我还通过做讲座、在校刊撰文等形式，极力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发育寻找一条可行之路，使学生进入大学后尽可能保留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帮助学生培养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其今后进入职场奠基。
我鼓励学生当场提问、当堂质疑，然后与学生一起查阅工具书、资料，并指导学生如何辨别材料的真伪。教学中，我从不强不知以为知，不怕学生质疑自己，不怕学生的提问让自己下不了台。我鼓励学生纠错，与学生一起探讨未知领域，一起寻找真相。不被急功近利、急躁冒进的风气所裹挟，温和、理性、坚定地走一条自己认可的道路，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我摸索出一套方法，以读书报告会、五分钟分享、演讲、辩论、体育活动、音乐鉴赏、户外观察等活动，尽量满足各个层次的学生的需要。课堂教学以兴趣为先导，精讲精练，提高效率，不打疲劳战，不采用题海战术，不采用无意义重复的机械式刷题。不以学生成绩、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强项和特长，使他们相信自己今后进入职场会有机会大显身手。尊重每个学生的人格，不以“师恩难忘”之类的说辞绑架学生和家长，建立平等的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虽然我不刻意要求学生毕业之后与我联系、来往，但仍然有不少学生与我保持联系。2017年5月，我在武汉文华书店举行新书发布会暨签售会时，历届学生有40多人到场;20多年前毕业的施柏权，一家三口来给我捧场。
我的教育信条可以表述为：
1.每一名教师其实都可以有所作为，先要完成自我启蒙，再让学生从你这里得到真正的人类文明成果的滋养;
2.不以考试压力、体制约束、学校排名、家长责难为借口，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辩解;
3.努力让学生多年以后还记得，你曾经为他的可持续发展考虑过，并顶住压力给过他真正的启发和指导;
4.语文学科应该向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看齐，应该为提高学生的阅读品位而努力;
5.学习方法、质疑批评精神、独立人格、价值观等的形成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而应该在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得到落实;
6.追求进步的价值观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终极理想。
写文
跨界阅读和思考，让我兴趣广泛，关注点多，从而帮助我写作。这是我摆脱琐碎繁杂的庸常生活的一种必须，也是我逐渐在教学中提升自己境界的支撑。说到写文章，我也經历了有意思的转型。2002年4月，我在《书屋》上发表思想随笔《从“雪夜关门读禁书”说起》，激起我写作的浓烈兴趣，所写的文章范围越来越广：时政评论、随笔散文、文艺评论、语言观察、书评影评。文章常刊发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今晚报》《人民教育》《书屋》《教师博览》《名作欣赏》《中华家教》《当代教育家》《高中语文教与学》等报刊上，有些比较严肃的思想随笔和教育论文被共识网、爱思想网等转载。
早先我几乎不看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几乎不写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但所有的积累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课堂教学上。后来我开始在语文教材研究上下功夫，这得益于傅国涌先生的提醒和好友郭初阳、蔡朝阳的不懈耕耘给我的启发。正是他们的提醒和启发，让我有了改变。之后我就比较专注于语文教育的思考和写作。2014年1月开始，我作为学术主持人，邀请知名学者，在《名作欣赏》杂志开展对《美国语文》《国文百八课》《国文》等语文教材的观察和研究，并将我此次研究成果结集为语文教育专著《语文不是语文书》（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该书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7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之一。2018年3月5日，我作为召集人，邀请王晶、杨林柯、殷国雄等人，在《中国教育报》讨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的话题。2019年5月，我成为《教师博览》签约作者。
我尽力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理解教育，突破限制，以全员发展、全面发展的理念为指导，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累积一定的理论修养后，我所写的文章及专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我努力保持独立，不被各种外在力量所干扰，坚持做自己认定正确的事情，努力在面对高考和打开学生视野、培育学生健全人格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尽可能影响家长和学校的同事，以及对此做法感兴趣的人。不跟风，不盲从，不为自己一时的荣誉和利益而损害学生的健康成长;尊重常识，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学生人格。不少学生在我的影响之下，进入大学后依然奋发进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阅读让我吸纳人类创造的精华，教学让我与学生共同感受人类的美好成果，写作让我与古往今来的思考者对话交流——这样的外在活动和内心体验成为我安顿自己身心的方式，也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教师得以保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自由独立的立身之本。
（作者单位：湖北省仙桃中学）
读书
像我这样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背景和精神发育大致是这样的：上学时没有课本，就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和新闻，跟着哥哥去看《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海港》《决裂》《南征北战》等电影或演出，学各种人物的各种唱腔。再就是看连环画——为了借同学的连环画看，我帮同学写作业、扫地。我的阅读经历有些特殊：1975年，父亲在村小教书，于是我可以从村小借阅《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杂志——以我当时的阅读理解能力，读起来肯定是似懂非懂。还有一个场景让我记忆犹新：父亲得到一位返城知青赠送的《陈毅诗词选集》，在阴雨连绵的冬天，父亲、哥哥和我偎在床上，朗读“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的句子。这是我对少年时期寒冬的温馨回忆。后来读初中，我找同学借阅了《贼狼滩》《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或到镇上的文化站借阅了《红岩》《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考上中师后，学校图书馆的藏书明显丰富起来，我借书就更勤：《红楼梦》《红楼梦考证》《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记得当时特别喜欢王蒙，他的“意識流”手法让我着迷：我委托在上海读书的同村好友，从上海买来四卷本《王蒙选集》。当时，我是想方设法从每月15.5元的生活费里挤出钱来买书的。接触到“意识流”手法之后，我把兴趣转到文艺思潮、哲学思想方面，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文青”的转型。1985年，我中师毕业，请一个同学帮忙邮购《萨特文集》《梦的解析》;到武汉配眼镜的时候，在同学的帮助下买到袁可嘉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 参加工作后，我订阅《当代文艺思潮》《小说评论》等刊物，阅读面逐渐向思辨方向拓展。这种博览群书的阅读兴趣我保持到现在，阅读面就更为宽泛了。但最能给我漫无边际的阅读确定坐标系的是这四套书：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人著《中国思想通史》，让我对中国思想脉络有了总体和个别的了解;刘泽华著《中国的王权主义》，让我提纲挈领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就是王权主义，这本书探幽析微的批判精神、质疑问难的思维方式对我帮助很大;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让我对西方哲学思想有了整体与局部的了解;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外国名人论中国文化》，让我对如何认识并判断中国思想有了基本的印象，同时让我学会比较阅读、换位思考，形成推理判断的能力。对我来说，这四套书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基本上帮我确立了“三观”。
后来我越来越喜欢读语言类、历史类、人物传记类的作品。读这些作品，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理性的把握;而且大体上可以避开攻读艰涩原著之难，特别是读那些思想家哲学家的传记，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兹著《亚里士多德》、曼弗雷德·库恩著《康德传》、瑞·蒙克著《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阿兰·艾伯斯坦著《哈耶克传》等。此外，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史景迁著《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凯瑟琳·德林克·鲍恩著《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等，以及曹雪芹、鲁迅、胡适、沈从文、福泽谕吉、里根、布什等人的传记，都让我受益良多。
教书
我的专业成长之路有些曲折。先是考上中师（进修经历则是三年专科函授、三年本科函授），中师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乡里的初中教了7年语文，兼教音乐、地理、历史等科目。那时年轻气盛、睥睨一切、我行我素……后来在亲友的提醒下，得知镇上高中招语文教师，我赶紧报了名。经过讲课、面试等环节，我顺利过关，调到镇上教高中，并在那里获得市高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市级青年优质课竞赛一等奖等荣誉。再后来就调到市里的高中。2013年，我受聘为北京市公众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019年，受聘为湖北阳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30多年的经历其实乏善可陈，如果用一句有些自夸的话来说，就是抓住了几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这是因为自己无论怎样不顺，总是没有忘记阅读、思考、写作，总是想着把学生当一辈子的朋友来看待，总是没有忘记应该逐步去除教育过程中的一些非人性化的做法。
我注重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习惯。从2006年起，我坚持每周在班级开展时长约一小时的读书报告会，即使高三备考期间也一如既往地坚持下来。高一刚刚开学的时候，一些学生和家长认为开展读书报告会是不务正业。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让他们认识到文理兼通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以通俗易懂的比喻、本校杰出校友的成长道路、科学家的相关论述以及心理学教育学原理，来论证读书报告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特别是2015年以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高考试卷加大了阅读量和阅读难度，以文言文、古典文献为背景出题，体现陌生化场景的设置，这一趋势更为读书报告会增添了合情性、合理性。读书报告会由课代表提前一周布置，通常由三个学生分享经典介绍、片段品读、报刊摘要等，老师做简短点评，注重用经典滋养学生的成长。我还开展课前五分钟演讲、读报、新闻分享、随笔鉴赏、诗词鉴赏、小说导读等活动，适时点评和拓展，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帮助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为学生提供书目，指导学生到阅览室、图书馆借阅书刊，到网上购买图书;带学生到校外观察植物，观赏汉江大桥，为写作做准备;协助学校邀请知名作家、学者、名师，给学生做报告、上公开课，尽力开阔师生视野，为学校建设书香校园、校本课程尽心尽力;请优秀校友到校与学弟学妹交流，助力学生开阔视野、激发探索热情、提高阅读能力、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我介绍读书报告会的文章《阅读是人的第二生命——高三读书报告会》在《读写月报·新教育》2008年第12期上发表;撰写的《滚雪球：因应陌生化场景的阅读方式——以跨界阅读迎接新高考挑战》在《新课程评论》2018年第9期上发表，并被《复印报刊资料：高中语文教与学》全文转载。 我认同并践行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教师应该尽量发现、鼓励、成全学生发展不同智能。于是我开展多项活动——打乒乓球、篮球、羽毛球，介绍电影、动漫，唱歌、表演、演讲、辩论，介绍学习方法，让学生展现自己出色的一面，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在不同的活动中，学生得到锻炼、成长的机会，老师得到认识、了解学生的长处并给予恰如其分的鼓励的机会，师生相互成全，相得益彰。一些学生在校成绩并不是十分突出，但毕业之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这是对我这一做法的充分肯定。
如何摆脱“县一中模式”困境，是我多年来思考并致力改变的问题。“县一中模式”现在几乎成为“应试教育”“高考能校”的代名词，这种现象被不少教育观察者批评，被认为是违背教育规律、只顾短期效益的竭泽而渔之举。无论是对个人、家庭，还是对中学、高校以及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来说，“县一中模式”都是缺乏远见的短视行为。我所在的仙桃中学也是“县一中”，但我们学校尽可能避免走“县一中模式”的歧路，如高一高二开齐体、音、美、劳、计算机课程，每周开展大扫除以及体育活动，学生有一定的自我支配时间和空间;还以仙桃中学杰出校友雷军为榜样，大力弘扬全面发展的理念。我尽我所能，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与学校领导保持沟通，与同事交流如何才能让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心得体会。我还通过做讲座、在校刊撰文等形式，极力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发育寻找一条可行之路，使学生进入大学后尽可能保留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帮助学生培养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其今后进入职场奠基。
我鼓励学生当场提问、当堂质疑，然后与学生一起查阅工具书、资料，并指导学生如何辨别材料的真伪。教学中，我从不强不知以为知，不怕学生质疑自己，不怕学生的提问让自己下不了台。我鼓励学生纠错，与学生一起探讨未知领域，一起寻找真相。不被急功近利、急躁冒进的风气所裹挟，温和、理性、坚定地走一条自己认可的道路，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我摸索出一套方法，以读书报告会、五分钟分享、演讲、辩论、体育活动、音乐鉴赏、户外观察等活动，尽量满足各个层次的学生的需要。课堂教学以兴趣为先导，精讲精练，提高效率，不打疲劳战，不采用题海战术，不采用无意义重复的机械式刷题。不以学生成绩、家庭背景、人际关系等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强项和特长，使他们相信自己今后进入职场会有机会大显身手。尊重每个学生的人格，不以“师恩难忘”之类的说辞绑架学生和家长，建立平等的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虽然我不刻意要求学生毕业之后与我联系、来往，但仍然有不少学生与我保持联系。2017年5月，我在武汉文华书店举行新书发布会暨签售会时，历届学生有40多人到场;20多年前毕业的施柏权，一家三口来给我捧场。
我的教育信条可以表述为：
1.每一名教师其实都可以有所作为，先要完成自我启蒙，再让学生从你这里得到真正的人类文明成果的滋养;
2.不以考试压力、体制约束、学校排名、家长责难为借口，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辩解;
3.努力让学生多年以后还记得，你曾经为他的可持续发展考虑过，并顶住压力给过他真正的启发和指导;
4.语文学科应该向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看齐，应该为提高学生的阅读品位而努力;
5.学习方法、质疑批评精神、独立人格、价值观等的形成不应该是一句空话，而应该在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得到落实;
6.追求进步的价值观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终极理想。
写文
跨界阅读和思考，让我兴趣广泛，关注点多，从而帮助我写作。这是我摆脱琐碎繁杂的庸常生活的一种必须，也是我逐渐在教学中提升自己境界的支撑。说到写文章，我也經历了有意思的转型。2002年4月，我在《书屋》上发表思想随笔《从“雪夜关门读禁书”说起》，激起我写作的浓烈兴趣，所写的文章范围越来越广：时政评论、随笔散文、文艺评论、语言观察、书评影评。文章常刊发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今晚报》《人民教育》《书屋》《教师博览》《名作欣赏》《中华家教》《当代教育家》《高中语文教与学》等报刊上，有些比较严肃的思想随笔和教育论文被共识网、爱思想网等转载。
早先我几乎不看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几乎不写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但所有的积累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课堂教学上。后来我开始在语文教材研究上下功夫，这得益于傅国涌先生的提醒和好友郭初阳、蔡朝阳的不懈耕耘给我的启发。正是他们的提醒和启发，让我有了改变。之后我就比较专注于语文教育的思考和写作。2014年1月开始，我作为学术主持人，邀请知名学者，在《名作欣赏》杂志开展对《美国语文》《国文百八课》《国文》等语文教材的观察和研究，并将我此次研究成果结集为语文教育专著《语文不是语文书》（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该书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7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之一。2018年3月5日，我作为召集人，邀请王晶、杨林柯、殷国雄等人，在《中国教育报》讨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何为”的话题。2019年5月，我成为《教师博览》签约作者。
我尽力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理解教育，突破限制，以全员发展、全面发展的理念为指导，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累积一定的理论修养后，我所写的文章及专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我努力保持独立，不被各种外在力量所干扰，坚持做自己认定正确的事情，努力在面对高考和打开学生视野、培育学生健全人格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尽可能影响家长和学校的同事，以及对此做法感兴趣的人。不跟风，不盲从，不为自己一时的荣誉和利益而损害学生的健康成长;尊重常识，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学生人格。不少学生在我的影响之下，进入大学后依然奋发进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阅读让我吸纳人类创造的精华，教学让我与学生共同感受人类的美好成果，写作让我与古往今来的思考者对话交流——这样的外在活动和内心体验成为我安顿自己身心的方式，也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教师得以保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自由独立的立身之本。
（作者单位：湖北省仙桃中学）